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包括“发展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发展研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但是，什么才是这个概念最真实的含义?多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曾经展开过深入的反思，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发展”研究初期相比，今天的人们在发展的理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吊诡的是，迄今为止，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却并没有对现实中的发展实践产生实际的重要影响，发展的实践模式基本上依然如故。“发展”理念的图新与“发展”实践的循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这一困境及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做一个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所谓“发展社会学”其实是更广义的“发展”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发展”研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对一般事物的“发展”进行研究，也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进行研究，而是对20世纪中期特定世界历史情境下建构出来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这个特定含义的“发展”过程，其最初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展”开始成为世界各国理论和实践(首先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凭借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恢复了元气，重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对于数量更为广大的亚非拉“落后”国家来说，“发展”却似乎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景。怎样使这些范围更为广泛的“落后”国家逐渐“发展”起来，不仅成为这些“落后”国家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等思考的主要问题，而且同样也成为美国一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等关注的重要问题。后者之所以也对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给予重视和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埃斯科瓦尔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后者的持续“发展”其实与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①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研究开始成为一股世界性的趋势或潮流。
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是最初开始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的基本思想。这一含义上的“发展”概念及其学说又包括两种略有不同的亚类型。第一种亚类型的基本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同时将研究的关注点也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第二种亚类型的基本特征则可以概括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但研究的关注点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关注和涉及经济因素与各种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上述第一种亚类型的学者可以举罗斯托等人为主要代表。参照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概括，这一类发展学说的主要特点及观点可以表述为：“把发展过程看作是所有国家必须经历的一系列连续阶段。该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适量的储蓄、投资和外援额度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沿着较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经济增长道路前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发展就和迅速的、总的经济增长的意思一致起来了。”②对于持这类观点的发展研究学者来说，发展研究几乎就等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至于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研究在“发展”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空间。不仅如此，经济增长也被狭义地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样，“发展”研究就被进一步地与GDP增长的过程研究等同起来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即“GDP增长理论”)，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③哈罗德和多马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④等，也就成为发展研究初期最主要也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上述第二种亚类型的学者则可以举刘易斯、钱纳里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⑤以及帕森斯、列维、英格尔斯、亨廷顿⑥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社会科学家们为例。这一类学者的基本思想特征是意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里的事情，发展还涉及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等诸多领域的变革。这一亚类型的发展学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从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中引申、演化出来的“现代化理论”为引导，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结构—制度变迁的结果，而非单纯资本积累或技术演进的结果。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以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前提。没有这种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那些资本或技术条件也就难以具备，现代经济增长也就困难重重。因此，发展研究不能仅仅只关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一类的纯经济因素，而必须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更广大的范围，探索各种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非经济领域的“发展”研究，只有在这一类学者当中才会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尽管如此，对于第二种亚类型的发展学者来说，“发展”的终极含义还是经济的增长甚至GDP的增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方面的结构/制度性变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经济或GDP增长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是为了消除“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为经济或GDP的增长所设置的结构—制度—文化方面的障碍，从而为经济或GDP的增长创造必要的结构—制度—文化方面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这一亚类型的发展研究也归入到持“发展=经济增长=GDP增长”观点的发展学说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上述这种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观点在各国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群体中差不多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官员们和专家们在制定和实施援助“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计划时，心中自觉或不自觉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就是上述这种发展理念。
然而，20世纪中期“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却表明，上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GDP增长的“发展”观念及其引导下的“发展”过程可能具有非常不良的实际后果。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先后出现了大量对上述“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进行反思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上述“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被人们比较普遍地加以诟病的不良后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生态等领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许多文献指出，由于GDP指标在评价内容和方法方面的一些偏狭性(如只能度量由货币尺度来统一评价其价值并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这种评价的那些劳动或服务成果，而不能度量那些不能由货币尺度和市场交易来加以评价的劳动和服务成果；只能反映一个机构、一个群体、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或发展成果的总体及人均状况，而不能反映这些成果在该机构、群体、地区或国家内部的分配状况；只能测量可以被内化的那些资源耗费或成本，而不能测算活动过程中外溢的那些资源耗费或成本；等等)，使得许多按照上述理念(将GDP的增长当作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进行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发展之间严重不平衡的局面。贫富两极分化、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其次是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或发展的限度)。这类文献认为，按照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在资源和环境修复等方面遭遇到“发展的极限”。罗马俱乐部组织编写的发展报告《增长的极限》是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一份代表性文献。该报告运用系统分析法建构了一个世界性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等“最终决定和限制”经济增长的五个方面对人类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进行了测算，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报告的作者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全球系统中，人口和工业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而人口和工业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增长和环境修复却是按低于指数方式的速度发展的。因此，人口和工业不加控制的持续增长最终必然会使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达至极限，反过来限制人口和工业的发展，甚至造成经济社会的崩溃。通过对增长极限问题的研究，报告作者们得出结论：“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⑦
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对“发展”概念的含义重新加以思考，并努力推动“发展”概念之含义的转变。在这方面，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路。其中最主要的思路也有两种：一是倡导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对发展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简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二是倡导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作为发展的目标。前一倡议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指标内容、评价方式不尽相同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出现，如莫里斯等人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指数)、埃斯特思提出的“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联合国开发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美国卫生组织提出的发展综合评价指数(ASHA指数)、加权社会福利指数，以及绿色GDP等各种修正性的GDP指标等。后一类倡议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种被称为“基本需要满足战略”的发展战略。可以说，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始，“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理念已经普遍地遭到人们的抨击，对“发展”概念的含义做出一种比单纯经济甚至GDP增长更为广泛与合理的理解也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普遍共识。一句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思，人们的“发展”理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与理念层面的情况相反，在“发展”的实践方面，形势却并不令人乐观。并不需要经过特别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尽管在“发展”的理念上人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迄今为止，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手段却依然如故。“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国发展战略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几乎都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发展”理念的图新与“发展”实践的循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这是为什么呢?或者说，导致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依笔者愚见，导致这种矛盾的原因，应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机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使然。先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经济增长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但和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增长相比，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增长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速度缓慢，增长的态势只是从长时段来看才是可以识别的；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态势并不明显。二是在特定时段内增长的动力和趋势都是有限的，不存在无限增长的内在动力或趋势。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增长则呈现出速度相对较快(几乎每一个或几个年度内或高或低都要有所增长)和目标趋于无限(即使在短期看来也是如此)的特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资本家有着推动经济无限增长的内在动机。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做过相关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取包含在商品当中、且以货币形态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⑧虽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中，占有来自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也是生产过程的主要组织者即各种剥削阶级组织和推动生产过程的主要目的或动机，但是，在以前的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由于以使用价值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在储存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物理限制(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增加要求有更大的储存空间；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储存也存在着时间上的限制，达到一定的时间限制被储存的物质财富就可能化为乌有——例如，粮食会干瘪，肉制品会腐烂，布匹衣物等也会霉变等)，这就使得人们对剩余劳动的占有要“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⑨资本主义生产则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劳动是以货币价值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存在，由于这种形式的财富在储存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物理方面的限制(不需要占有过大的物理空间，在时间方面也不会有任何损耗或其他物理限制，尤其是在货币符号化或电子化时代就更是如此)，这就使得资本家对它的追求是无限制的。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追逐，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备了无限扩张和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其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资本家也有着推动经济无限增长的外部压力。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个资本家都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在存在着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种商品或劳务的价格都是按照以平均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所形成的价格来出售的。实际生产成本低于平均水平的资本家在市场竞争中将获得以下优势：要么获得比他人更高水平的利润率，从而获得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要么可以在获得与他人同等水平利润率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比他人更低价格出售商品或劳务的策略，来获得更多的市场占有份额。从理论上说，一个在市场竞争中持续获得最大此类竞争优势的资本家，最终就可能将该商品或劳务的全部市场占为己有，从而成为该商品或劳务市场的垄断者。而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持续处于劣势的资本家或迟或早都将被淘汰出局。因此，为了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每一个资本家就不得不去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以获得一定的或更大的竞争优势，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整体生产能力无限制地得到提升，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商品和劳务处于无限制的增长进程之中，尽管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总是以周期性的方式不断地暂时打断这一提升或增长进程。
再来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来，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因而不再是以剩余价值或利润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为自己的目的。然而，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增长的趋势，给20世纪陆续出现在世界上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系，必须把尽快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而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以经济乃至GDP增长作为社会发展实质目标的现象，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本来关系。这些压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符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由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就必须通过与前者类似甚至更加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来体现出自己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具有的这种制度优势，否则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可能受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在内的人们的怀疑。
其次，正如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国家尚只在少数国家建立和存在的时候，必然面临着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围堵和挑战。而且，20世纪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力相对最为落后、因而统治者的力量也相对最为薄弱的一些国家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它们建立起来之后，为了使自己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和挑战，也必须尽可能持续和快速地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力，也就是必须持续和快速地推动经济增长。
最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市场联系和竞争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就必然面临上述资本主义企业所面临的相同的市场竞争压力。为了避免被淘汰出世界商品市场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不得不去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其结果就是迫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生产能力也必须尽可能地得到提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商品也处于无限制的增长进程之中。当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完全隔绝、不存在着市场交换和竞争关系的话，这一压力自然也就不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长期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两种基本成分，因而就同时具有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的动力：既具有资本推动经济无限增长的内在动力，又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内在发展的需要以及所承受的那些推动经济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外部压力。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具有了不仅比之前的自己，而且比世界其他经济体系更为强劲的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发展”由此而在当代中国成为有史以来世界各国当中最硬的“硬道理”。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出结论说：第一，归根结底，“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模式的持续盛行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逻辑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就将一直持续下去，“基本需要满足战略”的实施就必然面临诸多困难。
第二，和GDP一类的发展评价指标相比，各种后起的综合性发展评价指数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一些长期难以克服的局限，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客观确定性程度相对低于GDP一类的单一发展评价指标。
如前所述，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都是为了克服GDP一类发展评价指标的弊病(如不能度量货币测量和市场交易以外的劳动和服务成果、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不能测算经济增长过程中外溢的各种资源耗费或成本等)、作为GDP指标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其基本思路就是要将发展评价的范围扩展到GDP指标之外，将后者所没有包括但又确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那些方面也涵盖进评价范围。虽然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构建方法略有不同，但一般说来都是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应用，其构建程序和方法大体如下：一是选择和确定需要加以评价的发展领域以及能够反映这些领域发展状况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可以是单纯反映各个领域发展状况的指标，如埃斯特思的“社会进步指数”就包括了分别反映教育、健康、妇女地位、国防、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参与、文化和福利等十个领域的发展指标；但也可以是综合反映多个甚至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指标，如莫里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就只选择了婴儿死亡率、一岁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三个能够综合反映社会各领域发展状况的指标，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也只选择了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三个被认为能够综合性反映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二是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之指数化(由于各发展领域的指标数据不是按照统一的尺度来加以度量的，比如经济状况是以货币尺度来度量的，教育状况是以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为单位来度量的，人口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度量的等等，不能直接加总成为一个单一的发展评价数据。因此，必须对这些以不当尺度加以度量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之成为可以合成的数据形式)。三是对各个具体指数进行加总使之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数。
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最主要也最重要的难题就在于：迄今为止，可供人们在建构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时使用的那些方法和技巧有相当多是存在着严重局限的。正是这样一些局限影响到了现有的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客观有效性，使它们很容易变成一种非科学甚至伪科学化的东西，例如，在指标选择这个环节上，迄今为止，人们用来对指标加以确定的方法主要有研究人员自定、通过专家调查确定以及通过统计分析(如主成分分析等)确定这三种方法。第一和第二种方法难以克服研究人员和专家群体的主观意识对指标选择的影响，第三种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少数人的主观意识对指标选择的影响，但也不能保证指标选择结果的唯一性：只要样本集合变化，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挑选出来的指标内容就可能不同。在指标无量纲化处理这个环节，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技巧和方法，并且不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同一个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所得出的结果会不一样，而且即使是采用同一种方法来对同一个指标体系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其结果仍然可能出现不确定性。上述问题在指标合成这个环节也同样存在：和进行指标选择这项工作时一样，目前人们也主要是采用研究人员自定、专家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来对指标权数加以确定。因而也就和指标选择环节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选择何种方法，都不能确保其结果的唯一性。而只要指标的权数结构不同，运用同一个指标体系来对同一批样本进行测算和评价，其结果也就会很不相同。由于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⑩使得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成为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无论人们采用现有的何种方法，都无法得出一个能够为大家所公认的指标体系及测算结果。换句话说，无法确保结果的唯一性，而这也就意味着现有的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都不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这样一种缺乏客观性和可比性的发展评价指标，在实际生活中当然难以承担GDP一类传统发展评价指标替代品的功能。
与之相反，GDP一类的传统发展评价指标虽然具有各种弊病，但却也具有自己的一些优点：首先，所有纳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段内GDP指标内容当中的那些商品和劳务项目，都是由此时此地这些商品和劳务的全体最终消费者通过市场交易的途径共同选择出来，而不是由个别研究人员或少数专家按照自己的理念选择出来的，因而在此时此地范围内具有相当高的客观确定性或唯一性；其次，所有纳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段内GDP指标内容当中的那些商品和劳务的价值也都是由此时此地最终使用或消费这些商品或劳务的行动主体在商品和劳务交易市场上通过自由、平等协商讨论(讨价还价)的方式评定出来的，因而也具有相当高的客观确定性或唯一性；最后，所有这些纳入一个国家或地区GDP指标内容当中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都是用一种共同的货币尺度来统一加以度量的，因而在综合成为一个单一的GDP指标时也避免了上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合成环节由于权数选择方法的非唯一性所造成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GDP指标能够具有比上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相对更高的客观确定性或唯一性，以及相应更高的可比性。笔者认为，这应当是GDP一类的发展评价指标尽管具有人们所指出的种种弊病但迄今为止却依然难以被各种后起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所取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是“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本身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所致。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单纯以经济甚至GDP持续和永恒的增长作为自己的目的，忽略或几乎不怎么关注不能通过货币尺度和市场交换来加以评价、因而不能被纳入GDP统计范围之内的那些人类活动(包括收益和耗费)，以及能够纳入GDP统计范围之内的这些产品和劳务在人群中的分配效应。但尽管如此，由于GDP指标还是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大部分领域(随着人类活动社会化程度，即通过个人或家庭以外的社会成员分工合作来进行的活动占人类一定时期全部活动比例的不断提高，这些能够被纳入GDP指标统计范围的人类活动范围一直都在并将还会逐渐扩大)，以及GDP指标所具有的上述优点，对经济乃至GDP持续和永恒增长的追求从整体上看还是提升了人类的福利。这应该也是人们虽然普遍意识到GDP指标的不足，意识到“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模式的缺陷，但在能够找到更好的替代模式之前，依然还是能够容忍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是“基本需要满足战略”本身在操作化层面可能具有的局限所致。由于前述缺陷，单纯以经济甚至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这种模式之下形成的GDP指标增长绩效也确实存在着虚假不实的内容，不能真正反映人类活动给人类带来的实际福利。例如，天灾人祸的发生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的损失并不会减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灾祸发生年度的GDP，相反，灾后重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反倒会增加这个国家或地区该年度的GDP；同样，企业生产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不会减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相反，消除污染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反倒会增加这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犯罪现象不会减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相反，消除犯罪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反倒会增加这个国家或地区该年度的GDP；而像雷锋一类的德高之人所从事的各种善行甚至还会减少一个国家和地区的GDP；等等。因此，提出改变单纯以经济甚至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代之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从理论上说确有必要。但是，更为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发展模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实施这种发展模式时人们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人们的“基本需要”?有人可能会回答说，“基本需要”就是为生存所必须满足的那些需要，如吃、穿、住、行及一些基本的精神需要等。这类回答在抽象层面看来似乎没有问题，但一到具体内容就会问题百出。例如，以“吃”为例，“基本需要”是以吃饱为限呢，还是多少也要吃的“好”一点?若是，那又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超出了“基本需要”?再以“行”为例，是只要有“路”可走就算满足了“基本需要”，还是应该有比人的双腿更快捷一点的行走工具?若是后者，那“快捷”到什么地步才算超出了“基本需要”?马车、自行车、汽车、高铁、飞机、航天器……哪一种交通“工具”才是属于用来满足人们“基本出行需要”的?还有，收音机、电视机、摄像机、手机等设备所满足的到底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呢，还是非基本需要?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我们今天所批评的“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而是人类自诞生以来自始至终就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生产等活动的目的，那么，我们今天将会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之中?其实，在具体内容层面上，人类的基本需要并非是与生俱来、固定不变的，而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由人们的生产所决定、随着人们生产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车辆等代步工具没有被创造和生产出来之前，有路可走就算是满足了人们出行的基本需要；但在有了某种代步工具，用这种代步工具出行就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在手机没有被创造和生产出来之前，用电话、电报、信函等工具交流就算是满足了人们远距离交往的基本需要，有了手机之后，只有拥有手机的人才能够满足自己(随时随地)远距离交流的需要。因此，“基本需要满足战略”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必将是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既难以确定到底将人们的哪些需要确定为“基本需要”，也难以确定将一种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在满足“基本需要”而非“超额需要”。
总而言之，在“发展”的问题上，人类现阶段似乎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这就是：虽然从理论上说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发展不等于、也不应该等于单纯的经济甚至GDP的增长”，但是，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人们又不得不屈从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采用GDP/GNP一类的指标来对发展进程进行评价。如何处理这一矛盾，走出这一困境?这是包括发展社会学在内的发展研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辩证立场来看，目前人们在实践中对于以经济(乃至GDP)增长为目标之发展战略的执着也许正是在为最终放弃这一饱受人们批评的战略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或许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从而使人们的各种需要都可以获得充分满足之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够真正完全、彻底地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竞争、货币尺度、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才有可能被彻底打破，迫使人们以经济增长为首要发展目标的各种压力才有可能基本消失。或许只有在那个时候，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史前时期”，(11)真正以每个人或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12)从而彻底消除人类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那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与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或许暂时还需要忍受上述理论(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和困境，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思想，(13)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来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最终消除上述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之间的矛盾创造条件。
注释：
①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23、28、36-38页。
②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③参见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参见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郭家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⑤参见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第57-70页。
⑥参见帕森斯：《社会的演化》，章英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谢立中、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英格尔斯(原译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曹中德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⑦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⑧《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4页。
⑨《资本论》第1卷，第272页。
⑩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讨论，请参见拙文：《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光明日报》2001年8月2日，第C02版；另见拙著：《社会发展：理论·评估·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3-259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问题其实并不只是社会发展综合评估体系研究和应用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差不多一切以社会现实的某个方面为对象的多指标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如国内外的各种高校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投资环境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城市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等)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