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8月24日开始，朱汉民连续接受《湖南日报》记者蔡栋关于湖湘文化的访谈，分成七辑发表在2001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文化版）
□湖湘文化时空范围是什么
□湖湘文化的最突出的特色与闪光点是什么
□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
编者按：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一个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楚材”的形成，湖湘文化功莫大矣。然而，到底什么是“湖湘文化”？它究竟形成于哪个时期？它最突出的特色与闪光点是什么？它与发展现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
于是，就有了与朱汉民教授的见面和下面的访谈。
记者：现在谈湖湘文化似乎是一个热门话题，我知道您在十多年前就致力于湖湘学派、湖湘文化的研究。能否请您谈谈什么是湖湘文化？
朱汉民：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渊源于上古苗蛮文化、楚文化，到两宋以后完全成型并延续转型于近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
记者：为什么您特别提出湖湘文化成型于两宋时期呢？
朱汉民：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重重大的变化，这是湖湘文化成型的历史条件。
首先，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其次，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之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迫使中原人士南迁。于是南方在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南宋时，文化重心南移终于完成。
其三，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汉代儒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故而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思潮，它不是通过官学而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家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湖湘繁衍、发展，这种精英文化与湖湘民俗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导致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的成型。
记者：那么，湖湘文化发展的高峰是什么时候？
朱汉民：纵观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两宋，在中国文化的三重演进的背景下，奠基、发展出理学型的湖湘文化，湖湘学者走在学术文化的前沿，使湖南成为独具特色的“理学之邦”。第二个高峰期是清初至民国的三百年间，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湖湘士人能在这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实现文化的转型。他们再次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湖湘文化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发出耀眼的光彩。
记者：您认为近代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
朱汉民：有两点：其一是思变。由于湖湘知识群体感悟到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倡言：“道莫盛于趋时”，这是湖湘文化求变的历史信号。魏源等近代湖湘学者坚决冲破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推动着湖湘文化的转型。
其次是求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者，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头目，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他们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湖湘士人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倡扬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在湖南创办传播西方政治文化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以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期间，则是要实现观念文化的近代化，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种超越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湖南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他们在湖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使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能向着最新的、最高的层次发展。
记者：就您的看法而言，湖湘文化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是什么？
朱汉民：湖湘文化的成就有很多，但是构成其最令人瞩目的亮点，则是湖湘士大夫群体的学术、事功，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精神人格。
首先，是湖湘士人们创造出了大放异彩的学术思想。从周敦颐《太极图说》与胡宏的《知言》，到“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船山遗书》；从魏源风行海内外的《海国图志》，到谭嗣同那震惊学术思想界的《仁学》，它们都是彪炳史册的思想学术成果。
其次，是湖湘士人创造的巨大政治事功。湖湘学人不但重视著书做学问，又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业。尤有特色的是，为了建立政治事功，湖湘士人往往是既能著书论文，一派书生意气，而又能用兵打仗，满身武侠豪气。从宋朝开始，一批批抗金名将就是湖湘学人；清代湘军将领也同样既是儒生出身，又能驰骋疆场；举兵起义的黄兴、蔡锷，既是舞文弄墨的书生，又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毛泽东既是诗人、哲学家，也是一位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军事家。
特别值得一谈的是，湖湘文化的闪光还来自于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的魅力。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的那种柔靡、纤巧之风，而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故而他们在行为方式、性格特质、学术著述中，均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特质。他们的人格精神、行为方式同样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光彩。
记者：我想进一步问问，湖湘士人的人格魅力，与湖南民性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朱汉民：湖湘士人本来就成长于湖湘之地，他们的性格特质、知识学问、行为方式均打下了湖湘民性烙印，而湖湘民性是湖湘文化的草根性基础。
湖南是一个崇山峻岭遍布、滩河急浚的地方，这里处处是顽石赭土、地质刚劲，使得湘人具有山民的性格特征；同时，湖湘在先秦为荆蛮之地，向来民性强悍，被称之为“蛮民”。这样，湖湘的民性、民风一方面表现出质朴、笃实、勤勉、耐劳等特性，普遍具有实干家品格；另一方面，湘人向来被称之为荆蛮之民，一个“蛮”字鲜明地表达出湖南人倔强、刚直、任勇的性格。这种民风对湖湘士人是有深刻影响的。加之这些湖湘士人中许多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山野之民。湖湘民性中那种勤奋、拙朴、倔强、气盛的性格在他们这些文人学士中亦有鲜明的体现。曾国藩是湖南山区的农家子弟，从小即边读书、边劳动，他身上具备的刚毅、顽强、拙诚、勤奋的特质，则是湖南山民的典型性格，他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名言亦是这种性格的一个侧面；毛泽东亦是一位农家子弟，他从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的行为方式、性格品性同样鲜明地体现着湖南民性、民气中的坚强、独立、敢为人先的人格精神。
记者：您所讲的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可不可以将它理解为陈独秀所赞誉的“湖南人底精神”？
朱汉民：正是这样。从总体来看，湖湘的文化人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的秉性，陈独秀称其为“湖南人底精神”、杨毓麟则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这种“精神”、“独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体的方式崛起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以，湖湘士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他们才能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口号，并且一代又一代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群体，他们普遍具备着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故而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牺牲。湖湘士人还有一种敢于争先的任勇之气，他们勤勉、坚忍、大胆开拓而敢于争天下之先。这种“湖南人底精神”，正是湖湘知识群体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地方。
记者：最后，想请您谈谈弘扬湖湘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
朱汉民：在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湖湘文化确有其独到的特色和优秀的传统，是建设和发展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湖湘文化，对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举一例子，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几乎是同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它成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是现代湖湘文化人的精神“圣殿”，今天人们仍将岳麓书院视为湖湘文化的思想发祥地。所以，湖南大学在构筑自己教育理念、办学思想、校园文化时，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教育传统。这样，优秀的湖湘文化就被汲收到现代中国的大学文化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