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许多晚清输入的新语词相似，“少年中国”在根源上对应于英语中的“Young China”， 语义中包括意指“将事物变得更好”的 Reform（改革）及译作“革命”“ 叛乱”的Revolution，最初是英语世界观察晚清革新变局的框架。一八九八年前后，力主保皇的康有为与一心排满的孙中山曾不约而同地将它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观察梁启超“少年中国”概念发展的“前史”，或许能让我们理解这一话语不可思议的潜在势能。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文报刊及知识界以十九世纪青年运动比附“戊戌变法”，并以代际结构（generation）理解政治变革力量的内在产生机制，创造出“Young China”。

法国革命开创“以青年为主体的许诺美好未来的政治修辞”，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少年英格兰”“少年德意志”等变革组织先后在欧洲出现，青年成为一种充满活力与反叛力的新兴政治力量。“少年欧洲”运动既强调老少的对抗体系，又隐喻倾向改革的政治纲领，即“呼吁给人民更多自由和权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则是一场朝廷官员领衔的“变法运动”，意在从政体制度的内部解决国家落后的问题，参照系应是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熙宁变法等。这原本是中国的内政，但此时期正是汪晖所说的“全球范围内的共时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时代”，英美各国的官员、传教士及背后的政治势力都聚焦于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英语世界亟须一套易于接受、理解的叙事模式。“少年”（Young）、“改革”（Reform）、“中国”（China）结合而成的话语结构，在英文报刊场域迅速完成构型，为清末的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世界性、全球化的解释框架。

清末最重要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数篇报道、社论、评论，追踪戊戌政变之始末。特别强调了“变政者”与“不可变政者”的年龄差：前者是年轻的、热情的、热衷了解新事物的“干事”，或是没有实权的青年官吏；后者则年龄衰老、精力不济，“因循苟且，畏难偷安”。英文中并无直接对应“变法”的语词，中文“变法”的概念，也无涉于年龄；因此，年轻者与变革者（reformist）之间画上等号，是典型的英文逻辑。变法事件中的不同阵营，如光绪与慈禧、康有为与李鸿章，被划分为生理年龄的界限，权力斗争被描述为“中国野蛮地谋杀了他的第一批爱国青年”。在《字林西报》公布的光绪留给康有为的密诏中，变法完全向年轻人与“新观念”倾斜：“我们只有采用西方的方法，才能拯救我们的帝国；我们只有铲除老派的保守大臣，替换成年轻的、有知识的、了解西方事务的人，才有可能施行我们想要的改革。”至此，“少年改革中国”的主旨已尽显无疑。在此视阈下，中国将被改造为现代意识形态中的民族国家。

变法后康有为的言论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少年中国”的框架。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康接受《中国邮报》的专访，用英文向世界讲述维新事件的“真相”，这则采访是亲历者首次公开发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文中，他大量使用此前并不流行的“少年”话语，有意确立变法主体、牺牲党人的“青年”身份。茅海建指出，康有为所控诉的老旧势力阻挠维新，是为了宣扬变法的正当性—他虽然是个失败者，但失败的原因是守旧者的阻碍，是当政者未能采用他的治国方针。总体而言，康有为的策略是顺势利用英文报刊上的话语形式，一方面总结经验，构建老/ 少、新/ 旧、保守/ 改革的政治结构，一方面使用“维新少年”“少年革命”等语词“重写”自己的政治理念，在原本的变法纲领中注入对未来国家政体、社会组织的想象，将其归入“改革”的时代洪流。其目的也很明确：一则为事变正名，一则寻求英国政府的支持。因此，积极迎合西方社会对政治变革中“少年”的看重，也可说是维新党海外政治活动的一环。戊戌政变一年之后，康有为再与英人分析中国政局，便提出“中国之人分为三党”，“其一帝与后也，其二则老耄而守旧者，其三则少年而维新者也”；再次以“少年”的特性扩大了维新党人的范畴—热血于爱国、想要改变中国者皆为“维新少年”。

康有为把维新运动叙述成一场少年改革中国的壮举，带有后置性；出身夏威夷、求学港澳，辗转于跨语际之间的孙中山，更早就意识到革命话语与国际化舆论接轨的重要性。据陈建华考辨，一八九五年前后，孙中山初登历史舞台，即在“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使用上遭遇困境，概因“革命”在英语世界中所指不明，不乏“造反”“叛乱”“暴力”等负面色彩。于是他紧扣“reform”这一更易为西方接受的语汇，对外呈现出温和改良的立场。

一八九七年， 孙中山的英文自传《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London ）在英國出版。书中称早年加入了名为“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国党）的团体：“它的宗旨是如此贤明，如此温良，如此充满希望，因此我赞同他们的宗旨，并立刻加入成为该会成员，而且我自信入会后定能尽全力为国为民牟取福利。我们计划采用和平的改革手段，希望呈递一份有理有节的改革方案给朝廷，促使其创行一种与现代时势相符合的新政体。最主要的目标是制定立宪政体以代替守旧、腐败和衰弱不堪的旧政体。”事实上，他加入的是基督教“教友少年会”。原本旨在“联络教中子弟”的宗教团体经孙中山改写，摇身一变为促进改革的政治会党。孙中山的政治才能已铺陈在字里行间。

一八九六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转往欧洲，向华侨宣传革命，“欲除虏兴治，罚难救民，步法泰西”；在英国又遭清政府诱捕，命悬一线。幸得康德黎设法搭救，及英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他才在十月二十三日脱险。《伦敦蒙难记》在这起轰动中外、震动欧洲的事件背景下出版，又因英国民众对此事的持续关注而流行畅销，成功将孙中山塑造成一名受到腐朽政府迫害的政治英雄。“少年中国党”概念的出现，很可能是为了回应新闻报章对他的采访。《每日新闻》的记者询问孙中山是否为白莲教成员，他答道：“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团体，我们的运动是新的，限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住在国外。”更有《中国邮报》将其比作金田军起义。面对媒体的追问，孙中山需要一个合适的团体，为自己洗脱倾覆朝廷的嫌疑，模糊自己的革命活动。“少年某国”在当时的欧洲，是对维新政党的一种称谓，无疑是一个恰切的命名。事实也证明，避谈“革命”而只说“少年中国”的话语策略是成功的；《伦敦蒙难记》出版后，英国的书评纷纷应和，称孙中山“致力于政治活动，参加他所称的‘少年中国党’，其目标是国家体制—向皇上献政改之策，建议建立起一个立宪政府”。

按孙中山的解释，使用“Young China”概括自家的政治活动，乃“事急从权”：英人较为保守，不宜与其谈革命，需要一个可以容纳革命思想而又不至于引起英人反感的表述方式，因此他想到了“少年某国某政团”。根据冯自由的回忆与解读，这一固定的命名结构，来源于十九世纪西方各国的政治运动，鼻祖正是马志尼的“少年意大利”。就中国而言，自一八九五到一九〇九年，无论改革或革命、保守或激烈、立宪或共和，一切政治团体都可认为是为中华之崛起，故也都可以“少年中国”为名。这一兼具爱国性和先进性的语词组合，不仅“掩护”了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奠定了他爱国、求变的先锋形象，更于无意间打破了“少年”与“改革”相捆绑的稳定结构，在作为一种策略已取得成功的“少年中国”话语中埋下“革命”的伏笔。

一九〇〇年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时，与孙中山有短暂的交往和合作。“少年中国”的未来乌托邦宏论也许曾出现在二人的谈话中，留下“革命家”（revolutionist）的言说印记。两年后，革命与维新两大阵营曾就“少年”身份的归属展开争夺，这番后话也印证了“少年中国”话语本身所蕴含的充沛能量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