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持续发展机制（Sustainable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机制将要启动、国际民航减排市场机制进入试点阶段以及欧盟可能于2023年推出“碳关税”的一系列国际背景之下，本文将从挑战、机遇、现状和展望这四个方面介绍在“碳中和”这个雄伟目标之下的中国碳市场。

中国实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

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是指“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其中两个。

碳市场重要目的在于低成本、高效率地促进碳中和。

根据著名的卡亚模型，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强度、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和金融转型这三大挑战。

首先，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工厂。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左右，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

按照发展和排放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社会的减排分为几个类型：1．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低排放、高发展。2．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低排放、低发展。3．中国目前发展高度依赖高排放，所以，中国目前是高排放、高发展。因为中国特有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决定中国目前还处于粗放型，而非集约型发展模式。

环境经济学有个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它主要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早在2010年就说过，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 3-4万美元时才会达到“碳达峰”，或者实现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而众所周知，中国人均GDP去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时，中国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左右。

所以，即便如此，2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 3-4万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同时还要实现较快追赶式增长。

但是理论上宏观经济有一个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

从某种程度上讲，碳中和本质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绿色供给侧改革，同时确保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就要牺牲物价稳定，这意味着“碳中和”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就是中国碳市场与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第二，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20年能耗折合标准煤将近50亿吨，碳排放将近100亿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占全世界碳排放28%左右，我们的碳排放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大约是美国的2倍，欧盟的3倍。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然超过50%，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的2.1倍，而我国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

发达国家这样的能源转型一般是三个阶段：首先是煤，然后过渡到石油、天然气，最后才过渡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而中国目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2020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是73%、43%，这意味着我们能源转型不可能依靠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跨越式进入到新能源阶段。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中国的能源低碳转型也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三，面临金融转型的挑战。

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也就是以银行为主，存在着两个风险：

其一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相比于银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其二是中国金融资产，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如果穿透这些巨量的金融资产，它的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危机，也就是化石能源资产将会大幅度贬值缩水，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比如说煤电，未来的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导致金融体系资产风险敞口很大，这就是中国金融资产在“碳中和”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结构以资源密集型、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金融资产结构以化石能源资产为主，导致中国“碳中和”的风险压力巨大。

在此，我们可以专门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对标，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标。

2020年，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30%，GDP约为美国的70%，能耗大约是美国的150%，碳排放大约是美国的200%，广义货币发行量（M2）大约是美国的175%。

这样一组数字对比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都有待提升，如果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能我们的经济、能源、金融都要绿色转型，这就是发展和减排的“两难”，也就是中国当前碳市场与碳中和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碳市场面临的机遇

能源不可能三角，是指“安全、环保与成本”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

中国广阔的市场、充沛的新能源资源、成熟的产业链、世界级公司和碳市场支持我们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能源革命。

同时在能源不可能三角的框架下，碳中和也迎来发展机遇。所谓能源不可能三角，是指“安全、环保与成本”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两个目标。碳中和选择了绿色能源，就要面对安全和成本的二选一。

而中国广阔的市场、充沛的新能源资源、成熟的产业链以及世界级公司正为发展大规模、低成本、重安全的产业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同时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也为这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保驾护航。

回顾历史，每一次全球工业革命都会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

比较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形成了能源供给、产业消纳与金融支持的协同创新发展的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革命、能源革命与金融革命密不可分：

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形成了“煤+火车+债券市场”体系，造就了日不落帝国。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实际上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做好金融准备，建立了世界上较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较早的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最早的债券市场体系，提供了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直接助生了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形成了“石油+汽车+股票市场”的体系，成就了美国超级大国。能源供给是石油，代表公司就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消纳应用是汽车，福特公司设计的流水型生产线上的T型汽车把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消纳得干干净净；金融支持是债券市场加股票市场，为石油、汽车提供了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使美国得以异军崛起、突飞猛进。

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目前全世界正处在以风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将形成“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体系，各国都在争夺这一体系的主导权。里夫金认为，中国机会最大。

这是因为，在能源供给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总量分别是2.81亿、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而且风光装机总量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这意味着每年还要新增加6000多万千瓦装机。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硅片、中游电池与电池板以及下游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就已经超过神华公司，市值超过五千亿。

在能源传输侧，中国“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电网技术成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在能源消费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据工信部消息， 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完成352.1万辆，同比增长1.6倍，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销售超900万辆。储能产业，宁德时代目前市值高达一万四千亿，在锂电池领域世界第一。

总之，我们已经构成了新能源生产、传输和应用的完美闭环，而且在每个体系里都有世界级公司，比如风光领域有隆基股份、金风科技，储能领域有宁德时代，电动车有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等。

而在绿色金融方面，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14万亿，绿色债券余额超1万亿，均居世界前列。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今年七月开启的全国碳市场年配额近45亿吨，是欧盟的两倍多，世界第一。

如果我们能够把碳市场做大做强，既有规模、亦有流动性、且价格反映真实边际减排成本，将其发展成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中国碳中和促进解决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性机遇，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而实现一个长周期的经济增长。

中国碳市场的现状

2013年，中国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与广东、湖北、深圳，加上后来的福建这八省市先后开展碳交易试点，八省市的年配额大约12亿吨，从2013年到2021年6月，八省市总共累计交易额114亿元，累计成交量4.8亿吨，平均价格大约23.75元/吨，平均换手率大约5%。

自愿减排市场方面，2013年至2020年全国八省市碳交易试点CCER交易量累计2.68亿吨，2021年全年成交量9514万吨。

今年7月16日，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开市。目前，全国碳市场就一个行业——电力行业，企业门槛必须是2013-2018年中任何一年的碳排放量超过2.6万吨以上的发电企业，目前全国一共有2162家发电企业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市场的主管部门根据电厂的发电量及其对应的基准线为企业分配配额。

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大约是45亿吨左右，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国碳排放配额即CEA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平均价格42.79元，接近试点碳价格的两倍，取得了“开门红”的骄人成绩。当然，接下来如何兼顾价格稳定和持续流动性，就是持续的交易量，这是个难题。

我们判断一下交易价格。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比较谨慎的，一种是比较乐观的。

国际权威的环保组织美国环保协会EDF谨慎预测，认为今年碳交易价格大约50元/吨左右（人民币），到2030年中国“碳达峰”时大约不到100元，93元人民币；到“碳中和”时，也就是到2060年大约167元人民币/吨。EDF的观点可能偏保守，偏谨慎。当然，预测价格是非常困难的。大家都知道有效市场假说，市场价格是难预测的，因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另外一个判断，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张希良所长团队认为，碳价格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也就是说2021-2030年是8-15美元，差不多100元人民币，对中国碳达峰时的价格，美国环保协会和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都预测的价格是100元左右（人民币）。但清华方认为2035年可能会达到25美元，2050年可能会达到115美元，也就是说超过600人民币。2060年“碳中和”时可能会超过200-300美元/吨。

之所以介绍这两种预测，是希望大家自己做一个判断预测，对未来的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也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们根据价格再判断交易量。鉴于中国碳交易试点过去七八年的交易量，换手率大约是5%，可以推算一下中国全国碳市场的交易量，45亿吨的总配额，如果按照5%的换手率来计算，那就是2.25亿吨的交易量。如果平均价格是50元，总量便是112.5亿。如果是100元/吨，5%的换手率，那就是交易2.25亿吨，225亿的交易量；如果是200元/吨价格，那就可能达到450亿交易量。

当然，碳市场未来如果从一个电力行业发展到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民航等八大行业，那配额可能超过70亿吨。所以，我们假设换手率是5%，可以推测未来，比如“十四五”末期或“十五五”也就是2025-2030年之间，考虑到中国经济每年5%左右的增长，中国碳交易市场配额总量可能会达到70-80亿吨，纳入的企业未来将达到7000-8000家，按照当前的定价水平，碳市场总的资产规模可能会达到4000-5000亿。换手率如果是5%左右，中国碳市场交易规模可能会达到3.5-4亿吨。

在此，可以比较一下当今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碳交易市场。

中国碳市场尽管配额规模45亿，欧盟碳交易市场不到20亿吨。但是流动性、价格、交易量，我们比欧盟碳市场相去甚远。

欧盟碳交易市场2021年交易量约100.48亿吨，是其配额总量的500%多。欧盟碳市场2021年的交易额约5589.97亿欧元，交易平均价格大约是55.6欧元/吨。按照市场的交易量或流动性、换手率、交易活跃程度来对比，欧盟碳市场的换手率约是500%，是中国8个试点碳交易市场换手率5%的100倍。

如果按照价格对比，欧盟碳交易市场2021年平均价格55.6欧元，截至2021年底，欧盟碳价为80.11欧元，而中国碳试点平均价格大约23.75元人民币，现在全国碳市场价格大约40-50元人民币。

另外，就是度电碳成本，欧盟目前的碳市场已经到达第四阶段，目前其电力行业配额是100%的拍卖，工业行业配额是70%的拍卖，民航领域配额是36%的拍卖，即便不考虑拍卖成本，欧盟度电碳价格大约是中国度电碳价格的10倍以上。

众所周知，碳市场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现来引导稀缺的资源获得更优的配置。如果碳交易市场的规模、流动性、价格都不能够科学地体现或者反映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综合社会成本或者外部性成本，无法形成公平、合理、科学有效的碳价格，碳市场的功能就会大大地减弱，也就是说碳市场的有效性就会大大降低。

比较中国和欧盟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交易价格，碳交易的流动性、换手率，可以客观地说，中国碳交易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

借鉴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有效市场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多元化主体、市场化产品与透明化监管。我国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动性的、稳定性的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要完善碳市场的定价机制，要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外部性成本或者综合性成本，为139万亿碳中和投资提供激励机制、引导功能、风险应对与稳定预期，需要满足“严、准、活”三个字，即“政策要严，数据要准，市场要活”。

首先，政策要严，即严格立法。因为碳市场是个配额市场，未来的碳交易市场需要从目前的强度减排走向绝对总量减排，所以一定要严格。碳市场的核心原理是总量与交易，即“cap  and  trade”，“No  cap ，no  trade”，没有总量就没有交易。没有总量，这个市场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同时配额的分配方式要实时增加拍卖比例，未来碳达峰之后可以考虑做总量减排。政策一定要严，碳市场“短期价格看需求，长期价格看供给”，而配额的供给和需求都取决于政策的严和松。

第二，数据要准，即严谨量化。因为碳市场是一个建立在能源数据统计体系上的虚拟市场。如果能源的统计、监测、分析有问题，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就有问题，将会是碳市场的灾难。

随着碳市场从电力行业扩大到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民航这八个行业，这些行业能源使用多样化、排放过程复杂化、生产流程多元化，对能源统计和监测带来更复杂的要求。

所以，未来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不管是配额分配的一级市场还是二级交易市场，都应该适时考虑在目前的排放因子核算法和物料质量平衡法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以CEMS在线监测为代表的直接测量法。

在一级市场建立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基础上的一级市场检测比对、量化核查的大数据体系、系统和平台。在二级市场建立防止操纵市场、防止违规交易的大数据预警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建立真实完整准确的数据系统，做到数据要准。

第三，市场要活，即严肃定价。市场活了，才会有流动性，有规模，价格才能够反映真实的碳排放边际减排成本、综合社会成本与外部性成本。

碳市场的有效性、流动性和稳定性取决于严肃的定价机制，需要吸纳更加多元化、规模化的参与主体，要吸纳数量足够多的，具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预期、不同信息来源的市场主体，只有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兼顾持续性、有序性、成熟性和稳健性。

同时要推出更加市场化与金融化的产品，以满足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等市场基本功能，这就意味着碳市场需要提供足够丰富的多层次产品，不仅包括碳排放权的现货交易，而且包括更多的其他衍生品交易，提供期权、掉期、远期、期货等交易类产品以及其他与金融产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服务，如抵质押、资产证券化、担保、再融资等融资类产品与服务类产品，帮助履约企业以及投资者实现跨期贴现、套期保值、合理套利与风险管理。

还需要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监管，要严格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要执行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促进严肃定价，特别是可以借鉴欧盟碳市场的市场稳定储备原则即MSR原则，允许在市场出现黑天鹅事件时，回购一定的碳配额储存起来，等到市场配额不足时，再相应地放出，这个制度，对欧盟碳市场的碳价格稳定，起到了作用。因此，中国碳市场也需要制定配额限价的公开市场调控管理办法，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管理。

碳市场展望

金融“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是指“汇率稳定、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变量中，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两个目标。

中国碳市场未来可能要走向国际化，规模、流动性、价格都会有一定的国际趋同。

我们知道，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排放二氧化碳对地球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因此，旨在低成本、高效率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碳市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国际化市场。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理论有个经典的“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汇率稳定、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变量中，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两个目标。

这个理论在碳市场也许同样有效，长期来看，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权天然具有国际自由流动属性，如果要保持国内的碳中和产业优势和低碳政策独立，则碳价也许会逐步向国际碳市场趋同。

目前，欧盟、美国、韩国的碳价都远远高于中国碳价，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和全方位引进外资，外资也会进入中国碳市场，若干年之后，随着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不断深入，NDC即国家自主贡献相关规则将日趋公平合理，国内外巨大的碳价差异会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存在套利，价格差就会消除。

2021年11月，第二十六届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召开，本次会议最大的亮点为《巴黎协定》6.4机制，即未来全球碳市场机制，在这次会议中已经获得初步的通过。

《巴黎协定》6.4机制的起源《京都议定书》的第十二条中引入了一种市场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中国是CDM机制下CERs的最大卖方，并由此获得了上百亿美金的收益，加速了中国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但是，由于欧盟经济下行、其它国家气候承诺不及欧盟预期等原因，欧盟下调了其减排目标并对可用于履约的CERs进行了严格限制（仅限最不发达国家）。CDM机制虽然仍在，但已名存实亡。在此之后，全球范围内建立了30多个大大小小的碳交易体系，但相互之间基本没有联系，直到《巴黎协定》的签订。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协定》6.4是《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的延续，它也计划引入一个被称为“可持续发展机制”（Sustainable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的机制。在该机制下，所有的缔约国都可以通过向它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减排，产生的减排量用于本国履行《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

SDM总体架构几乎全部沿用了CDM的架构，包括基准线、额外性、监测计划、审定核查机构、总体注册和签发流程等，但在可持续发展贡献上要比CDM强调得更多一些，估计未来可能会像黄金标准一样做可持续发展评估。

该机制将会在接下来的几次气候大会中讨论具体的细节，在未来的10年里这个相关规则制度会慢慢建立并完善。2013-2020年，CDM项目确定可用于所有国家的首次NDC，即2030年的减排目标，但是卖方国家会相应增加NDC目标，所以这钱能不能挣到得看国家态度，中国应该会加入这个机制并且会成为主要的开发商及贸易商。

今后，还会制定一个全球的减缓成果转移（ITMOs）数据库，类似于注册登记簿。用于记录所有国际间的ITMOs转移，及因ITMOs造成的各个国家NDC的变化。全球碳价会以ITMOs为准绳相互靠拢，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碳定价体系。

在SDM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拥有全球最多的CDM项目和签发的CERs的国家，如果CDM能够无缝对接SDM，相当于凭空多出许多全球通用的碳资产，这无疑将为中国取得全球碳定价权创造条件。

并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生产国，拥有超过70%的光伏产能、50%的风电产能和40%的新能源车产能，在SDM项目的加持下，中国可以通过将新能源布满全球来获取大量碳信用。

所以，如果SDM成功落地，中国的双碳实施方案中，或许会出现SDM的影子。并且，该机制不但可以串联全球各地的碳市场，极大提高全球总体的减排效率，还可以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碳交易市场。相关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需求会暴增。在该市场下的碳信用或将超越石油，成为各国发展最为必须的大宗商品，当然也会吸引天量的资金、技术以及投资者和从业者参与其中。

在此，我们再说说国际民航碳市场。2016年的时候，国际航空民航组织ICAO提出了一个“国际航空碳抵消及减排机制”即CORSIA，这是第一个全球性的行业市场减排机制，它被视为建立国际统一碳市场的一个先期实验。“国际航空碳抵消及减排机制”从2021-2023是试点阶段，这是行业层面推动全球碳市场联通的重要尝试；2024-2026年为第一阶段，可自愿参加；2027-2035为第二阶段，须强制参加。

据《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实施计划》要求，在 2018 年国际航空活动中个体份额超过总活动的 0.5%, 或者累积份额达到总活动 90% 的所有国家都包括在 CORSIA 中。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参加，除非他们自愿参加。

CORSIA将2019年的全球航空运输业务碳排放量作为基准线，自2021年开始，任何超过基准线的国际航空排放均需要购买碳信用加以抵消。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测，到2035年，如果全球主要国家都参加CORSIA，预计航空业需要购买25亿吨减排量用于抵消。

CORSIA的实施将使欧盟、北美、中国碳市场通过6种抵消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间接连接起来，同时为国际航海业等其他行业构建全球碳交易市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当前气候变化谈判的背景下，CORSIA通过抵消机制将全球多个碳交易机制间接连接，能够促进不同碳市场在核算、减排目标、成果认定等多个方面进行交流，“自下而上”为促进《巴黎协定》第六条最终落地提供更新的思路。

我国主管部门暂时未公布我国民航业是否参与CORSIA试运行阶段，中国如果参与CORSIA计划，所有由中国航空公司往返中国和CORSIA参与国的航班碳排放量将会被纳入CORSIA体系之下，参加 CORSIA的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除了每年的二氧化碳监测、报告和核查（MRV）外，还需要每三年一次地确保其飞机运营人符合CORSIA抵消要求。

飞机运营人需汇报合规期间CORSIA合格燃料的使用情况，国家扣除使用CORSIA合格燃料获得的效益, 并告知3年合规期内飞机运营人的最终抵消要求，飞机运营人购买并取消相当于其合规期间最终抵消要求的合乎条件的排放单位，并且飞机运营人还需向国家提供一份经核查的排放单位取消报告，最终国家查验报告并通知国际民航组织。

CORSIA的实施运行对CCER以及我国碳市场的影响，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国应做好碳市场相关改革工作，实现碳市场机制的国际接轨。

2021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计划对部分具有碳泄漏风险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扩展到进口产品，这可能要求外国生产商或进口商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购买排放限额；从排放交易体系以外专门用于进口产品的特定池中购买配额；在消费层面上对一些产品征收碳税。该机制可能涵盖电力和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例如水泥、钢铁、铝、炼油厂、造纸、玻璃、化工和化肥等。

2021年7月14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交了设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议案。这是欧盟碳关税进入立法程序的第一步。11月29日，欧洲议会的国际贸易委员会（INTA）公开了对该议案的《修正意见稿》，预示着碳关税的具体设计可能将发生重要变化。

根据欧委会的《议案》，碳关税的实施有一个三年的过渡期（2023—2025年）。在这三年里，欧盟并不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只要求进口商按季度报告进口产品的数量和碳含量。过渡期结束后，即从2026年1月1日起，出口到欧盟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才开始缴纳碳关税。

而在欧洲议会的环境委员会（ENVI）最新的《立法报告草案》里，其主张扩大碳关税产品范围，增加有机化工产品、氢和塑料，并对所有进口产品的间接排放（生产用电排放）征税。同时过渡期条款的结束日期和征税条款的生效日期都被悄然提前了一年。这意味着不征税的缓冲期从三年缩短为两年，从2025年起碳关税就将正式开征。

欧盟碳关税将针对欧盟和欧洲经济区（EEA）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自脱欧后，英国产品也将受制于碳关税制度。根据2019年欧盟进口数据，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分别是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英国。

同年7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民主党将公布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将设立一项新的“碳边境税”，旨在“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没有显著减少其产生的全球变暖污染的国家的进口征税”。

目前草案规定了拟征收碳关税的两大类别的产品，一类是燃料类产品，即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其他由此三类产品衍生、加工的，并在使用过程中会排放温室气体的其他产品；二是工业类产品，包括钢、铁、铝和水泥，以及上述产品含量超过50%的其他产品，并授权每年视情况追加其他类别的产品。

该草案建议，美国碳关税方案应当在2024年1月1日起执行。与现行欧洲碳关税方案相比，美国的执行时间提前了1-2年。据相关报道，两年可能产生的碳关税收入分别为50亿和150亿美元。

同时，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均加快了碳关税的进程。2021年8月5日，加拿大启动了关于碳边境调整机制的磋商，并开始向该国民众征求意见，确保加拿大国内对碳边境调整机制达成共识。

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已经在推动对从中国进口的、使用煤电生产的产品征收碳排放税的政策，但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规定和实施的日期。

英国首相约翰逊称七国集团（G7）应建立气候同盟，英国将利用轮值主席国的机会积极推动碳关税。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就碳关税议题展开多轮内阁会议，但受到国内制造业企业的联合反对。

并且，美欧还将建立一个针对钢铝产品的，以碳含量和市场经济为双重门槛的“俱乐部”。如果俱乐部外的国家被认定为“非市场导向”、存在产能过剩，或者产品不够低碳，则其钢铝产品进入俱乐部成员国市场时将被设置障碍。俱乐部内成员还会对来自“非市场导向”国家的投资加强审查。

我们再看中国的出口结构，2020年，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总额达12583.1亿美元，同比增长5.3%，机械及运输设备在出口中的占比达48.6%，较2019年增加了0.8个百分点；纺纱织物出口额达1541.86亿美元，同比增长28.9%；金属制品出口总额1070.92亿美元，也实现了6.1%的增幅。

而机械设备、纺织品、金属制品等正是所谓的高碳产品。2020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总额5860.32亿欧元，同比增长4.46％，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到16.07％，同比上升2.3个百分点。

在欧盟、美国等国将加征碳关税的背景下，势必会导致我国对外出口的高碳产品成本的上升。一方面我国应注重能源低碳化、生产去碳化和产业低碳化，破解高碳困境。同时，我国应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加强对碳边境调节税的政策协调。推动各国将国内碳税、碳市场收入或碳边境调节税等所有涉碳收入用于减排，设立政策激励机制引导，将资金更多投向国内依靠新研发和新设备的减排活动。

特别是要推动涉碳收入资金从进口国流向发展中国家，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那些以劳动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为主要出口产业的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力地体现出做好碳减排的国际共识与雄心。

总之，在碳交易套利、SDM机制将要启动、国际民航减排市场机制以及欧盟等国将推出“碳关税”的背景下，我国应与国际各相关方一起推动全球碳交易和碳市场的建设，包括碳信用的衡量标准、全球碳价的形成以及碳市场的互联互通。

下阶段，中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国内的碳抵销市场，为与全球碳市场的联结做好准备。基于欧洲碳价与他国或者地区碳价的差值计算碳关税的机理，也许到2050年前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全球碳交易市场有望大致形成一体化，国内的碳价可能会与国外逐步趋同，使我国的碳价上涨，这可能是“一价定律”、“要素价格趋同理论”等经济规律在碳市场的使然。

综上所述，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来看，如果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框架和规则因为发达国家碳关税政策等出现调整，这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影响中国的碳中和工作。

碳市场的挑战：未来40年，中国经济将经历一条非常陡峭的减排路径，我们的库兹涅兹曲线将会非常陡峭，相当于给中国陡峭的碳中和路径上再增加一些障碍，要求中国在更加严格的排放约束条件之下实现发展，在更短的时间内适应更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碳市场面临的挑战，也就是面临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的挑战。

碳市场的机遇：目前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能源革命，中国目前在新能源的供给，我们有最大的新能源体系，传输有特高压电网，消纳有电动车体系和储能体系，我们巨大的成本、市场、技术与政策优势可以让我们超越能源不可能三角。

历史上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靠的是债券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靠的是股票市场。超越能源不可能三角，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能提供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市场，毫无疑问，银行与资本市场仍然是主战场，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新型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那就是碳市场。

碳市场展望：中国碳中和的宏伟目标要求中国碳市场的规模、价格、流动性都要达到科学、合理、有效的体系和机制。也许，根据金融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国碳交易市场将会从市场化走向金融化，从金融化走向国际化，值得期待。毋庸置疑，中国碳市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硅谷有句名言，“人们总是低估一个新技术或新事物的长期影响力，而高估了它的短期影响力”也许碳交易市场就是一个这样的新事物。“所有理所当然的现在，都是曾经看起来不可能的未来。所有现在看起来不可想象的未来，可能都是明天理所当然的现在。”

（中国碳市场数据更新至202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