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5期，为姚洋教授应邀为《经济学》（季刊）创刊20周年专题而作。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经济学》(季刊)(下文简称季刊)创刊已经二十年。季刊从一份没有刊号的辑刊，演变为国内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一份正式刊物，既是幸运的，也是不易的。幸运之处在于，过去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从引进走向消化吸收的二十年，经济学研究空前繁荣，季刊从中受益匪浅；不易之处在于，创办一份新刊物，须有许多人甘为他人做嫁衣的努力和付出，否则不能成功。

季刊的主办单位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CCER，以下简称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中心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做出了显著贡献。中心率先开设了与美国研究生教育同步的研究生课程，“三高”(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成为中心的研究生既恐惧、又引以为豪的课程。中心教师还积极参与经济学教材的引进和编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的正规化和国际化。

在此基础上，中心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正规化进程，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创办季刊。林毅夫老师让我做主编。当时我还是一位博士毕业才四年的年轻学者，做副教授才一年，林老师的决策需要非凡的勇气。在季刊创办的头十年里，林老师为季刊的成功做出了巨大努力。创刊之后，一个困扰季刊的事情是没有刊号，因而无法进入各高校的发表评价体系。林老师为此多方奔走，即使是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后也没有放弃，最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季刊在2010年12月7日成功获得刊号。可以说，没有林老师的支持，就没有季刊的今天。《经济学》(季刊)这个刊名，与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主办的经济学刊物重名，所以，创办季刊也有继承马寅初先生学术追求的意味。为此，我在季刊的封面色调和图案上下了一些功夫。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期的封面用的是很重的纯蓝色，没有图案，印刷出来之后同事们感觉有些生硬。从第二期起，我请专业设计公司设计了比较淡雅的浅蓝色，并配以剪纸图案。自此，季刊的封面色调一直没有改变，但每期的剪纸图案有变化。

季刊当初作为一本全新的刊物，在多个方面开中国经济学的风气之先。当时的多数经济学杂志，都是大16开印刷，阅读不是很方便；季刊一开始就用正16开，只比普通书籍略大，阅读起来更方便。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专门选用了80克天阳胶板纸张印刷，既柔软又坚韧，手感超佳。当时的多数杂志以年月标注期号，林老师坚持以卷、期标注。由于第一期是2001年10月出版的，季刊的卷号与日历年不重合，由此成为季刊的一个特色。季刊一卷四期，每期约380页，发表约17篇文章，二十年来基本没有改变。

季刊也一反当时学术杂志的常态，不给作者付稿费。这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也是提高期刊地位的一种做法。给作者付稿费，说明期刊有求于作者，主动权在作者；不付稿费，主动权在期刊，有利于推动期刊成为学术平台的一个重要节点，树立学术客观评价的标准。这个做法后来被多数经济学杂志所效仿。

创刊之初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获得高质量的稿源。承蒙留美经济学会和国内经济学界友人的支持，季刊最初的稿源得以保障。留美经济学会的洪永淼、田国强、文贯中、秦朵和杨小凯等人以及国内学者陈平、林毅夫、任若恩和张军等人都慷慨地为季刊赐稿。季刊不支付任何稿费，学者们愿意为季刊撰稿，实属不易。但是，即使是“牛人”，稿件质量也不能打折扣。我曾通过林毅夫老师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为季刊撰稿，但老先生的稿子竟然无一篇参考文献。我写邮件询问，他说文章中的观点都是他个人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心得，无需引用他人的研究。季刊定位是发表严谨的学术论文，而不是个人观察，因此，我坚持请他修改他的文章。但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做修改。最终，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他给林老师写信，但林老师并没有干预我的决策。现在想来，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幸好遇上林老师这样大度和有原则的前辈领导，否则季刊的办刊之路会遇到更多、更难的障碍。

季刊的最大创新是引进匿名审稿制度。当时国内的经济学期刊都没有严格的审稿制度，用稿决策完全在刊物编辑们的手中，由此产生人情稿、甚至腐败现象。时至今日，一些刊物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匿名审稿能有效提高刊物的权威性。在季刊的头十年，我是唯一的主编，不可能确定每个领域文章的学术价值，专业审稿人的意见因此在用稿决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一个人做主编时，最高峰的时候一年要处理600多件投稿。我每周要拿出两个下午的时间来看稿件。约三分之二的稿件被我直接拒绝了，三分之一的稿件送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稿件最终会被接受。随着季刊声誉的提升，投稿量急剧攀升，最高峰达到每年1 200多份。季刊采取了三个措施来应对。第一个措施是增加副主编人数。在朱家祥老师做主编的时期 (2013—2017)，副主编为四人。我重新做主编之后，设立了执行主编，副主编人数逐步扩大到七人，其中两人为校外学者。副主编和主编有同等的编辑权力，每人负责几个领域，对自己处理的稿件拥有最终录用权。从2020年起，季刊的主办单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变更为北京大学，季刊成立了自己的编辑部，出版流程更加顺畅。第二个措施是从2015年起向投稿人收取审稿费，以提高投稿质量，控制投稿数量。这个措施起初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投稿量降低到每年700余份。但近年来投稿量又大幅度上升，回归到1 200份的水平。季刊因而又采取了第三个措施，即从2021年开始，每年从四期扩容到六期，这样每年发表的文章数增加到100余篇，用稿率与以前持平。扩容之后，季刊的卷号也将与日历年对应起来。

季刊的匿名审稿不是机械的，编辑自己的判断也很重要。有些时候，审稿人和作者的分歧很大，此时，编辑的介入就非常重要。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在征得双方同意的前提下，把作者和审稿人约到一起，让他们面对面交流。如果他们无法就文章的立意和取向取得一致意见，但文章在技术上没有硬伤，我会请审稿人写一篇评论，和文章一起刊发。有时，作者也会写回应。其中我记忆最深的是梁琦与杨小凯、张永生之间的争鸣。杨小凯和张永生在季刊第1卷第1期(2001年10月)上发表了综述性论文“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这篇论文的审稿人之一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梁琦老师。她的审稿意见非常详尽，而且观点与杨、张二位的观点不同，因此我请她把审稿意见扩充为一篇评论文章，并请杨、张二位写了回应文章，一年之后刊发，引起学界的良好反响。

季刊发表的争鸣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顶尖学者关于中国后发优势的争论。第2卷第4期(2003年7月)刊发三篇相关文章，第一篇是Jeffrey 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合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第二篇是林毅夫对这篇文章的评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第三篇是杨小凯对林毅夫评论的回应“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这三篇文章、尤其是后面两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持久讨论，其影响超出了经济学界，时至今日还被一些社交媒体所转载。

季刊经常发表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专辑。这样的专辑一般邀请一位外部学者做主编，包括五篇左右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讨论同一主题，因而深受读者的欢迎。比如2001年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卡尔·劳斯基(Carl Rawski)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中国GDP增长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问题，季刊组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问题专辑”，回应人们对中国GDP增长核算问题的关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现在还有读者把发表这个专辑的第2卷第1期(2002年10月)作为自己喜爱的珍藏品。

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学者在国际顶尖杂志上的发表越来越多。然而，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带有较强的模仿成分，缺乏自主设立议题的能力。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在世界经济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自主地设立议题，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一步。经济学杂志在这方面肩负着不可或缺的责任。季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因此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季刊也希望把中国学者好的研究推向国际舞台。为此，季刊与科爱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与爱思唯尔的合资公司)合作推出了公开获取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CEQI)，一方面翻译从季刊挑选出来的精品文章，另一方面也面向全世界征求英文投稿。作为季刊的姊妹刊，CEQI将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