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儒商”伴随着“国风”，成为当前时代潮流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家开始乐于给自己加上“儒商”的标签，各种“国学总裁班”或者“修身营”的兴起也说明，具有相似价值关怀的一群人在寻求彼此的认同。面对企业组织管理、选人用人、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很多企业家逐渐认同并主动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传统中去寻找智慧。在这样的时代风潮和背景之下，关于“儒商”的研究、演讲和课堂开始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各大学商学院也把“儒商”纳入教学研讨的范围，从而让“儒商”这一概念逐渐有了一定的系统表述。

关于儒商的各种表述

在各种关于“儒商”的表述中，大多数是从正面罗列儒商的各种特点或理念，比如：以德为立身之本；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以仁爱思想构建和谐的企业环境和广泛的人际关系；诚信经营；以贤选人；讲究礼仪；热爱祖国、热心慈善、回报社会……

那些以定义的方式表述“儒商”的，往往更加宽泛，比如：儒商是以传统文化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有一定文化修为的商人；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质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长的商人；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罗列了。其中以特点和理念来表述的，罗列的基本都是现代企业经营的一些正面价值或理念，这些价值或理念大多数经历了从西方现代社会发端以来几百年历史经验的检验，其本身就是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一部分，它们是企业经营本身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善于思考和有一定知识积累的企业家本身就已经认同的理念，现在只是换了一套话语体系，用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来重新表述，或者是用从传统经典中挑选出的一些“名言”来进行重新论证，而这个论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断章取义和过度延伸的现代阐释。但对于大多数参加“总裁班”和“修身营”的企业家来说，这正是他们乐于听到的，这让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原来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所讲的那些道理，跟我心中所想和所认同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就应该这样嘛！”

每个人都只能基于他大脑中已有的“前见”来理解新的事物，这是“解释学循环”中的一个必然。也正因为此，能在大众层面宣讲的那些话语，往往是一些“正确的废话”，你听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但听完之后，往往感觉又像是什么都没说。比如关于儒商，他们讲了很多优秀的特点，但我们回头去看，西方的现代企业家难道不需要诚信经营吗？他们不注重人际关系吗？他们不热心慈善吗？在很多方面，优秀的西方企业家比我们一般所说的“儒商”甚至做得更好。那么，到底何为“儒商”？让“儒商”与其他企业家群体区别开来的核心特质是什么？也只有理解了这种核心特质，我们才可以讨论儒家思想和儒商对于现代社会的参照意义和贡献到底在何处。

孟子辟杨墨的现代内涵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有一个概念叫“判教”。这个概念起源于佛教，它的背景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兴起了各种宗派，所谓判教，就是在各宗派之间剖别类别，以讲明各宗派之间的细微区别，判教的背后往往是为了论证自家宗派何以为正宗，或者论证其比其他宗派高明之处在哪里。唐君毅先生在《中国佛学中之判教问题》中说：“中国佛学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即是判教。判教的问题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以后才生起的，中国佛学的派别亦见于其判教之不同，故我们亦可由不同之判教去看各派佛学之不同。”在中国佛教中，提出判教理论最出名的是天台宗和华严宗。

如果我们把判教看做一种思想理论在论辩中讲明自身与其他思想理论之区别，从而确立自身之理论定位的一种方法的话，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论中，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判教意识了。正是在类似判教的辩论中，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确立自身的理论定位和思想特色。从哲学上说，一物之显现-存在，必是它从背景中凸显出来，在它与其他物的区别中确立自身之存在。对于一种思想理论，同样如此。比如，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但在孔子的时代，并没有“儒家”这个名字，而是在孔子的弟子与其他思想理论的论辩中，才有了“儒家”之名。最出名的就是孟子“辟杨墨”，也就是说，儒家最初是在讲明自身与杨朱、墨翟所讲的道家、墨家之区别中，确立儒家的核心特质的。

那孟子所坚信的儒家学说与杨朱、墨翟的道家、墨家学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篇）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均见《孟子·滕文公》下篇）

在上面的引文中，其实包含着孟子对杨朱学说的曲解，这个问题我们暂不讨论。我们就先从孟子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与杨墨之区别。用现代的概念来表述的话，杨朱是一种个人主义，讲究个人利益至上；墨翟是一种集体主义，讲究个人为集体或崇高理想完全奉献。落实于现代场景的话，杨朱近似于讲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现代西方理论，具体到企业经营的话，那就是说企业经营就是为了实现每一个员工的个人利益，不能损害任何个别员工的自由权利；而墨翟接近于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每个职工都是一个螺丝钉，个人应为集体利益奉献和牺牲自己的个人权利。孟子认为，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秩序就无法建立（“君”代表着秩序），任何事业也无法开展；而如果过于强调个人为集体奉献的集体主义，那么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就无法维持。孟子在这里用的表述是“无父也”，也就是说，如果讲究无差别的博爱，就是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和陌生的路人同样对待，这不符合基本的人性。孟子注重的是一种伦理的后果，他并没有论证这样一种安排的经济后果。这是基于儒家“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而做出的表述。但是他对自然人性的尊重，背后隐含着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对“自然秩序”的敬畏相似的理念，在儒家的表述中，就是对“天道”的敬畏，不要试图用人造的理论去改造自然的人性，而只能去适应它。

儒家在最初确立自身理论定位的时候，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庸，可以理解为不走极端，或者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中庸的本质是个体和整体之间实现通联和平衡。人和人组成社会，在社会的组织中，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矛盾。很多人，包括很多西方学者，都把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理解为一种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认为个人淹没在集体之中，不鼓励个人创造，在各种礼制的束缚中，没有挺立个人主体性，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保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要从两个角度看，从中华文化的内部来说，儒家是在倾向于个体自由的道家和倾向于集体精神的墨家之间寻求中道，儒家特别是孟子一脉，非常重视挺立个人的道德主体性，所以儒家尊重人，尊重和重视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不能把儒家与现代西方的集体主义理论相提并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与建基于自由权利学说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相对比，儒家又多了很多集体主义的色彩，儒家把个人放在各种人际关系角色中来理解，儒家所讲的仁和义，都强调个人要与更广大的集体相通联，要承担集体赋予个体的责任。但实际上，我们也要看到，所谓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是现代西方精神的全部，西方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左派的集体主义，有纳粹主义这种右派的集体主义，更有基督教作为道德伦理的托底和法治的根基。不管在实际生活中，西方人能够多么毫无违和地一方面信仰着基督教，一方面从事着全理性的科学工作和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着理性的经济计算，但至少从其基本理论表述上，基督宗教和现代科学以及现代经济学是完全对立的理论两极，西方社会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推进着其摆荡性的发展。而儒家是要寻求一种中道，包括在精神和物质之间，道德和利益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人类和环境之间，寻求一种综合或中庸之道。

天人之际与儒法之辩

儒家的第二个特点是以人为本的同时保持着对天道的敬畏。第二个特点可以视为第一个特点的延伸表达，但由于这是对核心精神的表达，所以我们单独列出。这一个特点在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的儒法之辩中更为凸显。儒家是以人为本的，儒家认为各种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成就人，人是最终的目的。这样一种表述，只有在对比中才能看到其意义。比如说，法家是在残酷竞争的战国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它的着眼点是国家，它追求国家在竞争中的获胜，人民只是手段的一部分，它认为只有让人民贫弱，人民才能服从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统一了，才能在竞争或战争中获胜。法家把人都理解为追逐利益和欲望的动物，这类似与古典经济学中对“理性人”的预设，它认为，正因为人们追逐利益，所以君主才能用高官厚禄来利诱人，正因为人们会恐惧，所以君主才能用权力压迫人屈服。在法家的理论中，如果“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那是最难管理的。现代经济学中的利益驱动理论，就是预设了人们都会追逐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各种企业经营，也是基于人们会理性选择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品、人们会理性追求幸福生活的不断改善而经营和互相竞争。

儒家从不否认人们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生活的天性，但儒家同时认为，这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孔子在《论语》中阐述了“庶、富、教”的施政大纲，认为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三个条件，或者三个步骤：首先是“庶”，人口的增多；其次是“富”，即发展生产，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最后是“教”，在庶、富的基础上，要施行教化。所以儒家从来不是只把人看做追求利益的“经济人”，而是在承认人之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基础之上，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是简单的利益计算能够涵盖的。儒家认为自身的责任是在保障人民物质生活基础之上，引导人们去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儒家从来不会把人民看作国家的工具，而是认为国家的各种行动最终要推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德性的成长。

落实到企业经营的层面，儒家首先肯定企业作为一个由员工共同组成的团体组织，它的经营行为是要保障和实现员工的经济利益。但更强调，不能把员工当做工具。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阶段，把工人视为“劳动力”，这是一个把人物化的概念；现代经济理论中，把职工称为“人力资源”或者“人才”，同样是把人物化的概念。在经济理论层面，只有通过把人物化或数字化，才能进行计算，包括进行成本核算等，经济学由此而得以发展。这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之现代发展的一个结果。只有实现这种抽象的转化，各种经济理论才可能建立，就好比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必须以数和图形的抽象为基础才能建立一样。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没有发展出这种抽象化的理论方式，所以古代中国虽然有各种技术的进步，却始终未能发展出科学。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这只是说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这种发展路径，一路发展下来，固然有了近代科学的突破和物质文明的大范围扩张，但不代表那就是成功的唯一模式，其根深蒂固的问题正在逐渐暴露出来。中华文明在自身的发展中未能以抽象化的方式发展出近代科学和经济学，但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弥补我们的不足，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核心智慧中去寻找解决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本钥匙。

法家思想是在竞争的背景下产生，并服务于竞争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它针对和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军事层面的国家竞争问题。基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现代经济理论，针对和要解决的是经济层面的企业发展和竞争问题（扩展到宏观层面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问题），因为竞争的主体都不是在“人”这个层面，所以都会把人物化和工具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带来效率，问题都是掩盖和忘记了“人”之根本，只保留和计算了人动物性和物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人之精神性的一面。

我们知道，儒家内部也有孟荀之别，有内圣外王的不同路向，从而有自身的光谱宽度。比如在天人关系上，孟子和荀子就有较大差别。孟子在挺立个人道德主体性的同时，强调对天道的敬畏，而荀子却讲要“制天命而用之”。孟子讲仁义内在，而荀子却隆礼重法。孟子讲人性善，要发扬人性本有之善端。荀子讲人性恶，认为应通过后天礼法之学习，矫正人性中的偏私妒忌。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尊孟子一脉，贬低荀子，甚至认为荀子不是儒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正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就涉及“判教”的问题，荀子的学说中，有很多论述已经比较接近法家的表述了，但我们仍然要说，荀子守住了儒家之藩篱，他只是扩展了儒家思想的光谱，但非常清晰地守住了儒家的边界。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儒家的两个核心特质，一是守住了中庸之道，二是守住了天人之际。荀子讲的“礼”和韩非讲的“法”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以人为本，是否包含着对天道的敬畏。韩非之“法”完全是人定之法，而荀子之“礼”依于天道。在两汉时期，儒家通过反思秦政之失，辨明儒法之别。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理论方式保留了天道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地位，既体现了儒家因应时代的变通，也坚守了儒家的核心特质。

宋明理学与文明兴衰

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的发展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并在对自然社会环境变化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回应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并形成自身的独特特质。儒家思想在两宋之际，因应佛教的传入以及经济社会的新问题而有一轮重要的发展变化，后人将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带有新特点的儒学思想称为宋明理学。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当代人对宋明理学持负面看法居多，而误解更多。随着新一轮国潮思想的兴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有很多人开始讲朱子和阳明学，尤其是因为日本部分成功企业家对阳明学的推崇，阳明学成为儒商思潮的重要分支。

相对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转而向内，重视内在的道德，用传统话语讲，就是凸显“内圣”的一面。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天理”，并把心性与天理打通，为道德建立超越的根基。同时我们也看到，宋明理学在政治社会层面成为主导思想以后，具体说，就是从明朝开始，在中西方文明的发展竞争中，中华文明逐渐落后。西方发展起科学技术为动力的工商业文明，而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为尊的理学传统，对商业及相关联的逐利思想持贬低和批判态度，对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发展也是阻力大于助力。从这些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宋明理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之批判，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但仍然是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构成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以集体无意识等方式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逻辑之中，而我们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基本都是各种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移植的产物。我们的文化传统越长久，文化积淀越深厚，这种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积淀的错位就越深刻，融合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也是现代中国很多制度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根源。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儒商文化？当我们在进行经营企业、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源自西方的一套商业规则在进行的，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和流通，身处当前西方文化主导和西方制定的规则为全球通行规则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按照这一规则进行商业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逐渐意识到中华文化形成的积淀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仍然是当前的一个客观现实，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走向对多元化的承认和肯定，民族自信心的高扬，改变了人们对这种文化积淀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此前我们意识到有这种文化积淀，但是力图否定它或者改造它，现在我们是承认其价值并努力适应它。

那我们就要明白，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有了怎样的新特点，它在哪些方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积极的价值？

宋明理学内部，有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重大差异，他们分别代表了宋明新儒学光谱的两个端点。朱熹的理学重理守敬，重视传承、维护秩序，包含着理性化、知识化倾向，如果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希望把个体纳入整体的秩序之中，不论是内在的道德修身，还是外在的礼制维护，都为了重建秩序。王阳明的心学挺立个体主体性，把道德内化于个体之内心，赋予个体道德决断的自由和责任，包含着非理性化、主观化的倾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希望把整体价值纳入个体之中，从而解放被外在规范束缚的个体道德决断力和创造力。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与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西方思想有更多的相契之处，所以在当前的儒商风潮中，阳明心学成为显学。

由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转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把明朝灭亡的部分责任归到阳明心学的头上，所以实际上王阳明心学传播的时间很短，清朝主流思想是以朱熹理学为导向的，直到清末民初，阳明心学才又迎来新的发展。实际上，思想和理论的兴起都是因应其要面对的时代问题。而不论中国和西方，文明都是在个体和整体之间摆荡发展的。整体意味着秩序，而秩序往往意味着对个体的压制，个体关联着创造力，但个体自由的扩张往往带来秩序的崩坏。

所谓的文明繁荣期，是在两个节点附近，一个节点是从个体走向整体的时期，秩序刚刚建立，能够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体之创造力，而个体也认同整体之秩序，个体之创造能够转化为物质文明，文明在物质层面走向繁荣；另一个节点是整体之秩序遭遇外来文明的冲击，或者因自身之问题，开始松动和动摇，但并未完全崩坏，个体精神在不同文明的冲击激荡之下，或在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之下，迸发出创造力，出现一个精神文明的创造繁荣期。也可以说，在这两个时期，个体和整体之间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阶段，而在另外的时期，如果是整体吞没和压制个体的时期，虽然有物质的一定繁荣，但实际上文明在走向衰亡；而如果是个体无序扩张秩序崩溃的时期，战争和动乱将破坏一切文明。

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是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和中晚唐近一千年的分裂割据之后，要重新建立秩序，宋明理学就是要在理论层面为这种秩序的重建建立基础，在人心之中建立对理的认同。同时要回应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之挑战，重新论证儒家道德伦理的超越基础。秩序必须以道德伦理为根基，而道德伦理必须建立在超越性的根基之上。

再回看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人心秩序之崩坏体现为道德伦理之失序，但根源在于道德失去了那个大家共同认同的超越根基。在西方文明中，这个超越根基是由基督教和上帝保障的，基督教虽然受到科学和理性思潮的冲击，但仍然是西方社会的基础。西方法律的神圣、个人自由的根基都是源自上帝。宗教从来是一个文明的核心，所以中西方文明交流融合几百年来，中国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都可以学习西方，也在实际层面已经相当西方化，唯独在文明的核心处，我们很难移植西方的基督教。

很多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标准，认为中华文化是无神论或多神教，这实际上都是误读。中华文化有自身的信仰核心，就是“天道”信仰。当前我们最根本的时代使命，就是在中西方文明交融的背景之下，重建天道信仰。这样一种重建，并不是把先秦儒学或宋明理学的天道或天理简单复制，而是一方面要挖掘和继承我们文明传承下来的核心特质，另一方面要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吸收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积极元素，建立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体系。

儒商的特质与时代使命

现代西方文明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是一种商业文明，而传统中华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商业文明的长处在交流和扩展，而农业文明的长处在和谐和长久。换一个角度说，西方商业文明追求的是一种空间性的价值，商品的增多、物质的繁荣、规模的扩大、欲望的满足，都属于空间性价值的内涵，进一步分析，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本质上也是对空间的探索。我们现在衡量文明繁荣的绝大多数标准，都是一种空间性的标准，在这种标准衡量之下，历史演进呈现一个进步的假象。如果你穿越到中世纪欧洲或古代印度，跟一位修道士或苦行僧对话，你会发现，你所追求的那些现代价值，大多数在他看来一文不值，他根本不追求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认为，在追求的价值层级上，我们就一定比他们高明。

作为农业文明之代表的中华文明，追求的主要是一种时间性的价值。我们前面讲过，在中华文化内部，特别是在中华文明内部整合尚未完成的时期，也有崇尚个体价值的杨朱、追求国家竞争的法家等各种思想派别，而最终奠定中华文明主要性格并形成今天中国人文化积淀的儒家思想，更多追求的是和谐和长久的时间性价值。

西方扩张性的商业文明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在尚未发现外星文明的前提下，可以说，这种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一种扩张性的文明如果扩张到其极限，会出现什么问题？秦朝的灭亡就留下了一个典型的教训。我们知道，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立国的，崇尚竞争和扩张的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国，也在事实上打败和吞并了未能实现彻底法家化的东方六国。但统一后的秦国仍然延续法家思想治国，压制人民，维持一种对民间社会高度抽取的行政机制，保留庞大的军队，秦朝大军仍然向北和向南在推进着。秦灭六国时期，所发动的战争由于能够吞并东方六国富庶的土地，其付出的成本一般都能得到补偿和回报。但当秦统一六国，扩展到当时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地理边界之后，进一步的扩张所获得的收益远远无法平衡其付出的成本，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就会迎来自身的崩溃。

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历史，伴随着血腥殖民和对其他文明的残酷掠夺。进入20世纪之后，殖民和直接掠夺的方式无法持续，但后来建立的所谓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仍包含着西方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剥削。当前的所谓“美元霸权”，是美国以美元为杠杆，抽取包括中国在内众多国家人民的血汗价值，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和持续繁荣。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要承认，追求竞争与扩张的商业文明，在竞争和扩张方面，确实要优于追求时间性价值的中华文明。而且当前世界，虽然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但并未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整合，仍然是以国家为主要单元的竞争局面。所以西方文明仍是当代的主导文明，大多数国家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只能按照西方文明的规则，建立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而且，不论在微观的企业经营层面，还是在宏观的国家发展竞争方面，要维持自身之存在并寻求发展，必须首先吸纳基于西方商业文明的那一套价值和运行模式。

如果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你首先要学习的是现代商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经营之道，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基础上，尤其是当企业逐渐做大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才进入儒商文化之核心问题。儒家思想和儒商文化所能够带给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让企业如何在竞争中获胜和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聚焦于以下三个角度：

1，企业内部凝聚力、共同价值和基于人心认同的有效秩序。这里解决的是员工个人和作为整体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核心理念“仁”强调的是个体和整体的通联，基于个体和整体的通联而建立个人的行为模式和企业的运行规则。这需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兼顾，员工个人的职业伦理和企业管理者的人性管理。在西方的管理模式下，规则一般是“硬”的，比如上班时间不许迟到，这个规则不会因人而异；而儒家人性化管理在执行规则时，就要考虑到具体的人，比如对一个孕妇员工的尺度可以稍微放宽。在儒家式弹性管理中，最关键在于，宽容的原则是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就包含着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修身和道德修养的要求。所以，儒家式管理必须是一整套体系，否则你只实行了儒家仁爱和人性化管理的一面，没有修身和对“仁义”理解的配合，人性化管理只会变成腐败的温床。在儒家式管理中，企业管理者不仅仅像一个“慈父”，关爱每一个员工同时获得员工的信任和尊重，也必须理解儒家“双向式”伦理的本质，是一种心灵的打通和互相的责任，他能够信任每一个员工并虚心听取每一个员工积极的建议，是一体奋斗的引领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2，企业在社会层面的“义利兼顾”，从而创造和实现良好的外部关系。这里解决的是企业作为一个个体与更广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什么是“义”？义的本质就是在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找那个最佳平衡点，最适宜的，最合适的。它包含着时机和具体情境的考量。比如说，在国家层面按照西方现代文明规则制定了各种税收制度，企业所得税可能是25%，但某个具体行业某个具体企业，可能由于特殊的环境赚得了超额的利润。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意识到，他所赚得的超额利润更多是由于社会这个大的整体所给予的一种特殊机缘，所以他在正常纳税之后，应该基于儒家之“义”，给予社会更多的回报，可以以慈善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分享到这份额外增值的财富。而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对能够实施“义”的企业家，也应该在名誉、地位等方面回报他的义举。在我们国家，很多时候，都是按照这样的潜规则在运行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如同我们前面第一条所讲，在企业内部实行儒家式管理需要一整套体系，在国家社会层面，同样如此，只有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配合实施儒家式管理的时候，企业的仁义行为才能获得鼓励和回报，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模式。而在当前的现实中，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运行在延续着很多体现传统积淀的潜规则，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制度和法律等方面我们实行的却是西方现代的制度和规则，而这两个方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完美融合和贯通的方式。这种困境也不是在企业层面能够解决的，每一个企业只能基于其自身之具体处境做出选择和决断。

3，企业的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重视时间性价值的文明，体现其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更是重视传承的价值。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单元，所以发展了基于“孝”的一整套伦理。在当代社会，只讲传统的孝道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了。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现代社会不再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单元了，企业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单元。企业内部的关系，不再适用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孝道伦理；企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不再适用原来从家族关系扩展而形成的君臣之道了。但儒家思想重视长久的时间性价值这一点却没有过时。企业的传承，关键在于把企业本身当做一个主体，而不是把企业当做企业家的私有物。企业要建立自身的核心价值，传承的是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而不只是传承企业家的血缘血脉。企业要形成自身的灵魂，并在现代企业运行规则基础上，以企业的核心价值和灵魂的延续为第一追求，依此为原则培养继承人，并在现代企业规则的基础上，保证传承的合法性。这又进一步涉及到对子女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我们当前的学校式教育制度是无法完全承担这一使命的。当前学校式教育制度是基于西方文明的逻辑设立和运行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套制度教育出来的下一代正是让他们远离家族，成为国家的一个分子，没有体现传承的价值。企业的传承之道只能在家庭和企业内部来落实，在这方面，儒家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可以借鉴和参考。

当前之世界，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已经扩张到全球而达致其极限，并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而现代文明种种问题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不可持续性。不论是资源的消耗、贫富的差距、政治的撕裂、债务的猛增、环境的破坏，根源都在于现代文明是在追求空间性的扩张，而没有关注时间性的延续。而当代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儒商文化的兴起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都是在这一主题下，人类应对现代文明之问题与困境、寻求解决之道而进行的探索，儒商文化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解决现代文明困境问题上最前沿的交锋战场，儒商群体承担着探寻解决之路和先行先试的开路先锋官之责。只有在企业经营和经济领域，儒商验证了儒家智慧对解决现代文明之问题有着积极的价值，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革才会相应推进，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验证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从儒商的崛起迈出关键的一步。这就是时代赋予儒商的使命。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曾于高校主讲国学，现任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