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在上海桂林路上的昂立书店，我买下了陈敏之先生编的《顾准文集》。很奇怪，这部当代中国最前沿、最深刻、最真诚、最杰出的思想著作，竟然是由偏处西南的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印行于1994年9月，至1995年9月已经四度印刷，仅一年时间便卖掉了三万四千册。这在畅销读物动辄首印几十万册的今天，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1990年代，称得上是骄人的出版业绩。有人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思想贫弱、整体浮躁的十年，然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看来，比起学术、思想、文学普遍娱乐化的千禧年之后的五六年来，那个十年还是有些可资怀旧的精神遗产，被他的兄弟陈敏之“挖掘”出来，进而在知识界不胫而走、掀起阅读热潮和“旋风”的顾准就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人。

当时把书买回，顾不上仔细研读，只就自己感兴趣的篇章匆匆浏览，尽管如此，仍被其巨大的思辨力量所折服。后来我又买来《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陈敏之、丁东编的《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读过之后，更对晚年顾准的悲惨命运和顽强斗志产生由衷的崇敬。尽管由于学识浅薄，我对顾准的著作只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的泛读，但顾准的渊博学识和高尚人格还是在我心中掀起了强烈的精神地震。阅读过程中，我怀着激动之情写下了一首短诗《读顾准》：

在历史的隧道里爬行

四周是坚硬冰冷的墙

你用一生的孤独

咳出一只带血的

不用助搏的心脏

不敢悲秋的夜里

你的文字

烛照真理和谬误之篇

纤毫毕现

你不是沉默的大多数

众叛亲离的死地中

你活得健康而透明

那些写满了“同上”的

最后的日记

将苟活者的脸打得通红

在人类思想的前沿

你为一个民族插上了

旗帜，然后倒下

而你虚惊之后的祖国

正兴奋地擦拭着

额上的羞汗

后来我读到老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这样评价顾准：“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觉得真是不谋而合。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顾准的两部重要遗著《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正是如司马迁《史记》一样的发愤之作！他的思想事业，上追司马迁，近接鲁迅，十分清晰地划定了自己在中国思想版图上的坐标。

这几天酷暑难耐，思虑纷乱，精神几乎陷入危机。深夜，我又拿出了书架上的那本《顾准文集》，信手翻阅。我发现，八年前的阅读实在粗疏得可以，因为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书首的那篇题为《诗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长论文完全略过，而最著名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兼而有之的著作《希腊城邦制度》也是半途而废，读的最多的（我看过的书常常有些圈点勾画和零星感想），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专著。这次重读，主要还是对读过的篇什的温习。我注意到，顾准对于“终极目的”这一命题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并且反复强调，“没有什么终极目的”。这在“终极关怀”已成时髦的今天，显然值得认真思考。

现在常说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仔细想想其实是语焉不详的。就我的见闻，这一概念适用的“语境”是十分驳杂的，宗教的，历史的，哲学的，人本的，人道的，等等等等。总之，一提到“终极”二字，便把切近的、短期的、功利的、鼠目寸光的、琐屑狭隘的等等负面价值一概排除在外，似乎很容易就获得了某种先验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终极”价值的源头在哪里呢？顾准这样解释：“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王国。”但他话锋一转：“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这就把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引入到对现实问题的考量中来了。而对社会进化理论中的“终极目的”，顾准是持彻底的怀疑论甚至否定批判态度的。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民主与“终极目的”》）

“终极目的”的概念显然预设了一个终极的价值抑或说绝对真理，在顾准看来，这很可怕。顾准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鲁迅1923年底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场题为 “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最后得出结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顾准在思考革命成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的问题时，反复运用的正是鲁迅式的反思方式。顾准认为：“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以后，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

这个相互激荡的力量，其实就是民主政治的隐喻。他紧接着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民主与“终极目的”》）

其实，前苏联的“可悲”当时也正在中国上演，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来，这都是“终极目的”惹的祸。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未来世界的图景，但一旦达到目的，却不能仅靠想象力去建设地上的“理想国”。顾准“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这正是顾准思想的深刻之处和伟大之处。他还说：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样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如此，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脑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顾准真的是目光如炬，就像一首诗的句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对中外历史和政治的深入钻研和理性分析，使他不再相信一切教条和口号，包括那句深入人心的“人民当家作主”，他也一概不信。他义正词严地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这本书起初被命名为《娜拉走后怎样》，后经王元化先生建议才改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是符合顾准思想转变路线的概括。理想因为美丽有时候反而会堕入空想和乌托邦，经验却只能从实践中来，从现实中来，从科学和理性中来。在《科学与民主》一文里，顾准对所谓“民主集中制”进行了中肯的批评，认为有可能导致“权威主义”。“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怎么杨打倒呢？就必须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半开门”的“恩赐的民主”，只有以“科学精神”为前提和基础，才能保证这种民主的实现。顾准把“科学精神”分成五个方面：

（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

（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 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

（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

（5）每一门类的只是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

顾准进一步指出：“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他不无揶揄地指出，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因为“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身处黑暗的现实，两度被打为“右派”、被斥为“垃圾中的垃圾”、妻子自杀、子女与他断绝关系、人生几乎陷入绝境的顾准很少想到一己的安危，在痛苦而又卓绝的思考中，他十分敏锐地感到，那种把某一终极目的定于一尊的权威主义势必会导致新的等级社会和专制主义，最终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顾准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他从不贩卖名词术语和高头讲章，他的思考来自对历史、对经典的融会贯通，更来自对现实直达本质的分析和提炼。顾准的文笔非常干净利落，雄辩滔滔，引人入胜。王元化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作的序文中这样评说：“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考”，“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顾准生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书还能出版，他不是为了发表而写作，而是为了追求真理。他对“终极目的”的批判和否定，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建立健康、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从而避免革命之后的革命，暴力之后的暴力，灾难之后的灾难，其用心可谓良苦！顾准说：“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在癌细胞疯狂地吞噬顾准的肌体的时候，他依然斜靠在病床上一边喘息，一边编写待用的思想卡片。有一张卡片上写道：

甘地说，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红了眼睛，我也要保持理性的头脑。

顾准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吴敬琏说的，只有短短七个字：“打开行军床，休息！”在弥留之际，他心里想到的还是别人，而非自己。这就是顾准，一个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他对“终极目的”的否定，本身倒成了对人类命运真正的“终极关怀”。（原载《随笔》2006年第6期）

200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