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利博士的《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写成的一部耐人寻味的著作。这里所说的“问题”，既是新儒学即理学在其自身发展中所具有的问题，也是作者在不断追问中所呈现的问题。

要使问题真正成为问题，必须深入所研究的文本之中，以“洞然观火”的精神作一理论思考，并以今人的眼光，跨过时间的维度，使之呈现在今人面前。这样，本具的问题和呈现的问题既构成历史与现在的张力，同时又在作者的“叙述”和“言说”中得到了统一。因此，通读全书，既有鲜明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感，在问题意识的统领下，历史与现实走到一起了。这也许可以用解释学的语言表示，解释者和文本之间实现了“视界融合”。

本书所探讨的，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心学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王阳明心学直接来源于南宋的陆九渊。但是，如果不是停留在“现成的”结论上，而是深入新儒学的问题本身，就会发现，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学所面对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若以整个新儒学的问题来看，其形而上学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不是别人，正是朱熹。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导论”中作了详细论述。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运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对心学与新儒学即理学关系进行纵向和横向考察之后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一结论成为贯彻全书的基本观点。在往后的论述中，作者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陈述中，坚持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

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又有前、后期的不同阶段。作者是以“致良知”这一宗旨的提出作为前、后期的分水岭的。这一划分与以前的包括黄宗羲以来的传统看法有很大不同，显示了作者不是平面地进行历史叙述，而是深入问题本身，揭示阳明心学形成、发展的内部脉络。王阳明提出“良知说”，是理学发展中的一次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实现，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也是叙述方式的转变）。在提出“致良知”之前，他的学说中的主要范畴是“心体”、“性”、“天理”，核心命题是“心即理”。这正是对宋儒表述方式的继承。但就其特征而言，这些范畴只是“预设”。宋儒对这些“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这里，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这只是从心性本体论上说，如果从宇宙论上说，王阳明始终是承认“天理自然”之先在性的），但各范畴作为“预设”仍被现成地继承下来。提出“致良知”之后，跟着便有“理障”、“无善无恶”等问题的提出，这可以说是对“心体”、“性”、“天理”诸“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向“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中的当下呈现。他认为这样一来，朱子“心理为二”的问题就被克服了。

但“良知”究竟是什么？这是研究阳明心学不能不提出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很少追问这样的问题。作者经过对儒学、新儒学、阳明心学的彻底追问，明确提出，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看法，也是阳明学研究中的一次突破性进展，对于理解阳明学乃至整个儒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良知说的一个明显的特色。但问题在于，何以称之为“良知”？

“知”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它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情感才是其真实内容；另一方面，它是“能视听言动的”，可以说是“知觉”，“感应”是其主要方式。王阳明虽然对“心体”等预设进行了悬搁，但又没有而且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一范畴，直到晚年还在使用它。就是说，他的良知说并没有完全走向“现成”。这就意味着，“情”和“知”必须向上提升。而不同的提升，其结果也是不同的。由“情”上提而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为《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说，良知的生命意义完全得以展现。由“知”上提而讲“体”，则“无善无恶”只是具有消极意义的绝对知识，其境界只是“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与生命无关痛痒。

王阳明并没有完全走上这样的“分解”之路，但是，在他的良知说中已经包含着这种分化的内在张力。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就是中国心灵哲学整体性特征受到一次严重的震撼。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也难以挺立。正是这一“问题”，引出了阳明后学的演化。

阳明后学人数众多，异彩纷呈，近年来已引起学界的重视。但作者只选择其中八人（王畿、聂豹、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黄宗羲）进行论说，意在展现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同时展现这些后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独特方式和贡献。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学特别是儒家道德哲学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如颜钧的“神道设教”，何心隐对“道德他律”的揭示，罗近溪对“信仰”即“信念”的关注，刘宗周在“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的尝试，等等，不仅表现出阳明后学的不同的个性特征，而且随着问题的不断显化，争论的不断展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宗教问题特别显得突出，成为很多后学谈论的中心话语。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至于泰州一派的“荡越”，则有不可“羁络”（黄宗羲语）之势。王畿沿着从“知”上言“体”的方向发展下去，意味着将最终脱离儒学的轨道。而聂豹的“归寂说”似乎是补救龙溪之“弊”，实际上正是由“知”上溯而言“体”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了真正的“归谬”。

作者正是从问题意识入手，不断追问，不断探索，才展开了有深度的论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既是历史的研究，又不觉得只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陈述”，而是时刻感到生命的跃动，与我们自己的生命紧紧相连。

但是，这毕竟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对于资料的收集、甄别是严谨的，对于问题的分析是缜密的，可谓“丝丝入扣”。

任文利博士是一位“好学深思”之士，不愿意轻易发表著作。此书于三年前完成，但他一直没有拿出来发表，而是继续收集资料，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这次终于进行了最后的修改，送去出版。仅就这种为学的态度、作风而言，也是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