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东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地中海地区逐渐形成了古代三大文明区，相应地，在这些地区又分别形成了被称为世界哲学三大系统的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称此为人类精神过程的“轴心时代”），上述文明区出现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文化历史现象：这些地区几乎同时诞生了一批思想巨人，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又几乎同时涌现出一批有关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经典文献，如中国的《老子》、《论语》、《周易》，印度的《吠陀》（成书更早，约公元前1500年）、佛教经典，希伯莱的犹太教《圣经·旧约》，希腊的《理想国》、《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成果标志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飞跃和人类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这些地区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总结了该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经验，阐述了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回答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这是一次人类文化建设的奠基典礼，它不仅确立了不同文明区的文化范型，并且深远地影响了周围地区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不仅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并且对人类以后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22年—前221年），是古代东亚文明区文化的创新期、奠基期。此时，诸侯争霸，列国交战，一些游说列国的学者纷纷献计献策，谋猷筹划，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诘难争辩，并在战国时代形成了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原创性的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先秦哲学思想独步东亚，在世界哲学之林，别树一帜，蔚为壮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延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古代先哲的智慧为我们研究当前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发掘、弘扬中国先秦哲学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本文拟就先秦时代文化的核心——哲学的形成、内容与意义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先秦哲学的形成
中国先秦哲学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成因深刻而复杂。自远古以来，中国先民们栖息繁衍于东亚大陆，在这块土地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生生不息。中国是幅员广阔的泱泱大国，东濒茫茫无际的太平洋，西南西北为高原地区，内部腹地纵深宽广，活动天地非常开阔。春秋战国时的地域包括燕山山脉以南、五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后继续开拓为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中华文化的摇篮涵括了气候适中的黄河中下游，即中原一带，这里是辽阔的冲积平原，古时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中国的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决定了农业为古代的主要生产方式。西周时期实行的是集体耕作制，大规模的协作是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开始实行牛耕，并使用了铁制的农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代，农业生产已发展成为小规模集体耕作制，到了战国时代，更演化为家庭耕作制，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力量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时由宗法贵族分化出各种士，如文士、武士、方士、法术之士、隐者、辩者等。大约在春秋时，这些士就开始成为独立的阶层，至战国时，士的社会地位又有提高。此时魏、楚、齐、韩、秦诸国相继竞用士人，推行变法。如商鞅在秦国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他把大家庭析为小家庭，以增加纳税服役的单位；废除井田，准许土地买卖；奖励耕织，惩罚商贾；按军功大小确定爵位的等级；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举措在当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士还发挥其知识优势，从事教育、培养弟子。殷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学校是官方垄断的官学。贵族巫、史掌管文化教育。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官方对教育的垄断，使古代学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有些君主开始创办文化学术中心，聘任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专事讲学争鸣。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吸引四方游学之士，如邹衍、淳于髡、彭蒙、田骈、接子、慎到、宋勣、尹文、环渊、鲁仲连、荀况等，都来此讲学论道，时人称之为“稷下先生”。稷下学派中有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儒家等。此外，鲁国的曲阜、魏国的西河、赵国的邯郸、秦国的雍城、楚国的郢等，也都是当时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私学的扩大和文化学术中心的建立，促进了齐、鲁、楚、三晋、秦、吴越、巴蜀等文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各地文化学术的繁荣与兴盛。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异常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就天道观、人道观、社会伦理、礼法制度、名实关系等诸问题展开了争辩，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化学术的发展。因诸子百家多兴起战国年间，故称“战国诸子”。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其后刘歆又将诸子归纳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并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汉书》卷30《艺文志》，1745页，中华书局，1975）。战国时代，在哲学上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三家。当时儒墨并称为“显学”。道家是隐士之学，故不列为显学。对先秦哲学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儒、道学说。老子发现了“自然”，开创了自然主义传统。孔子则发现了“人”，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易经》又把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儒道两家的两个传统，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导向。
二、先秦哲学的内容
先秦哲学的内涵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最大的主题是对“天人之际”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又侧重于人际关系和为人之道的阐发，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今就其荦荦大端，分四项作一简述。
（一）“天人之际”
“天人之际”即天与人的相互关系。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1.自然。指天空、天体，也泛指客观的物质自然。2.神灵。指天帝或天上诸神。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志论天。究天人之际，主要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自然与人为关系为重点。关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先秦哲学主要有“天人合一”、“与天地参”和“天人之分”等学说。
“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有孟子和庄子等，他们分别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说。
孟子（约前372—前289）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总结了天和人相通的观点。孟子所说的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而他所说的性则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也即善性，而所谓心是指思维器官。孟子认为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能知性，而人们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所以知性也就能知天。孟子强调应当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以求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说，在孟子看来，性与天是相通的，人性与天道是统一的。
庄子（约前369—前286）也主张天人合一，庄子所讲的天是指自然，人是指对自然加以改造的人为。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子·山木》篇还引孔子的话肯定“人与天一”的命题，在庄子看来，人与天本来是合一的，自然界本来就是和谐、美满的，只是由于人的主观区分和知识技巧，才破坏了天人的统一。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消除一切人为，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这是一种主张“因任自然”的自然主义说。庄子主张倒回到自然，实是违反了人的本性；而庄子主张不毁伤自然，对文明社会则具有警钟长鸣的意义。
“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内容，分别是阴阳、柔刚、仁义。三者属于不同层次，有所区别，又有相应的关系。《周易大传》提出这样的原则：“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下》），认为人类能够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还提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象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的命题。“裁成”，“范围”，意为调节。“辅相”，“曲成”意为协助。这是一方面承认自然变化及其规律，一方面又强调通过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周易大传》还认为，一个人做到天人协调，其道德就会与天地相合，从而也就能成就“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第二十二章也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人之性”，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意思是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究尽万物的本性，就能参赞、辅助自然界的变化了。《周易大传》等提出人要参与、辅助自然的变化，使自然发挥对人类有益的作用，而不是征服自然、破坏自然、毁灭自然。这种观点就是主张天人协调，即保持天人的动态平衡。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辩证的天人关系模式，实成为尔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天人之分”说是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的论说。荀子（约前325—前238）作《天论》，否定天有意志、能祸福人类，认为天只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有其客观的普遍规律，天不能主宰人的命运，与人间的吉凶、祸福、治乱并无关系。《天论》还强调“明于天人之分”，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意思是天和人各有自己的功能。荀子认为懂得天人之分是最高人格的标志。他还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指责庄子只是一味地歌颂自然而不理解人为的重要意义。荀子重视改造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自然、治理自然的主张。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并不否认天和人的联系，主张“不与天争职”，不以人的主观作为去代替自然的客观职能；同时，荀子也反对放弃人为，主张改造自然，利用万物，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荀子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荀子的天人之说与《周易大传》等的天人协调说有其相通之处，但荀子更偏重天和人的区别，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这点又与天人协调说不同了。
应当指出，上述天人关系的三种学说，也并非完全对立，互相排斥。凡主张“天人合一”说的，都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联系。两说的实质性分歧在于，“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符合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支配天道，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说，则既承认天与人的区别，也承认天与人的统一，并提倡人类要积极参与自然界的变化，以保持天与人协调，这不仅与“天人之分”说相通，也与“天人合一”说相通。
（二）“群居和一”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因此正确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群己关系是先秦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探讨的又一重大课题。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相敬爱，和谐共处。先秦哲学人伦之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项：
1.“仁者爱人”。史称“孔子贵仁”（《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仁”是孔子（前551—前479）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孔子说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爱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说“仁”是“泛爱众”（《论语·学而》）。“仁”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孔子还提出“爱人”的原则与方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立”，自立。“达”，显达。意思是要推己及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他人；自己想自立，也要帮助他人自立，自己要有成就，也要帮助他人去获得成就。孟子也宣扬“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思想，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同上），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相敬。孟子还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民重于君，君主的仁或不仁，爱民或不爱民，是其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
墨子（约前476—前390）提倡“兼爱”，主张爱人如己，实行普遍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为此在实践上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墨子重视实际利益，他还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他认为一个人奢侈享受，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人人都应当尽力做有利于他人的事。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自己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应当说，仁爱和兼爱两说都闪耀着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儒墨两家学说也有区别。孔子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等差的爱。墨子则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说，强调爱无差别等级，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厚薄的平等的爱。然而，在古代等级社会里，墨子的兼爱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等级差别。事实上，儒墨两家所宣扬的爱都不是真正的平等的爱。儒墨学说的历史命运并不相同。墨家主张“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与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又儒家重义轻利，而墨家的兼爱则以实利为标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都导致儒家仁爱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兼爱思想影响日趋衰绝的历史格局。
2.“五伦”“十义”。先秦儒家哲人重视维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保持各种不同人际关系的稳定，重视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价值、权利与责任，重视不同社会角色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孟子继承前人的思想，就“人伦”作了界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长幼”包括兄弟一伦在内。这是对人伦关系的权威性定论，确定了社会的五种人际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五个原则。“父子有亲”，是说父对子应当慈爱，子对父当孝顺；“君臣有义”，是说话君主对臣子应当仁爱，臣子对君主应当尽忠；“夫妇有别”，是说夫主外，妇主内，有不同的分工；“长幼有序”，是说年长在前，年幼在后；“朋友有信”，是说朋友之间要诚实守信。《大学》也有与孟子相近的论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讲的国人的范围要大于朋友，而道德准则同是“信”。汉代以后所讲的人伦基本上是继承和绍述孟子的说法，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社会的五种基本关系，后也称为“五伦”。
对于五伦关系中十种角色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礼记·礼运》有“十义”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是规定五伦每一方各自应当遵守的准则，强调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并非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先秦儒家基于等差之爱的思想所提出的“五伦”“十义”，确立了古代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并经过权威化、制度化而成为传统礼教的核心。
3.“知礼以立”。“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通常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三方面内容。孔子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认为必须知礼，才能自立，自立然后才能立人。由此，孔子又把礼和仁联系起来，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强调要克制自己的视听言动，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认为，对人以礼相待，尊敬他人，是爱人的表现。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实质内容。这也就是说，知礼是为仁的必要前提，是自立立人的基础。
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礼的学说，强调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礼的具体内涵是不断因革损益的，而礼的原则是不变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变而不乱。荀子还提倡礼法兼用，宣扬“治之经，礼与刑（即法），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认为治国既要用礼义教化，又要采用必要的刑罚。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尔后的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4.以“和”为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经过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的“和同”之辨和儒家的大力提倡，“和”成为当时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普遍渴求和共同理想、价值诉求和价值标准。“和同”之辨的“同”指简单的同一，“和”是多样不同事物的统一。据《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和”的意义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就是会聚不同事物而使之得以平衡、统一。史伯认为，多样事物的平衡、统一，会产生新的事物，相同事物的同一、重复，并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一深邃的哲学思想影响极大。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把追求和谐视为君子区别于小人的思想分野。进而孔子又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强调整个社会的大和谐。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更加鲜明地肯定了“和”的价值。孟子提倡“人和”，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齐心协力，团结合作。认为“人和”比天时、地利更加重要，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王制》还提出“群居和一”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又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分”，职分。“义”，道义。荀子认为，人类只有合群，才能避免争斗，才能协调一致，并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群居生活要以道义来确定职分，明确了各自的职分，人们就会各守职分而彼此和谐。这样，万众一心，多力而强大，就能战胜一切。
以“和”为价值取向，是基于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而提出的。现实生活里，充满了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社群和社群、阶层与阶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矛盾和斗争。斗争的结果或是两方同归于尽，或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或是双方和解而两利。以“和”为贵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为了使斗争的双方不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而是通过互相协调，良性互动，化干戈为玉帛，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以上从人道思想、人伦关系、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实践方式和价值观念诸方面论述了先秦哲学的人际和谐说，这是先秦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
（三）“自强不息”
先秦哲学重视为人道，强调人格的尊严价值。什么是有崇高价值的人？怎样才能达到和保持理想的人格？这是当时思想家们所热心讨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先秦时代的人格价值学说，主要阐述的是学会如何做人，也就是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要妥善处理个体与群体、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道德与生命、人格与生命、死亡与不朽等关系，以求实现人格的完善。
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先秦哲人一方面主张高扬个体独立意志，一方面又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认为平民也有不可强夺的独立的意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所谓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丧失原则。《礼记·儒行》还宣扬士“可杀而不可辱”，表达了儒者宁死不屈的钢铁意志和对独立人格的强烈坚持。《周易大传·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高扬独立意志、人格价值、自强原则，就是高扬个体独立意识。与此同时，先秦哲人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而叹息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说人既然不可与鸟兽合群共处，那么若不同人群打交道，又同什么打交道呢？意思是说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之中，天天与人交往，这就应当对他人、对社会负有一定的责任。孟子具有“平治天下”的抱负，主张“兼善天下”，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大学》更提出八条目，即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大下”，系统而完整地表述了“内圣外王”的思想，这实是先秦儒家文化理想的总纲，影响深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庄严志操，成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先秦哲学家对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即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关系也很重视。《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儒家也承认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又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强调精神生活比起物质生活来更有价值。孔子自我表述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赞扬弟子颜渊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赞美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乐观情绪的高尚精神境界，认为精神生活是第一位的，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
重视精神生活，自然也就重视追求精神境界。对此，儒道两家的孔、孟和老、庄都有较多的论述。如孔子自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以情感、认知完全符合道德准则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庄子以超越自我，与天地合一的自由逍遥为最高精神境界。古代先哲重视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价值，提倡求真、行善、崇美（高尚的精神愉悦），表现出人格价值的丰富内涵。
先秦儒家认为，一个人要塑造崇高人格，最关键的是要正确对待生命与道德、生命与人格的关系。儒家重视人的生命，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实体的，且在天地之间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主张“保生命”。同时又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之说和孟子的“舍生取义”之语，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典型表述。《孟子·告子上》有两句话：“所欲有甚于生者”，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为可贵；“所恶有甚于死者”，是说人格屈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这都是强调一个人的人格价值比生命更为宝贵，人格价值超过了生命价值。
死亡与不朽也是先秦思想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人的大限；而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又都渴望、向往冲破有限，达到无限，追求永生。生命短暂与追求永恒是人的最根本的悖论。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当时曾讨论“死而不朽”的问题，称“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说德、功、言都有价值，三者的价值是“死而不朽”、“虽久不废”的，而其中的立德价值更高，是第一位的。若能有“三立”，实现“三不朽”，也就能超越死亡，达到永恒了。
（四）整体·变易·对待·中庸
与精湛深邃的哲学内容相应，先秦时代的思维方式也是多姿多彩而富有的特色的，既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丰富的辩证思维正是先秦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思维方式是人们自觉不自觉运用一定的思维方法而形成的思想惯性、思维定势。辩证思维是从对象的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从其各个方面的互相联系中进行考察，从整体上、本质上完整地认识和把握对象。先秦哲人观察、思考、研究和处理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具有方法论的重要学术价值。
先秦哲学辩证思维的主要内涵是：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对待思维与中庸思维。
1.整体思维。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强调整体观点，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各是一个整体。整体由互相联系的各部分组成，而要了解各部分，又必须了解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先秦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很注重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和研究，据《庄子·天下》篇载，他提出了这样的著名命题：“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对宇宙万物的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知北游》提出“通天下一气”的命题，认为物的生灭即气的聚散，全宇宙只是一气而已。庄子的《齐物论》，宣扬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强调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庄子的《大宗师》还宣扬“死生存亡之一体”的观点，认为由生而壮、而老、而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死生是为一体，也就是动态性的整体。如前所述，《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就是认定人类是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也有待于人类的调整、辅助，天地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阴阳家在总结早期阴阳、五行的观念基础上，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认为阴阳为事物的两大属性、层次，五行为事物的五大元素、类型，并以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的相互关系，说明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战国末期的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约前305—前240），还提出“大九州说”，认为全世界有八十一州，中国是其中一州（也称为“赤县神州”）。每九州为一集合单位，称“大九州”，其外有小海环绕。九个“大九州”外，另有大海环绕，大海外为天地的边际。这是试图将世界大地、海洋联贯为一体，并给以整体性的说明。
2.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老子说：“天地（此指飘风骤雨）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庄子·秋水》篇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
《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该书的《系辞传》和《序卦传》集中阐发了变易这一思想，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周易大传》肯定变化的普遍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上》）天上各种可见之象和地上万物之形，都表现了变化。《周易大传》还赞美天地的伟大，肯定变化的实质是“易”，即“生生”。文中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生。“德”，本性。“生”，创造；“生生”，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易”，事物的转化。意谓新而又新是天道的隆盛本性，生生不息，新旧交替，就是“易”。《周易大传·系辞上》把事物变化的原因、过程和形式，概括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即阴阳，“相推”，互相推移。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对立所产生，表现为阴阳互相依存、互相排斥和互相转化，这是个循环不已的过程。《周易大传》肯定自然的变化和转化，同时也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3.对待思维。先秦哲学还通过对待观点阐述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所谓对待观点，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周易大传》把事物的构成归结为阴阳两个方面，又把阴阳关系归结为“对待”关系，即相反而相成的关系。它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是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也就是说，对立面交渗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又，如上面所讲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命题，就是肯定对立面的互相推移而产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大传》也讲斗争，《坤卦·文言》说：“阴疑于阳必战”，意为阴阳两方势均力敌，必相战斗，阴阳存在“相攻”、“相克”和“相胜”的关系，但这种对立两方的排斥和斗争，是实现高层次的和谐与统一的手段，如《乾卦·彖传》所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强调对立面通过斗争以维系统一体的存在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老子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重要命题。“反”，向对立面转化。意思是由道而有的运动是反，即事物的发展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老子·四十二章》云：“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又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损国、祸与福是相反的，但损与益相互转化，祸与福相互倚伏。老子认为，对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是事物的根本规律。
先秦时代著名的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也包含着丰富的对待观点，如其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说，战争的一方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全面地了解、掌握敌对一方的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书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佚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战国时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前233）首倡“矛盾”之说。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为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也就是矛和盾不可两立。韩非强调许多事物是不可两立的，如“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他还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但也认为相互斗争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矛盾也是可以化解的。
4.中庸思维。孔子赞成和而不同的观点，同时又宣传“中庸”观念。《论语·雍也》云：“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强调中庸是崇高的德性。同时，孔子也认为中庸是一种思维方式方法。孔子之孙子思作的《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而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时中”即随时选取适中的标准。“用中”即随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中庸》着重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对待事物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以达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境界。《中庸》也讲“中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说，喜怒哀乐的情感尚未发动的时候，心境平静，无所偏倚，这是“中”；发出的情感合乎节度，这是“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大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们若能把“中和”的道理加以推广，那么，天地就各安其所，万物也各遂其生了。《周易大传》也赞扬“中道”，重视“中正”、“中行”，认为中正则吉，反之则凶。中庸的涵义主要是强调适度，把握事物的度，认为凡事都有一个限度，超过度和达不到度，即过和不及，都不合乎事物的标准，都会损害事物的稳定性；其间尤为强调勿太过，即凡事都不要过度，以免适得其反。中庸思维有助于事物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对事物的变革则是一种障碍。
三、先秦哲学的意义
先秦哲学的历史影响怎样？有什么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以下我们将力求简要地加以说明。
（一）历史影响
先秦哲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先秦哲学的主要历史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端：
1.提供人生之道，影响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先秦儒家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倡导提高道德人格，赞美精神生活价值；提出了以刚健自强为宗旨的人生观，提倡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儒学成为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它的基本观念主导了中国古代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民俗学等广泛的文化领域，这就表明：儒学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
2.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则，决定了传统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和方向。先秦哲学中以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最深刻。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主要原则，道家的“道”是中国古代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可谓起了决定性作用，而道家的道论则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宇宙论的演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3.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思想源泉。先秦哲学著作，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不少著作被后继者奉为神圣经典，其学说被尊为圣贤之言，并成为以后阐发乃至创立哲学思想的依据和出发点。从先秦以后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始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的黄老之学，推崇老子思想，并把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起来，用于治理社会。后来汉代又转为推崇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孔学。魏晋时代则孔老兼崇，新老学和新庄学相继问世。隋唐时代儒、道、佛三教并尊，儒学和道学又有一定的发展。宋明时代兴起理学（含心学），理学家多吸取儒、道、佛三教思想并加以重构而成新说，实际上理学是以返归于先秦儒学为旨归的。明清之际的重要哲学家也多尊崇孔孟，倡导“回到孔孟”，借复古以创新。直至当代的新儒学、新易学，也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诠释旧义，阐发新说，创建体系。
此外，先秦哲学在历史上对亚洲、欧洲也发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东亚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影响尤为巨大，儒学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思想，以致和儒学的故乡中国一起共有“儒学文化圈”之称。至于先秦哲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经济学家、重农学派领袖魁奈，法国近代哲学家、数学家、数理逻辑创始人莱布尼兹及其同道沃尔夫等人的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
（二）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现代价值是相对于历史影响而言，指对现代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仍具有的正面意义。世界意义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的普遍适用的思想价值。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是密切联系、交错相迭的。
先秦哲学对当代中国的价值，主要指先秦哲学所阐扬的人生价值观对提高国民素质具有的积极作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首要问题是需要有大量的高素质的人才。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资源和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正确阐扬先秦哲学的人生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开创性精神、协调性精神和超越性精神，增强国民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反省力量，也就是说有助于国民全面提高求真、行善、崇美的人格品质。
先秦哲学的世界意义，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天人合一”说为世界贡献了主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原则。当代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也在增大报复人类的力度，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气温升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食品短缺等难题正在步步逼近人类，困扰人类。人类自身所造成的困境是和人类把自然看为敌对力量直接相关的。先秦哲学强调自然与人的统一，虽然影响了改造自然和创立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却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天人合一”说相关，先秦哲学重视人的精神生活，认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这种价值观念，无疑也有助于人们调整和控制物质需求，减少和避免恶性消费，因而也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说，为人类和平相处提供了价值依据。当代世界并不安宁，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摩擦、对抗、冲突，乃至局部战争，一直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益趋成熟，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又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样，一方面是国界、国别观念的淡化，另一方面是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这样，人类的安全，世界的和谐，愈将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先秦哲学提倡的“和而不同”与以“和”为贵的思想启迪我们：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也都应当保持和谐关系，以求得共同的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长期统一的历史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以及与邻邦和睦共处的历史，都证明了和谐思想的重要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历史会证明，世界各国必将乐意接受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馈赠，从而走上彼此和谐、共同发展的道路。
三是为西方提供富有东亚特色的思维方式。如上所述，先秦哲学的辩证思维比较发达，尤其是整体思维与和谐思维，更是富有特色。整体观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从整体上进行考察和类推；和谐观着眼于事物的统一性，提倡用协调的方法处理矛盾，以维护事物的平衡。与偏重于对立和分析的西方智慧相比，先秦的辩证思维实具有补益防弊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于富有特色、各有偏重的东西方思维方式，应当自觉地提倡互补，以求辩证思维达到更高的层次，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多年来积极倡导的“综合创新论”，适应了新时代哲学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比利时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耗散理论创始人普里戈金也说：“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从存在到演化·中译本序》，3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东西方两位学者的论断，展示了当代东西方思维相互结合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