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潇爽: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与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4 次 更新时间:2021-12-15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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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潇爽  


中国政治的生长呼唤着理性的研判,中国政治的探索也提供着生动的经验,而实际中,既有研究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却是普遍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科学化研究方法的焦虑,以致淡忘了真正需要探究的问题。

方法“焦虑”

常见的“焦虑”至少表现在:不管我们是否真正地应用方法,都或多或少要考虑流行的科学方法样式;不管我们书写和回答的是什么样的论题,自我审视时,也免不了暗自“自惭形秽”或“自我辩解”一番为何没有数据、图表、模型和分析。

在史学都开始量化的年代,对于科学方法的追求也许在所难免。关键在于,科学方法如此高歌猛进,我们对事实的发现和认知却正悄悄后退。当然,好的研究路径可让研究事半功倍,科学的方法能够发现不易捕捉的规律性,使得研究成果因此而日益丰富且更有说服力。然而,方法逐渐精致和复杂,研究工具箱日益充实和高级,却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对“中国政治”的认知。相反,日趋内卷的研究正在日益丧失开疆拓土的魄力。

方法崇拜的“紧箍咒”

为何“工具箱”的充实并未真正促进对事实的发现?

这固然有选择的问题。毕竟,研究中国政治需要处理的有自然科学的范例,也有社会科学的范式;有来自中国传统的“直觉主义”“伦理主义”,来自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最新范式,也有历久而弥新的经典分析工具……研究路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它们常常又不赞同“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喜欢“乱花渐欲迷人眼”,无法“贯通”也经常来不及被真正掌握。

还有适用性的问题。研究者往往习惯于撇开问题而跟风方法,又或拿着一套方法“乱入”问题,甚至因为不同路径而杯葛。也有不少研究者沉溺于方法升级,忙着为方法而数据,为方法而样本,为方法而假设……可其中却少了几分对事实的有力发问、对问题的真正好奇以及对答案的深刻质疑。

不过,更需考察的是,假使我们用最精准恰切的方式分析和发现政治现象,情况就会好吗?十有八九也不会。因为我们需辨明的,还有“树木”和“森林”的关系。就学术研究而言,科技工具未见得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更为重要。若把中国比作研究的丛林,当主要精力被用于发现和使用高科技、现代化的舶来工具,甚至力图锯掉而非看清那一棵棵树,那自然无暇顾及眼前的森林,思索要走的路径和可能抵达的目的地。

当然,社会科学的兴起得益于对“科学方法”的高度自觉。基于这一自觉,以美国为“领头羊”的政治学又把“方法论”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度带来学科的极大繁荣。可是,政治学是实践性的知识。政治的理性,最终要落在人类的感性里。即便是笛卡尔也会坦陈,道德、政治和艺术是无法完全用机械规律解释的。这些年,美国甚至发起“改革先生”运动,即反思“方法霸权主义”。因为他们发现,科学崇拜和方法中心,最后如同一个“紧箍咒”,带来的是政治学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也带来了政治学研究与时代所面临紧迫政治问题的日渐脱节。

于中国而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多样化,确实引入了很多有趣的新元素。但附加效应也有很多,诸如困扰国外政治学多年的定性和定量之争,以及碎片化的研究趋势。不少学者认为,研究“工具箱”的丰富,并未增进理解中国的力量。说到底,关键在于研究者需要优先读懂“树木”和“森林”,而不能只盯着手中的工具。假如丢弃了“对象”和“问题”,再科学化的方法都只会“劳而无功”,而不能成为真实的研究工具。

“问题”更加关键

科学方法和数据分析无疑是重要的。现今的大数据分析,或为我们的研究乃至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改变。这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需要给予方法训练以足够的重视。

然而,事有始末,“问题”更加关键。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百年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尚需要更加学理化的叙事来加以表达和理解。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治的时代命题,我们需要在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框架下,在对地方性的肯认中展现“世界性”。面对西方现有的知识体系,要回答,或者说界说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众多“概念”进行学术史的重述,并在新的框架下对问题进行重思。

近年来,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的兴起正在于此。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夯实根基;只有在历史和日常中找到经得起考验的答案,才能建立整体性认知。立定了脚跟,看清了整体,方能更好地拿起一套工具,计量这个世界,发现其中的原理。若是颠倒了次序,但行方法,不问前程,如何不反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又何时才能真正洗去“拿篙撵船”的颓唐?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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