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中国人中，有10人的家乡位于“中部”的两湖和江西，有2人分别来自“东部”的广东和山东，只有来自贵州的邓恩铭，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西部人”。这个人员结构，当然与10年前的辛亥革命首先在中部爆发所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但在1921年，谁也无法预料，13年后党领导的红军将踏上长征之途，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从中部与东部转移到西部，陕甘宁边区将孕育出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接下来，当日军占领中国东部和中部大片领土的时候，中国的西南与西北成为保存中国元气，进而光复国土的依托；而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西部再次通过“三线建设”，承担了保存中国元气的使命；到了21世纪，西部从内陆腹地一跃成为陆上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广袤的西部地区，成为20世纪“中国道路”举足轻重的“根据地”和“试验田”。
为什么西部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是如此重要？一个初步的回答是：西部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复杂构成，体现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尖锐矛盾，正是在认识西部的复杂性、破解其矛盾的过程之中，共产党人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实践水平；这一实践历练，使得他们在面对其他具有类似矛盾的地区的时候，能够游刃有余。而反过来，将其他地区面对较为简单的矛盾所产生的治理经验，机械地搬用到复杂的西部，往往就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1]那么，西部地区所体现的近代中国的复杂构成，究竟呈现出什么形态呢？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就历史中国的形成来看，西部集中体现了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2]的特征。中国是在农耕、渔猎与游牧等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互激荡中形成的，其中最为持久的对立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而西部正是各区域之中最为集中体现两种生产生活方式张力的区域。从蒙古高原、河西走廊、新疆的草原和绿洲、青藏高原，到西南地区的藏彝走廊地区，历史上遍布游牧民族的身影。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历史上有冲突，但也有漫长的共同生活与融合历史，这在西部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而即便同样是农耕生活方式，南疆的绿洲农业和四川的盆地农业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西部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族群、语言、宗教与风俗的多样性，是中国的东部与中部难以比拟的。一言以蔽之，在西部，我们能够看到最为复杂、最具多样性的中国图景。一个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果搬到西部，就还需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宗教和谐，以及是否有利于生态的保护等，其有效性往往就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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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以来，西部地区受到了列强的巨大压力，而当时的执政精英对列强压力的回应措施，有些促进了内部政治整合，有些则带来了新的内部矛盾。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的百年“大博弈”，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内陆边疆。由于担心沙俄南下争夺英属印度，英国遂与俄国在新疆展开角逐，并试图将西藏置于自身的“保护”之下；而为了牵制俄国在蒙古高原和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扩张，英国又于1902年与日本签订英日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日本的侵华野心。[3]对内陆边疆的严峻局面，1876—1878年，清廷出兵收复新疆，并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进而于1907年在东三省建省。为了防备英国势力通过西藏进一步侵入内地，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川藏地区的控制，为后来的西康省打下基础。而为了改变内陆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的局面，清政府还逐渐撤除内地与满、蒙、回、藏地区的藩篱，允许内地民众移民实边。这些加强内部整合、将间接统治变成直接统治的努力，有一些成功地实现了整合，如新疆的平叛与建省，使得新疆始终保持在中国版图之内；但在蒙藏地区，清政府转向直接统治，触动了当地贵族的传统势力，向草原的移民垦荒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内地农民与草原牧民之间的矛盾，这些就又给了帝国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与俄国分别支持了西藏与外蒙古的分离主义势力。如果不是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场吸引了英国与俄国的注意力，中国的西部边疆危机还有可能进一步深化。
第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其分省自立的革命路径，也使得新生的共和政权对各省地方实力派缺乏整合能力。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四分五裂。1917年，民国连表面上的法统统一都已经无法维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在广袤的西部，我们可以看到陈树藩、冯玉祥、西北“马家军”、杨增新、唐继尧、陆荣廷等不同地方实力派势力，而四川则处于刘湘、熊克武、杨森等地方实力派的混战之中。西部的大部分地方实力派实质上游离于北洋政府和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之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事实上是通过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和追击，才控制四川和贵州，并与云南的龙云结盟，借助滇军压制桂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能够迁到重庆，就与前期的这种“削藩”成效有很大关系。在西北，自“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加强了对陕西的控制，但一直很难直接控制甘、青、宁三省，对新疆的直接统治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实现。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西部政局是相当碎片化的。
第四，西部地区远离海洋，除了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外也缺乏良好的内河航运，其与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民国时期总体上是在不断拉大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半殖民地属性，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有国际资本和买办资本的扩张，而民族资本通常也集中在这些交通便利的区域。除了有长江航运的西南地区，西部地区的工商业与东部、中部有着极大的差距。更关键的是，西部难以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依附型”发展中获益。由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财政体系的巨大缺陷，更由于权力结构的碎片化与政局的动荡，民国根本无法通过强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让西部地区共享东部、中部地区的发展成果。尽管在抗战前夕及抗战期间，西北、西南地区从工商业的内迁中有所获益，但这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外敌威胁或沦陷所带来的结果，而且在西北各省中，获益的主要还是国民政府有较大控制力的陕西省。区域之间如何真正共享发展成果，对于民国而言，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制度。
第五，自清末以来，西部的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清朝人口增长迅速，大量农民为谋求生存，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为了巩固边疆，清廷在其最后的几十年开放了内地向新疆、内蒙古和东北的移民。垦荒固然有“实边”之效，但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和新疆绿洲脆弱的生态更趋恶化。而黄河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也给黄河流经的中、东部地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水患。[4]如果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协调，缺乏强有力的工业经济的支撑，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还会继续恶化下去，并进一步转化为各种社会矛盾。
西部地区呈现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复杂性，但需要看到的是，其中的西北地区也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第一，这里跟东南省份距离遥远，军阀势力游离于南京政府之外的程度较高，革命者能够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第二，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日本侵略者的势力也很难直接进入西部，革命者因而能在西北站稳脚跟，并以此为基础，在中部和东部的沦陷区开辟抗日敌后战场；第三，西北地区缺乏东南地区的商业—金融网络和宗族势力，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渗入也相对有限，当地的地主势力缺乏以上因素的支持，其力量相比于东南的地主势力要弱很多，这大大降低了土地革命的难度。西北地区的贫瘠也激活了中国古老的屯田传统，并进一步锻造了共产党人精打细算的财政风格。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实现了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飞跃，为治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党百年之际，西部地区的状况与百年之前相比已经天翻地覆。帝国主义列强制造的边患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中印边境虽仍有摩擦，但中国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捍卫边疆的安全。民国时代的地方实力派把控地方政权，不听中央政府号令，已经是遥远的故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部已经运行七十多年，近年来虽有所微调，但促进各民族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方向始终保持不变。在经济上，西部与东部、中部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但其地大物博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发挥，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资源和能源基地，且经过“三线建设”，西部地区更是航天军工、轻重工业一应俱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不断加强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加强区域经济规划和区域协作，推动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启动以来，西部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推进植树造林和荒漠化治理，生态环境大大改善，绿色能源经济蓬勃发展。近年来，黄河水由浊变清，也反映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总体上的改善。
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致力于缩小西部与东、中部的区域差距，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重要实践。正因如此，西部地区的发展与治理，关系到“共同富裕”能否实现；而中国的区域发展是否均衡，民族宗教关系是否和谐，生态环境是否不断改善，关系到“中国道路”的国际感召力。就此而言，西部的发展和治理，不仅与西部自身有关，更是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治理经验的普遍性，不是单靠理论“论证”出来的，它必须首先经过实践的有效性检验。浓缩了中国内部复杂性的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堪称检验发展与治理经验有效性和普遍性的试金石：因为西部足够复杂，所以对很多问题的回应，就不可能简单；同时也因为西部足够复杂，在这里产生的许多复杂的发展与治理经验，不乏被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潜在可能性。例如，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发展与扶贫的经验，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关注。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西部成为内陆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景象：在忙碌的“新丝绸之路”上，流转的不仅是各国的物产，同时也传颂着许多生动的“中国故事”，尤其是关于中国西部发展和治理的故事。
作者介绍：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宪法史、国际法史、思想史。北京100871
注释：
[1]具体的案例研究，参见刘明：《生生不息:喀什棉纺织厂维汉劳工交往空间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学会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选编》，2004年，第320-332页。
[2]汪晖：《民族研究的超民族视角——跨体系社会及中国化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3]关于英俄“大博弈”，参见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4]参见黄国勤主编：《农业可持续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310-3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