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改革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全党全国共识，这种共识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试图就此作点简单的梳理。
一、对历史的反思促使党探寻新路
众所周知，1957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间，接连不断的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常态，也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全国性的运动来说，就先后有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1963年开始的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至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大运动，而且每个大运动中又套有各种小运动。可以说除了1961年和1962年因为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关系调整，政治运动相对较少外，其余的年份大抵每年都有运动。这其中，既有矛头对向党外的运动，也有矛头对向党内的运动。
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至少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几乎没有多少人成为各类运动真正的幸运儿；二是这种反复折腾使人们把时间与精力都使用到了政治斗争上，而生产和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但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在经历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人们不但已经非常厌倦那些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而且也开始反思：这样的运动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吗？能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吗？过去的老办法还行得通吗？过去的老路还继续走吗？??????这种反思的结果，使人们产生了迅速改变现状的强烈欲望，意识到必须找到新办法，找到新道路，尤其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出路只能是改革。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还应该看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许多老干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后来又有相当多的人下放“五七干校”或遣送基层劳动改造，这客观上使他们对中国社会底层有了真切了解，感受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穷和普通老百姓的苦。他们当年带领群众搞革命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革命胜利后这么多年，老百姓却还没有过上他们希望的生活，这也使他们产生了必须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强烈使命担当。
邓小平是人们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中共八大开始，他就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几乎参与八大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前所有重大决策。因为在一些问题上与毛泽东认识有所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之前。从1966年至1977年第二次复出前的10多年里，除了1973年至1975年3年外，邓小平不是被监管监禁，就是被发配参加劳动。远离了权力中心，没有繁杂的日常事务，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反思中国的过去，思考中国的未来。特别是他在被遣送到江西新建县的几年里，除了在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看书，邓小平更多是思考。他女儿回忆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2]
我们现在无法知晓邓小平当时想了些什么，但作为一个勇于担当的革命者，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共产党人，他一定在思考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未来并如何去实现。他后来也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如何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必须寻找新路，办法唯有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许多人都觉得老路不能再走了，思想禁锢逐渐被解除，这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场大讨论不是仅讨论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涉及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质疑和反对“两个凡是”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表现，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果，不但使更多人认识到“两个凡是”的错误，而且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4]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5]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时，再次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6]他还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7]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8]，从这个角度必须加以否定，但“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9]。
二、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客观现实促使党思谋变革
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43.1亿度，粗钢15.8万吨，生铁24.6万吨，煤炭3243万吨，原油12.1万吨，天然气0.07亿立方米，化肥0.6万吨，机床0.16万台。那时的中国，虽然论国土面积、人口是一个大国，但在经济上是一个小国、弱国。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迅速医治了长年战争的创伤，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但是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的。1954年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既风趣又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0]可以说，当年的中国是真正的一穷二白。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努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汽车、飞机、坦克、轮船、拖拉机等都能自己造了。到1978年，我国原煤产量6.18亿吨，水泥6524万吨，原油1.0405亿吨，天然气137.3亿立方米，发电量2031亿度，生铁3479万吨，成品钢材2208万吨，汽车12.54万辆，拖拉机11.35万辆，可以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新中国成立之时相比，是成倍几十倍的增加，不少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不但如此，我国国防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已经能够生产各类常规武器，而且“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进一步站了起来。
但是，当时国家确立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积累轻消费。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积累率为21.4%，1957年为27.9%，到1978年为36.5%。在工农业关系方面，重工业轻农业，虽然也一再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始终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在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工业发展较快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发展较缓慢。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326亿元，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103亿元，重工业37亿元，是标准的农业国。到1978年，按照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为569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459亿元，工业总产值4231亿元，而其中，轻工业总产值1806亿元，重工业总产值2425亿元。因此，1949年以来，虽然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有不少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民生活改善有限。
1978年全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134元，职工平均工资614元，每人每年猪肉16.3斤，棉布化纤布24.1尺，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22元，每百人拥有自行车7.7辆，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3.3部，每百人拥有电视机0.3台，每百人拥有收音机7.8台[11]。全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在农村表现尤其明显。在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队在40元以下。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后来回忆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切无从谈起。”[12]
这种情况自然不仅仅存在于安徽一地。据1978年的统计，吉林梨树县，人均收入6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300个，其中一部分生产队人均收入不足30元[13]。1977年末，辽宁凤城全县有20%的生产队每人平均收入不到50元[14]。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全国农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人均收入不到四十元，人民生活相当困苦”[15]。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自西北地区的一位领导干部发言说：“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16]。
城镇居民的生活情况与农民相比要好一些，所以当时农民都希望自己能农转非，即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俗称“吃国家粮”。农民之所以希望“吃国家粮”，是因为1953年建立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之后，对城市居民的口粮及主要副食品实行定量供应，而且有了城镇户口就可以去当工人、当干部，也就是可以脱离十分辛苦而收益低下的农业生产而有了相对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工作，即端上了“铁饭碗”。实际上，当时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由于物质短缺，城镇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基本上是凭证供应且供应量小。例如，四川城镇居民每人每月粮食供应量仅为19—21斤[17]，为全国最低，但其他地方也高不了多少。北京作为首都，其居民物质供应相对较好，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植物油3.6公斤，猪肉15.97公斤，牛羊肉2公斤，禽类1.01公斤，蛋类4.25公斤，鱼虾4.7公斤[18]。这在全国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当年，城镇居民不但收入低，而且住房极为紧张。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6.7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4.4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还有住厕所的。三代同堂、父母同成人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有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19]
对于上述情况，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可谓忧心忡忡。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的汇报时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0]第二天，他在听取沈阳军区和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21]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也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22]那么，如何对得起人民？如何不让农民造反？只能是改弦更张，思谋改革。
三、走出国门使党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中美之间处于对立状态，美国还支持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一直叫嚣“反攻大陆”。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交恶，中美对抗，与西面的印度关系又处于僵持状态，这就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种局面如果不加以改变，对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是不利的。面对这种局面，中国的对外政策有所调整，发展了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苏联领导人的霸权主义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而美国又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有必要打中国牌，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敏锐看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果断作出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得以缓和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中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中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与除美国之外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主导的对外政策调整，改变了一段时间四面受敌的局面，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纷纷感觉到中国发展被耽误的时间太多，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心情希望能够加快发展，而要发展自己就离不开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资金、设备的引进。因此，1977年和1978年，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一时形成一股出国潮。例如，1977年初，一机部部长项南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1977年12月底，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代表团赴英、法进行企业管理的考察。此外，国家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也都组团出国（出境）考察。1978年之后，出国（出境）考察的人更多、层级也更高。1978年上半年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就有以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访问；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仅1978年，就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
这些访问团考察团最初还只是引进西方国家的设备，后来就逐渐地认识到光引进设备不够，还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国家的考察访问，使广大高中级干部意识到了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的差距，而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就成了他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些代表团出国考察最为深刻的印象，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程度很高，经济发展很快，二是这些国家贫富悬殊并非过去想象的那么严重，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也有较大改善。这些出访者看到的情况表明，这些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迅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他们由此产生了必须加快中国发展的紧迫感。这就需要利用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同时，还要改革自身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有亲历者回忆说：“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23]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24]
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也在1978年的下半年频繁出访。邓小平早年曾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在法国的工厂当过工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有直接的感性认识。1974年4月，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他去了美国，并在途中两次在巴黎作短暂停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唯一去过美国的领导人。今天我们很难了解1974年邓小平的美国和法国之行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也不便把自己所看到的这两个国家的观感表达出来，但恐怕美法那些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78年，邓小平除了年初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之外，这年9月他访问了朝鲜，10月下旬访问了日本，11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79年初，又出访美国。在访问日本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君津钢铁厂、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等现代化企业，还乘坐了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在火车上当日本记者问及乘坐新干线的观感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25]
1977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问题。1977年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26]1978年3月30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7]同一天，他在会见阿卜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为团长的索马里新闻代表团时又说：“国际上都说我们是一个大国，苏联甚至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大，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只能算是一个小国。”[28]同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邓小平更是坦率地承认：“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29]要知道，过去在对内宣传中总说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处于腐朽没落的状态，在公开讲话中如此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落后，是需要相当勇气的。10月10日，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特别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30]
如何缩短这种差距，办法只能是改革开放。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和天津等地时，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31]知耻而后勇。承认落后不是甘于落后。这年7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说，“四人帮”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崇洋媚外，吹嘘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32]同年10月，在出访日本时又说，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33]。敢于承认落后，努力改变落后，这就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四、改革开放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
改革开放作为一项伟大决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历史也是以这次全会的召开为起点的，因为这次会议在改革开放史、在中国的发展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但是，改革开放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间的指针指向1978年的时候，改革与开放逐渐成为一个热词。
1978年3月24日，华国锋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就提出：“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四个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继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那些部分，才能不断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34]在这年7月12日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大寨会议的讲话中，华国锋又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这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管理水平低，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这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有勇气正视和揭露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那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有魄力去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35]华国锋在国庆29周年招待会的祝酒词中，更是明确提出：“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经验，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36]自然，华国锋所说的“改革”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改革”，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说明，尽管华国锋曾一度接受过“两个凡是”的主张，但也意识到中国非改革不可。
对于1978年的中国高层来说，改革成为共同的话语。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务虚会。在会议最后的总结讲话中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场革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因此，“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过去20多年中，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将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易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及有关管理制度。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次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使我们的管理水平尽可能适应工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但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37]李先念的这番话，把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年9月底，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这个总结讲话。
同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38]。实现这三个方面转变，实际上就是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时，媒体关于改革开放的声音也大起来了。1978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不可夜郎自大》一文，其中鲜明地指出：“夜郎自大式的盲目骄傲自满，执拗的一点论，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有些同志至今还在用小生产的眼光、习惯和方法看待和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在这些同志头脑中，没有或者极少有现代化的观念，他们对已经沿用了几十年、成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一套’生产方法习以为常，对小生产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习以为常，不思改革。”[39]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在国务院务虚会发言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长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法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作了明确解答，强调“坚持自力更生不但不排斥学习外国先进事物”，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文章同时提出：“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管理水平。”“为了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组和经济改革，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
同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思想再解放一点》的特约评论，强调正确地认识过去所学的“苏联经验”，也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少方面借鉴了苏联的做法。在还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当时苏联关于经济建设、企业管理的那套东西，也不是没有弊病的。因而在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盲目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国现在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工业的管理制度，不少就是五十年代从苏联搬过来的，实践证明其中很多做法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而有不少同志却习以为常，看不到其中的问题，不懂得必须对苏联经验进行具体分析，根据中国的情况大胆实行改革。
这一时期，对于必须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说得最多最透彻的自然是邓小平。1978年2月1日，他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的汇报中就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40]不是零碎地解决问题，而是“要统一考虑”，实际上就是要在体制机制上作大的调整。
同年10月11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邓小平强调：“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41]
在这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闭幕式的讲话更是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作了系统论述。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着重讲到经济体制改革（即发挥经济民主）的问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而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在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即“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42]。他认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通过的公报强调：“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43]以这次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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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