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开放时代》酿成了一种传统，促成了一个学术上的开放时代！所以，每年大家都愿意来这里说说心里话，只是线上说话，不过瘾。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这个主题需要解。

既然说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显然就潜藏着一个意思：今天的学科性学术已经不是问题性学术了。这颇令我费解：难道任何一个学科，不是指向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么？不是以究问作为自己的起源和前行的动力么？难道还存在没有问题的学科么？再进一步追问，学术难道不都是一种问题化的知识形态么？康德非常强调“问题化”的概念，海德格尔也一再说，“问之所问”是一切学问的存在论基础。假如大家同意这样的判断，那么今天会议的主题里，“无问题化”的“学科性学术”，即“无问之学”，所指的就不是学术，就不是学问。在这样的学科中，只有“术”，没有“学”，所以会议主题也可以转换成“从学科之术到问题之学”。

借此，我想再从社会学的角度破破题。当学科只剩下了“术”，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目标上说，只是职业意义上的学科技术，就像今天很多年轻学者或教师那样，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论文写作的技术上，大家不关心研究的问题本身是否得当，是否接地气，是否有意义，论文只要能发表就行，就是目的。为此，国际学术界还发明了各种学科技术。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叫“点读法”，这种技术，通过关键词索引和链接等手段，可以在五分钟内告诉你一本学术著作的基本论题、假设和结论，而你要是逐字逐句地阅读此书，就要花费50个小时的时间成本。看看，读书多不划算，越是认真读书，你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就越少，越短，而你越是掌握了职业性的阅读和写作技术，你用来证明学问的证据就越多，越完备。今天，连个傻子都知道，读书是吃亏的，谁要是花半个月时间读《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闲书”，谁就应该被送进学术疯人院才是！

在大学教育和教学上，各类学科也多半是以“术”的形态起作用的。不能不说，在有关部门的治理下，目前的高等专业教育是严格按照学科体系来设立的，规范性强，还常常评估。各个院系都在查缺补漏，哪个等级的学科都不缺，非得搞得五脏俱全不可。可是作为学科基础的那些学问，即探究学科本身之源起与义理的那些“问之所问”的学问，也随之被渐渐边缘化了。局部细碎的知识充满课堂，学生疲于应付，再加上每门课若不修好便无保研前途的绩点制度，搞得学生们时时刻刻焦虑不堪，既烦又怕，神经也衰弱起来。于是，大学成了中学，大学还不如中学，中学生还可以通过高考一步登天，大学生则要把持住每门功课，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今天，论文至上和绩点至上，使研究与教学难以厚积薄发，难以自由“发问”，学术失了“问学”的基础，便自然会“术化”。究其根本，当与学术生活有关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套生产化的标准，规范化的流程，以产量、技术、效率为原则来引导，学问也便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化的交换价值，知识活动也会成为社会化的平均劳动。学术本为对思想和知识的探问、探究和探险，却沦落为一种自我保全的技术；学者本来是一种“问无人之所问”的行当，却演变成一种产品经理常有的客户思维，课题也成了用来招投标的标书，批发-零售的关系随处可见。然而，与商业中的大资本相比，学术领域本多为小资金、小土地的经营者，尤其是文科，一旦技术密集化，自然会形成“内卷化”的效应。这让我时常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的分析，真是精彩到位啊！

所以，我终于理解了《开放时代》这一年度主题的涵义：只有当“学科性学术”本身成为问题，即“学科性学术”成为“学科之术”，或成为有“术”无“学”的学术，我们来讨论“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话题才有意义。事实上，今天只有将“学科性学术”重新问题化，才能回应问题本身。“问题性学术”的意义，并不是所有学术都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学术当然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也需要从人类历史的源流和发展来考察问题，更需要进入学科内部，去发现每个学科的发端、变迁和未来的可能处境来探讨知识本身的问题。总之，任何学科，本来都是从“发问”和“追问”中产生的，用韦伯的话说，既是一种信念伦理的要求，也是一种责任伦理的要求。学问本于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进入未知的领域，而不能沦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技术，或一种社会竞争的技术。

前些日子，网上流传一个帖子，讲的是一位农民工（其实是辍学的大学生）工余时间阅读海德格尔的事，他还翻译了一本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专著。我大致看了下他翻译的目录，一板一眼很靠谱，说明他是认真读了《存在与时间》的。他说哲学只是他思考的乐趣，不能帮助解决什么实际的生活问题，却让他对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多懂了几分。这里提起这个故事，是说哲学总是贴近人的，任何一个人，都对人的存在、人的状况有基本的领会，都需要哲学。同样，记得邓小南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任何人对于人类曾经的过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同样，文学也可以给深陷周遭生活中的人打开一个新的天地，让他或她在一个别样的世界中有梦想，有希望。这就是文史哲这些学科最根本的生命力，在所有人那里，最接地气。可悖谬的是，今天很多学者所做的研究，已经全然不顾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基本存在论的感受，淹没于繁复冗杂的方法和技术之中，不仅普通人不知所以然，连最相近的同行都搞不懂。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们知道，所有学问的生发点，都是人世间的疑难、为难和危难之处，中国人讲“推己及人”，就有这层意思在里面。在生活的世界里，哪里都有疑难杂症，我们身在多重的关系和道理中，总有不知所措之时，世界纷繁复杂，常伴有危机和苦难，所有这些，都有其源远流长和错综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学问之所学，学问之所问，都源出于此。倘若学者不再有生命的关切和律动，知识再繁荣，再爆炸，那只能加重人的焦虑和世界的危机。

因此，所谓“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话题，倒是应该反过来谈：学术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依据学科的轨迹去探究问题，进入问题的深层机理。而任何学科的原发状态以及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并不是自明的，而是因学者所遭遇的不同时代之处境而不断得到重新的理解和阐发。不要认为，我们在哪个学科从事研究工作，我们就搞懂了这个学科。很多人的学科归属，不过是一种职业性的或资本性的归属而已，与学术无关。或者，一个人面对危机重重的时代而焦急万分，亦不是学者应有的最终姿态。从问题性学术重返学科性学术，才是学者担负起责任伦理的真正路径。从根本上说，任何专题或主题性的研究，都不是学术的根本，只有再次返回到一个学科最基本的提问方式和基础命题中来，获得新的认识，才是学术的真正目的。

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有些最根本的问题总是绕不过的。社会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一门学科来思考？与以往的学科相比，社会学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新方法、新视野、新境界，才可以对那个时代原有的学术门径提出挑战？社会学提问和追问问题的方式，或问题化的路径究竟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每个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者都要反思的。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些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在古典希腊时期就已成型，有些学科则是在罗马，有些学科在基督教的时代里发展到鼎盛阶段，那么，为何惟有社会学，或者是将“社会”作为“逻各斯”（logos）的问题化方式，在19世纪才得以形成？这说明，在发生史的意义上，社会学并不是作为与其他学科并行的一门学科而存在，相反，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社会学是以超越原有知识图式的姿态出现的，即面对这个未知的现实世界，社会学要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视野和方法，才能突破人类旧有的知识格局，从而开辟未来。

问题化，是一门新兴学科最原初的认知冲动，同样，即使是一切学术上最微小的发现，其动力也必来源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说19世纪的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也不是今天学术管理体制颁布的学科体系中的一支，相反，在那个时代里，社会学是面对人类的总体历史处境、人的总体生存状况来提问的，而不是今天在排除了其他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后，留下来的剩余学科。

社会学形成伊始，便以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姿态出现。在一个蓬勃兴起的工业社会中，卡尔·马克思率先向传统形而上学发难，指出那些沉浸于纯粹观念世界中的思想，无非是一种“贫困的哲学”而已。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形成的两级分化的雇佣关系中，到处充满着悖论：一方面，是大面积陷入贫困境地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则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家，依然用所谓人性的构想来解释世界，这种学问本身也是一种贫困的窘境，罔顾现实中的一切，只靠幻想存在。因此，要对“批判的批判”再度进行批判，才是现实存在之问题化的思想所向。在这个意义上，创建一种重返经验世界的科学，便是经典社会学家的第二重出发点。无论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存在的物质性，还是涂尔干所言的社会事实，以及韦伯提出的客观有效性的概念，都旨在发现各种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方法，将一切现实存在的总体性原则揭示出来。

然而，社会学家从来没有把目光单纯锁定在经验事实的领域中，而是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价值性的难题。马克思关于价值二重性的论述，将人的劳动和生产关系提升为一种根本性的创世原理，涂尔干则将作为神圣存在的社会，理解为宗教构造的根源，彻底向一神论发出了挑战。事实证明，如今的欧洲，在政教分离和跨文明流动下所形成的弥散性信仰，已经构成了价值认同的新危机，为涂尔干百年前有关现代宗教的判断所言中。相比而言，韦伯秉承德国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的传统，为最终扩展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体系给出了一个宗教发生学上的解答，同时也将这样一种世俗化的救赎方式所带来的历史效果，作为新一轮的问题化过程加以追问。

可以说，社会学之学科意味中的“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新方案，是因为伴随着工业化、资本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人类首次全面迈入了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涂尔干所说的有机性组织及其神圣基础，韦伯所说的革命性的理性化进程及其伦理后果，都是对上述意义上的“社会”因素及机制的概括。这种解释逻辑，突破了已有的各学科曾经设定的认识边界，创建成一种新的逻各斯，超越了以往的形而上学、法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的视野。

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境遇中，社会学尤为关切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倍加矛盾和无所适从的“人的状况”，剥削、失范、紧张、抑郁乃至荒诞，开始成为人在社会中的病症。而另一个问题，则是世界历史突破了原有的各大文明板块的疆界，破天荒地将不同的信仰、价值、制度和风俗混融交织起来，构成了人类从未有过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便是最鲜明的写照。由此，经典社会学家们开启了更为宏阔，也更为纵深的学术征途，即将文明研究作为一种集大成式的时代问题加以关切。在文明的古今之间，以及不同文明区域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出总体史的恢弘面貌。无论是涂尔干的社会学年鉴学派诸弟子所展开的各文明史前研究的学术体系，还是韦伯一人担负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皇皇巨著，都是社会学学科对一个新时代的思想交代。

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类的历史再次进入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时期，依我们学科发展的现状来说，我们问什么样的问题，拿什么样的成果，才能对这样一个时代有所交代？社会学诞生仅有百余年的时间，可是，倘若前后对比来看，经典社会学家博大的知识修养、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与我们今天最为重视的学科排名、论文技术和课程绩点，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我们所失的，是内在于生命的强烈的思想冲动，是对生活世界中各种疑难、为难和危难的感受力，是兼容理论、历史和经验认识的学术修为。

我们不要把一切的困顿都归咎于体制。外部环境永远存在，在生存的意义上，我们的前辈也活得不易，甚至更加艰难。但是，他们从未失去感受时代问题的脉搏，从未失去叩问心灵的良知，从未失去不断追问的意志和能力。真正的学者，从来都应以自知和自省为先，任何学术问题的发现，都首先在于发现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从“学科之术”到“问题之学”，是所有改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