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九〇五年，吴趼人撰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八月揭载于《南方报》，署名“老少年”。 “老少年”既是作者化名，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即贾宝玉漫游“文明境界”的向导，其功能类似但丁《神曲》中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文明境界”的种种好处，贾宝玉都在老少年的指引下一一见识，老少年传授给贾宝玉的不仅有各种先进神奇的科学知识，且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文化方略。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或谓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但这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吴趼人以“老少年”自署，可说是赶了一回时髦。

“少年”这个词语突现于清末文学之中，自梁启超那篇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至吴趼人写《新石头记》时，它已经成为时尚的革命名词，其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莫不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 “少年中国”象征着民族复兴的历史憧憬，一时之间，它成为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最为激进的表达。而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首倡现代中国之“学运”， 及至邹容以二十岁年轻生命献身革命，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可以说清末之“少年”，便是五四之“新青年”的前身。 正如“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核心符号，“少年”亦居于晚清革命进步话语的中心，两者都是“青春”的人格化表达，喻载着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经历巨大转型时候的政治、文化能量，亦是以未来时书写的现代化方案的核心象喻。

意大利理论家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探讨欧洲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时，将“青春”（youth）看作现代性的“本质”（modernity’s “essence”），其理由是“青春”具有永恒的内在的不满足（inner dissatisfaction）与变动性（mobility） ，青春的反抗与革命可以毁灭任何既定体制（如家庭、社会规范、传统文化），乃至于将自身的形式也破坏掉（革命遂变成不断持续的再革命），同时青春朝向未来，意味着无限的发展 ——浮士德在与魔鬼订约之后首先便需要重获“青春”，且是永恒的青春，他从而才能成为现代文学中最有雄心也最有成就的“发展者”（developer）。

在莫瑞蒂的论述中，“青春”是一种近代的发明，它成为有意义的文学形象，是在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而在比欧洲革命晚一个多世纪发生的中国革命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现或发明了“青春”这一形象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清末适值王纲解纽、传统社会濒于崩溃之际，所谓旧时代的人生轨道已逐渐模糊， 新一代的青年个体从传统的有机农业社会中被剥离出来，成为社会中最多姿多彩的变动因素。在象征的意义上，“青春”召唤着崭新的社会、文化、政治想象范式，而此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青春”（以及“少年”“青年”）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启蒙、文化变革、政治革命、民族复兴的渴望。与欧洲现代化中的情形相类似（“少年中国”即显然模仿“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 等欧洲观念），“青春”在现代中国也可说是现代性的核心象喻，它且化身为永无止境的历史动力，将现代中国民族自新的族群欲望不断延续乃至不断更新，而终至成为一个“民族神话”。

然而，此“青春”非彼“青春”也。莫瑞蒂充分论述了欧洲现代化过程中“青春”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但“青春”在现代中国表现出的时间与历史维度上的多重复杂、暧昧意义，却并非莫瑞蒂的欧洲青春话语所能尽述。本文拟从历史经验、文化符号、叙事模式等多个层面探讨现代中国青春想象的发生机制与文化内涵，所要处理的正是此一想象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主体性”及其独特的问题性。青春从一种生命体验，到一种文化现象，而至于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政治与历史憧憬的核心动力，在清末一个短短的历史时间之内具有了形式化和体制化的特征，但同时这个“构形”（formation）的过程也促发了青春想象内在的种种复杂与矛盾。本文认为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成为中国现代青春想象的主导模式之后，其问题性即已鲜明地呈现于吴趼人笔下的“老少年”这个文学形象之中。前面已经说到，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是赶了一回时髦，老少年现身说法，大讲特讲未来中国的科技发明、政治文明，在晚清语境中，这一“少年”形象即代表了前卫的时代精神。然而，吴趼人又加上一个“老”字，以及由此展开的贾宝玉在历史时间中的“老少年”式的体验，却都为清末政治与文学中的“少年气象”增添了一层反讽（irony）的意味，使“老少年”成为清末青春想象中的一个异数。由此出发，我们或可得以一窥现代中国青春文化中的某些根本矛盾及其在召唤中国现代化时所引发的问题。

二、发现“青春”之旅

在论述“老少年”的文化内涵之前，我们仍需先考察晚清青春话语发生的历史语境与历史经验。清末最为经典的“青春”或“少年”论述当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梁氏上引岳飞《满江红》中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近征龚自珍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以及旁引意大利民族主义政治家马志尼“少年意大利”的革命主张，在中西古今融会贯通的文化想象之下，为“少年中国”谱写了一曲颂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从日本经夏威夷前往美国的旅途中写作的，而与马志尼、志贺重昂等域外学说的接触对他的立论有根本意义上的影响，也就是说，梁启超发现“少年”的巨大魅力和政治能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流亡海外之旅的结果。而这种域外经验在清末青春想象的发生过程中十分重要：在天朝崩溃之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正是首先在域外旅行中参照西方经验发现或发明了“青春”这一崭新的文化体验的现代性。

旅行——当现代欧洲的青春形象焕发光彩之时，它往往就是在旅途中显现出来的，其经典例证莫过于歌德笔下威廉?麦斯特的学习与漫游时代；而当中国步入现代之际，在域外之旅中发现“青春”也构成思想史上的一个惯例。旅行使青年脱离了固有的家庭、社会环境及文化政治体制，而这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更使青年面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强烈刺激，饱受文化、知识、道德与情感上的多重冲击。青年的个体“青春”经验因而变得不可预测，得以凸现成为一种既危险又孕育着无限可能性的崭新体验。这种旅行与古代中国的青年漫游有根本不同，如唐传奇中所描写的书生从家乡前往京都赶考，途中滞留某地因而发生种种传奇经历或爱情故事，这或可说是古代青春经验的一个常见范式，然而正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这一切都不过是“歧途”而已，最终他们还是会改邪归正，回归稳定的社会结构，“歧途”不具有反叛的意义，青年终将从旅途中浪子回头，修成正果，最终实现体制的期许。但是晚清留学生或青年流亡政治家的域外之旅，却往往是一条“不归路”。无论是在知识范式、情感形式、道德规范乃至政治理想等诸多方面，域外之旅使清末游子得以挣脱了本土社会文化的束缚，航向一个未知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以切身经验参与到中国社会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比梁启超的流亡旅行早三十年发生的幼童留美计划（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或许是晚清发现“青春”之旅的起点。七十年代初期，时值洋务运动全胜时代，曾国藩、李鸿章说服清廷选派学生送往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项计划获得恭亲王奕訢的支持，奕訢并且力主选派年轻学生——“以十二岁至十六岁为率”。 这些学生因而得名“幼童”（boy），并且以此自称直到迟暮之年。清廷先后选派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送往美国，自中学开始一直修读至大学阶段。他们遂在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历经域外之旅，发现了“青春”的崭新意义。

幼童留美计划的总设计师是近代中国头一个在美国大学获得学位的容闳（1828-1912）。容闳有着不平凡的成长经历，他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于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设的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并在十九岁时被一位传教士带往美国，多年苦读，终于在二十六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可以说容闳是在与中国文化几乎完全绝缘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他于大学毕业之际，已完全变成为一个西方绅士。但当时容闳却坚拒美国教友的归化，打定主意立即返回中国，因为他自信找到了一个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现代化方案：

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容闳上述决心，记于他用英文写作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此书在民国初年经恽铁樵、徐凤石以文言译成中文，更名为《西学东渐记》，倒很贴切地表达出了容闳的毕生抱负。容闳于此节中强调西式教育的救国意义，他的主张因此与同光之间执掌朝政的洋务派大臣一拍即合。但容闳之所以成为逾越了传统范式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在于他看中的不仅仅是“夷之技长”，而是依据自身成长经验所体认到的西方教育的转化力量——现代化文明的慰籍（the comfort of modern civilization）。奕訢反对李鸿章派遣二十岁青年的主张，而力主选送十六岁以下之幼童之时，容闳或会极力赞成，这不仅是因为他像奕訢那样希冀幼童学成归国之际时当壮年正好可以服务于朝廷，奕訢的方案更得容闳之心处，还在于这样一来，这些幼童将有机会如容闳本人一样，在西式教育之下历经长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从而真正成为文明开化的西式青年。

一八七二年夏天，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行至日本横滨，他们换乘一艘明轮船（paddle-wheel），此船恰巧名为“中国”（China）。 于是开始了一次历经月余的漫长旅途——航向太平洋，这条名叫“中国”的洋轮上的中国小乘客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未知，亦由此首创了此后历经百年仍不止息的现代中国的“青春”之旅：从古老帝国航向现代世界，他们与他们的国家一起进入了一条神秘、曲折、充满冒险与奇遇、而最终期以光明终点的航道。在精神与时空两方面，这一旅行都是前所未有之创举，它打破了古代青年所走过的封闭、循环的人生轨迹，而获得了一种无限发展的开放视野。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次旅行在设计上其实又是有“始”有“终”的，它所期许的是从中国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单向旅行，于是它显然呼应了当时乃至后世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主张，以一种不容分说的方式，把中国和她的青年们带入了一条具有鲜明目的性的、线性的历史长河。

这些来自中国的幼童在抵达美国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美国化”了。容闳依照自己的成长经验，让幼童们寄居在美国人家庭之中，他成功地看到他们很快就接受了“American Idea & Ideals”（美国观念及理想），“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Americanized）了” ，他们学会了美国青年的生活与游戏方式，打棒球，溜冰，跳舞，尝试所有新奇的体育运动，获得美国女孩子的青睐，甚至其冒险精神迅速超越了同龄的当地人，例如，在哈特福德的中学生中第一个骑脚踏车的就是一个姓张的中国幼童，而幼童组织的东方人棒球队战绩卓著，击败过美国当地学生的球队。在康涅狄格州的生活使这些中国幼童的“青春”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新定义：活泼、进取、勇于冒险、不畏新知。有两张照片可以从直观上表明这些幼童经历的变化：在离开上海之前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幼童们身着长袍，个个愁眉苦脸，一幅“老气横秋”的“小老头”模样；七年之后在哈特福德拍的另一张照片中，他们已经长大成为“洋基青年”，身着美式运动服，手持棒球棍，身材魁伟，朝气蓬勃，且个个面露自信的神情。 这一转变生动地表现出了发现“青春”之美，而这一青春经验使在新英格兰的生活成为令许多幼童终生留恋的时光——他们在成长中发现了青春的瑰丽与无穷动力。

但是，幼童留美计划终于失败：随着洋务运动由盛转衰，清廷在一八八一年撤回了所有留美幼童，宣布中止整个行动。归国的幼童们并未如愿（像容闳希望的那样）抵达旅途的光明终点站，而是中途遭遇“沉船”，旅途因此中断。清廷保守派视这些幼童为“洋鬼”，斥为大清的叛徒， 他们饱受歧视，报国无门，许多人郁郁而终。那些足够幸运活到清廷再次开始“改革”时候的幼童，如詹天佑、梁敦彦、唐绍仪等，终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但其时他们却已经错过了“青春”的最好年华。

幼童留美的发现青春之旅具有的典范意义在于它不仅召唤了无限的希望，同时也暗含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普遍悖论。发现青春之旅与西学东渐共时而逆向，在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晚清历史语境中，这意味着：对自我的认知建立在自我否定的经验之上，一方面，主体生长否定了自主创生的机制，但同时，当域外之旅或西学东渐即已内化为中国经验之后，“青春”便成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体制上的一个切分点，从此处抛出一条异己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计划，由此促发的历史憧憬，以时空与精神距离为其张力，推动着“青春”向一个确定的目标演进。在这一主体的新的生长点与其演进的目的地之间，却充满了理想与经验、历史计划与历史展开之间的重重矛盾，而且这一主体的旅行线路突入未知的时空格局，无限的希望也带来了无限的自我幻觉与危机。

类似留美幼童的青春之旅，在此后百年中将有无数中国青年重蹈覆辙，或不一定是域外之旅，但也多为从内陆到沿海、从传统到现代、从保守到进步、从黑暗的旧社会出发去认同某种现代文明或“先进”意识形态的旅行。以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情节为例，如梅行素出三峡、高觉慧（以及杜大心）离家出走、林道静走向马克思主义等等，在这些旅行中莫不寄托了青春的希望，无不期以青春的活力来挣脱传统的束缚，使自己与整个民族进入现代世界，把个人的生命经历融入线性的历史长河。但这些旅途也都免不了问题重重，最终遭遇“沉船”——线性历史与现代世界变成自欺欺人的幻象，旅途无法走向光明，而总是折入黑暗的闸门……留美幼童的青春经验，发生在“青春”话语发生之前，但它却为后来中国的青春叙事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情节模式（master-plot）：希望、经验、幻灭、失败构成无法完成的旅途，目的地就在前方熠熠生光，但却又遥不可及——甚至永不可及，而历史目的实为一种线性历史观的无底黑洞。但也正是这一后来写进青春想象的基本情节模式，把这个古老帝国的青年们带入了现代历史。

三、命名“少年中国”

幼童留美或许只是晚清发现“青春”的无数时刻之一，只是由于大量的历史档案以及幼童们的追忆书写， 使这一事件成为开启中国现代青春文化的一个明显坐标。时隔三十年后，梁启超首渡太平洋，也踏上了他自己的发现“青春”之旅。他在域外思想资源中捕捉到了“少年”的意象及其政治、文化动力， 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对“青春”想象加以理论化的阐述，创造了“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于是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横空出世。青春所预示的“伟大的开始”（great beginning）正好呼应了新世纪的诞生，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写作可谓正当其时。梁文如是开场：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文以人之老少喻国之老少，首先于行文中设置决然对立的“老少”二元。其第二段中以一连串壮美、奇幻、有趣的排比写出老年的衰朽与少年的蓬勃：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否定老年，赞美少年，乃赋予“少年”以崇高的象征意义，且凸现“少年”气象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活力。但很显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虽一上来就制造了这一看似表征真理的“少年”符号，但其历史语境亦十分显明，正如梅家玲所比拟的“‘西’风一夜催人老”， 老少二元对立根源于中国的近代处境：国家之老衰系因为中国之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老大帝国本为西人之指称），而由国之老少所引发、所验证的线性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又凭借历史理性的思维逻辑，将民族复兴的所有希望寄寓于“少年”这一符号——所有新兴事物、所有历史前驱力量的代表。

概言之，“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对后来的青春想象及文化实践都有根本上的影响。其一，如上所述，梁启超的“少年”符号诞生于历史意识之中，它同时且又召唤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因而它在性质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象喻。正如“老大”意味着中国的过去，“少年”代表了指向未来的历史憧憬，在“老大”与“少年”二元对立的历史观中，“少年”占尽风头，成为（未来）历史发展的主宰力量，以此写就的历史计划表即明确地投射了一种进化论、目的论式的线性演进模式。此一历史演进的想象模式在清末知识界，自“西学东渐”、尤其是严复译述《天演论》以来，其实早已成形，而梁启超的独特贡献实在于他通过创造出“少年中国”这一符号，把这一进化历史观的构形意义与自新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论述神话起源时，认为文化符号“能创造并设定一个它自己的世界之力量”， 我们即便撇开卡西尔这一论述背后的新康德主义先验论，仍可借其所论证的符号的形式体制意义，来体会“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所具有的神话般的构形作用。梁启超通过将“老大帝国”重新命名为“少年中国”，因此在历史长河中为中国确定了一个新的起点，而此一起点以其“少年气象”而具有“本体论”上除旧布新的无限生机，乃至能够给与历史一个“青春”的形式，并期以无限度的自新能量，历史的未来流向尽在这不断自新之力的左右之下。而进入这一历史想象、陷入“青春”这一迷思（myth）的法眼，由此透视社会现实，皆无往不在万物更新、方兴未艾的历史“青春”之中。任公此举无人能出其右，他在二十世纪开启之际，将中国改头换面，于是时间重新开始了，“少年中国”凭借意识形态的强力起帆航向富强自新之境。由此开创的现代中国“青春”话语，也便从诞生之日起就戴上了“历史”这一神话面具。此“青春”的存在之因（raison d’etre）乃是历史，而“青春”的时间内蕴的历史化也就成为必然；但反过来，现代中国的历史计划既获得了“青春”（少年中国）这一变动不居的新起点，也就具有了可以永恒自新、不断革命的历史想象。

其二，“少年中国”是“少年”之“中国”化，因此又是一个国族符号，而在这一象征运用之中，“青春”（以及“少年”和后来的“青年”）将其活力都让渡给了“中国”，这是由此开始延至后世（直到毛泽东时代）青春想象的一个基本模式。梁启超借“少年中国”的意象赋予中国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如唐小兵所言，“少年中国”正寄托了梁启超预将中华帝国化而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使之进入现代世界的全球形象之中的政治理想。 梁文虽然明显借用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Program for Young Italy）理念，但却将“少年”观念植入传统中国历史观中，因此有“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而在对“朝”与“国”加以区别之后，梁氏乃定义作为意味着人民之公产的未来之新“中国”为一少年：“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梁启超借着“少年中国”这一国族符号，所引发的民族主义热浪之强烈持久乃至于恐怕大大超出任公本人所能预料，此后一百年间，从“少年中国”到“新中国”，“青春”中国的强国之梦将整个民族引入一条波涛汹涌的航道，而与此同时，“青春”也获得了一个复数的限定性身份：国家、民族的青春。“少年中国”的诞生也就意味着“青春”的高度政治化，从此展开了个体与国家在青春想象这一领域中的错综盘结的纠葛——这虽是后话，但此处务须一提的是，梁启超所憧憬的“少年中国”乃可视为这一切复杂与矛盾的滥觞。

于是，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梁启超第一个赋予“青春”（“少年”）以符号形式，因而使之制度（institute）化了。梁氏对“青春”的青睐是看中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氏对“青春”的溢美之情，实出于“青春”无拘无束、前途无量，但他打开“青春”这道大门，欲借此伟力来塑造“少年中国”的历史前途，而必须对“青春”加以历史化和政治化的界定，同时也就加诸“青春”一种形式（form），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乃可以将其巨大的潜在力量加以利用和规训。当然，非如此，“青春”无法被驯服，也就无法成为“有效”的政治和历史动力，但这样一种对“青春”的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塑造，也就预设了现代中国青春想象中的一个内在冲突：“青春”的利用与反利用；规训与反规训。

一九〇〇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的时候，尽管中国危机四伏，“青春”依然为中国带来了无限希望。它作为一个政治象喻，召唤着中国走出古老帝国的阴影，步入现代的光明世界。梁启超乃自命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取代乃师康有为，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年轻领袖，由“少年中国说”启迪、引发的青年运动，随后遍及政治、教育、伦理、文学等社会空间的各个层面。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犹豫， 也使诸种自相矛盾、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进入青春话语，但确定无疑的是“青春”作为政治意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这一形式成为“青春”在现代中国的典范形式：无论今后书写进入这一形式的是何种政治与历史计划——宪政运动、排满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〇三年，梁启超在访美期间，曾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拜访容闳。容闳的自传中对此未着一字，我们因此无法获知容老先生面对这一刚到而立之年的流亡青年政治家有何感想。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在现代中国的青春历程上已经跨出了比容闳当年大得多的一步。容闳仍主要视“青春”为西化产物，且仅在教育领域解放其无限潜力；而在任公之手，“青春”已经成为中国制造（Chinese invention），它且标志着一个更为全面地重构“中国”的历史计划。通过命名“少年中国”，梁启超所创造的具有高度象征性的青春神话，遂成为现代中国青春文化的原型形象。

四、叙述“少年中国”

梁启超在提出“少年中国说”两年之后，又发起“小说界革命”，创办《新小说》杂志。在《新小说》第一期开篇，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同一期开始连载梁启超自作之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我同意梅家玲的论述，《新中国未来记》与《少年中国说》应予对读，二者实为一体两面，互为表里。 而梁启超看重“小说”这一叙述形式，一方面以其熏、浸、刺、提之力可用于改良民治，故欲将小说改造为一适应启蒙的现代文体，另一方面，“小说”在形式上凸现叙述之必要，对梁启超这样的政治家来说，小 说可将政治计划、历史想象予以大规模的叙述——加以“逼真”、符合逻辑（历史理性）的情节化表达。就《新中国未来记》而言，此小说的情节依中国未来六十年的历史发展而走，以“未来完成式”的语态叙述“少年中国”的建国历程，其情节设计无疑是意欲将“少年中国”从一个政治意象变成为“可信”的（未来）历史现实。

有关《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与历史内涵，已有众多方家讨论，此处无需赘语。我只想再探讨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所体现的时间及历史图像，以及“青春”在此中的位置。关于《新中国未来记》，评者多以其为幼稚之作，或称其中包含太多议论，因而不像“小说”，如沈永宝考证晚清政论文体对这部作品的书写具有决定性影响。 此皆是也。但我认为，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梁启超这部幼稚之作仍需作为小说来阅读，非此便难以剖析它作为小说的问题性——其叙事 、时间性与历史表达等诸问题。

《新中国未来记》几乎全由讲演、谈话构成。梁启超当时处于改良、革命两派激烈交锋之际，遂将改良、革命两派思想化身为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从小说第三回起展开“舌战”，其言论中将逐渐推出梁启超的建国方略——唯一正确的历史计划将在这“舌战”中诞生，随之这一历史计划将展开成为历史现实。而小说的情节结构却是先将历史目的呈现出来：小说开篇先写六十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之时，大中华民主国为纪念政治改革五十周年而在上海举行博览会的盛况。随即由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孔子第七十二代后人——登台为听众细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遂退回到六十年前，又从梁启超所处的当下讲起，黄克强与李去病二君登场，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争论不休。有趣的是，在这一“结局即开始”“开始即结局”的情节构造方式中，时间被加以异常的处理：所有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都已经提前成为“历史”，历史目的的实现已经注定（已经实现了！），于是人物（以及作者、读者）的时间感受皆都预先自觉、充分地历史化了。

评者多注意到这一突兀的时间及历史图像：夏晓虹、陈平原都讨论到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及美国乌托邦小说《回头看》（李提摩太译为《百年一觉》）的倒叙手法对梁启超的影响，对此王德威命名为“未来完成式”：将尚未曾发生的事件当作已经发生的历史来进行叙述。 而这一叙述方式极其强烈地凸现了叙述之必要，在“此刻”与历史目的之间的所有时间都必须纳入叙述之中，而终以“历史目的最终实现”这一封闭性的时间模式来赋予所有时间的历史合理性及叙述合法性。在这一层意义上，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将“少年中国”将要有的经历化为“历史”，且以小说这一叙述方式把“时间”变为有意义的历史，实开创了现代中国小说的主流历史想象模式——三十年后，现代中国的写实主义大师茅盾从《蚀》写到《虹》，倾其全力也是为了把时间从灾难深重、黑暗无边的“当下”拯救出来，而将其注入“历史”这座彩虹之中，以期走出黑暗，进入彩霞满天的历史结局——虽然那一历史结局尚未发生，但在这种叙述方式之中，只有当未发生的历史结局成为叙述的必然目的，才能将当下的时间“历史化”，因而赋予其历史意义，使之脱离无理性的时间状态。而此后的写实主义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塑造时间体验的历史化方面，都是不断重写这一想象模式。

另一方面，《新中国未来记》通过目的论的叙述使“少年中国”的政治意象展开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建国的情节发展模式。就现代中国的青春书写史而言，可以说这部小说先于中国“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 兴起之前三十年，已经预先为这一现代文类奠定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成长小说的概念和理论来自欧洲，这一文类最先兴起于十八世纪末期的德国，其代表性的作品如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侧重于描述个体青年的精神发展经历。卢卡奇（Georg Lukacs）、莫瑞蒂都认为成长小说在描绘心灵与形式、个体与世界的冲突方面，塑造了现代主体的典型经验， 而巴赫金（M. M. Bakhtin）将成长小说视为欧洲小说演变的最高形态，因为这一叙述形式将个体的成长融入历史时间，威廉?麦斯特身居于两个时代之间，他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人类，而他的成长也即反映一个新的世界的形成，其中表现出人类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但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所寄托的“民主”热情，可能仍然掩饰不了经典成长小说的民族主义历史内涵：如某些当代理论家结合新历史主义观点所论述的那样，成长小说首先是一种德国的民族文类（national genre），它的发生、发展与德国民族意识的演变密切相关，从洪堡的文化观念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甚至从“青年德意志”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狂想，都为德国经典成长小说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因此从歌德、凯勒到赫塞、托马斯?曼等几代德国作家所创作的成长小说也实际上多是以个体的发展喻写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经历。

我另外撰有论文讨论成长小说与青春、现代性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义，在此我只想表明成长小说的经典叙述形式所包含的国家寓言的层面：就理论而言，（经典）成长小说（classical Bildungsroman）将个体青年的经历置于现代民族经验中进行叙述，往往预设了一个黑格尔式的目的论的历史观，个体的精神追求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合二为一，而最终通过个体成长的结果（新人的出现）写出民族的崭新形象，也即在个体发展层面上塑造出了历史的必然性。在这一叙述形式中，“青春”是最为核心的能量资源，成长小说的叙述推动力即来自于青春的变动不居的反抗力量，个体主人公的人格发展由此方能冲破“旧世界”的体制束缚，但颇为反讽的是，当青春的力量被用来服务于描述一个民族国家的出现之时，成长小说的叙述形式无疑又强加给青春一个新的“体制”——当目的论的线性历史观在叙述中成型之际，“青春”也就被历史驯服，为国家所利用。因此，当看到经典成长小说背后具有的国家形象及其中青春的历史化时，我们也就意识到成长小说也可以是一种现代规训形式，它的规训对象即是所谓现代性的本原动力——青春。对于这种论述，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杨沫的《青春之歌》等德、苏、中等国家的经典成长小说，在理论意义或情节设计方面，都可以作为例证：这些个人成长的故事都同时具有“国家神话”的意识形态特征。

回到《新中国未来记》上来，我们显然不能将这部作品定位为“成长小说”，因为梁启超笔下的黄克强和李去病两位青年尚未表现出鲜明的个体精神发展的趋势，但它以历史目的论的叙述方式来塑造“少年中国”的成长经验，我们因之却可以视之为一部关于“少年中国”成长的小说。在此我故意“错”用这一概念，是想要以此点出《新中国未来记》通过叙述对“青春”的驯服层面：这部小说写新中国的未来，若把它看作“少年中国说”的叙述展开，也可以视其为把中国作为一个少年来写其成长历史，但其预设结局、目的先行的叙述方式，显然已经把这一“成长”定型，梁启超所赞颂的“少年中国”之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的青春气象，青春与过去决裂、喻指未来的无限变动性与不确定性，在这部叙述作品中已然收束在目的论的历史情节之中，纳入了定型的国家理想形式之内。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定型却也为叙述对象带来了空前的主体性：整个未来完成式的叙述起源于上海博览会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 叙述人孔老先生既是孔子后人，也即明显地把这一新中国发达史纳入儒家文化的传统视野，由此小说中在在凸现“我国”的伟大，不遗余力描述中国文化的优越，其文化国族主义昭然若揭。诚如梅家玲所论，《新中国未来记》中体现的“中国”主体性，“同样因中西文化的交媾混血，而暧昧不明”， 但它的叙述形式却是以这一主体性的成立为根本动力，而当“少年中国”的“青春”能量注入这一主体性的构造叙述过程之中时，“青春” 俨然亦化身为一种雄伟的形象（sublime figure），在与国家的结合中成为一个主体（subject）。它既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被询唤（interpellated）的主体，同时也表征了询唤它的那种意识形态想象。

阿尔都塞对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用来解释成长小说（尤其是国族寓言式的成长小说）中的叙述机制：个体青年被一种意识形态（如国族主义）询唤为一个主体，乃可以用自己的青春来表征这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就成长小说的形式发展而言，《新中国未来记》以民族国家的形象凌驾于其上的情节，奠定了这一文类在中国的主流想象模式：国家先于个人，塑造了“青春”的雄伟化身，而“青春”同时既是被询唤的个体，也是发出询唤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此而言，这部小说虽然仅仅写出了一半的故事——即民族国家的部分，但却为三十年后兴起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预设了它的基本情节：将青春纳入历史，以个体表现国家。假如梁启超能够继续写出黄克强、李去病作为革命家的成长经历，其小说结构中预设的情节发展则必然是配合民族国家的成长，个体的精神成长被包容进同一历史憧憬之中，个体成长与国家发展成为平行的情节，而个体必将融入国家，既作为“新人”成为其中一个主体，且把自己的青春化为国家理想的表征。如此个体与国家平行发展的叙述，我们后来在《虹》、《青春之歌》、《青春万岁》等小说中将屡见不鲜，而《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结构为国家寓言式的“成长小说”打下了底色，它先写出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而对与之相辅相成的个体成长故事虚位以待，同时也对后者预先做出了询唤式的形式限定。

然而，《新中国未来记》的书写状况本身仍包含另一层曲折的意义。如王德威所说，即“如何填补‘现在’与‘未来’中间那段历史空档，而这段历史空档正是小说叙述未能完成的部分。小说在第五回突然终止，留下了一个叙事结构的空档，一个神秘的时间黑洞。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故事的开端与结尾，却找不到原应承接两端的中间部分。未被写出的不单是前进式的叙述时间，还有使未来可以理解、可以达到的历史时间。” 梁启超先写出了新中国未来的精彩结局，但当他接下来从头说起时，却仅仅写出了一个开头就难以为继了，于是整个叙事“结局即开始”，并且仅有结局和开始，因此前文所述种种（时间的历史化、历史目的论、民族国家的成长、以及小说中尚未曾涉及的个体精神发展等等）都未能成形，而仅仅呈现为理想或计划而已。事实上，已经有了结局的开始更可以强化对历史时间探寻的欲望，更加凸现叙述的必要，但同时此一叙述过程的实际阙如，又为整个叙述增加了形式上的悬念与危机感；或者说，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叙述（及其改良计划），一方面因其未完成而保持了它的理想性与神秘性，可以诱惑后人前仆后继地来继续完成之（或继续无法完成），另一方面，这一未完成的叙述所打开的时间黑洞却暴露出了历史的非理性一面，即历史现实的无常、乃至于历史理想的脆弱、空幻。

有趣的是，尽管如前文所述，欧洲成长小说具有种种预设的形式特点（如黑格尔式的目的论历史观、个体与国家的平行发展、“成长”对“青春”的规训等），但在实际叙述之中，这些特点所具有的计划性也往往流于破产。或者更确切的说，越是杰出的作家，就越是不可能在其小说中全面地服从于计划性，以按部就班地演示主人公的成长，更无法把成长小说真地写成“国家寓言”。就其依旧完美的结局而言，如歌德晚年就威廉?麦斯特的经历所说的：“一切错误的步骤引人到一个无价的善：……你像是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外出寻找他父亲的驴，而得到一个王国。” 或者如巴尔扎克的《幻灭》或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则一切美好的计划都导致恶的后果或幻灭的感受。但更重要的是，歌德、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及至于后来的哈代、赫塞、托马斯?曼、普鲁斯特、乔伊斯等欧洲作家都对成长小说的形式限定性（无论它是以民族国家的历史观、人文主义的启蒙形态、还是现代文明的社会性的面目出现）保持一种自觉的态度，因而能在创作中或暗示或凸现这一局限性，这便产生了形式上的反讽（irony），以此填补了计划与实际叙述之间的裂隙，从而化此裂隙为艺术。

《新中国未来记》显然不具备这种对于计划的局限性的自觉，而由于这一形式局限性，其叙述在理想与现实、计划与历史的割裂状态下所暴露出来的时间黑洞，便成为无法用文学方式化解的“缺陷”。由于此一无法补救的时间黑洞，少年中国的成长之旅遭遇“沉船”，青春对未来的召唤中透出了无理性的杂音，在此情形下，历史对青春的规训更为野蛮，有序、完美的历史计划换上了一张神秘、狰狞的面孔，提前透露的结局只加强了它的虚幻性与欺骗性。《新中国未来记》“必然”地无法完成、“必然”地暴露出这一叙述裂隙，这在中国现代小说的青春想象中具有原型意义。这条嵌入叙述形式之中的裂隙，在后来几代知识分子的青春想象中不断重现，成为系统意义上的“缺陷”，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越过梁启超所预言的大结局那一年，一九六二，直到今天——这一“缺陷”或者继续表现为叙述无法完成，或者在某些优秀的作家笔下，引发对历史计划整体或局部的自觉反讽。这里提前说几句后话：在此后的一系列表现青年成长的现代小说（如叶绍钧的《倪焕之》、茅盾的《蚀》与《虹》、巴金的安那其小说、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第二部、白先勇的《孽子》、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等）中，这一系统“缺陷”逐渐激化成为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意识，导致对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憧憬或个体青年规训计划的不满，它将怀疑和反讽植入历史时间之中，进而挑战启蒙、革命或其他意识形态对青春的利用。在某些极限的例子中，它将被搁浅的“青春”变成为现代性的反题。

五、老少年的烦恼

对《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叙述“缺陷”最早作出自觉的反讽式表达的创作，正是吴趼人的《新石头记》。 在模仿《新中国未来记》而出现的大量清末“未来主义”乌托邦小说中，《新石头记》别具一格，恰恰也是因为它在叙事中对现在与未来、理想与现实、计划与历史之间的空档做出了艺术化的处理，将少年贾宝玉写成为一个“老少年”，而“老少年”这个形象则表达出了时间的非理性、历史的无常，以及欲把青春融入历史而不能的烦恼。

《新石头记》当然是《红楼梦》的无数续集之一，但吴趼人的续写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林妹妹基本上删掉了，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遂变成了“爱国”故事，警幻仙子如若也重新登场，或许会警告宝玉不要为爱国之情所困。然而，吴趼人对宝玉的这一新式“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持肯定的态度，所以警幻仙子在小说中不必出场，且如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所言，贾宝玉在小说中的形象从旧式文人一变而为“文化人”（也可以说是“批判知识分子”，即critical intellectual）。 在小说开头，作者就声明，之所以写此续集，是为了让贾宝玉这个“好少年”干一番定国安邦的正经事业。（224页） 宝玉自《红楼梦》结尾处，出世修行，经历了几世几劫，又动了凡心，重入人间，此番却是为了一酬“补天之愿”。于是贾宝玉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此历史语境中，“补天”的象征意义毋庸置疑“成了一个新的未来承诺，即中国对富强的无限期望。”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宝玉游上海，继而进京，历经拳变，又因宣扬维新在武汉被捕下狱，整个叙述之中强化的是宝玉对于“中国”的逐渐认知、认同及他通过与西方文化接触而培养起来的中国主体性。

吴趼人为了衬托宝玉的“知识分子”身份，让薛蟠也神秘地重现，且成为宝玉在十里洋场的导游。薛蟠和他的一帮买办朋友对于外国事物皆不假思索地接受，这很快就受到宝玉的批评。比如他在了解到当时上海的轮船公司、保险公司几乎都是洋人开办，并听众人说中国人的事情不可靠时，便斥责他们道：“今日合席都是中国人，大约咱们都是靠不住的了？ 说我靠不住也罢了，难道连你自己都骂在里头！”（267页）而对于众买办所说，只有外国人才靠得住，他后来对薛蟠议论说：

照他这样说来，凡无信行的，都是外国脾气。幸而中国人依他说的都靠不住，万一都学的靠得住了，岂不把一个中国都变成外国么！总而言之，他懂了点外国的语言文字，便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巴不得把外国人认做了老子娘。我昨儿晚上，看了一晚上的书，知道外国人最重的是爱国，只怕那爱国的外国人，还不要这种不肖的子孙呢。（270页）

诚如胡志德所言，上述文字中也表明宝玉接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 但宝玉批评国人对西方的崇拜，但又不盲目排斥西方（如西方的科学技术、民族主义思想），恰恰表明了在他思想中的中国的主体地位。又如后来薛蟠加入义和团之时，因宝玉反对，而试图指出宝玉的立场矛盾，说，宝玉先前恨洋货、买办，现在却不支持他杀毛子。宝玉对曰：“你何以糊涂到这样！我恨洋货，不过是恨他做了那没用的东西来，换我们有用的钱；也恨我们中国人，何以不肯上心，自己学着做。至于洋人，我又何必恨他呢？”（322页）

于是在小说前半部分，宝玉被塑造成了一个“感时忧国”的现代青年知识分子，他肯学习，独立思考，不轻易接受成见，更以富有实业精神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的主体性。小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写下去，宝玉未始不会成长为黄克强、李去病之类的革命家，他也确实因此下狱，但小说行文至第二十二回，情节突然出现一个巨大转折，宝玉于无意中进入了“未来世界”——从山东境内某地通过一个牌坊，宝玉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所谓“文明境界”之中了。

这一神秘的“文明境界”，即脱胎于梁启超的“新中国”，而通过宝玉之眼看去，它且在在表现出了中国的主体性。“文明境界”最吸引人之处，莫过于它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发明，如再造天、飞车、潜水艇种种，或可说吴趼人于此处是模仿凡尔纳等西洋科幻小说，但他却通过宝玉与老少年的对话，处处强调这些科技发明都出自中国传统，而中国传统文明所产生的科技创新，远胜于西方。比如写飞车之发明，系出于古人腾云驾雾之想象，老少年顺带于此处批评西人的热气球如何累赘又危险，不及飞车稳当得意（401页）；又如后来又发明更快的飞车，老少年便建议命名为“夸父车”，取“夸父与日逐走”之意（478页）。小说中并且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名，如写宝玉和老少年乘潜水艇周游海底世界，证明了《山海经》的记载属实，老少年便评说：“我最恨的一班自命通达时务的人，动不动说什么五洲万国，说的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却没有一点是亲身经历的。不过从两部译本书上看了下来，却偏要把自己祖国古籍记载一概抹煞，只说是荒诞不经之谈。”（441页）

强调亲身经历，以及由此建立的中国主体性，使宝玉所目睹的“文明境界”比较梁启超的“新中国”更具有可观可感的“中国性”（Chineseness）。此境界中种种好处，在老少年的解说之中，无一不彰显了中国的传统价值。不仅科技发明，而且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亦都以中国文明为佳。如老少年向宝玉讲明（中式）专制政体胜于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408页），宣明儒家礼教的文明教化作用（420页），讲解上古三代创造之风（489-490页）等节，都明显试图重塑传统中华文明的光辉形象。王德威亦从吴趼人的科学观中发现了康有为《大同书》与谭嗣同《仁学》的影响：“对吴趼人来说，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科学性的进步，才能确实地体验出‘仁’的真谛；物质上的现代化是‘仁’或者人性内在力量的外烁光辉。” 晚清维新派的仁学不同于传统儒家观念，已包含许多现代西方的历史和科学观念，但此一学说依旧立足于孔孟，所以“文明境界”对仁的肯定与发挥，仍旧主要为了表明此境界的中国主体性。在小说中有一处，谈到西洋人好醉酒闹事，老少年甚至抛出了中国人久经教化因而具有人种优越性的论点：

老少年道：“这里有个道理。中国开化得极早，从三皇五帝时已经开了文化，到了文、武时，礼、乐已经大备，独可惜他守成不化，所以进化极迟。近今自称文明国的，却是开化的极迟，而又进化的极快。中国开化早，所以中国人从未曾出胎的先天时，先就有了知规矩守礼法的神经。进化虽迟，他本来自有的性质是不消灭的，所以醉后不乱。内中或者有一个两个乱的，然而同醉的人总有不乱的去扶持他，所以就不至于乱了。那开化迟的人，他满身的性质还是野蛮底子，虽然进化的快，不过是硬把道德两个字范围着他。他勉强服从了这个范围，已是通身不得舒服。一旦吃醉了，焉有不露出本来性质之理呢？所以他们是一人醉一人乱，百人醉百人乱，有一天他们全国都醉了，还要全国乱呢！”（460页）

及至小说最后，文明境界的政治领袖东方文明出场，向宝玉讲说他的文明征服论，即脱胎于孟子王道观念，意欲以优越的中华文明教化天下，解救众生，其中都不难看出《新石头记》故事所彰显的政治纲领，实在都是继承了《新中国未来记》中借孔觉民老先生之口演绎的大同理想。但在这些方面，吴趼人比梁启超更为精妙地借助于小说的形式，以叙述之笔把这些理想写“实”，而赋予新中国的主体性的构造过程以更具情节化的形式呈现。

由以上情节概述可见，《新石头记》显然承续了《新中国未来记》中所开创的未来完成式的历史目的论叙述。文明境界即中国的未来，也是宝玉从其再入人间时所处的“现在”逃出的唯一出路，从现在到未来实为历史性的一跃，而这一跃正不知跨过了多少历史情节，却都在叙述中被一笔带过。因此与《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结构相仿，这部完成了的小说中也是只有开端和结局，而在野蛮的现在与文明的未来之间，同样呈现出一个历史的空洞。但吴趼人巧妙地通过贾宝玉的旅行将其所述历史的开端和结局有机整合起来，他将历史的时间性转化为旅行的空间性，而以宝玉作为旅行者的外在观察角度，强化了现在的现实感，以及面对未来的猎奇感。而宝玉的旅行以空间的转移解释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神秘连接，亦显明了这一历史的想象性。因此，也可以说，吴趼人的小说一方面把历史目的写“实”了，但另一方面，也自觉地把“历史”本身写“虚”了。

但《新石头记》与《新中国未来记》在处理历史目的论的叙述所隐含的时间空洞方面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其中所塑造的“老少年”这一形象。“老少年”在叙述中有着一显一隐两层含义。老少年本是贾宝玉进入文明境界时遇到的第一个人，他自称姓老，表字少年，宝玉看他是四十岁上下的年纪，生得神采飞扬、英姿飒爽，但到小说最后，老少年却告诉宝玉他已经一百四十岁了。而东方文明也可以说是另一位“老少年”，当他出场时，宝玉看他“生得须发如银，眉长目细，唇红齿白，无异少年。”（510页）而根据后面揭示的东方文明真实身份来看，他的年纪也应有一两百岁了。就贾宝玉的向导老少年与东方文明的形象塑造而言，吴趼人的小说呈现出“老少年”的第一层含义，即其明显的一层含义：虽是老人，却仍可称少年。对于清末兴起的“青春崇拜”（youth cult）来说，吴趼人这一写法如同游戏笔墨，犹如是对“少年”形象的戏仿（parody），但结合小说中表现的思想意识来看，可谓吴趼人用心良苦。他通过文明境界中的种种成就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正是为了表明中国文明的“青春永驻”，而由此演绎的历史景观就不再是一个与传统决裂、另寻一个“伟大开始”的“现代”历史，而是把传统世界（上古三代）作为起点，将循环史观展开为线性的持续演进。而这一线性史观便不再是一条脱逸出去的抛物线，而是发自于传统的不断自新。

“老少年”如同古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他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向未来，一张面向过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引用法国格言说：“历史就像雅努斯，它有两张面孔。” “老少年”在表达历史意识方面，与当时流行的“少年”形象之区别，就在于他不是一味憧憬未来，而是同时也面向过去，面向传统。吴趼人小说的传统性在其形式本身就有体现，他续写伟大的经典《红楼梦》，因此他的这部“新小说”并未对“旧小说”采取决裂态度，而是试图发掘传统叙事的自新能力，遂改写“石头记”成科学与政治幻想小说。并且其基本情节框架仍然建立在“补天”神话之上，贾宝玉补天之志引导着叙事发展，而清末政治的“现代性”也同时被纳入了这一“旧”的框架。更不用说，文明境界这一未来世界的所有成就都证明了中国传统自强自新的生命力。“老少年”虽老，却“无异少年”，他的形象中仍然凸现青春的魅力和活力，他以其自身的青春象征了中国文明的不老。与自留美幼童一代以来不断踏上西游之路、不经西方现代文化洗礼就不能焕发青春的“少年”形象不同，“老少年”且表达出了另外一种不合时宜的憧憬：中国“青春”的主体性可以在不依外力的情况下，从传统内部发生、演化。我们或许也可以说，“老少年”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了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开创的国家神话——独立于世界之中、重新发扬王道精神的帝国梦想。而其神话性比“少年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还在于他明白无误地赋予了这一神话性的国家想象以双重的历史面向，而从中演绎出完整、连续的历史叙述。

“老少年”以其自身青春的延续不衰，将其历史观转化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演化过程。在此，“青春”并未割裂过去、现在与未来，因而，从现在到未来之间的跳跃之中发生的时间黑洞，在“老少年”这个形象的粘合之下，变得无足轻重。“老少年”有其自主演化的生命轨迹，而其间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为其遮掩，因此在与贾宝玉的对话中，老少年讲述文明境界的来历，可以寥寥数语，举重若轻。但更进而观之，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在“老少年”式的观照之下，历史过程既然可以如此轻描淡写，也就成为了“虚象”（illusion）。事实上，这种历史的虚化在“老少年”的历史观中或许也是应有之义，因为“上古三代”已经奠定了最完美的文明模式，此后的历史演进便可以是一种无情节的延续，其中既有更新，所有未知却都已为传统预先解释。

“老少年”这第一个层面明显的意义，其实可在晚清思想界中考其源流，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到章太炎的“中华民族”考，无论保皇、革命，清末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的自新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信心，由复古创新世界，老树仍可发新枝，这也是“老少年”这个形象在晚清青春想象中代表性所在。它为梁启超发明的“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式的少年意象揭示了它的传统底色，吴趼人笔下自觉，乃用“老少年”将这一切说白了，并且将一部危机四伏的青春历险记演绎得四平八稳，历史也成了石头的一场美梦。

但是，《新石头记》却还写出了“老少年”的另一个层面，即其隐藏的意义，乃将“青春”及其表征的历史都打入一个绝望寒冷的时空，戳穿了如上美轮美奂的历史叙述的虚幻性，而“青春”的意义亦被这历史虚像抽空。在这第二个层面上“老少年”的悲剧就变得无可救赎了。

这第二个层面的“老少年”即贾宝玉。前面介绍小说的情节表明，贾宝玉重入凡间，用胡志德之语来说，历经了从“文人”到“文化人”的转变，这在情节结构上初具成长小说的格局，而宝玉的“补天”之志又转化成了强国之梦，其叙述中也具备了国家寓言的层面。宝玉的“成长”（bildung）本身具有反讽的意味，因为在曹雪芹原作中，宝玉的成长是很成问题的；这块通灵宝玉本是女娲补天之时采炼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之一，而女娲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剩这一块就成了多余，这便决定了宝玉“零余”（superfluous）的命运，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始终拒绝成长，保持其“天”外——社会之外的天真，而其“补天”之志乃成为一种嘲讽与自嘲。吴趼人复活的贾宝玉却有意违反了原作中的性格造型，让宝玉变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大作“补天”之梦，因此他的成长按照小说叙述的逻辑应该是补天或救国之志的逐渐实现，在动作中体现他的理想，他因而可以在心灵与世界的磨合之中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新石头记》写宝玉从晚清社会进入文明境界，遂经历了他的学习与漫游时代，最终他决定重回上海，去拯救“现在”的中国。

但就在此时，小说发生了一个突兀的情节逆转：宝玉一路到了上海，却发现上海已经实现共和，浦东正在举行万国博览大会，而在万国和平会上各国公使推选中国皇帝做会长，宝玉或许是“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在文明境界耽搁得太久了，竟然错过了他的理想实现机会——因为他的理想已经全都实现了。而此时的中国皇帝——也即万国和平会会长，竟然又是东方文明老先生，宝玉听罢他的精彩演说，顿足感奋之际，突然坠入深渊，才知刚才竟是一场大梦。宝玉醒来之后，于清晨步出户外，遇到东方文明，两人一番对话，令他的补天理想又遭打击：原来东方文明不是别人，正是金陵甄家的宝玉。

文明道：“东方是老夫本姓，初因甄氏无嗣，承祧过去。后来甄氏自生了儿子，我便归了家。那一年相见时，老夫说了几句经济话，世兄便面有不满之色。那时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调，不期一别若干年，又得相会。然而世兄是无忧无虑，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任凭历了几世几劫，仍是本来面目。老夫经营缔造了一生，到此时便苍颜鹤发，所以相见就不认得了。”宝玉听了如梦初醒，暗想：“他不提起，我把前事尽都忘了。我本来要酬我这部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523页）

宝玉遂决定再出人间，将通灵宝玉留给老少年，而那石头幻化成巨石，上面便记载了《新石头记》的故事。吴趼人的小说如是结尾，算是回归了《红楼梦》的主体情节，而宝玉的补天之愿可以说重又失落，他的成长也无法为继，于是他又回复了《红楼梦》中的“零余”命运。正如王德威所述：“那块灵石曾经错过了女娲补天的最初用场，他在凡世以泪水浇灌的情史也不能弥补恨海情天。如今他遨游未来，却已经预见他将第三度失去‘补天’的机会。吴趼人的贾宝玉陷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仍然只是那块闷闷不乐的零石，一个在历史轨道以外孤独、迷惑的旅行者，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一结局的烛照之下，我们遂可发现宝玉的另一层身份：甄宝玉（即东方文明）与他作为双身（double），实际上，老少年作为故事记载者——现在的曹雪芹，也可与宝玉算作双身，在这两重双身的参照之下，宝玉乃暴露出他亦作为“老少年”的身份。他与甄宝玉同岁，此时实在也足有一两百岁了，但与另外两个老少年不同的是，他依然是个的的确确的少年，他虽然年岁已老，却因身在世外，而保持了不老之身。对比第一层意义上的“老少年”的延续古今却又虚象重生的历史内涵，贾宝玉这第二层意义上的“老少年”却是象征着更彻底的历史虚无。在甄贾宝玉的对话中，前者告诉后者，他“经营缔造了一生”，因而变老，而后者“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依然是少年本色。这里隐隐透露出了“青春”与历史之间的一个悖论：“青春”作为历史的象喻与动力，恰恰因为它变动不居、绝非永恒的时间特征，因而具有除旧布新的巨大历史能量，但另一方面，历史作为线性的演进发展，其连续的时间性则必然要衬托出“青春”的转瞬即逝、方生即死。在这层意义上，甄宝玉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历史事业，因而他的失去青春、逐渐变老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的青春转化为历史，而他神话般的鹤发童颜也即意味着这历史本身的永恒“青春”，东方文明遂可如一个老年的浮士德那般心满意足。相比之下，贾宝玉却被历史拒之门外，因而他的青春在历史失重的状态下得以无限延续，而如此“青春”却成为贾宝玉这个“老少年”的烦恼根源，因为他的“青春”不属于历史，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就在《少年中国说》展开了宏伟的青春论述不过五年之后，吴趼人笔下的贾宝玉由于飘零于历史之外，遂成为现代中国青春想象中的第一个异数。在这层意义上的“老少年”是一个被放逐的雅努斯，他虽有两面，但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有无限延续却毫无意义的现在。作为“老少年”的贾宝玉因之以其自身的无意义揭露出了历史中的时间黑洞，在他被“浪费”的青春体验中放大了理想与现实、心灵与世界、历史计划与历史展开之间的无可救药的冲突。对于梁启超发明的“少年中国”中现代性内涵的过度象征性（over-determined symbolism），可以说“老少年”的存在表达出了一种反讽性的读解：象征现代性的“青春”在此被历史的神秘黑洞抽空了意义，显露出时间的无理性的黑暗层面，而其所具有的所有现代憧憬与象征意义都因之成为幻象。

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老少年”将青春还原为一种个体性的经验，这一个体性的意义即在于历史凸现为一种异己的事物，由此界定了他一己的存在。尽管对于贾宝玉——以及此后中国文学中无数有“补天”之志的青年形象——来说，这一个体性有其不能承受之“轻”，然而，在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中，贾宝玉式的“老少年”经验却是虽在“青春”的国家神话的重负之下，仍撕开了一道探询个体青春的时间体验的裂隙。“老少年”是历史体制之外的零余者，他代表着一己的个体青春的位置。体制之外的“老少年”或许不能终止对“补天”（进入并参与创造一个崭新形式的体制）的渴望，但他却正可以在对历史可望而不得的情境中获得“青春”的自觉。在《新石头记》问世二十多年之后，当茅盾声称五四的一代已经被历史巨轮抛弃时，叶绍钧笔下的倪焕之、以及他本人笔下的方罗兰、章秋柳们都成了历史的Outcast（弃儿——英文为茅盾原文）， 这些“老少年们”的个体青春经验悲剧性地凸现出来，而正是在试图将这些失落的“青春”纳入历史而不能的悖论境况中，以个体青年的精神发展史为主体线索的现代成长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成形，其中“老少年”对历史的渴望与历史现实的黑暗空洞之间的持续冲突遂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文类独特的叙事动力。

“老少年”如一个在历史时间中旅行的鬼魂，还将在贾宝玉出世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不断归来。

六、余语

我今后将在一系列继续探讨中国现代青春想象的文章中重访“老少年”这个形象及其种种变异所激化的逾越历史体制的时间感受和存在意义。在此，我仅想抄录一位当代作家的描写，以扼要地说明：随着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经历，“老少年”所经历的历史残酷将不仅仅体现于历史计划中的时间黑洞。当世纪之初，“少年中国”还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时，历史虚像也只是一个计划的虚像，“老少年”依旧可以满怀理想，对一个想象的形式充满憧憬，因此“老少年”虽烦恼也依旧不失青春气象；而当“少年中国”在历史中发展为千疮百孔的制度，历经一次次灾难性的除旧布新，也一次次碾碎了无数“少年中国之少年”或“老少年”的梦想，让无数人的青春成为历史的牺牲，那时，“青春”或许真的变老了，成了一个无法治愈的历史疾病，它似乎从根子上枯萎、无法再获得新生了——那时，“老少年”被放逐到时间之外，那灿烂的、代表希望和历史憧憬的“青春”成了他未曾拥有就已经失去的东西。

作家潘婧在她极富诗意的长篇小说《抒情年代》中追述她在文革中失去的青春岁月，其中写到她在下乡时遇到的一个“小孩”，在这个写实性的却又如寓言一般的人物形象身上，塑造出了一个在“少年中国”的历史已经发生之后浮现出来的“老少年”，他的“青春”苦难无法救赎，因为他的“青春”的残酷性在于，他没有青春：

在我们的船上，还有一个男孩子，与我同岁，村里人叫他“小孩”；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三年灾害，正值我们身体发育的时期，农村没有粮食，大部分人只能吃水草和野菜，他侥幸没有饿死，但从此没有发育起来，只有十岁孩子的身高，说话还是童音，在他那娃娃脸上，已经长起了皱纹，这是一个没有青春的人，童年刚刚结束，就开始进入漫长的老年。他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小孩”是我的同龄人，他仿佛是某种共同命运的象征，无法救助的伤害，由于时间的不可倒流，被践踏的岁月无可挽回；“小孩”的形象令人心酸，它徒然地表现了历经苦难的毫无意义的残酷。

2004年11月22日至28日（英文）初稿写于纽约

2005年12月19日至2006年1月2日改写于麻省剑桥

注释：

1. 《新石头记》在《南方报》连载至一半便停止，后来于一九〇八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四十回本。本文中《新石头记》引文，皆引自《我佛山人文集》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

2. 见报癖对《新石头记》的评论，《月月小说》第六号（1907年2月）。

3. 例如原本与康梁立场相对立的排满作家陈天华，在其小说《狮子吼》中也让一位“新中国之少年”登场演绎未来国史，且又要注明“看官须知这个新中国少年，并不是日本横滨市保皇会中人，且要留心，不可错被混过。”陈天华《狮子吼》，《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仇史》、《狮子吼》、《如此京华》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33页。

4.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革》（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74-76页。

5. 青年一词逐渐取代少年，当在民国建立之后，新式学校的学生构成较大的青年群体之时。钱穆说：“青年二字，亦为民国以来一新名词。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而犹必为新青年，乃指在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言。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26页。

6. 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 (London: Verso, 2000), pp. 4-6.

7. Marsha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pp. 37-86.

8. 此尤以一九〇五年科举制度废除为外在标志。

9. 晚清的通常译法是“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实则在晚清语汇中，“青年”与“少年”时常意义不分。而清末知识分子对于“少年”的命名与阐释，据梅家玲考证，或可说是受到了日本思想界少年论述的影响，如梁启超撰写《少年中国说》很有可能与志贺重昂《日本少年歌》有一定渊源。参见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汉学研究》十九卷第一期（2001年6月）。

10. 有关留美幼童的研究，可参看高宗鲁译著《中国留美幼童史》（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M.E. Sharpe, 2004)。

11. 语见奕訢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七日的奏折，引自陈学恂、田正平编选《留学教育》（第一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92-93页。

12.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62页。

13.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14. 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陈学恂、田正平编选《留学教育》（第一卷），113页。

15. 同上，115页。

16. 这两张照片在许多关于留美幼童或清末留学教育的书中皆可找到，如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的首二页插图。

17. 参见一些幼童后来写给美国友人（他们的美国“妈妈”或“兄弟姐妹”）的书信，收入高宗鲁编《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

18. 新近出版的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便着力探讨留美幼童的这一“叛徒”身份。

19. 这些追忆可见于留美幼童的书信，收入高宗鲁编《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以及一些回忆录，散见于《留学教育》等资料丛书。

20. 梁启超“少年中国”论述所受的外来（尤其是日本）影响，梅家玲已作详细考证，本文不再重复。参见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

2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三十五册（1900年2月10日）。引自《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22页。

22. 同上。

23. 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汉学研究》十九卷第一期（2001年6月），253页。

24. 参阅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36页。

25. 参阅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p. 37.

26.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梁启超选集》，124-25页。

27. 同上，127页。

28. 有关梁启超的政治立场的变化，参看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9.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0月）。

30. 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汉学研究》十九卷第一期（2001年6月），265页。

31. 沈永宝《政论文学一百年——试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

32. 参看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42页；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北：麦田出版，2003），383-389页。

33. 冯至在四十年代曾将Bildungsroman译为“修养小说”，后来通行的译法往往是“教育小说”（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分册》）。但因为教育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又常用来指称描写教育题材的小说，如叶绍钧等人的作品，为与之区别，我选择将Bildungsroman一律译成“成长小说”，而后者实际上更为确切地表达出了这一文类的精神特点。

34. 参阅Georg Luká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1)；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 (London: Verso, 2000)。

35. M.M. Bakhtin, “The Bildungsro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Realism (Toward a Historical Typology of the Novel)”,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r Essays (Auste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36. pp. 23-24.

37. 参阅Todd Kontje,

38. The German Bildungsroman: History of a National Genre (Columbia: Camden House, 1993)。

39.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0月，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

40. 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汉学研究》十九卷第一期（2001年6月），268页。

41. 关于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与主体的论述，参阅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 127-186。

42.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387页。

43. 歌德《纪年》，转引自冯至《〈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译本序》，《冯至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十卷，4页。

44. 近年来对《新石头记》的讨论，可参看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348-364页；Theodore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151-172。

45. Theodore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p. 159.

46. 凡引自《新石头记》的出处，皆引自《我佛山人文集》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以下只在正文中注明页码，不另加注。

47.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360页。

48. Theodore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p. 163.

49.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359页。

50. 参阅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43.

51.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362页。

52. 参阅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97页。

53. 潘婧《抒情年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