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长期现场得到孔范今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历，不过授课地点不是在教室里，也不是在孔老师家，而是到外地出席会议的过程中。我接受的这种形式可以称为“会下论学”。从1996年到2005年十年间，每年至少有一次我跟着孔老师外出开会，多数是教育部举办的一些工作会议。那时的会议与现在有两点不同，一是会后都安排观光，二是无论什么会议都不能住单间。山东往往只有我们两人参加，一般都是我与孔老师住一个房间。会前会后，会上会下，旅途中，房间里，我都最近距离地接受孔老师的言传身教。不光我，每次开会有许多与会者都包围着孔老师听他谈论学术、文化、人生、当下。旁证之一就是王桂妹。1998年吉林大学举办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年度会议，青年教师王桂妹在会上服务。我们就是在会上认识了她。她跟着我们旁听孔老师“面授”，当即宣布报考孔老师的博士，开始我以为她只是一说，第二年她真考过来了。为什么？ 她若读刘中树校长的博士，既不影响生活还有可望可及的远大前程；若不想在长春回老家南开大学读博士也很好嘛，到北京读博士岂不更好？ 还比济南方便得多。王桂妹的选择完全是因为被孔老师的“会下论学”征服了。当然，孔老师肯定不承认他这是论学而是聊天，有思想的人聊天一定充满思想和睿智；有学问的人聊天一张口就是学问。看着孔老师今年4月出版的《舍下论学》（山东文艺出版社）很容易联想到《论语》，孔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又是伟大的教育家。把思想家、学问家和教育家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孔子的口述。所以，一流学者很容易转换成一流教育家，转换形式就是口头论学。发表出来的文字固然能够呈现作者的真才实学，但也可能是东拼西凑，甚至是仿造和剽窃，脱口而出的往往是真实学养和真实学术水平的体现。那些年我太幸运了！不仅从孔老师的著作和论文中获得他的学问和思想，还长时间地当面聆听孔老师的人文言说、人生言说、学术言说。我所学的是另类版本的《舍下论学》。

我以为，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刚刚开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是梳理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和热点人物。孔老师很少成为学界的热点人物，但是他为学界瞩目30多年，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这一现象如同我跟他一起出席的那些工作会议，孔老师一般不坐在会议主席台上，合影不在C位，也很少做大会发言。但在会下，他总是被拥趸包围，总有一些人跑到我们住的房间听他讲谈。我们的学术史研究当然不能不重视那些热点人物，但也绝不能轻视那些热点之外引领学术的重要人物，如孔老师。

既然是引领学术的重要人物，孔老师为什么一直不够“热”呢？ 在我看来，孔老师的不够“热”，恰恰说明他一直坚守为真理而学术的追求，坚守真正学者的独立性和怀疑精神。只要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也就无所谓学术话题的冷与热。任何学术话题，一旦被炒热，难免带有直接的现实功利性，而真正的学术往往是和世俗功利冲突的。实践证明，一个学术话题越热越有可能偏离倡导者的学术初衷，这在历史上有太多教训。孔老师一直不够“热”，是因为他从来不制造、也不参与制造任何学术热门话题，也从来不跟着某个热门话题蹭热度，尤为可贵的是，学界越是热门的东西他越是保持冷静的、反思的、质疑的学术态度。

上世纪80年代人文学术过热，尤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乎显学的时候，孔老师并不出名，因为你在他的学术成果里看不到多少时髦的新方法，也看不到多少流行的新的理论术语。

他似乎有意躲避学术热点。就在80年代后期，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热衷于理论和方法、普遍轻视文献史料的时候，孔老师却做着一项很“冷”的大工程——搜集和整理文献史料，完成了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800多万字（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

上世纪90年代被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这个时代国学兴起、西方的“后学”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涌起，在这强大的社会潮流冲击、裹挟、挤压和诱惑下，那一代中国学者中把持不住的大有人在，即使不下海的也在岸边观望，不观望者亦有迷茫，这时候的孔老师却异常清醒、淡定，他更加专心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学理问题的探究，先后推出了《悖论与选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走出历史的峡谷》《百年大潮汐——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等著作，发表了一批有关文学史的论文，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其实，90年代之于80年代是优秀学问家取代优秀思想家，而孔老师既做有思想的学问，又表达有学问的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孔老师延续了1990年代的学术思考，又有深化和升华。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我感觉到的有这样几点：

一、一如既往地不去凑热闹，但在前人论不下去的地方，孔老师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接着说”。他的“接着说”，不只是强调学术的传承，还强调学术的延伸和超越。例如他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扬弃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开辟出一条探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内在机制的研究路径，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境中，发掘出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运行逻辑。在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等混合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辨析方面更能显现孔老师的过人之处。正是因为孔老师发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运行逻辑，并对复杂文化现象进行精到的辨析，把他推到文学史研究的制高点，才能言他人所未言，见他人所未见。

一些有关五四与欧洲文化的关系近乎“定论”的观点，都被孔老师纠正了，如一般学人都大谈欧洲文艺复兴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联系。孔老师告诉我们的是，五四先驱面对的欧洲之先进，主要是19世纪以来的文明成果，“这就使得五四启蒙运动明显有别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的新内涵”。再如，一般学人关于欧洲“人道主义”只知道“竞争论”内涵，孔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理解，到了1919年前后，已经悄然置换为“互助文化”的内涵。

孔老师长于不同价值范畴的辨析，强调“如果对其所属指认错了，那就必然会出现错位的价值体认和评价。就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名为文化批判运动，那讨论的自然是文化价值问题，可在实际上……却是历史的变革突进问题”。

二、当一个学术话题过热的时候，孔老师又会不失时机地“反着说”。他的“反着说”不是唱反调，他常常是给一些过热的东西降降温。但当一些重要话题“冷”下来的时候，孔老师开始发言了。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都保持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地。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创造性地提出“通变与变通”这一理念。当弘扬传统文化已经变成国家行为的时候，孔老师强调“要有一个相当的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灵性上的认识，才能与它接榫”。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既肯定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强调俄罗斯文化的巨大作用；既肯定西方汉学家的积极作用，又质疑他们运用西方文化的立场、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问题的精准性。每当学术界出现一些明显的偏颇的时候，常常能听到孔老师非同寻常的思考和质疑的声音。

第三点，孔老师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那就是他总是秉持“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理念。虽然他不断补救学界的一些缺失和偏狭，但他从不争论对错输赢，他对诸多缺失和偏狭表示理解和宽容。孔老师信奉梁任公所言：“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他有许多学术原创性的东西，被人作为新发现提出，但孔老师从不与人争“发明权”。他还能不断超越自己，例如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认识等。

用两个比喻表达我对孔老师的学问和思想的认识，即：孔老师的学问和思想不像强烈刺激让人迷醉的酒，更像是耐人品味使人清醒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