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迄今已走过30个年头，迎来而立之年。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合作关系更加成熟；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硕果累累，政治互信不断提升，经济互利不断拓展，人文互鉴不断扩大，合作基础更加坚实；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地位攀升、影响增大，对双方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区域合作提供了强力引领，对世界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合作前景更加广阔。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与世界百年变局同步展开、并行推进的，两者之间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关系；30年后，迎来而立之年的中国—东盟关系，与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势将进一步强化。正是在与世界百年变局的紧密关联和高度互动中，迎来而立之年的中国—东盟关系，正在积极探求由战略伙伴关系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昂首迈进。

一、共同引领新兴市场群体崛起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构成世界百年变局最重要变化趋向。习总书记在断定世界正处于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时，首先指出的也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1990—2020年30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增幅，总体相当于发达国家3.15倍，结果必然是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快速攀升。按名义汇率测算，这一比重在本世纪头20年翻了一番，由20%左右提升至40%左右；按购买力平价（PPP）测算，这一比重在2008年即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目前全球占比更攀升至60%左右。在目前全球因疫情蔓延而导致的2020年经济衰退和2021年经济回升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又总体显现“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突出特点，从而又进一步加速了快速崛起的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4月数据，20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要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分别少下降1.1个和2.5个百分点，2021年又分别要多增长0.7个和1.6个百分点。

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均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快速崛起，成为公认的首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典型代表；70年代，印（尼）马泰菲即所谓“老东盟四国”也逐步成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引领者；80年代，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90年代，越老柬缅即所谓“新东盟四国”也逐步加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行列。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进程的不同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浓重身影。面向未来，迎来而立之年的中国—东盟关系，更将肩负起携手合作、共同引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历史重任。着眼当下，中国—东盟应首先在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方面加强合作，为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加迫切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出席2021年6月8日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议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明确指出：“双方集中谋划了合作抗疫问题，达成扩大疫苗合作、对接疫后发展规划等诸多新共识，对外传递了共渡难关的积极信号，凝聚了战胜疫情的合力，提升了复苏经济的信心。”

二、合力推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

世界经济中心快速向东亚转移，也是世界百年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由于创造并延续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促成东亚在全球经济布局中比重和地位快速攀升，在由“美国—欧盟—东亚”构成的世界“三极格局”中，目前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第一中心。本世纪头20年，东盟+中日韩等东亚13国经济总量增长2.31倍，而美国仅增长1.04倍，结果是2000年东亚仅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72.2%，2020年已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1.17倍。由于在目前疫情防控方面，东亚总体上要比世界其他地区做得更好，从而在疫情导致2020年的经济衰退与2021年的经济回升中，东亚总体上又显现“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突出特点，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转移。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20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要比全球平均少下降了2.3个百分点，2021年又要多增长2.6个百分点。

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转移，最早是由上世纪50-60年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来引领的，之后是“亚洲四小龙”开始与日本共同推动。但到后来，却越来越转向由中国与东盟来共同推动和支撑。如在2000—2020年东亚13国的经济增长总量中，中国与东盟11国要占到总增长量的93.4%，即本世纪头20年东亚13国经济的快速增长，93.4%是由中国与东盟共同贡献的；结果是中国—东盟在东亚13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5.0%攀升至2020年的72.7%，20年间攀升了47.7个百分点。而未来世界经济中心进一步向东亚的转移，更需要中国—东盟在良性互动中共同引领和支撑。另一方面，中国—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尤其是双方经贸合作快速推进，也是在东亚经济整体快速崛起，从而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快速转移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正是在世界经济中心快速东移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各自对外经贸布局越来越将重心转向东亚，从而才使彼此之间形成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系，直至相互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继中国连续数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2020年东盟又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三、协调应对大国实力对比变化

如果说，世界百年变局的上述两大变化趋向，总体上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形成正向或良性互动。那么，大国实力对比关系急剧变化，也作为世界百年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作为世界百年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集中表现在中美日“前三强”相互之间，其他大国实力对比虽也有所变化，但变化程度及其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可不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而中美日实力对比变化的基本趋向，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地位快速提升，继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又越来越逼近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而把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落得越来越远。2000—2019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1.8%急速攀升至66.9%，相对于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更由1/4攀升至2.8倍。疫情更进一步加速了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中国、美国和日本2020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3%、-3.5%和-4.8%，2021年分别为8.4%、6.4%和3.3%，结果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2020年攀升至70.3%，2021年更攀升至73.4%；而相对于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2020年攀升至2.9倍，2021年更攀升至3.1倍。

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加速变化，尤其是中国实力相对提升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了多重影响。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取代美国成为东盟第一大经贸伙伴，成为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和主要动力；另方面，美国因此也进一步加大了东盟相关国家的政治安全控制，由此给东盟造成的“经济依赖中国而安全依赖美国”的“二元困境”，成为妨害中国—东盟关系顺利发展的严重障碍。在中美战略冲突全面恶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双方越来越需要协调应对这一“二元困境”，尤其要审慎对待美国插手南海事务、强推“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关系造成的直接冲击和重要影响。可以认为，这是迎来而立之年的中国—东盟关系，在目前和未来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甚至首要问题。

四、并肩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处于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的世界，遭遇了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其主要背景，是全球化全面提速对全球治理需要空前增强，而以往担当全球治理主要职能的多边机制却越来越深陷困境，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一需求。疫情进一步暴露出空前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尤其是WHO（世界卫生组织）面对新冠疫情肆意蔓延、WTO面对疫情引发的贸易投资链条断裂和混乱、以及IMF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所显示出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这同时也意味着，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因疫情而变得更加紧迫。

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都是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坚定支持和维护者，并在相互之间形成稳定共识。30年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壮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重要共识来推动和支撑的。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完善的历史重任，中国—东盟也必须并肩担当，并将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作为步入而立之年后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主要方向。关于这点，已在近前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双方共同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声明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在刚刚于2021年6月8日发布的《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共同主席声明》即再次明确宣示：“重申致力于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维护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框架，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

五、携手促进区域合作格局调整

在上述多边框架难以满足全球治理需求、全球赤字日趋加重的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区域框架开始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全球治理需求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面展开、快速推进的区域合作，逐步形成“欧洲领先—北美跟进—东亚滞后”的三极格局，并保持了很长时期。但到近期，领先的欧洲（欧盟）遭遇到英国脱欧冲击，跟进的北美也因特朗普冲击出现倒退，而滞后的东亚却形成后来居上之势。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区域合作格局的这一调整态势。在欧洲和北美两极的区域框架，面对疫情肆意蔓延几乎无所作为的同时，东亚却在多个合作框架下协调配合、相互支持，在共同防控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取得了全面进展。以致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恢复，东亚总体上都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具成效。尤其是在疫情导致人员阻隔的背景下，RCEP15国商务和外交人员迎难而进、逆势而上，终于在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了RCEP，宣告人口和经济规模占全球30%，贸易也占全球近29%的全球最大自贸区正式成立，随后相关各国均在加紧履行国内程序，力争早日全面实施。

东亚区域合作后来居上、甚至逆势而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东盟密切合作、携手促进的结果。在东亚，中国与东盟在区域合作方面联手创造了多个“第一”。如中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明确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同东盟启动自贸区谈判……，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尤其是RCEP作为东亚区域合作最新、最重要进展，更是中国—东盟携手推进、共同引导的直接结果。2012年，东盟方面要在以其为中心的四对“10+1”和一对“10+2”基础上，启动RCEP谈判，得到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响应和长期不懈支持，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双方始终密切沟通、协调行动，成为RCEP持续前行的“两大轮子”，尤其是到“临门一脚”阶段，更显示出双方携手力排干扰、迎难而上的重要作用。2021年4月16日，中国驻东盟大使向东盟秘书长正式交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核准书，标志着中国正式完成RCEP核准程序，成为非东盟国家中第一个正式完成核准程序的成员国。未来中国—东盟还应协调行动，督促相关各国尽快履行国内核准程序，推动RCEP全面实施，为惨遭疫情肆虐的地区和世界带来更加耀眼的光亮。更加重要的是，借助RCEP的全面实施，中国与东盟在携手推进东亚、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全方位合作方面，还将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会在携手推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将迎来而立之年的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推向更高层次、更优质量、更大影响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