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遭受重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日本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中日两国研究日本社会的学者均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聚焦于疫情，关注其进展、应对及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因此，2020年的日本社会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特别是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一、国外日本社会研究动态及主要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对日本的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有的学术会议不得不中止，有的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如第141届社会政策学会、第28届日本社会福祉士会等社会领域的学会年会改为线上召开。11月13—14日，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召开了第93届日本社会学会年会。年会设学史学说、农村渔村、阶层阶级移动、社会运动、灾害、文化与社会意识、福祉保健医疗、性与性别、民族、历史与社会史生活史等多个分科会，论文发表者众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9月12—13日，日本东北大学召开了第30届日本家庭社会学会年会，年会上发表的论文涉及老年人护理、东亚女性生育意识、家庭经济、婚前关系、离婚对子女的影响、遗产、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等诸多课题。
2020年日本社会研究领域有多部著作出版。其中，《社会再建构的挑战：地域、多样性、未来》[①]一书汇集了活跃于都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冲绳研究、移民研究、地域福祉、残障问题研究、宗教社会学、生活史调查领域的多位年轻学者的论文，对日本当今社会问题、社会课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2020年的日本经济和社会一方面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打击，表现为中小企业雪上加霜，雇佣领域失业人数增加，困难群体增多等，另一方面，疫情又带来了电子商务和网上办公的兴起，不少著作都在探讨疫情下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如：森民夫、佐藤俊和的《住在地方到东京上班——新冠时代的新生活》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电子商务、网上办公兴起后离开东京到地方城市居住这一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可行性。[②]《新冠疫情下的搬家——20世纪20年代的人生设计》一书指出，不一定必须选择在东京市区工作，可逃离大都市，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工作。[③]
2020年，人口与社会保障依然是日本社会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佐川嘉久的《日本不远的将来——超少子老龄化如此改变你的身边》一书在少子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了男女两性的价值观、少子化的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一亿总活跃”的目标与实现、“看护离职”如何降为零、女性的社会参与以及男女平等等话题。[④]明石顺平的《捉襟见肘的年金——统计所反映的我们的现实》一书探讨了在少子老龄化问题难解、日元贬值、通缩危机的背景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解决养老金的赤字问题，对日本的养老金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⑤]高阪悌雄的《残障基础年金与当事人运动——新的残障者收入保障的确立与政治力学》[⑥]一书通过对残障者、官僚、政治家等群体的调查，梳理了1985年养老金制度修订过程中残障者基础养老金制度的确立过程。该书以历史资料分析见长，为考察日本残障者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0年，在日本家庭领域研究方面， 菅野久美子的《遗弃家庭成员的社会——孤立、无缘、放置的结果》，聚焦于与家庭或社会脱节且高达1000万的“孤立者”或“孤独者”，指出工作群体中男性“孤立者”人数最多，应充分关注这一群体。[⑦]另外，《育儿休假法》实施以来，休育儿假的男性人数虽有所增加，但比例仍很低。《现实情况是怎样的？男性育儿休假：没想到这两年居然是这样》的作者休了两年育儿假，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思考撰写了此书。[⑧]小室淑惠、天野妙在《男性的育儿休假——家族、企业、经济如此改变》中写道，虽然有80%—90%的年轻男性职员希望休育儿假，但真正休育儿假的才7%。作者认为，让更多的男性休育儿假或许是解决人口减少问题的一个突破口，也是让日本企业更具活力的一个途径，应使之义务化。[⑨]斋藤早苗在《男性休育儿假之困：“职场的氛围”是一个阻碍》一书中深刻剖析男性休育儿假少的原因，认为日本职场的氛围不利于男性员工休育儿假，应改善环境，健全育儿与工作兼顾的生活和工作方式。[⑩]
20世纪90年代以来，“蛰居族”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目前，日本成年人中约有100万“蛰居族”，辍学的中学生里八人中有一人将来有可能会成为“蛰居族”。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不出门的年轻人和“蛰居族”有所增加。人们对“蛰居族”的看法通常较为负面，对其未来普遍感到忧虑。而柏木理佳的《蛰居是“金蛋”》一书从一个新视角对“蛰居族”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作者采访了大量“蛰居族”，认为他们在网络和动漫的世界里成长，大部分人具有电脑软件设计的能力，也能赚到钱。因此，作者认为人们不必过多担忧“蛰居族”的未来，只要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与地方社会保持联系就能够发挥自身价值，或许“蛰居族”对那些年轻人口大量流失的地方社会会有所贡献。[?7?6]
针对日本人口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匮乏的现象，日本政府于2018年修改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简称《入管法》)，并于次年实施接收外国人政策。2020年，移民问题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点。室桥裕和关注作为新移民城市的新大久保市，那里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外国人大多来自越南、尼泊尔、印度、中国和中东国家。《新大久保纪实：漫步移民最前线的都市》一书是他对这一地区外来移民所进行的实证研究。[?7?7]毛受敏浩的《移民引导日本的未来——后新冠与人口锐减时代的处方》一书，从中长期的视角对未来日本接收外国移民进行了展望。他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将会真正走上接收移民政策的道路。[?7?8]南野奈津子的《一起思考对外国人的援助——有关系、建立关系、多元协作》一书，探讨今后如何在法律、医疗、教育、劳动、福祉、难民支援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在日外国人”进行援助。[?7?9]
社会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在2020年推出了不少专辑。以《社会保障研究》为例，2020年发表的论文涉及面广，包括公共养老金的财政、民众生活现状与困难、育儿休假津贴、家庭经济、社会保障与教育等问题。“从70年残障者福祉的历史检验当今的福祉改革”专辑是为纪念《身体残障者福祉法》制定70周年而推出的，多篇论文对残障者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反思，涉及残障者的自立问题、社会福祉中的“自我责任”问题、残障者生活的地域社会的变化、残障者福祉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与“市场原理”等内容。此外，“新冠肺炎危机给福祉带来了什么——‘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福祉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专辑刊登了多篇来自第一线的研究报告，涉及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儿童、重度残障人士、家庭暴力受害者、生活窘困者等各个群体采取的支援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0月1日，日本顶级学术机构“日本学术会议”按照惯例向内阁提交了105名会员的推荐名单。菅义伟首相批准了99人入选，拒绝任命其中6人。而这6名会员中多人曾针对政府设立“安全保障关联法案”和“共谋罪”等议题提出过反对意见。内阁此举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发强烈震动，被认为是“对学术的亵渎”“明显的违法”“压抑了思想的自由”。以东京大学教授为首的学者10月13日向日本政府提交了逾14万人的联署签名，日本社会学界不少学者也签名表示反对，日本女性主义经济学会、社会政策学会、日本劳动社会学会等社会学领域的机构都发表了抗议声明。
二、国内日本社会研究动态及热点问题
2020年，中国出版了多部日本社会方面的译著，有学术著作，也有纪实类书籍。如：斋藤茂男《妻子们的思秋期》《饱食穷民》[?7?0]、吉川洋《人口与日本经济》[?7?1]、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编辑《看护杀人》[?7?2]、小林美希《不让生育的社会》[?7?3]、藤田孝典《贫困危机：日本“最底层”社会》[?7?4]以及日立东大实验室《社会5.0 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7?5]等多部著作。这些译著将日本战后至今特别是当今社会发展道路上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给中国读者，对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日本社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将有助于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危机治理研究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日本是一个灾害大国，自古以来地震、台风、海啸、火山、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个人信息泄露、列车脱轨事故、危险品泄漏、食品安全事件、福岛核泄漏等突发事件不断。因此，日本的灾害、灾害治理、危机管理、风险社会等一直是日本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2020年，有多篇论文从危机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视角对这一百年未遇之疫情进行研究。《日本学刊》2020年第2期特设专题“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经验与启示”，邀请王德迅等多位专家对日本公共卫生以及应急管理体制进行研究。除此之外，还涌现了多篇论文，体现了学者对于日本危机管理、灾害治理的思考。如：《日本危机管理机制研究》一文认为日本拥有较为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日本危机管理中体现了“等级型+网络型”的特点，危机管理的行政机制是“垂直结构+水平结构”的动态复合型结构。日本危机管理的法律机制较为完善，多方参与的特点比较突出，同时在信息机制中重视前沿技术的应用。[21]《日本灾害信息传播应急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梳理了日本的灾害信息传播法律法规、灾害瞬时警报系统、媒体应急机制以及媒体灾害信息传播实践经验，分析了日本灾害信息传播应急机制的现状和经验。[22]《日本危机管理体系中的事后检证制度》一文，聚焦日本的危机管理事后检证制度，认为其具有以查缺补漏为目的的“向前看性”、对象的明确性、检证机构的透明性和专业性等特征。[23]《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体制解析》一文指出，日本注重对相关领域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在预防机制和应对机制方面,政府各级部门间能够做到权责明确、相互协作。国家层面加强了首相对于危机管控的能力,地方层面则注重发挥地方保健所的作用。[24]《战后日本社会的“危”与“机”》一文，探讨了二战结束至今，日本在经济复苏、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平稳增长、“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低迷以及经济缓慢恢复等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认为日本善于将“危机”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转机”“时机”，这对于重建社会以及重构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协调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促使日本的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
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日本采取了禁止外国人入境、停工停学、保持社交距离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给日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大影响，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就业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网遭受从未有过的冲击。《强化社会安全网：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劳动政策分析》一文，梳理了日本疫情期间出台的特例措施以及劳动政策，包括：大幅度修改雇佣调整补助制度，为无保险劳动者新设紧急雇佣安定补助制度，为无停工工资劳动者新设停工补助制度，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生活难题而新设停课休假补助、支援制度等，把虽未失业但因疫情收入减少者纳入生活援助范围。作者认为，这些政策加固了保护就业的第一层网，避免了失业者的大量出现，对于抑制失业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在如何应对救助需求增大、制度的常态化、提高救助效率以及克服财政资源制约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25]
有多篇论文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主要有：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等。[26]有学者着重论述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离婚问题，认为“新冠离婚”是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变迁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提高了日本女性的地位，家庭形态随之发生变化，但传统观念和性别分工依然存在，工作与家庭失衡是造成离婚的原因之一。[27]
（二）人口与少子老龄化问题研究
日本的人口结构转变经历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发展阶段，少子老龄化呈现愈发严重的态势。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对日本劳动力供给、储蓄、消费及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经济增长。《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日两国的比较》一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阶段历程,得出以下启示：中国需借鉴日本人口结构转变中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吸取其教训，针对中国实际情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放开生育限制，提高人口出生率；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规划引导，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等措施。[28]
日本进入少子化社会后，政府的儿童照顾责任问题逐渐凸显。儿童照顾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社会政策的长期干预与引导，还需要民众意识的转变。《少子化时代日本儿童照顾责任意识变革》一文从政府和民众两个视角探讨少子化时代日本儿童照顾责任意识的变化。作者认为，日本经历了政府消极态度与选择型儿童福利政策时期、谨慎态度与普惠型儿童家庭政策时期后，2010年进入了政府积极态度与系统型社会照顾政策时期。与此同时，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2010年后日本民众的儿童照顾责任意识也出现了由家庭政策需求向社会照顾政策需求的转变。[29]
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认知症问题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2015年，日本政府将认知症政策提升为国家战略，制定了“认知症政策推进综合战略”（新橙色计划），2017年又进一步完善。陈祥认为，2019年6月18日审议通过的《认知症施策推进大纲》使应对认知症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值得中国学界关注。[30]田香兰在对日本认知症对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出其经验如下：地方自治体根据“新橙色计划”因地制宜构建认知症社区综合照护体系，为认知症老人提供医疗、护理、预防护理以及生活支援服务；构建成年监护人制度，培养市民监护人，保障认知症老人安心接受医疗和照护；认知症家属自发组织“认知症家属会”；民间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开设各种“认知症咖啡屋”，促进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属间的交流，缓解照护负担，形成认知症患者及家属、政府、民间组织、医疗护理机构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31]
在老龄化日趋严峻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双重挑战下，城市治理需提前规划适合老年人的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需更为完善的养老和医疗服务以及综合性的社会支持。有论文指出，日本从社区“健康守门人”“终生学习与社会参与”以及“在地安老”老年友好城市的推进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2]有学者认为，始于2006年的社区统合照料体系以及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的配置和发展状况，相关举措对高度城市化地区实现“在地养老”具有重要意义。[3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日本家庭结构和家庭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等趋势，尤其是独居老人家庭日益增多。《老龄化背景下日本独居老年人问题探究》[34]一文聚焦独居老年人群体，对他们的生存现状和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三）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日本自2000年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来，已历经五次改革，有多篇论文对此进行研究。有论文认为，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的成效在于：护理理念强调老年人个体责任和回归家庭；制度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构建护理预防服务，参加护理预防服务人数及费用显著增长；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同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面临挑战，如保险费用高昂，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个人缴费比例不断提高，被保险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负担加重；地区之间差别较大等。[35]随着护理服务理念在福利思想、护理制度、服务实践三个层面的贯穿与渗透，日本逐渐形成了蕴含护理服务理念的养老服务体系。有论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日本护理服务理念与中国养老服务环境格格不入，是导致其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的深层次原因。文章同时指出，只有深刻理解日本护理服务理念、支撑其落地的制度基础以及从业人员教育体系,对日本护理服务经验进行合理的吸收与借鉴，才能为中国养老服务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参考。[36]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把社会保障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途径。王伟从社会保障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构建。日本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37]
（四）雇佣问题研究
日本政府的老龄化政策体现了积极老龄化理念，即将老年人从需要保护及抚养对象转变为社会参与主体。有论文研究了日本一系列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政策和措施，认为日本的老年雇佣政策具有审时度势的渐进性与阶段性的特点，日本老年人的再就业呈现出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流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从全日制就业向非全日制就业或自营业流动的特征。主题涉及日本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论文均有着较鲜明的中国视角，认为日本的老年雇佣政策对中国有一定启示意义，中国应积极构建和完善老龄化的制度设计、政策体系，给予老年人更多择业空间，让老年人凭借自身专长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获得存在感、价值感和成就感。[38]
日本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虽然政府在初始阶段强调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但伴随外籍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外籍劳动者权益问题日渐凸显。《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偏差为何形成?——基于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视角的分析》一文，以日裔劳动者和技能实习生这两类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为对象，分析塑造其跨国流动的移民体制和其嵌入的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研究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导致政策偏差的机制。论文指出日本政府在改革外籍劳动者接收规制的同时，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39]
近年来，在讨论日本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时,非正规劳动者等低收入群体的增加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日本非正规劳动者的扩大对企业内劳动者待遇水平的影响》一文，在对非正规劳动者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非正规劳动者的增加会降低企业中全体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减少员工可享受的企业福利种类。[40]
（五）社会治理研究
随着中国对社会治理的重视，日本社会研究领域中社会治理方面的论文有增加趋势。《日本借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构筑“超智能社会”》一文提出，通过构建“超智能社会”，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做法不仅可以解决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还能创造出许多新的机会，支持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值得我们借鉴。[41]
社区营造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等语境下城市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路径。《资本、权利与空间：日本社区营造的经验与启示》一文阐述了资本逻辑下日本社区空间发展的本质及权利逻辑下社区空间治理的模式。作者认为，日本社区营造经历了社会制度与规划体系的转型，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合作共治的治理模式转变。中国应结合自身国情，借鉴日本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坚持顶层设计以实现社区自主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促进社区空间正义以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进一步探索中国社区营造的模式。[42]
伴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深化，协同治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社会治理实践，多元主体的合作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基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借鉴与思考——基于日本丰田市社会调研的分析》一文，着重分析了日本在多年的社区治理改革中，通过培育公共意识，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开展社区营造活动，形成了社区自治的基础。市民自治团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从诉求和对抗发展到合作与协商，形成了多元主体之间协同互动的治理形态，促进了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43]
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可并积极支持的行为。《日本社会组织问责：概念嬗变与机制构建》一文，对日本社会组织部门的问责概念及其机制构建历程进行了详尽考察，认为日本作为社会组织发展方面的后发国家，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其社会组织部门积极构建符合自身社会文化的“问责”概念，并据此成功创设和实践了社会组织问责机制，受到全球社会的关注。行业性组织的建立及其功能发挥是构建社会组织问责机制的先决条件，而行业内的自主协作和共同协商则是构建社会组织问责机制的有效手段。[44]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中国要实现乡村振兴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也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王猛、邓国胜的《中日韩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选择了中日韩三国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详细介绍了日本包容性空间营造的德岛县神山町案例、据点式开发的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案例、六次产业化的长野县饭岛町案例和“一社一村”的静冈县案例。这对于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近年来，日本各地十分关注新型乡村再生战略。《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日本的经验与借鉴》一文，梳理了日本导入乡村支援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等人才支援政策的背景、内容、主要成果及实施评价。日本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交流不断深化，以及面向乡村的财政补助政策重点转移到“人”的背景下产生的，推动了人由城市向乡村回流并在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乡村的活化和振兴，形成了促进乡村就业与人才回流的良性循环。[45]
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日本推进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建立了严格的环境法制体系，明确企业污染治理的责任。《日本污染治理的环境经营理念与产业化路径》一文认为，日本环境控制法律体系成功介入经济产业体系，企业逐渐接受了环境价值。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统一的环境经营成为企业发展新动能，企业内部低碳技术和绿色产品的开发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的产业化和市场化。[46]
（六）其他研究
一是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不景气及雇佣方式的变革导致社会差距不断扩大，少数社会精英与越来越多沦为“下流阶层”的年轻人之间出现了阶层分化。以“飞特族”“啃老族”“蛰居族”为代表的“下流阶层”年轻人的自立问题日益突出。师艳荣的两篇论文聚焦日本的年轻人问题群体，一篇论文从法律和政策两方面梳理了日本政府出台诸多就业支援措施以缓解劳动力短缺危机、帮助年轻人尽早实现自立的做法，另一篇论文从心理文化的角度剖析了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深层原因。作者认为“蛰居”不是单纯的空间闭居，“蛰居者”回避的是人际关系，其实质是对社会交往的恐惧。在依赖心理支配下，依赖关系的解体带来了青少年的“无缘化”。耻感文化下“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事准则束缚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加剧了“蛰居”青少年的耻感意识。另外，集团主义教育和文化下，自我的缺失加重了青少年的孤立性。这些人际关系危机构成了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心理文化根源。[47]
二是日本的社会阶层研究。二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全民中产社会。20 世纪 70 年代，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社会总体收入较为平均，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均不大。这一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十分有利于日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形成得益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教育领域出台的一系列缩小社会差距的政策和措施。有学者研究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曾创造了“平等神话”的日本社会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少子化、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非正规雇用、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中产阶层分化并向下流动的趋势显示出日本正在从“一亿总中流”社会走向“差距社会”。[48]
三是地方振兴问题。伴随人口老龄化地区的人口数量大幅减少,特别是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人口向大都市迁移，地方在老龄化加剧的同时面临人口数量减少、产业收缩、就业减少、土地荒废、地方税收降低、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当将进一步恶化地区经济，甚至导致地方政府破产。有论文通过案例介绍日本应对老龄化与人口缩减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主要有：认同和支持地方特有的发展逻辑，实事求是寻找适合地方振兴发展路径；从广域视角规划地方振兴；重视培育地方振兴的内在力量。[49]
三、2020年中国日本社会研究的特点
第一，日本社会研究在中国日本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收录了日本社会研究的论文，包括《2019年日本社会热点问题及动向评述》《从“吉本兴业事件”看当代日本社会规范冲突》《从2019年年度汉字和新语、流行语看日本社会与国民心态》。在中华日本学会年会上发表的日本社会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不断提高。2020年9月27日，中华日本学会2020年年会暨“从平成到令和：日本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特设“日本社会”分科会，发表了《日本环境治理的环境经营理念与产业化路径》《日本地方分权改革的现状及其评价》 《平成时代日本老龄服务产业研究》《中日韩校园欺凌现状及对策研究》《平成时代的日本教育改革及其启示》等论文，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学科的影响力逐步加强。2020年1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社会研究室联合召开了“2020年度日本社会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这一年度研讨会已成为日本社会研究的品牌。2020年的研讨会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周维宏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李国庆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田香兰研究员分别以“‘立皇嗣’及其凸显的日本社会问题”“日本电视媒体的智库化发展”“差序·结社·共同体”“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改革”为题做了学术报告。
第二，2020年日本社会研究出现了一些选题新颖甚至可谓填补空白的选题，如研究日本自卫官社会保障制度[50]以及少子老龄化进程中规模过小城市的过疏化问题。后者总结了日本城市过疏化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受资源利用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因社会性原因减少的影响，二是受日本少子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三是以前过疏化市町村合并设市的影响，四是受都市圈特有的城市结构的影响。[51]
第三，2020年多篇论文在研究日本社会的基础上希望能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寻找答案。如：针对中国正快速进入少子老龄化时代，有论文提出应加大宣传力度，改变选择不婚和晚婚人口的结婚观念，提高适龄人口的结婚意愿；加大对生育二胎家庭的经济援助，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针对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以及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提高老年人口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对老年人进行医疗和社会福利支援；尝试构建居家养老与社区服务紧密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52]有论文认为，日本养老社会保障产业化趋势给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新思路，如法律法规的健全，护理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和基本护理内容的规范化等。[53]针对中国基层社区协同治理，有论文提出：合理设计并建构起基层社区治理的制度框架，营造社会协同的氛围；培育并扶持基层各方社会力量和社区居民自治的社会参与能力；运用项目机制的持续运行，建构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平台。[54]
第四，从2020年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成果来看，一批学术骨干默默坚守，勤奋耕耘，收获了不少成果。同时，中老年学者也带动了一批学术新人。日本社会研究领域有多位新生代研究者崭露头角。他们对日本社会的敏锐观察和精准分析，令这一年日本社会研究呈现别样光彩。
客观而言，2020年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成果数量不多，特别是缺少有分量的专著；相比日本研究其他领域，论文总体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理论和方法论也有较大提升空间。另外，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活动，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更是乏善可陈。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仍任重道远。
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研究所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 谷富夫?9?9稲月正?9?9高畑幸編集『社会再構築の挑戦:地域?9?9多様性?9?9未来』、ミネルヴァ書房、2020年。
[③] 藻谷ゆかり『コロナ移住のすすめ ~2020年代の人生設計』、毎日新聞出版、2020年。
[④] 佐川嘉久『近未来の日本 超少子?9?9高齢化であなたの身辺はこう変わる！』、アメージング出版、2020年。
[⑤] 明石順平『キリギリスの年金 統計が示す私たちの現実』、朝日新聞出版、2020年。
[⑥] 髙阪悌雄『障害基礎年金と当事者運動―新たな障害者所得保障の確立と政治力学―』、明石書店、2020年。
[⑦] 菅野久美子『家族遺棄社会 孤立、無縁、放置の果てに』、KADOKAWA、2020年。
[⑧] ミナトミ『実際どうなの？男性育休: まさかまさかの２年間』、kindle電子書、2020年。
[⑨] 小室淑恵『男性の育休 家族?9?9企業?9?9経済はこう変わる』、PHP研究所、2020年。
[⑩] 齋藤早苗『男性育休の困難 取得を阻む「職場の雰囲気」』、青弓社、2020年。
[11] 柏木理佳『ひきこもりは“金の卵”』、日経BP、2020年。
[12] 室橋裕和『ルポ新大久保 移民最前線都市を歩く』、辰巳出版、2020年。
[13] 毛受敏浩『移民が導く日本の未来―ポストコロナと人口激減時代の処方箋―』、明石書店、2020年。
[14] 南野奈津子『いっしょに考える外国人支援─関わり?9?9つながり?9?9協働する─』、明石書店、2020年。
[15] 斋藤茂男：《妻子们的思秋期》，高璐璐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饱食穷民》，王晓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
[16] 吉川洋：《人口与日本经济》，殷国梁、陈伊人、王贝贝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
[17] 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编辑：《看护杀人》，石雯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18] 小林美希：《不让生育的社会》，廖雯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19] 藤田孝典：《贫困危机：日本“最底层”社会》，胡建君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
[20] 日立东大实验室《社会5.0 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沈丁心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
[21] 许悦雷、董佳：《日本危机管理机制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20年第4期。
[22] 高昊、郑毅：《日本灾害信息传播应急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23] 唐永亮：《日本危机管理体系中的事后检证制度》，《人民论坛》2020年第21期。
[24] 卞显乐：《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体制解析》，《日本研究》2020年第3期。
[25] 刘湘丽：《强化社会安全网：日本新冠疫情期间的劳动政策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20年第6期。
[26] 胡澎：《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27] 王瓒玮：《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28] 睢党臣、程旭、吴雪：《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日两国的比较》，《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
[29] 张继元：《少子化时代日本儿童照顾责任意识变革》，《社会保障评论》2020年第2期。
[30] 陈祥：《日本对老年认知症的国家战略性探索》，《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
[31] 田香兰：《日本应对认知症政策及照护体系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
[32] 郭佩：《日本推进积极老龄化城市治理的经验与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
[33] 伊藤增辉、周燕珉、秦岭：《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配置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20年第1期。
[34] 丁英顺：《老龄化背景下日本独居老年人问题探究》，《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2期。
[35] 李运华、姜腊：《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及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3期。
[36] 余舟：《日本介护服务为何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基于日本介护服务理念的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20年第1期。
[37] 王伟：《日本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路径与效应分析——以社会保险为中心》，《日本学刊》2020年第6期。
[38] 参见田香兰：《日本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及对策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胡澎：《日本老年雇佣制度的经验与启示》，《人民论坛》2020年第9期。
[39] 程多闻：《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偏差为何形成?——基于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视角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4期。
[40] 郭云蔚：《日本非正规劳动者的扩大对企业内劳动者待遇水平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20年第3期。
[41] 平力群：《日本借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构筑“超智能社会”》，《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42] 范建红、梁肇宏、赵亚博、金利霞：《资本、权利与空间：日本社区营造的经验与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
[43] 崔月琴、胡那苏图：《基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借鉴与思考——基于日本丰田市社会调研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
[44] 俞祖成、刘震：《日本社会组织问责：概念嬗变与机制构建》，《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45] 刘云刚、陈林、宋弘扬：《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日本的经验与借鉴》，《国际城市规划》2020年第3期。
[46] 李国庆：《日本污染治理的环境经营理念与产业化路径》，《人民论坛》2020年第15期。
[47] 参见师艳荣：《日本年轻人的自立问题及其对策》，《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师艳荣：《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心理文化根源——基于人际关系的视角》，《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48] 胡澎：《从“一亿总中流”社会到“差距社会”——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与分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49] 春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缩减叠加的问题及应对:日本经验与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
[50] 张继元：《日本自卫官的社会保障制度》，《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
[51] 焦必方：《日本城市的过疏化现状、成因及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52] 石甜甜：《日本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影响、政策演进及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53] 权彤、郜明钰、石涛：《日本养老产业化发展条件及其启示》，《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54] 崔月琴、胡那苏图：《基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借鉴与思考——基于日本丰田市社会调研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