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张军于11月23日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上海信托战略合作的“新发展 新秩序——2021年度观察家金融峰会”上的演讲。

中国今年以来频繁出台的一些政策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例如，7月份，美国的一个政策特别工作小组在给拜登政府提交的经济备忘录中认为中国正在改变他的整体发展方向，里面提到中美关系出现摩擦后中国开始强化国家控制；8月份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公司写给全球客户的报告中，声称中国正在重置经济的底层逻辑；9月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中国正在扭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

一时间，无论是海外智库、媒体还是海外金融机构的投资者，大家都非常关心接下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哪些改变，因此很有必要就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模式这个话题做一些讨论。

关于发展模式，首先的问题是怎么评价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功崛起的经验，尤其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到现在，我们的发展靠了什么？毫无疑问，我们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是里程碑式的。但是，我们在坚持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个方向问题上 并没有排斥政府，也没有放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宏观调控和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规划与发展方面，政府的存在和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认，在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我们加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总体控制力，而且政府的风险意识和战略意识也明显提高了。当下的国际环境和反全球化思潮下，我们更是在加强国家对经济发展方向和战略性领域的规划。但这些没有颠覆中国经济的基础——依然是市场经济的逻辑，也不意味着中国有意回到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上去，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在90年代中期对传统的国有经济进行大规模改革和重组之后，除了极少数战略性行业之外，绝大多数的竞争性行业都已经成为竞争性市场的主体而不再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所以市场机制在处理资源配置上面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没有这样一个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基本的市场机制，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从90年代初那么困难的状况中成功走出来。

此外，我国可贸易部门的发展也足以说明中国经济事实上依赖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力和活力，使得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能够占据重要地位，使中国成为全球工厂，这跟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经济过去成功崛起的三十年做一个基本评估的话，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我这么说并不是低估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因为不仅需要政府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一个市场要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需要有一系列基础制度的保障，需要政府来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特别是保护使用权人的财产。财产安全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前提。有些国家即使放任自流，市场经济也很难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没有国家的能力来确保这个市场可以很好的运行。

在中国，政府除了推动市场化改革之外，还做了很多工作来确保市场经济能运转良好。例如，要清理市场的准入障碍，要确保生产性投资可以顺利进入到一个给定的行业中去。中国的各级政府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硬件基础设施，为市场主体创造从事更多更好经济活动的条件。事实上，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对于市场良好的运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也不排斥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甚至在很多领域中，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不高、但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整体又很重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做一些所谓的种子投资或者为部分投资做担保，相当于为市场投资做出一个可信的承诺。这可以克服市场主体在某些外溢性较强的重要领域当中投资意愿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政府可以在这些重要领域中做先导投资来克服该领域投资供给不足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大概在这些方面做的是一直比较出色的，这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拥有相当出色的供应链和制造能力，也决定了底层的经济活力。我们今天看到的重要经济节点城市，如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广州和深圳等，都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格局，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市场经济得以高度发展的产物，背后体现出政府在维护市场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运转的基础性条件方面的出色工作。

可见，我们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跟政府或国家对立起来，这是不容易的。

这些年来，我们是看到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的多了一些，但这些干预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也为了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克服市场不能完全避免的东西，体现国家目标。比如说，这些年国家加强对环保的管控，这个政策可能是近年来诸多干预性政策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一个政策。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出台了大量刺激投资的政策，使得整个环境压力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雾霾非常严重。所以，2013年以后政府就开始考虑出台严厉的环保政策，这种管控约束肯定对一部分产业和企业造成生存压力，但符合国家长远目标。环保管控政策对北方、尤其是东北河北这些以资源产业为主的地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北经济出现差距的拐点，可能就是发生在环保政策出台以后，环保政策对北方的影响比南方大。出台环保监管政策是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没错，但环保政策的确在短期内影响了北方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很多北方经济在痛苦地转型和调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企业和人口开始往南方转移，这个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人关心，这是否让北方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其实不会，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北方的经济发展依然是有机会的，但发展模式会改变。北方经济在调整期暂时出现一些衰退是正常的，当北方的某些产业发生衰落迹象的时候，市场机制会在当地去发现新的投资机会，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比如说，如果环保的政策限制了一些产业在北方的发展，那么一些对环境友好的要素在北方就可以重新聚集而产生新的增长机会。事实上，这样的机会将代表未来质量更好的经济增长。

最近几年，由于逆全球化思潮以及中美关系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逆流，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的脆弱性，伴随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在提高。这也必然会提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意识。在我们对全球化信心满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坚持能买就不做的原则，因为供应链在全球的布局被认为是安全的，没有断链或被卡脖子的风险。中美贸易战和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尤其是新冠爆发，修正了人们对全球化和外部循环的看法。

尽管我们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充满信心，但是对于其脆弱性不得不保持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有一些战略性的思维和更长远的考虑。这些长远战略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当中会体现在国家控制上，但国家控制的范围一方面很有限，另一方面也不是对市场的替代，像是对市场的约束，所以根本不会颠覆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样的做法即使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是普遍存在的。

我记得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在自传中曾写道，9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数学系时每年招的研究生里面大概2/3来自中国大陆，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中国学生确实很有天分。但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此事不断地去找他，这件事情发生在90年代中美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可见，国家的战略意图哪里都有，跟你是不是市场经济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中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面对的国际环境总体是有利的。但现在，时代已发生变化，出现了大变局，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也要调整。如今我们依然要坚持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但同时也要在经济发展中多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钳制、市场保护等问题做好准备，未雨绸缪，避免被动。但显然，这不意味着我们打算改变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