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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率先完成的工业化所带来之坚船利炮，把全球各国纳入同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强大的体系化力量、机制作用下，各国均出现了现代政党；但因各国处在不同的世界体系之“位”与工业化之“时”，其政党形态和制度大相径庭，较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它们在意识形态、组织化水平、政党制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可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动态演进的统一逻辑予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生成于这一体系之中，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均处在世界政党演进之中点上，因而足以成为政党学研究之基本方法。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和国家发展的伟大功绩证明了其历史—世界正当性，但国内外政党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世界定位仍不清晰，未能令人满意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与欧美政党的形态与制度何以大相径庭却能取得卓越绩效？在现代世界政党系谱中如何定位中国共产党？
本文拟依据列宁提出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最为典型的几个现代政党纳入该体系动态演进过程之中，对其政党生成（party formation）逻辑给出统一解释，从而证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世界正当性。首先，简单讨论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与其体系化机制，这些机制在世界各国造就出形态和制度各异的政党。其次，我们将依历史的先后和空间的转移次序，依次考察产生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几类现代政党，如先发的中心地带的英美政党、后发的中心地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前工业化半殖民地的中国共产党。最后，我们将总结出现代政党生成之若干经验性规律，揭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演进史中的独特地位，并确认以世界体系为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对于一般性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一、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与体系化机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在实践维度上，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即世界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和民族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1916）一文中，列宁首次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该文第6节，列宁列举了“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描述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
国际关系领域的英国学派描述了同样的“中心—边缘结构”。自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后，欧美国家陆续拥有基于大工业的“坚船利炮”，据以竞相对外征服，逐渐构建了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其中存在等级性支配结构：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居于支配地位；俄国等东欧国家处在中间状态，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依附；印度、中国等国家处在被支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这是第一个完整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modern political world-system）。沃勒斯坦讨论的现代世界体系偏于经济性，这个体系则内涵多种力量，通过各种机制，穿透各国边界，塑造其政治生态，包括催生形态各异的现代政党，其中三种力量、机制最为重要：
第一，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各国有其体系之“位”，构成其政治之最大结构性约束，框定其政治变迁之基本方向。
一体化的世界不是“平”的，如列宁所说，不同国家处在截然不同的“位”上：居于支配地位的第一类帝国主义国家构建了一系列机制，构造和维护其在各方面的世界支配权和垄断权，“世界规模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引发其内部一系列变化；第二、三类国家因为去工业化、形成依附性结构，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即便现代经济部门有所增长，也处在欠发展状态。
可见，体系之“位”是一个国家在体系化中的政治经济身份，构成其政治之最大结构性约束，其力量之大甚至远远超过内部要素。对政党政治而言，世界体系之“位”框定了政党形态和制度生成、演进之基本方向。李普塞特和罗坎发展了政党研究的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理论，但局限于国家内部的地区-文化分裂和经济-社会分裂，但事实上，世界层面的中心-边缘分裂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同国家处在不同乃至对立之“位”上，必然形成不同的政党形态与制度。
第二，不同国家处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本文谓之“时”。后发者谋求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发展的需求塑造各国政治组织形态与机制。
工业化是欧美崛起之基本力量源泉：对外，工业化赋予其对前工业化国家的“降维打击”优势；在内部，所谓现代社会的各种因素其实都是工业化塑造出来的。现代政治的内外结构性特征主要由工业化塑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国家能力大体可以其工业化的进程、阶段来衡量，此即“时”，即工业化的先发、后发之别。
面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扩张趋势，非工业化国家面临史无前例的生存压力，不能不起而应对，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形成“赶超型发展”现象。19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就是“赶超型发展”在不同国家之间迭次展开，世界霸权随之转移。为实现赶超，后发国家不能不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全面变革，此即“现代化”。其中包括政治发展，中心环节是模仿先发国家建立现代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机制，并承担组织国家发展之职能——事实上是最重要的发展机制。
第三，发源于中心地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形态借助各种体系化机制世界化，催生世界政治之“理一分殊”。
中心地带的工业化、城市化催生了现代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形态，体系化的扩散机制使之世界化，楔入外围地带，推动世界政治趋同化。在此过程中，理论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得到极大提升：后发者必然首先学习先发者之“理”，而知识分子有掌握和传播理论的优势。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先发之理，把握世界大势，认清本国之“位”与“时”，在多种世界性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进行选择，进而构建现代政治组织，主要是政党。后发国家的政党均由知识分子组建，始终高度重视理论的翻译、学习、抉择和宣传。这样，世界现代政治进程就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选择性、目的性，从而极大地区别于古代政治的自发性。
这种经过选择的目标通常明显“超前”于其经济、社会状态，比如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然而，这种超前却是必要的：本国受困于世界体系，本国的问题是世界性的，仅以自身的前现代理论和组织是无力摆脱中心之支配和压迫的。从逻辑上甚至可以说，资源本来就短缺的后发国家，唯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方面超前于中心国家，才有可能构建出突破体系化锁定之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因为采用苏俄先锋队政党模式，并越过资本主义，超前地追求社会主义目标。
不过，“超前”也可能带来“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即后发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只见先发者之“理”而无视本土之“势”，忽视本国文明传统与经济、社会结构的约束，从而不能有效地发现和组织、利用本地可用之社会政治力量。先进知识分子须基于本国之“位、时、势”，对外来之“理”进行本土化重构。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本土化的辩论，贯穿于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政治进程之中，唯有积极利用世界性思想和组织资源而又积极推进本土化之政党，方有可能生存并发展壮大。这就会创造出“政党家族”或“理一分殊”现象，比如各国共产党或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组织等方面有同有异。
总之，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以来，对所有国家来说，政治是世界性的，世界是体系化的。体系化力量、机制催生了各国政治之趋同性与多样性，这在现代政党领域表现得最为清晰：各国都有了政党，哪怕是经济社会发育程度十分低下的地区；但其形态和制度大相径庭。尽管如此，这种差异恰恰是同一体系化逻辑造成的，以下我们用历史来验证这个命题。
二、先发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政党：英美政党
现代政党起源于英国，不过，西方主流政党理论普遍忽略甚至有意遮蔽了其政党发展史上诸多重要事实。以世界体系视野重返这一历史，立刻可以发现若干富有深刻理论意涵的重要事实。
最醒目的事实是，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曾有过两个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党寡头统治：第一期从1714年到1760年，辉格党长期执政；经过一段过渡期进入第二期，1783年到1830年，托利党长期执政。正是政党寡头统治构建了英国崛起的两股基本力量：首先，辉格党执政时，英国积极拓展美洲殖民地；托利党执政时，转向经营印度洋，并带领欧洲各君主国围剿革命的法国，通过在欧洲树立霸主地位，逐渐树立起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其次，第二寡头统治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加上征服带来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和世界市场，托利党的秩序偏好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政治保障。爱德蒙·伯克面对法国激进政治观念的冲击而构建之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维护政府权威、压制平等诉求，恰好迎合了工业化的政治需求。
英国的三次议会改革（1832年、1867年、1884年）就发生在其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凭借其技术和军事优势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主的进程之中，两个早期政党随之逐渐转型成为现代政党。主要标志是逐渐意识形态化，接受了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转变为保守党、自由党。在组织形态上，两党逐渐吸纳中产阶级，从局限于精英群体的干部党（或俱乐部政党）转型为大众党。在政党制度上，从政党寡头制转型为政党轮替制。
工人阶级也逐渐被两党吸纳，从而出现了国际共运史上曾经激烈讨论的现象——工人阶级“贵族化”。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的阶级矛盾曾经十分尖锐。第一次议会改革没有满足工人的政治需求，工人运动反趋激烈，这就是引起马克思高度关注的“宪章运动”。然而到了1858年，恩格斯就观察到英国工人的重大政治转向：“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恩格斯指出了工人阶级政治转向的世界体系原因：技术优势与世界霸权带来之世界规模的利润惠及工人阶级，使之转而认同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国家建制，通过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治。这就形成世界政党史上一个明显悖论：英国最早完成工业化，工人运动也曾经声势浩大，但其工人阶级政党——工党，却迟至1900年才告成立，而它完全认同资本主义体制。
可见，英国现代政党从一开始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模式，但这不是因为英国人热爱自由或英国的政治制度及传统有利于阶级妥协；而是因为，英国凭借征服美洲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而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从而具有吸纳各利益群体进入建制内进行“分利”的财政能力。多元的政党竞争性选举通常被西方学者视为民主制度的标志，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民主化是以其对外帝国主义为前提的。
政党功能由此发生重大转变。政党寡头统治时期，欧洲列强在欧洲、在美洲激烈竞争，激发两党的“发展”意识：辉格党自觉地扩张殖民地和海外贸易；托利党系统实施重商主义，支持工业化。有学者从东亚经济体发展经验中总结出“发展型国家”理论，另有学者将其运用于分析欧洲，借用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把此时的两党称为“发展型政党”。议会改革促使两党逐渐转向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政治博弈，成为“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其形成、运作之前提是有公共之“利”可分，此利部分来自于工业化生产方式创造的较高剩余，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帝国主义霸权的各种红利。政党争夺执政权，旨在夺取分配这些利益的权力。
从英国政党形成、转变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政党起源、发展的两条经验性规律：首先，工业化过程需要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内在地要求单一的发展型政党长期稳定执政；其次，国家实现工业化且通过帝国主义化获取世界规模利润，是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展开竞争、轮替的政党模式形成之物质前提。由此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抽象出现代政党生成逻辑之“元命题”：一国政党之形态、制度主要由其世界体系之“位”与工业化之“时”所决定。美国的政党形态和制度在深层逻辑上证实了上述理论发现。
《联邦党人文集》显示，美国建国者厌恶党争；但立国之后共和制的选举需求仍催生了政党，其政党轮替执政实践也是早于英国的。历史地看，美国的两党制运作一直比较平稳，故常被视为政治民主的典范；其政党组织化水平一直较低，党对民众没有控制权，故常被视为政治自由的典范。美式政党理论基于自身经验，近乎天然地厌恶组织化、纪律性的政党和非轮替性政党制度。
然而，美国政党政治的例外性，形成于同样例外的历史条件：在地缘上，美国远离强国林立的亚欧大陆，没有外部竞争压力，其政治没有进行高水平组织化的必要性。地缘条件又让其持续展开大规模“内部帝国主义”：首先，南方各州大量存在以暴力维持的黑人奴隶制庄园；其次，白人殖民者持续驱逐印第安人，占有其土地，移民以极低成本获得“自由土地”，缓解其社会矛盾。这种分散化拓殖活动也造就了美国人厌恶组织化生活的个人主义精神。内部帝国主义在建国之后加速，为其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对中西部的持续征服也造就了美国独特的工业化模式：铁路建设先行。
这种优越的地缘条件让美国现代政治的走向完全不同于德国：两者几乎同时启动工业化，德国发生了大规模工人运动，从而形成大众动员型意识形态政党，美国却没有。这一反差曾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社会科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桑巴特指出其深层原因：在美国，工人可以“逃往自由”，涌向中西部所谓“自由土地”，从而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社会矛盾不甚激烈，也就难以形成德国式社会民主党。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工业能力跃居世界第一，又持续展开其对外帝国主义，世界规模的利润持续输入且不断扩大，支持其所谓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态，包括其高度分散的政党形态和制度。
总之，我们在美国看到了资源丰裕度与政党组织化水平间的替代关系：内、外帝国主义使得美国的资源极为丰裕，容许利益集团野蛮生长，操纵其高度破碎的权力体系进行集团分利，消弭了建立高水平组织化政党的必要性。
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式政党形态和制度没有普遍性。李普塞特曾乐观预言，世界各国都将走向美国政党模式，他显然忽略了世界体系的决定意义。今天，体系力量正在推动事态朝着相反方向演进：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导致其经济的去工业化；资本主义覆盖全球也就意味着再无“新大陆”可供扩张，经济最有活力的中国又保持高度政治自主性，流入美国的世界规模的利润逐渐萎缩，可供分配之利相对甚至绝对地减少。自由民主神话立刻破灭了：美国的两党之争迅速“极化”，政治生态迅速劣质化；而形成并长期运作于资源丰裕条件下的美式政党，恐无能力应对资源约束趋紧所致之利益冲突和社会撕裂，其国家衰败之势将是无可遏止的。
三、后发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和美国是两个最成功的后发追赶者，但美国是例外，德国则是常态，其世界体系之“位”与工业化之“时”催生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是最为典型的现代政党——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大众动员型意识形态政党。
德国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中期，其时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形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广泛传播。中心地带以外首先感受体系化力量并做出反应的是接受其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其反应有两种：一种是顺应性的，全盘接受中心地带的价值、制度和政策，在思想和政治上依附化；另一种是反思性的，力图保持思想和政治上的自主性。德国李斯特就构建了一个反思性政治经济学体系，穿透当时看似“先进”的英国式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迷雾，进入其工业化的历史现场，发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导地位。李斯特指出，后发者必须倾其全力推进工业化，为此必须拒绝自由主义，采用英国人采用过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一理论为德国政商精英集团所接纳。
与此类似，德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成为英国式政党，而自成一个类型：第一，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英国政党虽然接受了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并没有固定、明确的意识形态化纲领，其纲领只是临时拼凑的政策组合；德国社会民主党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据以制定了体系化的政治纲领，且长期追求之。第二，从政党组织角度看，英国政党的领袖都是职业政客，依托建制内权力网络，党内组织化程度较低，动员民众的能力也较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是有较高理论水平而又反体制的知识分子，强调党中央的集中权威，党内有比较完整的科层化管理机制，对党员有一定纪律约束，因而有较高组织、动员能力。第三，就政党功能而言，英国式政党在合法政治过程中代表、组织特定群体参与“分利”，故为“建制内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反资本主义为目标，故为“建制外政党”，甚至长期处在非法状态。这样，在政党类型学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属于新“大众党（mass party）”或“大众动员型意识形态政党”。
为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自成一体？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境遇通常会恶化，后发国家的工人还会遭遇体系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这一点：“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不仅造成国内的阶级分化，也造成世界性阶级分化：先发的中心地带整体上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后发的外围国家的底层民众同时遭受本国上层和世界体系支配者的双重剥削、压迫，倾向于激烈、全面的反抗。19世纪后期，在英国工人认同资本主义的同时，德国工人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支持反资本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因在于，两国的体系之“位”、工业化之“时”不同。
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社会民主党构建了高水平的政党认同与政治动员机制，发动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对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其出台若干福利政策。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参与了德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故其历史功能有别于英美政党：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撑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很早成型，政党内生于其中，以维护建制为己任，凭借帝国主义红利的输入吸纳工人阶级，从而保持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纯粹性，形成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德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与其工业化几乎同步，体系化机制使得工人政党相对超前地形成，其组织化水平较高，从而拥有比较强大的政治能力，乃得以参与现代国家构建，把社会主义要素部分内嵌于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形成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
但这种影响是相互的。19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开始修正主义化，主张放弃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仍然可以从体系角度来解释：此时德国完成了工业化，生产剩余有所增加；挤入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队列，世界规模的利润输入，缓解了社会冲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化与英国工人阶级的贵族化在时间上相隔半个世纪，逻辑却相同。
更进一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作为已参与分利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政府参战，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当时西欧各国工人政党的普遍抉择。列宁对此痛心疾首，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以体系方法分析其变质根源：西欧各国是世界体系中的压迫者，无产阶级从中分得了一点油水，因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俄国的体系之“位”不同于西欧各国，于是，列宁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
四、产生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
基于对世界体系动态演变规律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欧洲的革命中心将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列宁、斯大林则分析指出，这个中心已从德国转移到俄国，并将进一步转移到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是一个从中心向外围转移的过程，与此相应，迭次出现组织化水平逐渐走高的新型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达到了人类政党组织化的最高水平。
1800年前后，俄国、中国均自成一个区域性世界体系，与西欧主导的大西洋世界体系并立。工业化则让两者衰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此后两国均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改革，其现代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政治日益“外围化”、依附化。
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就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态。然而，俄国各方面的状况均不同于德国，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超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模式，建立了先锋队政党（vanguard party）——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不少人认为，党应该汇集、代表、争取工人的经济诉求，列宁谓之“尾巴主义”。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列宁都指出，俄国没有合法争取经济利益的政治条件，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意识，这需要从外面进行灌输。这就需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部队，即先锋队政党，它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可以把布尔什维克称为“先锋队-领导型政党”，它建立了完整的宣传机制、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组织体系，重视党内纪律约束和领袖的“超凡魅力”。西欧社会民主党批判其为“专制”，但俄国的革命资源十分短缺，唯有通过高水平的组织加以集中使用，才有政治力量；俄国革命相比于德国更为“超前”，需要领袖以其过人的洞察力、理论构建能力和判断力对革命的战略、策略、战术进行辨析和决断。
列宁又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发现了革命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支配权，必然走向战争；俄国处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可以创造革命契机。事实也确实如此：俄国在日俄战争的失败引发了1905年革命，俄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引发二月革命，临时政府准备继续投入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
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着手构建国家，创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构建模式”，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构建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理论设计构建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全面管理国家，形成了“政党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但这个新生的国家内外交困，为了生存和发展，布尔什维克实施了内外两项重大战略。
第一项，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马克思、恩格斯预计，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出必要的物质条件。但事实上，凭借工业化的效率提升与帝国主义红利的输入，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社会政治秩序颇为稳定，工人逐渐中产阶级化，工人政党转变为建制内代表性-分利型政党，追求“分配型社会主义”，即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内进行福利再分配。俄国工业化水平较低，既没有条件进入共产主义，也没有条件实行西欧式分配型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首先得补上工业化一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逻辑所要求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需求所决定的。斯大林利用先锋队政党高效的组织体系及其相对于所有社会力量的高度自主性，动员、集中一切资源推进重工业化。相比于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党，联共（布）是高水平“发展型政党”，斯大林创造了“政党中心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推动的分配型社会主义，苏联是“发展型社会主义（developmental socialism）”。
第二项，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运动、革命，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革命的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就生成于这一体系之中。
苏联凭借工业化带来的军事力量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成为二战的战胜国，控制东欧广阔地区，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复刻了帝国主义支配体系，中国后来指责其为“社会帝国主义”。其中的转变逻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化、沙文主义化颇为类似。这一转变带来了重大国际、国内效应：国际上，苏联放弃世界革命目标，寻求与美国和平相处，不再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国内，苏联党逐渐丧失先锋队性质，领导群体转变为特权阶层，党—政国家退化为分利型官僚制国家，最终在美国主导的新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攻势下崩溃。
五、产生于前工业化半殖民地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
列宁、斯大林提出了民族解放命题，但领导人民开展反帝事业并取得革命胜利、国家发展之典型，却是中国共产党。
1917—1919年是世界政治体系演变的历史关键节点：美国积极参加一战，然后主导巴黎和会，接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新霸主；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胜利，退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随后于巴黎和会召开之同时创建共产国际，构建了“革命的世界体系”。它以俄国（苏联）为中心，领导两条战线：一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党领导进行工人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另一条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前者没有产生多大政治效果，后者则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列宁主义理论唤醒了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自觉，又为其提供了先进的政治组织技术——先锋队政党组织形态。由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投入反帝反殖事业，成为世界政治之主体。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于世界体系裂变之时。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被纳入欧美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而外围化。知识分子试图以外围之“位”模仿建立中心国家之政治，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首先建立干部党，民国初年则涌现了大量分利型政党。然而，此类政党不仅没有重建秩序，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与国家的失败。共产国际二大转向重视东方问题，积极推动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认识到中国的世界性生存困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确定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帝排在第一位。这一点把中共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区别开来。
同时，相较于德国、俄国，中国的世界体系之“位”更为边缘，工业化水平更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在政党建设、革命战略上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盲从、依附，毛泽东斥之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革命因此连遭失败。毛泽东认识到了中国之“势”，创造性地推动世界性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本土化：针对党员以知识分子和农民为主、而非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现实，主要以阶级意识而非经济社会地位为党员标准；基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政治观念，强调党员的道德修养和同志情谊，重视上级对下级、党员对群众的道德示范；基于长期分散游击的现实，强调严格纪律、绝对忠诚之下的战术和策略的灵活性、主动性、创造性；基于武装斗争残酷而漫长的现实，更加突出政党中心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因而重视统一战线建设，以整合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凡此种种努力，使得延安整风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形态、功能、精神面貌、政党制度等各方面，均极大地不同于苏共，而切合位于边缘地带的中国的政治需求，最终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而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压下保持国家自主性，推进政党中心主义的工业化，初步实现富强，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革命和发展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显著的民族主义底色。这是由中国的世界体系之“位”所决定的，这一点又让中国共产党处在世界政党演进之中点-转折点上：从英美自由主义政党到苏俄的先锋队政党，构成现代政党发展历程的前半段，即“世界北方”阶段，这些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因而尽管其意识形态大不相同，却罕见民族主义。中国却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尽管同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样建立了先锋队政党，布尔什维克只是基于世界革命的长远目标反对帝国主义，苏联最终也成为配合美国统治世界的“副帝国主义”；中国却基于自身被压迫的切身处境反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始终十分坚定。由中国开始，现代政党演进历程转入后半段，即“世界南方”阶段。世界南方各国、各民族的处境与中国近似，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以反帝为首要历史任务，以民族主义为首要意识形态，因而生成了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家族类似性的政党，即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党。尤其是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在二战之后大量涌现，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
因此，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的线索不只是美苏两个阵营的冷战，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外围地带的民族民主革命与国家发展，与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压制和阻挠，两者展开持续斗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决断，几乎都在这一框架内展开：1949年上半年做出“一边倒”战略决策，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看似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党形态终究不能改变中、苏两国的世界体系之“位”，中国共产党为了独立自主而与苏共展开斗争；最终中苏两党决裂，中国重新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触，但同样面临巨大的依附化压力；中国共产党以其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和强有力的领导力，保持国家发展的自主权，最终实现了国家发展。
因此，唯有从世界体系角度可以完整理解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世界二元正当性：中国处在世界体系边缘地带，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世界性思想和政治资源，又对其予以中国化改造，从而构造出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而实现国家发展、文明复兴的高效政治、社会组织机制。
六、政党生成的世界性、体系化逻辑
以上我们简单描述了几种典型的现代政党形态、制度形成之世界体系机理，从中可见世界体系塑造政党组织和制度之若干经验性规律：
第一，政党的功能。政党是用以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组织机制，而各国政治问题主要由其世界体系之“位”、工业化之“时”所决定。外围后发国家政党之首要存在理由是领导人民发起、组织民族解放运动乃至于进行武装的民族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则要构建现代国家，组织国民的政治参与，整合高度离散的社会为内聚的政治体；动员资源，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相比之下，先发中心国家政党的功能则简单很多：英国、美国都是先有现代国家，从中发育出政党，其功能主要是代表不同群体参与分利；在法国和德国，政党参与了现代国家构建，但只是局部参与，且迅速转化为代表性-分利型政党。
第二，政党的社会构成。中心国家的政党形成于国家建制内，其领导者是国家权力精英，其参与者是上层和中产阶级。这些国家也出现过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但随着工业化完成并跻身体系中心，工人阶级转为中产阶级，其整个国家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外围国家的根本政治任务是民族解放，但其民族资产阶级有强烈依附性，无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因而其政党的发起者、领导者和中坚必然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其成员多为士兵和农民，后一社会构成要求这类政党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也即“反封建”。
第三，政党的意识形态。现代意识形态的世界分布有明显的中心-边缘分野，西欧于19世纪形成三种现代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前者是主流，后两者都有自由主义化倾向，但自由主义恰以帝国主义为前提，普遍呈现为“帝国自由主义”或“自由帝国主义”，美式“全球化”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外围地带的首要、基础性意识形态却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为实现发展，外围国家不能不努力摆脱依附地位，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哪怕是暂时的，这就必然转向社会主义。因此，二战后独立的非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大都综合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
第四，政党的组织化水平。已完成工业化的中心国家的国家建制本来就比较完备，世界规模的利润又可以缓解其社会矛盾，国家整合度维持在较高水平。外围地区的国家发育程度低下，又受体系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内部不平等严重，社会存在各种结构性分裂。唯有借助强有力的政党进行整合，才有可能成为现代国家，保持秩序稳定；也唯有通过政党的全面动员，才有可能集中本就严重短缺的资源，推动国家发展。事实上，在后发国家，通常是由政党建立和全面管理国家的，这就需要政党本身的组织化保持在高水平上。
第五，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包括政党-政府间关系和政党间关系两个维度，西方政党理论普遍以政党数目区分政党制度，在价值上肯定两党制、多党制，厌恶一党制。然而，两党制、多党制中的政党必定是分利型政党，欧美分利型政党普遍形成于其国家具有帝国主义能力、可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之后。外围国家的政党承担着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国、整合、发展的功能，内在地要求单一政党长期发挥政治领导功能。
当然，历史远比逻辑更为复杂，除上述政党以外，各国同时还出现过其他政党，尤其是后发国家普遍存在“政党泡沫”现象，其中大量政党不合乎上述历史-世界逻辑，而形成“政党错配”，意谓其不合政治逻辑，因而不能有效回应体系的、历史的政治需求，从而成为多余的、甚至有害的政党，比如清末民初“政党爆炸”中的大量政党就无益于重建政教秩序，反而加速了残存秩序的崩解。
二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涌现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配问题：这些地区的体系处境与中国相近，需要具有高水平穿透、组织、动员、整合能力的政党；事实却是，这些政党的组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内无从有效整合社会，对外无力保持国家独立自主。
所谓民主化“第三波”同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政党错配：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政治是发展，而在自由主义政党模式下，各政党的整合能力、领导国家发展的能力严重不足，且经常自觉地依附于新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导致国家丧失自主发展能力。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下降，也正在造成政党错配。自由主义政党模式正常运转之前提是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支配权和垄断权；当这一地位遭到削弱、世界规模的利润流入减少之时，国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强有力的政党进行领导和整合。但西方被锁定在自身构造的意识形态神话之中，政党无意或无力转型，无法满足国家政治需求，其结果就是，政党与国家同步衰败。
七、结 语
现代政党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几乎同时起步形成，体系的强大力量推动政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生成了高度多样，甚至在价值上截然相反的政党形态和制度。唯有引入世界体系视角，才有可能对此多样性做出统一解释。世界体系方法是研究包括政党在内的现代政治之“元方法”。
由世界体系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既是独特的又是一般的：作为现代政党，它是一般的，其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之源头在俄国；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以上各国政党的形态和制度又大不相同，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当然受到了中国文明传统之形塑，但中国的世界体系之“位”与工业化之“时”发挥了更大的激发、催生作用。因其组织形态和制度顺乎政党生成之世界性、体系化逻辑，中国共产党解决了高度世界化的中国难题，从而具有历史-世界正当性。
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看，中国共产党都处在世界政党演进之中枢点上：它由世界北方政党演变而来，基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而有反帝的民族主义觉醒，这又是世界南方政党之精神基底。据此我们可以说，以中国共产党为基点，溯源追流，可以完整把握世界政党之全貌。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和实现内生性发展上取得成功，因而完全可以中国共产党为尺度，衡量世界各国政党之成败——包括西式政党。综合这两者，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足以构成政党研究之基本方法，即把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的标准、尺度，用来考察、比较、研究世界上其他各种政党，判断其在价值、结构、功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这是世界体系方法之具体化。
以世界体系为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重新研究世界政治、政党，可以克服现有西方理论之盲区。西方国家处在支配地位上，其政治学普遍无视支配性体系之存在，局限于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仅从各国内部因素解释政党形态之差异，将其自由主义政党、政制神话化；又预设世界是平的，将自身模式视为历史终点，从未认真对待非西方类型的政党、政制。以世界体系为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则可以全面、公正、客观地研究现代世界政党演变的历史与其多样的形态、制度，这才有可能构建真正普遍的政党理论和政治理论。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