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大气"体现在何处？
■湖湘文化是否有其局限,湖湘性格的弱点是什么？
■湖南的文化产业与湖湘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
记者：自从上次我们做了《湖湘文化访谈》以后，不少读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把它剪下来作资料收藏，有的还来信，希望进一步了解湖湘文化，所以有这一次湖湘文化再谈。首先，我想问的是，有读者说湖湘文化发源于湘潭，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朱汉民：我想这里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理学学派，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如果只是说湖湘学派起源于湘潭，这倒不是什么新观点，我在1985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另外，199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均指出湖湘学派最初起源于湘潭与南岳，30多年后其重心才转移到长沙岳麓书院。而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其起源的时间当然比湖湘学派要早，其分布的地域更广。当然，湖湘学派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建构和发展。
记者：请您谈谈，长沙是屈贾之乡，又有马王堆文物，先秦、两汉时期的湖南文化，与湖湘文化是什么关系呢？
朱汉民：我们讲湖湘文化，总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人们往往将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湖南文化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魏晋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学者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能忽略两种地域文化形态的重大区别。为了方便起见，也可以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作为一种广义的“湖湘文化”。
记者：听说您最近又完成了一个湖湘文化方面的课题“湘学与原道”，您能谈谈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以及它们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吗？
朱汉民：这个课题的目的是探讨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深层思想和形上智慧。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如果说浙江人机灵、上海人精明的话，湖南人则可用“大气”来形容。这个“大气”可以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志向；也可以表现为探寻大本大源的原道精神追求。“原”是探索、追溯的意思。“道”则是宇宙与人生的根本。正如古希腊信仰逻格斯、古印度信仰梵、希伯莱人信仰上帝一样，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道。我认为，湘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程，就是一部探索“道”的精神历程。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王夫之的“实有之道”；从郭嵩焘、谭嗣同的“天变道亦变”，到青年毛泽东探索的“宇宙之真理”，均表达出湘学的原道精神与学术成就。这种原道精神不仅体现了湘人“大气”的精神气质，也标志着湖湘文化是一种有着思想深度的地域文化。我认为这种原道观念是湖湘地方知识中最有普世价值的地方。
记者：在我们的访谈中您总是以十分赞赏的口气谈到湖湘文化的许多长处，但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有它的另一面。十多年前余秋雨在《上海人》一文中曾谈到上海人的性格弱点：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我们也得承认湖湘文化也有它的局限，湖湘性格亦有它的弱点，您能谈一谈这个侧面吗？
朱汉民：我认为很有必要做这种反思。首先我们应看到，湖湘文化是一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古代湖南是一个三面临山、一面临湖的“四塞之国”，内部多山而舟车不便，故而表现出很重的内陆性文化特征。如湖湘文化强调务实但又显得保守，重视经世而又轻视商人谋利。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那里就表现出这种特质。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李贽、戴震相比，他虽显得务实但又更显得保守，他提出“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夺之”，非常严厉地批评商业活动，这都是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弱点。当然，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并在近代史上大放光彩，但这并不能掩盖近代湖湘文化保守的一面。我认为，近代湖湘文化是一种内部反差强烈的合“保守性--开放性”为一体的二元结构文化。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湖湘人士，表现出很强的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但是，湖湘文化的封闭、排外、保守倾向也表现得最为鲜明。如洋务运动的首领是湖南人，但排斥洋务最力的也是湖南人，当时湖南人曾以疾恶洋务而闻名于世。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湖南总是显得落后于其他许多省区。
另外，在湖湘性格方面，也有许多缺陷，而且这些缺陷、弱点又往往是与其优点联系在一起的。如湖南人虽刚毅而敢为人先，但又显得自我意识太强而欠缺合作精神；湖南人虽显得大气，但又可能形成虚骄之气而难客观把握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湖南人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但是处处以政治为中心则难以适应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既然湖湘文化有那么多的长处，又有刚才所讲的这些不足，作为现代的湖南人，就应该弘扬优秀的湖湘文化，并克服其不足，使湖湘文化在新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最近一个世纪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地域文化也必须完成文化的转型。湖湘文化要能在21世纪有新的发展，可以回顾一下一百多年前那些先进的湖湘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坚持了文化的开放与变革，终于完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更新与转型。现代湖湘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同样要吸收、综合各种优秀的、先进的文化，从而完成现代文化的变革与更新。
记者：近年来湖南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湖南正在努力向文化大省迈进，您认为湖南的文化产业与湖湘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
朱汉民：近十多年来，湖南的经济领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文化产业的兴起和繁荣，图书出版业、影视音像业、娱乐业以及旅游业等发展很快，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当然与湖湘文化有关系。这里谈一个侧面。我认为，湖湘之地知识群体向来十分活跃，并且有很强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中国近代史一直处于严重的民族矛盾、社会危机之中，湖湘知识群体大多走上军政之路而震惊全国，并导致近代湖湘文化发展。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部分湖湘知识群体试图走经商创业之路，他们最愿做、最能做的是“文化”，故而很快就有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勃兴。所以，我认为历史上湖湘文化的发达与当前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后者的成就远不能与前者相比，但是潜力仍然很大，有进一步开拓的巨大的空间。
记者：去年4月，上海市政府曾花450万美元，将失散于海外的翁同龢六世私家藏书购回，陈列于上海图书馆，近10年来上海共投入200多亿元大规模建设文化设施；今年8月2日，广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广州市第六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城市以文化论输赢。您认为湖湘文化能够为湖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什么？文化是城市的“气”和“神”，是城市的“魂”，您对长沙以文化立市的战略有什么看法？长沙如何打造城市之“魂”？
朱汉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湖湘文化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代表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地域的品位，一个城市的形象，也是一种物质力量，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一个地域的产业资源，一个城市的生活条件。既然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圈中一个拥有那么辉煌成就、显著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完全可以为湖南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它能为湖南的经济振兴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源泉，提升湖南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形象；它也是湖南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提供文化产业的资源、有文化氛围的生活条件，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量。所以，我认为长沙市以文化产业来带动城市的发展是有眼光的。文化既是精神力量，又是物质力量，它决定着并塑造着城市的形象，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大都市的领导与市民所认同。长沙作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湖湘文化之都，完全可以通过文化战略以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制订一个具有新世纪发展眼光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打破条块体制和观念的局限而培育文化产业品牌，提高城市管理部门及文化产业部门人员的文化意识、文化素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