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夏传播研究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2011-2016)在传播研究主体性思潮的推动下，在华夏传播断代史、华夏传播媒介、华夏传播概念、华夏传播理论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诸子传播思想等研究方向上都有相当大的进展，研究团队与专业期刊也初步显现，未来当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华夏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理论、传播学本土化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华夏传播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综述说明
华夏传播研究本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不容忽视的一大方向或领域，伴随着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在以新媒体、互联网、大数据、社交媒体和大众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的传播学界的学术版图中，她依然是一棵小苗。纵览现有关于中国（华人）传播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少有顾及这一领域，不能不令人叹息。
前辈学者黄星民教授曾将“华夏传播研究"界定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研究对象包括“华夏文化"与 “信息传播"，研究目标是形成“传播学中华学派"（黄星民，2002）。这一努力方向与国际一些倡导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理论的学者们形成遥相呼应之势。例如，剑桥大学文学博士维莫尔·迪萨纳亚克认为中印日韩等亚洲国家创造的文明必当依赖于积极有力的传播体系。而“传播学要想在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更有意义的研究，就必须与相关的知识本源、情境信息及本地思维模式相联系。因此亟须发展亚洲的传播学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式。"（维莫尔·迪萨纳亚克，2003：116）通常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传播重内向、重集休、重关系，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传播理论、概念、方法与模式。而华夏传播学的使命正在于整理中国传统的传播理念、传播理论、传播制度，这不仅是理解当下中国诸社会现象的重要依据，也是反思中国传统，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传播资源；还是丰富世界传播理论的必由之路。基于此，华夏传播学是华夏传播研究的终极指向，是在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机理和思想方法的学说。这里包涵三个含义：其一，以史鉴今，通过开展华夏传播研究，提炼华夏独特的传播理念、传播技艺；其二，华夏传播研究的目标在于既能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现象与活动，又能推导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实现传播理论的当代创新；其三，着力点在于将复杂的传播现象、传播制度、传播理念通过“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形成一套能够保持自然生态和谐、社会关系和顺、政治运作高效廉洁、民众生活有序安宁，国际关系和平互助的传播思想、传播制度，以指导当下的传播活动，实现与社会运作方式的紧密配合。
回望历史，华夏传播研究是在中华民族自主性意识推动下不断拓展的。港台的余也鲁、徐佳士等前辈学者在传播学传入中国（首先是港台地区）伊始，便提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问题。前辈学者意识到传播学研究中国不能缺席。既然社会即传播，传播与人类相伴随始终，那么，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理应拥有丰富的传播实践、传播思想，甚至经过提升，可以提出华夏传播理论来。正是在这种民族情怀的感召下，两岸三地的学者开始了“传播学中国化"的探索，后来，其中 “部分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集聚在“华夏传播"的旗帜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问题，并一时间以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为组织机构，开展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从零开始》，合著概论性著作——《华夏传播论》，推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21世纪以降，尤其是近五六年来，在中国注重国家形象传播，追求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与软实力的大好形势下，传播学主体性呼声渐高的学术界在华夏传播研究方面的热情正不断被激发，一批青年学者涌现，一批有份量的成果出现，使这一领域大有兴起新高潮之势。为此，本文侧重评析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2016 年）最新的代表性论著。论文的代表性体现在以《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四本新闻传播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核心，旁及其他刊物；著作则是以近6年来这一领域的作品为主，力求既生动准确又能概览式地展示中国大陆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样态和发展趋势。
二、执拗的低音：华夏传播研究在“传播学本土化”方何中拓展
面对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问题，学者们已有一定的探讨与争鸣。台湾学者认为肇始于1978年的“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是在`学术中国化"的思潮中，港台传播学者率先举办“中国传播研讨会"，目的在于“建立具有（中国）民族主义色彩的传播学。"（林丽云，2004：158）大陆学者胡翼青认为20世纪90年代徐佳士、余也鲁、孙旭培和郑学檬等学者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的，开展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这种研究“不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而且具有复古色彩''（王怡红，胡翼青，2010：295）。然而，以陈国明为代表的一批海外从事中华文化的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则充满信心地认为“要成功地扮演全球社会的一个分子，华人社会的传播研究，在批判吸收与转化西方思想的同时，必须深耕于中华文化的土壤，耙梳与建立起自我文化的认同，然后放眼全球社会，以资提供与接收必要的双向贡献。唯有经由健全的本土性的发展与认同，再以此认同投射到整个全球社会，华人传播学才能显现其光辉与乐观的前景"（陈国明，2004：20一21）。如今，学者们更多期待华夏传播研究能够有新的拓展，并尽可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去生发自己的传播观念与理论，尽可能用价值中立的精神，力求在历史真实情境做有理有据的接地气研究。
（一）华夏传播研究正向理论建构方向挺进
在宏观方面，邵培仁、姚锦云基于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认为社会学家将与大众之间通过“共有的常识（知识）"，提升为理论，进而又用理论来解释“共有的常识"，从而化为大众的行动。那么中国的儒家道德传递观具有如同凯瑞基于基督教仪式原型而发展出的仪式传播观一样成为儒家道德传播观的可能。他们认为经验与理论并不存在鸿沟，而是可以经由经验而上升为理论，华夏传播研究可于此努力。（邵培仁，姚锦云，2016a）邵、姚两人连续发文，致力为“华夏传播"及其理论正名，直面学界对“华夏传播"的质疑，令人敬佩。他们认为，前人的经验通过语言和思想在后人的经验中延续，并成为后人的“意义之网"和“释义系统"，因此，以历史为对象的华夏传播研究能够发展为关于现实的知识。（邵培仁、姚锦云，2016b）诚然，华夏传播研究本身是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为起点，但落脚点还是现实关怀，以能解释中国问题来寻找突破口，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方法。邵、姚二人以“寻根主义"命名本土传播理论建构路径，并且，还初步提炼出中国传播的文化“基因"：其一。传播思想（阴阳和合的传播哲学），源自“阴阳"，指向“和合"与“天人合一”，其最高境界是“通天人，合内外"；其二，传播原则（情理交融的传播伦理），由“仁-礼"、 “言-行”、“名-实”三对关系组成，其最高准则是“明贵贱，辩同异"；其三，传播观念（物我融通的传播意识）主要包含“观味知"的信息接受观、“风草论"的情感传播观、“风水学"的空间传播观等，其精神支柱是“参天地，赞化育"。对于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而言，范畴是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阴-阳”、“和-合”、“交-通"、“感-应”、“中-正”、“时-位”、“言-行”、“名-实”、“心-爱”、“易-简”十对华夏传播观念，它们既是传统中国思想的重要范畴，又是中国人日常传播行为和行动的“释义系统"，对发展出“华夏传播理论"至关重要。（邵培仁，姚锦云，2016c）
在微观方面，华夏传播研究也关注一些具体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并加以深入研究。例如，媒介批评方面，《中国媒介批评学》一书坚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媒介批评思想与方法资源，例如从传统文艺批评理论中借鉴了“印象式批评" “诠释式批评”“考据式批评"等方法。该书充分阐发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并以此为内核，作为媒介批评的立场和理论涌泉，不失为一部华夏传播研究领域的力作（郝雨，2015）。传播效果方面，“风草论"原本是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率先提出并引起学界关注的学术构想，黄教授坚信此论是足以与西方“魔弹论"相媲美的一种华夏传播效果论。“风草论"主要内含三个层面的传播观念：注重传播过程的风化凤行，关注受众主体性的草偃草起以及风吹草偃的传播效果。“风草论"表达了中国人对传播主体德性的关注以及对“以民为本"情境下的受众主体性的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风草论"当是建构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一大尝试（谢清果，陈昱成，2015）。此外，也有些论文在公共传播、舆论传播、说服传播、符号学等方向上，探讨华夏文明传播史上在这些议题上所积淀的思想观念、表现形态、历史变迁，并思考其当代价值。
（二）以“文明传播"概念开拓华夏传播学的崭新话语体系
如何推动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是中国传播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文明传播"观念的提出及其系统的阐述，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传播学界观念创新与理论突破的一大重要举措。不过，当前似乎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随着网络新媒体盛行乃至大数据、云计算、VR等传媒技术的涌现，传播学界绝大多数的目光被此吸引了，所以需要更多精力投入的华夏传播原创理论研究领域便少了几分热闹，却反而更显得宁静而春意盎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杨瑞明、王怡红等研究员于2007年以“文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与学科创建"为题的课题被立项为院内重点课题。其课题成果以《文明传播的哲学视野》为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推出。该成果从传播哲学的高度，指出 “文明传播"作为概念，是“文明的传播"与“传播的文明"的统一。前者强调的是“文明"在传播中生成和发展；后者强调“传播"亦是在“文明"的关照下进行的，传播活动本身也进行着“文明"的洗礼。正所谓“文明通过传播，走向对话语境，达到和谐。传播是表明文明的手段，是显露文明的平台，传播的对话方式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杨瑞明、张丹、季燕京、毛峰，2012）其实，关注这一议题的学者较早的成果当是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一一中国人的智慧》一书。我们期待学界能够承继这一创新理念，期盼能够共同打造出华夏文明传播研究的学术新高地。
三、满园的春色：2011-2016年间华夏传播研究的基本态势
近年来，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的呼声与举措渐成社会主流，作为以中华文化的传播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华夏传播研究领域进展显著。比较突出的研究向度如下：
（一）继续在西方话语观照下，进行华夏传播研究的自我审思
一方面，从宏观上整体性考察中国文化传播问题，省思中华文化在现代的传播力问题。如中国传媒大学隋岩的《符号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首先在充分解析符号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例如能指与所指，含蓄意指、元语言、隐喻和换喻）之后，以中国丝绸之路、孔子、天安门、近代中国诸符号、民间符号、媒体符号等作为案例分析，最终落脚在以强符号传播中国这一根本目标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一大流派也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近期祝东博士出版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便是代表，该书并不依伴西方符号理论，而是直接关注易学、孔孟、老庄、名墨、名法之学的符号想。
另一方面，也有从微观上将中国传统经典的智慧与传播学各学科进行对话。例如西北师范大学的李红博士将老子的语言批判与价值批判导入到对媒介批评上的研究（李红，2011），他还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老子“否定" 、“二分”、“反"、“去"等符号逻辑运作思想，并归纳出“贵无"、“欲望批判"、“收敛"、“圆满"、“贵身"等新的传播伦理，颇有意义。（李红，2016）
（二）从内向传播方面寻求华夏传播理论的突破
从中国文化强调以“修身"为本这一特色出发，有学者意识到中华文化定当在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方面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当可形成有特色的华夏内向传播理论。对华夏文明中内向传播智慧的探讨可从儒道佛三家入手（谢清果，周亚情，2015；谢清果，季程，2016；谢清果，2016）。研究发现，道家的内向传播是通过涵养内心的清静灵明，来实现自我的自由与逍遥。比如，老子在方法上却采取了与西方传播学中内向传播理论不同的操作方向，即通过对社会性活动的减损和人类已有知识的超越来实现自我升华。《庄子》书中则提出“吾丧我"的命题，视“吾"为“道我"，“我"为“俗我"，通过个体修炼（主要是心灵的内在对话）来消除后天自我观念对本性的遮蔽，以“丧我"为路径，回归道我，真我。可以说，道家的内向传播是以解构的方式实现意义的建构。而佛教的内向传播观念，体现在修行者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消除外在环境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开发内心的智慧和觉知，实现自我超越，达到成就佛果目标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如果借鉴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那么不难发现，佛教所言的贪嗔痴等表现的就是本我的诸多欲望，而戒定慧则是“自我"意识的操持过程，其理想目标正是“佛"（禅悟）的超我境界。儒家的内向传播观念则可从《大学》《中庸》等经典中时常强调的“慎独"入手。因为“慎独"本质上是儒家以圣人的心性品格来要求个体自我效法，进而在个体接受了这种价值取向后，努力地在心灵深入开展自我与理想圣人的内在深层对话，以全方位提升自我。相应地，道家的“见独"观念是最能体现道家式的内向传播智慧。理由是“见独"观念清晰地呈现了道家内向传播活动是如何运作，及其怎样营造良好运作的环境条件的。其实，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可围绕儒家的“道心"与“人心"说，道教的内丹修行等方向入手，研究中华文化的内向传播智慧，从而以补中外传播学在内向传播（又称人内传播、自我传播）方面的不足。
（三）以传播学的视角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存境遇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宏观上的学理探索，还需要从微观处的传播方式与路径、效果等方面进行细致剖析。近年来，中华文化传播，尤其是海外传播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同文化间的心通，日益成为优先关注的问题。对中国而言，文化的海外传播自然就成为中外联通的心理桥梁。在此背景下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播研究蓬勃发展，比如，同济大学主持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中便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途径与方法创新》（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等一系列著作。在此类汉语国际教育项目的带动下，对中华文化元素的传播学研究也很受关注，比如对明代“衣冠禽兽"的官服制度进行文化符号解读，其实亦是对作为非言语符号的服饰进行了内在权力、秩序及其关系的深刻解析（张玲， 2013）。碑刻是中国传承文明的重要媒介，体现了中国人传播偏向上的时间偏好，表现了《易经》中的“可久可大"的思想。勒石表彰记事等功能直到今日依然广为运用，当然也有些功能弱化了（汪鹏，2014）。付晶晶（2016）以中国古钟为研究对象，探讨“钟"这一文化符号与文化传播的关联，从古钟文化的传播语境入手，考察了宫廷钟文化、寺庙梵钟文化以及民间钟楼文化，揭示出钟在不同传语境中的文化特质。另外，李萍（2012）关注中华文化元素或符号的海外传播研究。以四大名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为切入点，得出如下结论：想让“中国的"，成为“世界的"，就得采用中国内容，世界主题，国际表达，产业运作，才能将高雅与大众连贯起来，增加文化传播力，影响力。还有些学者关注新媒体时代下中华文化形象塑迫。他们认为中华文化要想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就必须因应新媒体技术的变化，在坚持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巧借各种传播形式，让中华文化观念深入人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传承我们的文化。例如通过动漫来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符号，例如《魔兽世界》对“龙"的正面塑造（穆弈君，M. W. Luke Chan, 2014）。众所周知，近年来社交媒体兴旺发达，正成为世界人民信息交流的主要平台，中华文化要想扩大海外传播，就需要借助社交媒体，而要借力，就需要牵牵把握社交媒体的游戏规则，着重在社交人群喜欢的日常化、情感性、地方性的文化话题上用力（徐翔，2015）。
出版编辑事业也是传播学关注的领域之一。图书原本就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华夏传播研究于此自然不能缺席。一批年青博士从历史学研究着手，走向传播学研究。如李西亚博士的《金代商业出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张献忠博士的《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等。
（四）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播学研究
民族文化的传播学研究是华夏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多是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侧重是民族文化在大众传播时代如何呈现自我的问题，尤其关注在举国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平衡民族文化与社会、传媒的三方博弈，旨在保护民族文化的文化权利与权益。“传媒场域本身就是文化存在与再生的场域，所以传媒化是民族文化在现当代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程郁儒，2m2：绪论6）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问题，是华夏文化研究的应有之意。因为华夏传播关注的不仅是历史上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而且是当代生活中的中国，关注的核心正是中国人的交往方式，而中国人的交往方式本身既是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也是现实对历史的再造，无论这种再造是否运用新媒体技术，是否或何种程度上受其它文化影响，包括外国文化的影响。因为文化始终是进化的，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华夏传播研究关注的是中华民族文化这一族群意义共建共享的行为。文化是族群的身份标识，一种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方式，就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在传播中造就，也可能在传播中丧失。因此，我们就必要探讨一种文化如何更好因应不同时代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革。无法适应，无法自我革新，文化就可能不安全，甚至消亡。刘建华和Cindy Gong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中的文化折扣现象，探讨优化传播民族文化的主旨与声音，他认为发展民族文化影视传媒产品是既能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又能维护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路径（刘建华，Cindy Gong，2011）。
其实，早年郝朴宁、仲富兰、杨立川等也提出过“民俗传播"与“传播习俗“”等概念，甚至关注“民族文化传播学"议题。而近期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的刘海贵教授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系列》，已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土风巴韵：土家族传播研究》（庹继光、李缨、庹继华，2016）《凤尾竹楼：傣族传播研究》（柳盈莹，2014）《白山黑水：满族传播研究》（汤景泰，2014）。刘海贵认为面对民族文化资源严重流失与民族传播方式急速消亡的局面，研究各民族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活动，尤其是本民族的民俗，因为民俗符号代代相传，凝聚成“集体记忆"，体现出其民族性。该书系总体上既有历时性的民族变迁与信息传播的内在关联，又关注民族在共时性方面与媒介的关系，从而探讨各民族在大传播时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俗研究，将是华夏传播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因为研究者的使命与问题意识正在于推动本民族增强文化传播力与凝聚力，形塑本民族文化价值观，从而保护文化主体与文化安全。
中华传统文化的媒介呈现，是文化获得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在社会媒介化和媒介社会化的时代，中华文化的传播的核心场域就是媒介（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英国学者马克斯.H.布瓦索认为，“文化是通过象征传播的一种模式，是由符号传达并获得的行为的明确和隐含的样式，构成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马克斯· H，布瓦索，2000：421）春节是重要的节庆，而唐人街又是海外中国人聚集地方，因此中央电视台于2011年春节策划播出的《行走唐人街》节目，以直播的形式表现了全球华人共度中国年的欢心喜悦的情景，同时又辅以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增加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力。
（五）华夏政治传播研究兴起
随着近些年来政治传播研究的兴起，带动了从政治传播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沟通、政治信息传递、政治传播制度及其政治传播思想的研究。青岛大学陈谦连续推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两本专著。从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问题。广州大学贾兵的博士论文《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上海大学，2011）集中于华夏政治传播观念探索时期的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观念，着重从思维机制、思想根源、价值取向、社会诉求、引导观、宣传观、传播致效观等方面加以全景式考察，进而评析了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历史局限和当代价值。作者创新性提出“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依据卑感文化的心理机制而产生，又反过来通过在政治层面的运作而强化了这一文化心理机制。"中国传媒大学白文刚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一书从王朝现实的政治运作入手，考察了政治合法性建构、政治文化传承、日常政治运行、国家对外形象建构、政治动员等方面的政治传播实践，让人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际情况有了学理性的认知。华东师范大学的潘祥辉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华夏政治传播的论文。例如，他阐述了殷商青铜器作为古代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媒介属性，并以“媒介域"（融合媒介）概念省视作为集用器、祭器、礼器以及书写媒介于一身的青铜器（潘祥辉，2015）；他在考察中西发誓作为沟通神人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传播现象的基础上，指出基于中国人的“天命信仰"，中国的“对天发誓"不同于西方向上帝宣誓，具有建构社会信任、促进社会沟通、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从而成为中国本土独特的沟通行为（潘祥辉，2016）。潘祥辉还从传播考古学的视角，从“圣"的来源、演变、中西圣人差异等角度，进行探玄钩沉，认为圣人的原型是拥有超凡传播能力，能够沟通天地人神、偏倚耳听口传的 “传播之王"（潘祥辉，2016b）。有趣的是，宋代开始的“经筵"方式，被视为政治传播仪式而引起学术关注。“经筵"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机制，它给士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发挥教化帝土和政治进言的功能。从而一定程度上表明古代政府内部允许自下而上的传播机制存在。（朱鸿军、季诚浩，2016）
值得关注的是，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开始着重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对传统社会的政治运作，进行了新的考察，成果很有新意。例如：李浩的《天子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两汉魏晋南北朝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的《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邓小南主编的《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一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这些都表达信息传播将是理解世界，把握社会运作的基本路径，因此，某种程度上表明传播学一定程度上具有元学科的性质。
（六）诸子传播思想研究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华夏传播研究近四十年来，诸子传播思想抑或儒释道传播思想研究始终是不绝如缕，且大有越发壮大之势。这种势头一方面得益于传统文史哲的研究积淀十分深厚，对史料等挖掘也十分充分，这就为从中提炼传播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传播学的迅速发展，传播话语成为各个学科的主流话语，尤其是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学者和博硕士自觉地借鉴传播学的理论话语来观照自身研究领域的问题，如《西游记》与《西厢记》版本传播等研究。当然其中最为突出的便对《道德经》与《论语》传播思想的研究。例如，武汉大学的单波、肖劲草从对话、关系、互动三方面阐述了《论语》与西方在传播智慧方面的差异，突出孔子在建构“仁"的主体间性的交往精神方面的现代意义（单波，肖劲草，2014）。暨南大学的蔡铭泽认为，老子的道"是包括信息传播在内的宇宙间万事万物赖以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因，德"的范畴规定了真实性、以人为本和出以善心等信息传播的基本准则，而．无为"的人生态度体现出信息过滤、贵言、不尚贤和注重内在传播等基本方法（蔡铭泽，2012）。中国传媒大学刁生虎在《老子思想的传播学解读》一文中依照拉斯韦尔的传播"5W"模式，归纳出老子的传播思想：传播主体面对“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传播内容和“莫之令而自均"的受众，借助“名可名，非常名"的传播媒介，要达到“太上"之境和“上士"之行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做到 “慈"与“俭"而“不敢为天下先"，从而更好地完成传播活动。而孔子传播思想研究方面：徐瑶、樊传果（2015）就认为《论语》中蕴藏了现代传播学所涉及的传播者、受传者和传播内容相关的传播知识学结构，并体现有“把关人"意识、“实事求是"原则、“选择性"定律和“反馈"过程的传播学价值隐喻。郑博斐（2014）认为孔子的“仁"是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实践性观念，是孔子传播思想的核心；而“礼"则注重时间与空间的联系，力求通过社会规范，建构社会秩序，是孔子传播思想的形式与目标。
此外，先秦诸子的传播思想，亦传承前期的研究热点，如仝冠军出版了《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该书在探讨了先秦传播思想的价值、先秦诸子传播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前诸子时代的传播思想后，逐一探讨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七子的传播思想。其中最精彩之处是作者认为先秦存在“和而不同"与“尚同"两大传播思潮。前者以儒道为代表，注生个人与社会间的和谐传播关系；而后者以墨法为代表，要求个体服从于社会传播系统。最后，作者比较先秦传播思想的经验性与西方传播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差异，比较了修齐治平模式与拉斯韦尔模式，赖利夫妇模式与尚同模式，颇有启发。廊坊师范学院的贾奎林主持河北省课题“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研究"，他研究认为先秦诸子传播理论具有普适性，即都着眼于协调社会阶级矛盾关系，以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共荣为终极价值诉求，同时以“民"为本的治国策略和对“社会和谐"的共同追求也使得不同价值主体间取得了利益共享的主体际介质，有助于克服西方传播理论的狭隘性（贾奎林，2011）。
（七）以传播史的研究展现博大精深的华夏传播智慧
中国传播史的断代研究已然蔚为壮观，上世纪至本世纪前十年里先秦两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时期都已有专著，唯独魏晋南北朝以及元代付之阙如。令人欣喜的是，李漫博士的《元代传播考一一概貌、问题及限度》（李漫，2013）弥足了这个缺憾。该书主要围绕元代“报纸"问题，元代官方信息传播的路径，官方信息向民间传播的路径、元代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与传播的关系问题，“语言之边界"和“空间化的民族''（蒙古族）、 “时间化的民族''（汉族）引发的元帝国限度问题，展开论述，从而呈现了元帝国中心与边缘、地域与地域、中央与地方，社群与社群之间沟通与运行的复杂问题。
巫称喜教授于2015年出版了《殷商文化传播史稿》。巫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行家，当他介入传播学的研究时发现“甲骨卜辞绝大多数都是商代官方预测性信息的记录，是研究商代传播史的重要资料。"该书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他首先认定甲骨卜辞命辞具有信息属性，进而指出商代占卜制度是为了保证占卜预测与信 采集、采信、宣示、传播顺利进行，为治国理政提供决策依据。而在这一过程中，卜人具有“命龟取兆权"，即将要询问的事项告诉“神龟"，并灼龟甲以取得兆象。贞人具有“信息初测权"，即对兆象作出初步推断与预测。占人具有“信息终测权"，一般由商王担任，他结合兆象与初测结果做出最终预测。作者还归纳出商代传播制度与传播模式（巫称喜，2015）。
四、光明的未来：华夏传播研究的特征与发展方向
纵览近6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进展，不难发现已呈现出以下特征：研究主体年青化；研究对象多元中有集中；学科交叉增强；研究时段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热点高度一致，华夏传播研究的论文往往集中于先秦、汉代、唐代、宋代、清代晚期等历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如黄春平对汉代露布等研究（黄春平，2011），魏海岩对宋代定本制度研究（魏海岩，2012）。从论文发表来看，在新闻传播学界的核心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和《现代传播》时有相关论文刊发，而《新闻与传播研究》侧重于发表华夏传播史类的文章，而《新闻大学》则更倾向发表华夏传播媒介方面的文章。同时，《中国传媒报告》和《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也已逐渐成为华夏传播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可见，华夏传播研究基础正日益夯实。
展望未来，华夏传播研究的发展方向将在以下几方面会有所推进：
（一）在审思“传播学中国化"议题上推进华夏传播研究，建构起“华夏传播学"（华夏传播理论），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见解，解释并前瞻性地分析中国社会传播问题。
（二）继续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就其中一些核心概 ，如关系、礼乐、舆论、符号等，开展与西方传播思想的比较与对话，例如赵尚博士（2015）探索了具有“保"性质的“报"观念的历史流变，分析与“报"与西方宣传的差异，并评价其积极与消极意义。
（三）继续推进中国媒介史、媒介思想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媒介运用与变迁，将媒介与当时社会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期为探索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规律奠定基础，例如《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孙藜，2015）探讨了电报网络对驿传等旧媒介所建构、维系的空间与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构，而这过程中伴随着晚清政府致力将电报的网络纳入于权力的结构之中，以维系中心和权威。
（四）继续推动“民俗传播学"研究，中国56个民族有着丰富的传播经验，及时挖掘、总结，提升，以为华夏传播学的建构夯实基础。研究中华文化传播，不可能脱离当下的时空，只有贯通古今，以今溯古，才能使华夏传播研究接地气。也就是说，应当着重研究中华文化意象的诸方面如宗祠文化、乡贤文化、节日文化等对于民族精神与价值传承的关系，避免文化“乡愁”漫延开来。
（五）继续推动华夏传播理论创新。近年来，学者提出“接受主体性" “传播辩证论" “传播模式论"等中国传播观念，还可继续深入探讨。尤其是基于中西传播理论存在特质差异这一基本事实，学者可以进一步探讨以“心传天下"来概括华夏传播理论特质的可行性，因为它强调和谐传播，注重生活经验，以“天下"为价值终极取向；而西方传播理论的特质则可以“理剖万物"来概括，因为它强调科学追问，讲究实证方法，追求问题意识导向，以传播效果控制作为目标。在此基础，学界也当谋求推动华夏传播理论“走出去"，透过中西对话，传播中国的“和谐传播理论”，奉行“和而不同"的相处交往之道，来推动共建和谐世界的传播理想观念，以抑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化。我们相信在更深入地研究中西传播理论的差异基础上，来开展华夏传播研究，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与思想观点，进而开展中西对话，必将利于对人类传播理论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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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山风
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