一

有一份“审查意见”对本文提出了尖锐批评，其实是针对我的某些观点所发的议论。本不值得答复，但是为正视听，还是做一个简要说明。

“审查者”说，我在文中“有数处”不同意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解释，这是由于我“随意挑选”朱子“散列文献”即《朱子语类》以证牟先生之非，却“忽略”牟先生对朱子参究中和问题的详细考察。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审查者”何以断定《朱子语类》就是“散列文献”而不能代表朱子思想呢？又何以断定我是“随意挑选”这些文献呢？“审查者”又说，我依据《四书章句集注》解释朱子，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朱子关于“四书”的注释，“往往只是顺着圣人的文字而说，其实看不出自己的思想体系”。难道朱子用毕生精力所完成的《集注》就只是汉儒式的文字解说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吗？“审查者”如此大胆地用几句话将朱子的重要著作《朱子语类》和《集注》的地位轻轻抹去，真是令人吃惊。他提出要我们依据“关键性文献与书信”去解释朱熹，什么是“关键性文献”？他是指朱子与张栻的通信与《仁说》。请问，难道只有这些文献才能代表朱子思想吗？牟先生就是只凭这些文献解释朱子吗？“审查者”又何以断定作者“忽略”了这些文献？要是读过这些文献而仍然不同意牟先生的解释呢？按照“审查者”的逻辑，只要读了这些文献，就只能同意牟先生的解释，否则，就是忽略了这些文献。这能说得通吗？

我的论文的题目是《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我依据的主要文献是《集注》（当然参考了其他文献），但“审查者”竟然提出：“朱子注释四书的文献是否仅集中在集注？”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注释“四书”的文献不是集中在《集注》，又集中在哪里？但“审查者”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朱子语类》14－61卷里。谁不知道这些卷是讨论“四书”的？但《朱子语类》毕竟是弟子们所记，而《集注》却是朱子自著，《朱子语类》虽然讨论到广泛而又细致的问题，但并不与《集注》相矛盾，《朱子语类》由弟子辑录而成，《集注》却是朱子自己修改定稿，注释“四书”的方法最终落在《集注》文本，这是不言而喻的。何况，“顺着圣人的文字而说”，正是一个解释的问题，为什么都是“顺着圣人文字说”，不同的解释者却有不同的解释？这正是我们要回答的。

与此相关，“审查者”提出作者写作的“问题意识”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在文章前言中说过，“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独立的‘方法论’，我所说的方法是从该书中抽绎出来的”。“审查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儒者们真有其‘独立’之诠释方法论论述”，而且告诉我们，《朱子语类》7－14卷就是其“具体文献”。因此，“从《四书章句集注》入手，不算是特别有效的途径”。一看便知，《朱子语类》7－14卷是一般地讲“为学之方”、“读书法”及“知行”、“持守”、“力行”的，从小学到大学。这固然是方法，但能等同于“独立之诠释方法论”吗？“读书”等就是“诠释”吗？即便如此，也要运用到“四书”的具体注释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才有所谓解释方法的问题。难道我们能离开朱子对“四书”的注释，直接用《朱子语类》中的那些话作为其注释“四书”的方法吗？

“审查者”根据他的标准，判定论文中只有第一、三、六节算是比较具体的方法，其余的“不是方法”，而是接近“策路”或“态度”。我不知道“审查者”所说的“策路”、“态度”是指什么，与“方法”有何区别，但我知道，“拓展解释空间”、“转换解释向度”、“非建构的建构”都存在于解释的过程之中，并且是解释的手段，从中体现了解释者的“理解”，为什么不能从方法的角度去讲？这确是我从《集注》中“抽绎”出来的，不是从《朱子语类》中拿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再解释”，有我的理解在其中。实际上，并没有现成的“方法”，否则，还叫什么解释？离开语境的解释，只能是抽象的语言游戏。

“审查者”还对论文中的一些具体解释和表述提出了质疑，其中，特别对我提出朱子解释“乃若其情”为情感是一个“大胆突破”的看法很不以为然，特意举出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三种解释”（指朱子解为“情”，戴震、牟宗三、陈大齐解为“实”，俞樾解为“性”），然后断言：“当代学者支持的是后两者，多以为朱子错解。”且不说是否只有这三种解释，“当代学者”却是全称，不知这样说有何根据？至少应当“留意”一下近年来特别是郭店楚简出土后学者们的讨论。“审查者”批评我讨论某些议题时用“有人”、“很多”代替具体的学者人名，以致无法“查证”，这个批评我诚恳接受，以后当引起重视。但是，“审查者”为何也用“多”这样的词句甚至“学界”、“当代学者”这样的全称词呢？这就很令人费解了。

二

第二份“审查意见”提出了一些很具体很中肯的意见，我已吸收了其中的部分意见做了适当修改，有些属于商榷的问题，我也在注脚中做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