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忆研究自开创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20年代的奠基时期，1980年代左右出现的第二波“记忆潮”时期和当代更多元的第三波记忆研究时期。其中，记忆潮时期涌现的“传统的发明”“记忆之场”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记忆研究的“民族国家框架”；而当代的“旅行记忆”“世界记忆”等理论则试图超越民族国家而转向“世界主义框架”。基于对“民族国家框架”和“世界主义框架”下记忆研究的梳理和对比，发现这两个框架的争论遗憾地混淆了“地域国家”和“政体国家”的概念，而“国家在场”理论（包括国家作为场域和行动者的两个维度）可以较好地弥补两个框架的缺憾并进一步促进记忆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记忆；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国家在场
一、引言
尽管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和瓦尔堡（Aby Warburg）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对记忆的社会性进行研究，但促使记忆研究在当代学界复兴的无疑是1980年代出现的记忆潮（memory boom）。在催生记忆潮的诸多因素中，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在建立合法性过程中对“过去”的需要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兴起的记忆研究“第二波”热潮大体上对应于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研究。但是，随着全球化社会的到来，记忆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学者们也越来越对“民族国家”的框架产生疑问，这也就催生了当代“第三波”的记忆研究热潮，对应于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框架”。
但是，世界主义框架真的可以完全超越民族国家吗？“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框架是互相矛盾的吗？它们各自的优点和劣势又在哪里？特别是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人们似乎又看到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基本秩序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记忆研究超越民族国家的努力呢？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将重点分析“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这两个分析框架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现有的“世界主义框架”往往低估了国家的分析维度，而西方之前的“民族国家框架”则混淆了“地域国家”（country）和“政体国家”(state)这两个概念。鉴于此，本文认为：“国家在场”理论的两个要素（国家作为场域及行动者）可以很好地缓解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之间的紧张，为记忆研究贡献非西方视角并促进记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记忆研究“民族国家”框架的谱系
1980年代开始的第二波记忆研究热潮中涌现出了众多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框架的作品，但记忆研究并非从一开始便专注于民族国家。在探讨“世界主义框架”之前，我将首先厘清民族国家框架的前后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框架的关键概念及其不足。在相关论述中，吉利斯（John Gillis）所编著的《纪念：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书对民族国家框架前后的历史背景有很好的总结。
吉利斯将西方历史、特别是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划分为“前国家”（pre-national）、“国家”（national）和“后国家”（post-national）三个阶段。首先，“前国家”时期主要是在18世纪晚期之前；此时期的记忆往往局限在精英记忆（elite memory）的范围内。因为在此时期，普通民众不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或者说普通民众的记忆也不被认为是重要的。用吉利斯的话说，“精英时间（elite time）殖民和帮助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称为国家（nation）的领土边界”。其次，吉利斯将国家时期界定为自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和1960年之间的时间段。尽管这与1980年代记忆研究热潮的出现有一些时间上的错位，但这不妨碍我们理解吉利斯对这段时期记忆和历史特征的勾勒。根据吉利斯的观点，大革命后人们希望塑造一种新开始，因此人们希望与过去保持距离、刻意遗忘过去但同时又需要建构某种过去?事实上，正是法国大革命出现后才有所谓“旧制度”（old regime）的观念。在此时期，“国家记忆被那些从未见过或听过彼此但又认为互相拥有同一历史的人们所共享”。就吉利斯的这段论述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想象的共同体”以及诺拉“记忆之场”理论的影子。当然，吉利斯也承认，在国家记忆（national memory）时期，记忆并非是同质的，其内部也有因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所带来的互动；而当国家记忆逐渐走向后国家记忆时期，记忆也变得更为民主和个人化。最后，这就涉及到吉利斯所说的1960年代以后的“后国家”时期。吉利斯认为，在此时期，记忆同时变得更为全球性（global）和地方性（local），更为民主也更成为一种负担?我们有太多的认同和记忆，因此就需要更多外在手段比如科技、日历、记事本等帮助我们收集和保存记忆；也正因此，这一时期的记忆也更为多元化和私人化。
就吉利斯的理论划分来看，1980年代“记忆潮”时期所出现的记忆研究无疑更多对应于他所说的“国家时期”，也即本文所说的“民族国家框架”。此时涌现出来的研究有些直接以记忆为题，如诺拉（Pierre Nora）和阿斯曼夫妇（Jan Assmann & Aleida Assmann）的理论，有些则以相对间接但又令人无法忽视的方式涉足记忆，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关于想象共同体的研究。但无论是哪种方式，“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记忆研究都会涉及文化和（国家）认同这两个关键概念。
“文化”是记忆研究民族国家框架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国家框架建立和维持的重要工具。我们所熟知的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就很好地体现了文化与民族国家的亲缘性。具体而言，阿斯曼区分了沟通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前者指存在于日常沟通领域的短时记忆并通过群体中的代际传播而得以存续……后者是超越日常生活领域与个体生命周期的长时记忆，包括久远的神话传说、集体舞蹈和庆典，以及被图片、文字等外在媒介保存下来的过去的事件和信息”。这些传说、舞蹈和庆典都与其所属的社群和国家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这些社群和国家。此外，在《传统的发明：苏格兰高地传统》一文中，特雷弗?罗柏详细剖析了苏格兰格子裙（kit）这一文化象征符号出现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格子裙的发明和英格兰人有关，但它仍被发明为苏格兰的文化传统。此外，在同一书中，霍布斯鲍姆还详细分析了三个与创造传统十分有关的创新，即教育（特别是国家教育）、公共仪式和公共纪念物，而这些无疑也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息息相关。
记忆对“文化”的着迷必然会涉及（国家）认同的主题。简而言之，认同是关于我或者我们是谁的问题，而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判断则会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涉及到民族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在建立认同的过程中，记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用吉利斯的话说，“任何个体或集体认同的核心含义便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同一性（sameness）之感受，这种感受由记忆来维系，而记忆的内容则又被其相对应的认同来定义。” 这种被假设的历史不变性和与过去的联系性也是霍布斯鲍姆“被发明的传统”概念中的核心要素；其也被用来支持历史合法性的建立。就此而言，民族、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都依赖于这种记忆和认同的关系，依赖于传统的发明，也依赖于那些互相未曾谋面但却感知到对方存在的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安德森在其《想象共同体》一书中专门花了两章论述地图、博物馆以及记忆与遗忘的问题。
当然，更为直接的涉及记忆与国家认同议题的便是诺拉领衔编著的煌煌巨著《记忆之场》，尽管这部名著是认同议题略带反讽的例证。具体而言，诺拉区分了“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emoire）和“记忆之场”（lieux de memoire）?“在‘记忆的环境’中，历史与记忆在生活中是统一的，因为生活中无处不是历史、无处不是记忆”。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到来，“现在”正更快地变为“过去”，这时记忆已经与日常生活相脱节，因而需要某些承载的“记忆之场”（如博物馆、国歌等）来担负起记忆的重任。这也是为什么诺拉认为记忆之场往往是在那些需要与过去存在断裂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也是为什么诺拉会说“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记忆，因为记忆所剩无几” 。但是，诺拉及其领衔的历史学家试图以“记忆之场”视角来重写法国历史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用孙江的话来说，诺拉“本欲批判和解构以往的法兰西历史叙述，无意中却重构了一个整体的法兰西史……本来想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后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似的大作”。换言之，那些用来解构法国历史的“场”，如埃菲尔铁塔、《马赛曲》等，反而成为塑造法国国家认同的有力推手。
尽管阿斯曼、诺拉等学者为记忆研究赢得了不少赞誉的掌声，但其所涉及的民族国家框架也遭遇到了一些批评。首先，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文化”概念往往被过分地本质化（reified）。诚然，“文化”概念本身是多义的。例如，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所指的文化，特别是神话传说、集体舞蹈和庆典等元素，既包含了思想、生活方式也包含了话语、表征和符号等文化含义；而以格子裙为代表的苏格兰“文化”也涉及了文化的物质表征和民族情感等内容。尽管存在这些对文化的多元理解，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文化”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以民族国家作为文化研究的单位和范围。对此，埃尔（Astrid Erll）有一个很精当的总结和批评。埃尔认为，无论我们研究的是某个宗教团体、社会阶级还是某个族裔，我们都倾向于研究关于这个社会形成的那种文化（the culture）和那种记忆（the memory），而民族国家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一个框架。换句话说，“文化”变成了一个静态的不变的单位，文化单位内部、外部及其轮廓本身的变动性却被忽视了。基于此观点，埃尔进一步认为诺拉的路径是将记忆、族裔（ethnicity）、地域（territory）和民族国家混在了一起；更有学者认为诺拉的“记忆之场”忽略了法国的殖民历史，也忽略了法国社会的大量移民社区，忽略了法国作为一个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社会。也正因此，埃尔认为，记忆研究应该从“文化记忆”转向“跨文化记忆”。
其次，对“文化”概念本质化的批评也涉及了对民族国家框架更为直接的质疑，也即国家和文化作为“容器”（container）的认识论假设和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换言之，在本质化文化观的影响下，某种文化或者某个国家被当成了记忆的容器，也即所谓的“容器文化路径”（container-culture approach）。埃尔认为，这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可疑的，其在方法论上也是不坚实的。“容器文化路径”及其“方法论民族主义”把地域、族裔等各种现象打包在一起，但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越来越多超越这个容器的议题，例如“世界宗教、全球性的移民、欧洲左派（运动）、足球、音乐文化、消费文化”等，这些都需要跨国家的记忆网络。
当然，对文化本质化和“容器”假设、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评其实具有相通性，这些批评的核心在于：民族国家框架忽视了其内部、外部及其自身边界的复杂性、异质性和流动性，而这点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愈发明显，这也是为何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记忆研究会成为第三波记忆研究、或者说当代记忆研究前沿领域的原因。
三、记忆研究的“世界主义”框架：代表性理论
正如埃尔对“容器文化”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评中所述，记忆研究应当从“文化记忆”过渡到“跨文化记忆”，记忆应该从诺拉所说的场所（site）中解放出来，因为记忆本身就是流动和旅行的。基于这些理念，记忆研究学界涌现出了一批“世界主义”取向的理论和作品。在这其中，埃尔本人所提倡的“旅行记忆”（travelling memory）和列维与施奈德所提出的“世界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理论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在界定“旅行记忆”概念时，埃尔强调她的界定并非要本质化（reify）记忆并给予记忆所不拥有的能动性（agency）：“旅行记忆是一个隐喻化的缩略，它所指代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文化记忆的生产过程中，人、媒体、记忆形式、内容和实践都经常性地、不间断地流动。” 由于记忆本身是不断流动的，那它必然会超越某些边界，也必然会超越民族国家这个框架。
那么，具体而言，记忆究竟如何流动呢？埃尔分析了五个元素。首先，第一个元素是记忆承载者（carriers），即那些“共享关于过去的集体意象（images）和话语的人，那些实践记忆仪式、展现传承惯习、使用显性或隐性知识剧目（repertoires）的人”。例如，各种各样的移民，无论是流放的犹太人还是在德国的土耳其人都是这种记忆的承载者。其次，媒体（media）也是记忆旅行的重要维度：从口述歌谣到印刷媒介、电影或者因特网，媒体都使得记忆的去地域化变得更为容易。第三，埃尔所说的记忆内容（contents）主要是指共享的图像(images)和话语（narratives）。例如，奥德赛（Odyssey）所传颂的那些故事、甚至是美国“9·11事件”所包含的画面都是这样的记忆内容。第四个元素是记忆的实践（practices），如一战后开始的对战亡士兵的纪念、“无名将士纪念碑”等在欧洲的流行等都可以看成是记忆实践的旅行。第五是记忆形式（forms），即那些浓缩了的意象（condensed figures），包括符号、图标（icon）和图式（schemata）。埃尔所说的记忆形式和内容乍看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的重要区别在于：形式往往脱离了最初意象被使用的意义背景和细节，而成为一种“漂浮着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基于这五个要素，记忆不再局限于一个同质性的容器中，而表现出多元化和非同质化（non-isomorphic）的旅行轨迹。由于记忆的流动，“旅行记忆”本身也必然是一种“跨文化记忆”。
记忆研究“世界主义框架”的另一代表性理论是列维（Daniel Levy）和施奈德（Natan Sznaider）所提出的“世界记忆”理论。列维和施耐德是在研究犹太大屠杀记忆的过程中提出这一理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对他们而言具体是指“全球议题（global concerns）成为越来越多人本地经验一部分的‘内部全球化’（internal globalization）过程”。列维和施耐德在其论文《未绑定的记忆：犹太大屠杀与全球记忆的形成》一文开始就提到，传统的记忆研究往往被“国家”（nation）或“族裔”（ethnos）所绑定，也即“民族国家的容器”（container of the nation-state），但是当西方大众消费社会兴起后，西方社会的个体不再仅以国家或族裔来界定自己，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记忆研究又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呢？
列维和施耐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他们对犹太大屠杀记忆在以色列、德国和美国变迁过程的研究。事实上，Holocaust这个词被特指为犹太大屠杀也是和犹太大屠杀记忆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有关。正如列维和施耐德所指出的，Holocaust这个词本来是被用来指代1941年到1945年被纳粹德国毁灭的欧洲犹太人，但它之后却变成了“20世纪的建构性事件（formative event），提供了超越族裔和国家框架的世界记忆的基础”。也就是说，犹太大屠杀可以被用来指代人类更为普遍的恶、创伤以及人类的受难。犹太大屠杀所象征的“正义与邪恶”（good and evil）的抽象框架也体现了“世界记忆”的跨地域（extra-territorial）特征。
在论述“世界记忆”的过程中，列维和施耐德提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尽管他们并没有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提出。首先，列维和施耐德认为全球媒体的呈现（global media representations）在形成全球记忆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论支点（epistemological vantage points）和新的道德?政治互赖关系(moral-political interdependencies)。其次，全球记忆是一个全球议题和地方因素互动的过程，全球记忆并不意味着只存在一种标准的对某记忆的阐释。因此，特殊主义（particularization）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zation)的互动是全球记忆的题中之义，全球记忆也并非完全取代了民族国家的框架。最后，全球记忆也意味着承认“他者”（the Other）的记忆和历史。也正因此，“世界记忆”有助于形成普遍性或全球性的团结（universalistic solidarity）；基于这种全球性团结，全球风险(global risks)也可以被降低。就此而言，“世界记忆”有助于形成一个联合的世界（united world）。
“世界记忆”理论启发了很多后续关于记忆的探讨，但也遭遇了一些质疑和批评。例如，学者瑞恩（Lorraine Ryan）就认为“世界记忆”的概念太过宽泛：“世界记忆作为一个概念，尽管被极好地勾勒出来，但却存在概念上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危险；它在定义其和国家记忆文化时的关系并不精确”。在这个批评的基础上，瑞恩特别研究了全球议题与本地议题和谐共生和发生冲突的不同可能。此外，米斯塔尔（Barbara Misztal）也系统总结了对“世界记忆”的批评，包括世界主义是否只是一小部分上层阶级（high class）的全球文化、是否真能解决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紧张关系、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和谐共生、是否只反映了第一世界的事件记忆、以及传统记忆和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是否被低估等一系列问题。基于这些批评，米斯塔尔最后说道：“世界各个地区和文化越来越多的相互联系并不意味着国家视角的终结”。
当然，除了“旅行记忆”和“世界记忆”理论之外，当代记忆研究（或者说第三波记忆研究）也涌现出其他一些强调全球化、跨文化和多元性的理论取向，特别是来自媒体研究学者的努力。例如，针对于全球化和数字化在21世纪的结合，雷丁（Anna Reading）提出了“全球数字记忆”（globital memory）的概念以强调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共生性（synergetic dynamics）及这种共生性对记忆、媒体和性别研究的影响。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提出了记忆研究的“连接转向”（connective turn），认为人们日常生活被媒体浸染（mediated）、被社交媒体和网络实时连接的状态下，记忆必然是跨文化的。此外，同样在研究犹太大屠杀记忆的过程中，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提出了“多向度记忆”（multidirectional memory）的概念，探讨了各种极端暴力历史在当代公共场域中的互动。罗斯伯格认为这种互动不是一种零和游戏，相距甚远的两端历史也可能通过对话得到共振，而这其中又涉及到反殖民主义和跨文化等议题。尽管这些研究提出的概念各异，切入视角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强调了记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特征。
四、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失焦的争论
尽管全球化自20世纪末开始一直蓬勃发展，但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浪潮似乎预示着宣布民族国家框架过时的论断还为时尚早。面对新冠疫情，各个国家对疫情管控的不同反应也提醒着我们民族国家在面对全球议题时的重要性?就连“旅行记忆”提出者埃尔也不得不承认跨国性的新冠病毒反而促使记忆研究学者重新注意“再民族(主义)化”（re-nationalisation）的趋势。
在时代变迁因素之外，本文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世界主义框架，这些研究在把民族国家比作一个“容器”（container）时混淆了两种国家类型的想象：即以地域（territory）为基础的“地域国家”（country）和以制度、体制为基础的“政体国家”（state）。尽管这两个国家概念是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但记忆研究的“容器说”似乎只把民族国家理解成了地域国家，而忽视了制度、体制等国家机器在记忆形成和互动过程中的作用。换言之，记忆研究似乎仍旧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把西方的体制默认为记忆领域的“出厂设置”而忘记了不同“政体国家”和体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中国记忆研究所体现的“国家在场”特点可以很好地协调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的关系，也为我们促进记忆研究提供新的（非西方）视角。既有理论把“国家在场”总结为国家权力对个人和群体的卷入：“在中国，无论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人还是群体，国家在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生命历程中一直是‘在场’的”。遗憾的是，这一概念界定对“国家在场”的方式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展开和理论化；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国家在场”概念来自中国记忆研究特点的归纳，但其也可以被运用到西方等其他地区的记忆研究之中。基于此，本文提出“国家在场”的两种方式（或“理想类型”），即“国家作为场域”和“国家作为行动者”。
首先，“国家作为场域”中所说的“国家”有两重含义，既可以指代地域国家（country）也可以指代政体国家（state）。当指代地域国家时，记忆研究可以注重民族国家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记忆呈现和实践，但这些呈现和实践并不必然牵涉政体国家（state）。例如，纳日碧力戈对各烟屯蓝靛瑶的田野调查就集中考察了各烟屯作为一个社群的习俗、风水和记忆，在此基础上纳日碧力戈分析道：“在各烟屯，风水是一种表象的空间配置，是社会记忆的再生产，是‘神圣地理’的一部分”；同时，“各烟屯蓝靛瑶的习俗具有一系列观念基础，也具有用肢体来操演的民间仪式。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共存互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诚然，各烟屯蓝靛瑶的农民也经历了国家从人民公社到个体经济的变迁过程，但其社群通过风水、仪式和操演所传承下来的社会记忆无疑与各烟屯的空间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空间本身也是地域国家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场域”中的国家指代政体国家（state）时，此类型强调的是政体国家通过制度（包括行政、法律环境等）所搭建出来的供各种记忆承载者（carriers）进行互动的体制和话语基础，或者说“元场域”。此时国家并不必然出面进行直接的行动。例如，上文提到过的博物馆、纪念碑等纪念场所和仪式的建立在不同政体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即使记忆和纪念的主体不是国家本身，其仍旧需要考虑政体国家的体制背景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政体国家所提供的主流话语。例如，王汉生和刘亚秋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发现，知青在生活中面对着各种苦难，但他们在寻找意义感的过程中，常会把这些苦难进行升华，即把自己承担的苦难上升和表述为“共和国的苦难”。此外，周晓虹团队对贵州“三线建设”企业的口述史访谈发现，“许多老人都一再提及，他们拖家带口、携妇将雏，从沿海城市奔赴贵州山区的一个共同动机，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的表述不仅是个体的想法，更是这些拥有类似生命体验的老人们的共同叙事框架，而这种叙事框架无疑来源于那个年代政体国家所提供的话语“元场域”。除了“国家作为场域”，国家在场的另一种形式是“国家作为行动者”。此类型中的“国家”即是指政体国家（state）。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行动者的国家的活动范围并不一定限制在地域国家（country）之内，其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都可以成为记忆塑造和传播的主体?这也同时打破了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所预设（但其实并不存在）的二元对立。例如，在国内场域，作为行动者的国家可以通过诉苦和忆苦思甜的记忆技术来建立叙事。仍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的研究为例，常江潇和周晓虹在对洛阳矿山机器厂的班前会制度进行分析时发现，班组经常通过“忆苦思甜”来进行政治动员?“对那些从发达的老工业基地调入的城市职工以及刚接触工业生产的青年职工而言，更是需要从‘今昔对比’的想象中从当下的生活和生产境况中获得满足感和意义感”。当然，除了工人群体，诉苦和国家的忆苦思甜也在农民群体中得到了开展。例如，郭于华和孙立平的研究就发现，诉苦在很大意义上“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促进了农民的国家观念及其对国家的认同。
当然，“国家作为行动者”不仅体现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也可以超越民族国家、进而打破上文所述的国家?世界主义论争的既有框架。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国家作为行动者”可以超越民族国家，那么此类型的经验研究也天然的来自世界各地。例如，里维拉（Lauren Rivera）通过对克罗地亚旅游业的研究发现，克罗地亚政府在向欧洲和西方受众推广国家历史和文化时采取了“文化再包装”（culturalreframing）等记忆技术使得克罗地亚的国际呈现表现出某种历史一致性。在这个案例中，克罗地亚政府的表现无疑体现了“国家作为行动者”在记忆场域中的作用，而克罗地亚政府宏观“印象整饰”的对象和策略则无疑延伸到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外。由此，“国家”不再是容器，而成为“跨文化记忆”或“旅行记忆”的重要承载者。
五、结语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勾勒了第二波记忆研究（即民族国家框架）的历史脉络，探讨了其对文化、认同等议题的强调及其“容器文化/国家”路径和“方法论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当代第三波记忆研究、即世界主义框架的研究特点并着重分析了“旅行记忆”和“世界记忆”等新框架下的代表性理论。基于对两个框架各自优缺点和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并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记忆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本身就蕴含了全球议题和地方议题的互动，而社会历史的新变迁更提醒我们忘记国家似乎还为时尚早。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记忆研究似乎混淆了“地域国家”（country）和“政体国家”(state)并把国家框架和“地域容器”等同了起来。基于此，本文认为，由中国记忆研究特点所衍生出来的“国家在场”理论可以缓和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的潜在矛盾；换言之，相比争论记忆更多存在和生长于民族国家还是全球场域之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把政体国家（state/regime）这一西方记忆研究长期忽略的议题带进记忆研究。“国家作为场域”和“国家作为行动者”这两种“国家在场”的方式既涉及地域国家也涉及政体国家，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际社会进行有关记忆的实践，因此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无论是“国家作为场域”还是“国家作为行动者”，国家本身也是由不同的个体、群体和组织所构成。借用埃尔对“文化记忆”研究的评述，我们在强调“国家在场”的同时也不应该将“国家”概念本质化。毕竟，“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历史画卷上，如果缺少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也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个体，才组成了共有的国家。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比较视野下的南京大屠杀社会记忆研究”（19CSH009），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略，请参见原文。
钱力成，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澳门 999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