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本文为唐元研究员在“‘百泽中国’展望2022年策略会”上的视频发言，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非常高兴受邀参加“百泽中国”展望2022年策略会，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到深圳会议现场十分遗憾。借此机会想就当前经济形势及2022年对策建议做个视频发言，供大家参考。
一、当前的经济形势
（一）去年以来经济走势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的颠覆性变化，我国应对新冠疫情措施得当、效果很好，把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去年经济增长2.3%。其他国家由于应对疫情失误，大多数国家经济均出现负增长，全世界GDP增速-3%。今年以来，我国继续沿袭去年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恢复式增长，上半年在去年同期基数低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增长12.7%的成绩，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回落到4.9%，全年GDP增长8%是有可能的，但是，今年经济增长速度逐月过快下滑，表明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值得高度重视。
（二）“十四五”到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大走势
从更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较高增速发展轨道，在2025年前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仍然是大概率事件。为什么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这是经济规律使然，这个经济规律就是在一体化发展的经济体内，落后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曲线遵循一条生命增长曲线，分为起步期、追赶期和平缓增长期三个阶段，我国2000年前处于起步期，标志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20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9%，2020年前完成了追赶期，标志是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20年年均增长速度7%，2021年后我国经济增长步入了平缓增长期，“十四五”期间具备年均6%左右增长潜力，后十年具备年均5%左右增长潜力。按此计算，2025年，我国GDP总量可望达到22万亿美元，人均GDP可达16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2035年GDP总量可达45万亿美元，人均GDP则为30000美元。按照这一趋势判断，2022年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应当在6%左右。
二、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因素分析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五个：一是能否继续与世界各国保持一体化发展格局；二是长期积累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能否规避；三是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能否有效挖掘；四是经济发展能否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五是新冠疫情的影响能否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对第一个因素，能否继续与世界各国保持一体化发展格局。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国的一大软肋，因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关键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实现了一体化发展。现在，美国担心被超越，不愿当“老二”，想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千方百计想隔离世界与我国经济联系，试图逼迫我国经济发展脱轨。对此我们应当冷静，要有定性，要看清美国的根本意图，不能与它对赌，不能因小失大，千万不能走上对外闭关锁国的路子上去。
（二）对第二个因素，长期积累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能否规避。我国目前存在的风险主要有：
一是因中美争执可能引爆战争的风险，包括台海、南海、中印等目前均处于高度对峙状态，即使双方不主动挑起战争，一旦擦枪走火也容易引发战争；
二是粮食对外依存度过高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我国目前粮食对外依存度总体在20%左右，大豆高达80%以上，玉米等主粮种子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我们的饭碗实际上并未真正端在自己手里，一旦发生战争等极端情况，我国的粮食安全必将暴露出来，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三是石油进口依存度过高引发的风险，2020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73%，石油进口量的一半以上源自中东高风险地区，经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运回国内的，未来这些地区发生战争，我国石油进口面临严重威胁，可能引发我国与他国的战争。
四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风险。房地产领域存在暴利机制，导致住房成为了投资品和奢侈消费品，地方政府受土地财政捆绑，房价上涨过快，住房供需关系扭曲，导致经济泡沫化严重，金融风险加剧，购房贵、住房难困扰广大群众。高房价导致的经济泡沫早迟要破灭，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准备。
五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稳定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忽视了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成果未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处于近0.5的危险状态，城市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带来的社会问题突出，不仅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六是环境破坏引发的生态安全风险。
上述任何一个安全问题爆发，均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并打断我国崛起进程，应当高度警惕。
（三）对第三大因素，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是否成功。新动能：
一是现代信息技术引发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业等新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的科技革命驱动型增长动能。
二是靠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形成的改革驱动型增长动能。包括：
——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村土地等要素资源活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
——加快文物管理制度改革，促进文博产业化发展等等。
（四）对第四大因素，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包含四大内容：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低耗高效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二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新经济快速发展，包括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等；
四是国家竞争软实力不断增强，包括品牌、标准化和诚信体系建设。
（五）对第五大因素。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经济、政治、外交基本上步入了疫情主导模式。各国在防疫抗疫问题上存在两种策略：策略一是完全隔离式抗疫，将感染病毒人群与健康人群隔离，逐步消除病毒影响；策略二是群体免疫模式，允许感染病毒人群与健康人群混生共存，寄希望于全体人群接种疫苗或自身染病后产生免疫能力。采取第一种策略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现在正在采用的是第二种策略。实践证明，中国采用完全隔离抗疫模式做到了死亡人数最少、经济恢复最快、社会影响对低的效果，表面这是唯一有效的抗疫模式。
显然，其他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全体免疫模式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原因有两点：一是全体免疫默许了新冠病毒扩散。目前大多数国家把这次疫情只是看成感冒或流行病，没有把抗疫作为一场战争来对待，采取的全体免疫抗疫策略实质上是默许了新冠病毒扩散，这是导致新冠疫情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的根本原因。二是注射疫苗只能延缓感染周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病毒灾害，只是将一场短期抗疫过程拉长为人类与病毒长期伴生的过程。考虑到注射疫苗有成功率、有有效期以及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等因素，人类绝大部分人群感染上新冠病毒将是大概率事件。考虑到疫苗注射速度加快的原因，疫情全球扩散蔓延周期将会拉长到3—5年乃至更长，按照目前染病死亡率测算，全世界最终可能会死几千万人，而且人类会长期依赖疫苗、严重影响人类生活品质，所以说全体免疫模式是代价高、周期长、对人类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抗疫路子。现在看来，也是只能走的路子。
疫情对我国的影响到底持续多久，关键看我国何时放开疫情管控，与其他国家群体免疫并轨。我估计我国坚持完全隔离模式至少还要持续到明年。只有等到全国几乎100%打了疫苗后，疫情感染能够可控时，我国才会放开疫情管控，进入群体免疫模式，到时我国必须做好迎接巨大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冲击的准备。
三、关于国家对策建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诸多风险，我国要有定力，总体应对策略应当是积极稳妥、处变不惊、积极应对。具体来说：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党中央的总体部署，咬定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目标不放松，坚定不移改革开放，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促进经济尽快走上绿色、创新、和谐、开放和共享发展道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体对策建议有以下几点：
（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这些成功做法和经验。对内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积极性，凝聚各阶层力量，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实现国家民族复兴大业。当前尤其要注意克服对民营企业的一些不公平待遇，建议国家尽快构建“国家企业制度”，不以所有制论英雄，而是以对国家的贡献论英雄，给予国家企业相应的政治待遇和和政策优惠。
（二）承担大国责任。在对外关系上，建议与各国秉持公平、公正、民主、共享、和平、包容、善良理念，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赢发展。针对疫情后全球治理格局的，我国要有担当，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一是要担当起全球疫情防治的大国责任，输出中国成功经验，我建议在联合国设立全球抗疫联盟，推广中国抗疫模式，建议把对外援助资金更多用于对外抗疫，尽量挽救人类生命。二是在构建全球金融新格局中唱主角，打破美元垄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构建以数字货币为主导的全球新型货币结算体系。三是在解决反恐、扶贫、气候变化各国共同关心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在阿富汗问题上，我们要打主动牌。
（三）完善治国模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按照为人民服务宗旨，遵循“人民至上”执政理念，在防止腐败、社会公平、共享发展等方面采取强力措施，并从执政理念、法规、政策和机制方面做好制度安排，不搞运动式反腐，实行依法治国。建议学习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治党治国模式，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去年召开了北欧社会民主党治国模式研讨会，写了6个研究报告，大家可以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网站的研究报告栏目中查到，北欧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共享发展、鼓励学习创新、限制腐败行为等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四）加快创新发展。要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气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系统化研究实施科技政策，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牢牢把握未来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增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方面，现在要重点做两件事：
一是切实加大成熟科技技术成果的遴选和推广，许多颠覆性科技成果都在民间，由于没有好的政策和机制，一些好技术尤其是颠覆式技术或者过不了评比关，或者根本得不到推广应用，而一些落后技术却滥竽充数、到处推广，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现象，严重打击了企业尤其是民间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必须尽快纠正。
二是切实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不顺的问题。我国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等科技资源大多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他们是我国科技研发的国家队，研发经费以财政资金为主，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科技人员走向市场难、科研成果向市场转换难，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严重，众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阁。以中科院为例，每年申请的科技专利上万个，但转换产生经济效益的只占15%，而美国政府支持的科技研发项目转换率达到了80%以上。美国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科技成果转换率，主要得益于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拜杜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支持的科技项目，研究人员可以得到70%的转让收益，政府得30%。我国没有《拜杜法案》，在科技成果转换中，科技人员只能得到30%左右的收益，政府得到70%，制约了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认为，应该学习美国做法，立法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获得更多效益，让科技成果更快产业化，得到推广应用。
（五）充分发挥新经济作用。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主导的信息化浪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引发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由此带来了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技术也就是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我国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已经抢占了先机，近年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影响，经济结构正在迅速向轻型化、知识化和高效化转化，颠覆了传统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社会治理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带动经济增长动能的调整和转换。比如：腾讯开发的微信平台颠覆了传统人际交往和新闻传播方式，海尔、华为一大批传统实体制造企业与互联网结合嬗变为平台型企业颠覆了传统企业管理运营模式，淘宝、京东等网购模式改变了人们传统消费模式，一些新型网购平台更是颠覆了消费观念让群众敢消费、愿消费和能消费，网约车颠覆传统出租车行业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出行，摩拜单车等网租自行车解决了公交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网络支付平台极大地方便群众消费支付行为并颠覆了传统银行模式，等等。现在，网络型消费、定制型生产、共享型经济正在深入人心，科技革命形成的滚滚大潮正在考验众多企业和传统行业，腾讯、华为、海尔等顺应者迅速成长为全球知名品牌企业，而更多的不适应者则惨遭淘汰，一些新型行业如新媒体、电动汽车、机器人等行业在大潮中涌现并茁壮成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广泛带动社会就业，新经济形成的新动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应当看到，全球新科技革命还在继续，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在不断迭代递进，各种颠覆式技术、黑科技在不断涌现，引爆新兴产业发展，继续对世界经济社会和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们一定要顺应科技革命大潮，顺势而为，继续抓住先机，抢占制高点，引领科技革命，就能不断推进新经济加快发展，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增长尽快步入智慧化高质量发展轨道。
（六）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减少污染排放尤其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履行国际碳减排义务的政治任务。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走呢：
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对资源吃干榨净、废物资源化利用、旧物再利用。
二是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生产园区化，园区无污染排放。
三是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实行绿色低碳铭牌制度，通过强制性标准推广绿色低耗产品。
四是加快煤炭清洁化利用，大规模发展煤制甲醇基地生产甲醇，大力推广改性甲醇技术，用改性甲醇燃料替代汽油、柴油，替代农村和工业锅炉直接燃煤。
五是加快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加快西部地区超大规模风光资源开发。就是在我国青海、新疆、甘肃、西藏等地选择若干风光资源特别丰富的地区，布局若干上亿千瓦级的超大规模风光发电基地，利用白天富裕光能电解水制氢、夜间用氢发电弥补电力不足，通过特高压输电方式，将均衡电力送到东、中、南部电力需求端。同时，在电力需求端，在夜间电力负荷低的时段，利用低电价机制，电解水制氢，降低氢价格，促进氢动能车等氢产业加快发展。
（七）加快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经济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发展成果未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分配不公，虚拟经济泛滥，城市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带来的社会问题突出，基尼系数处于近0.5的危险状态。共享发展理念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国策，当前中央对共同富裕高度重视，纳入工作重点，就是要采取强力有效措施，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要把促进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纳入发展政绩考核，将共享发展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内容，强化各级各部门推进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力度。
二是完善共享财税政策，对财产性收益实行累进制征税，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严格控制生产要素交易领域的暴利行为。
三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离土也离乡，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我提出了发行基础货币、并购农民土地，加快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四是实行城乡统一的住房政策，将农村住房纳入商品房管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八）加快文博产业改革创新发展。我国文物资源丰富，据统计，我国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有76.7万处、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列入联合国名录的世界遗产5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39项。全国拥有各级各类博物馆5354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954家、非国有博物馆1400家。据估计，我国尚有未经政府有关机构登记造册的民间可移动文物10亿件以上。据有关机构研究，我国国有文物折算成资本价值后大约有560万亿元，而民间收藏文物是国有文物的10倍以上，因此初步估计我国文物资产价值总量大致在5000万亿元以上,是我国现有总资产1300万亿的近3倍，这是中华民族延绵几千年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文博产业就是挖掘文物艺术品经济价值，形成产业化发展，是典型的绿色产业。显然，促进文博产业创新发展，激发文博产业发展潜力，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当务之急的工作，是要尽快开展文物艺术品“确真、确权、确值”工作、促进文博产业金融化、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标准化发展，让文博产业尽快成为国家增长新动能。
（九）严格控制房价。房价问题不是小问题，目前的房价机制，让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依赖，社会上形成炒房热，经济脱实向虚，社会消费能力严重透支，不少年轻人成为房奴乃至影响生小孩积极性，如果解决不解决好房价问题，中国经济要出大问题，至少不比日本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影响小，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如何控制房价呢，建议：
一是把房价调控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房价调控涉及面广、牵扯利益关系复杂、政策执行难度大，需要各级各部门统一认识、形成工作合力。建议国家发改委承担房价调控的主体责任，从经济社会发展局的高度，制定和实施房价调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将房价调控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严肃工作纪律、保障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房价调控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是削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应当按照费改税思路，规范土地收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制度，在改革到位之前，中央可以尽快征收东部一线、二线城市土地收益金，以削弱地方政府推动房价上涨的冲动。
三是借鉴德国模式，建立房价调控长效机制。德国模式就是对住房价格实行严格管制，建立科学的地产价格独立评估机制，对地价、房价、房租等实行“指导价”制度。按照《联邦建筑法》，德国各地成立了“房地产公共评估委员会”，负责制订当地具有法律效力的“基准价”或者“指导价”，规定这类指导价所有房地产交易有义务参照执行，在合理范围内浮动。德国最重要的是建立“执行威慑机制”使“指导价”能够依法有效执行，该国《经济犯罪法》规定，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合理房价”的20%为“超高房价”，将构成违法行为受到处罚，超过50%则为“房价暴利”，将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出售者将受到更高罚款，甚至最高被判处3年徒刑。同时，德国还利用不动产税、房屋交易税、差价盈利税、房屋不动产税、出租房屋资本利得税等一系列税收政策，压缩炒房者进行“低买高卖”的利润空间，遏制房地产商、炒房者获取超额收益。我认为，我们应当研究借鉴德国房地产调控做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四是稀释城市居民在城市炒房动能。放开农民住房管制政策，允许农民住房可以上市流通，按照商品房交易；加快农村清凉房地产开发，为城市居民提供夏天避暑环境，也为城市居民提供资金支出通道；加快特色小镇、农村园区建设，吸引房地产开发企业到农村发展，加快乡村振兴。
（九）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
一是提升诚信水平。构建诚信体制，倡导诚信风气，发展供应链金融。
二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实行全过程质量管理，倡导工匠精神，提高工人素质。
三是加强标准化工作。在各行各业推进标准化，企业、行业、国家多个层面强化标准化管理。四是实行品牌强国战略。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