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是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开始的。已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统治了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被一个远隔万里海疆的蛮荑小国──英吉利打败了。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
中华帝国尘封已久的大门最终在西方坚船炮利的猛烈冲击之下，无奈的被迫洞开，不情愿地接受着那些令他们也感到迷惑茫然的洋人们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有着几千年灿烂而悠久的古代文明的东方大国，在近代工业文明的浪潮之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威胁。在西方的冲击面前，清政府的种种御敌之策显得既毫无章法，又惊慌失措，应对之举是那样的步履蹒跚，左顾右盼。每一个面对时局发生巨变所作出的反映和行动，都那样的被动和迟缓，显得力不从心。 中国的命运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交叉口。
面对这样一场“千古未有之奇变”的危难之势，清政府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和教训之后，感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坚船炮利”之优势，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设备，为我所用，走国家自强的道路，方可避免继续遭受侵略之厄运，大清王朝才可能巩固和强盛。而实现自强之梦的关键是急需新式人才，再靠“经义词赋帖括”之学培养出来的举子进士，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封建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过时，即遭淘汰。1864年，洋务派思想家薛福成就发出疑问“方今人才之进，取诸制艺。制艺之术，果能以尽人才乎”，科举制的“迁流既久”，造成“侵淫至今，驱天下数十百万操觚之士，蔽精惫神于制艺之中，” 学习并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并能够实际运用和操作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清朝洋务派最需要的。靠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是完全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的，所以，只有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走出一条教育新式人才的新道路。
清政府的留学计划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向美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即著名的“留美幼童计划”，开始实施。但是，这一计划没有最终完成，中途被迫夭折，最后流于失败。虽然在这当中，不乏有日后涌现出的杰出人才，对中国的近代事业作出过贡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从总体效果看，这次留学的行动是失败的，尤其是对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显然是微乎其微的，犹如茫茫大海里飘摇不定的一叶扁舟，险象丛生，被不时袭来的惊涛骇浪无情的吞噬！
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忘记他们，忘记那些曾经为此事业呕心沥血，付出一生心血的拓荒者！
1872年，就在清朝终于又躲过了一场生死“大劫难”、刚刚在太平天国的战火硝烟中缓过点精神的时候，一个大胆的、庞大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最终被敲定。而作出这个重要决策的是当时清朝两个最有势力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和李鸿章。这项留学计划是十分宏大的，而且，决策者在考虑时，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非常系统、细致、周到，甚至是缜密，反映出中国富有政治智谋和经验的高级官僚的思维能力和处事手段，真可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计划是：
国家每年派遣30名12岁—15岁的年幼儿童到美国各大学，学习近代实用技术；学费和其他各项费用（来回旅费、食宿费、置装费等）概由政府负担；共计派遣120名幼童，分4年的时间，分批派遣完毕，培养这批学生的总时间为15年；回国后将派往清朝刚刚成立的各类洋务机构当中，充任新式的洋务人才。以达到振兴国家、发愤自强之目的。用心可谓良苦！
长期推动并且负责实施这项宏伟的留学计划的是近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容闳。容闳的人生经历和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是促使他产生这一想法的根本原因。他出生在广东的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一生的人生道路。1835年，他进入了外国传教士在澳门办的教会小学就读。这是德国传教士郭士利夫人开设的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他学习了英文、算术、地理等课程。但不幸的是，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郭士利夫人回国了，他中断了学业又回到了农村。战争结素后，有更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美国最早的传教士裨治文在香港创办了“马礼逊书院”，一个传教士受郭士利夫人之托，来到乡村找到了年幼的容闳，将他从封闭贫瘠的农村带到了香港的这所西式学堂，重新开始了他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进程。在这里他又遇到了一个对他的人生产生更加深远影响的美国牧师。他就是布朗博士。布朗博士是受到裨治文的号召来到中国专门从事教育事业的第一位教育传教士。“教育传教”是西方在中国转播基督教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对此，裨治文在《中国丛报》撰文时说到：“教育肯定可以在社会、道德、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不断向英美呼吁，希望派遣更多的教师来中国。在他的积极影响下，美国耶鲁大学特派该校毕业生布朗于1839年到澳门，开办马礼逊学堂。
布朗牧师在即将返回美国时，准备带走几名中国孩子，让他们继续在美国受教育。当布朗牧师在教室里询问，有谁愿意跟随他到美国去的请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去美国上学。同时站起来的还有黄宽、黄胜。这样，布朗带走了这三个中国男孩。在他们离家出洋期间，教会给每个家庭赡养费。这三个孩子的命运各不相同，黄胜只在美国一年就因为生病而回国，黄宽后来到英国留学，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是中国最早在西方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人。容闳是唯一在美国受到完整系统的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他考入耶鲁大学，这也是布朗牧师的母校。他于1857年毕业。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对容闳的意义十分重大。他不仅系统接受了西方近代的完整教育和近代知识，而且，他的眼界打开，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看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更加感到自己祖国的落伍和贫困，形成了他“以西学灌注于中学”的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思想，用近代西方文明的力量改造古来的中国现实。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指导下，他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暗自寻找机会，以实现宏伟的救国救民的梦想和抱负。这一等就是十七年！在清朝倾尽全力，扑灭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之后，容闳的机会终于来到了。1863年，他见到了曾国藩。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严峻时刻脱颖而出的曾国藩，成为清廷朝野上下权倾一时的大官僚，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清朝的官僚体制内部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容闳因结识了身边的一位幕僚，得以援引推荐，曾国藩会见了容闳。这一重要的时刻对容闳来讲，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容闳等待已久的机缘终于降临了！容闳对曾国藩十分钦佩，说曾“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曾国藩对这位从西洋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印象非常好，当即委以重任，派遣容闳到回美国购买机器设备，以使刚刚建立的安庆军械所尽早开工。容闳的身份开始变化，已经由来自广东乡村的穷学生变为代表大清政府的阔官员。再次踏上曾经留学的故土，一定感慨万千吧！但是，仅仅协助清政府办理洋机器的采购，这不是他的理想。他不断向曾国藩等大官僚游说，建议清政府派遣留学：“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建议清政府制定官费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尽快培养出对国家强盛的实用型人才，诸如：兵器、造船、海军、铁路、电报等。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合上奏的《奏选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析》（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中，详细规定了留学计划的全部内容，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包含了许多关于留学西方的总体思考，不乏真知灼见：例如，
关于留学目的：“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回国。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因为，“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如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授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因此，中国必须派人“便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由自明。”
关于为什么要远适美国留学？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美国将保证中国人在美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也和英国联系之中。在不远的将来派遣。
关于学习与实用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奏折中也有清楚的认识，即在西方的舆图、步算、造船、机械等学问，与军事之间有着互为表里的内在关系，学习军事技术的必须要学习这些近代科学知识，“无不与用兵相表里”，这是“窥其要领”的西学奥秘。这在当时应当说是很进步的。
对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两大实际问题“选材”和“筹款”，一一逐项进行缜密的安排，真可谓是务实型的高级官僚。首先，关于“选材”的标准“盖聪颖子弟-----，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选材的办法是：在上海设立专门机构，选派沿海各省的聪颖幼童，每年派30名，4年共计120名，15年后，按年份逐次回归。回国之时，不过30岁上下，年富力强，正当报效国家之时。对幼童在美国的管理方式是，“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对幼童的培养目的也是很明确的，一是要达到“务求学术精到”，二是要有“立身大节”，使其成为“有用之才”。其次，关于费用问题，需要花费白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年需要六万两。拟从江海关“洋货”这项税收中按年拨付。考虑所用费用不匪，为恐因此而被朝廷驳回，故在奏折中提出了很科学的经费计划，从保证经费充裕的意义，到经费来源、经费管理和运行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十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制定了较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朝廷内部的分歧意见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对如何振兴国家，清廷内部是有强大的反对力量的。“清流派”与“洋务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这些，对洋务派来说是必须要考虑的。
总之，从1872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而开启这项近代教育运动之端的，是被冠之以“幼童”这个历史名词的一群中国孩子作为先行者开始的。
1872年9月，美国的西海岸城市旧金山，从停靠在码头上的一艘轮船上走下一群装束怪异的中国孩子，他们穿着统一款式和质地、黑色中式丝制的长袍马卦，足登厚底黑色朝鞋，依次从蒸汽轮船上走下来，他们这种来自异国的奇特的装束立即引起了当地美国人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他们头上留的辫子，格外引人注目。当地的报纸在报道这一新闻时，甚至连这些孩子的性别都搞不清楚，还以为他们都是小姑娘。这就是大清国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幼童，共有30名中国孩子。他们都是在一年前从中国沿海各省被选拔出来的。清政府对这批孩子培养是相当重视的，无论是在选拔机构的设置、官员的调遣和委任、经费的使用、幼童的集训和管理等等留学的诸项事宜，均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尽管留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十分复杂和烦琐，但是，在李鸿章等人事无巨细的周密组织和安排下，留美幼童的一切准备就绪，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当30名幼童还在太平洋上航行时，容闳早已先期到达美国，为留美幼童联系学校和安排在美国的生活等问题，作为清政府委任的留学副监督，他负责组织协调幼童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的各个环节，具体执行和落实清政府的留学计划。他将这批孩子安排在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马萨诸塞州和康涅迪格州，这两个州对容闳来讲是非常熟悉的，20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受教育的。而且，这两个州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十分有名的地区。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经过了南北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出现欣欣向荣的一派新气象，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状况，又是走在美国发展的前列，美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全部集中在这里。所以，将中国留学生安排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无疑对这些来自东方国家孩子的成长来讲，是十分有意的。
容闳把这批孩子安排居住在康涅迪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若干个小镇上，以康涅迪格州的哈特福德镇为中心，120名中国孩子散居在它的周围，清朝政府的留学生事务局就设在这个小镇上，以便于管理和监督。
从寄居美国家庭，体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特殊起点，他们开始了留学生活。经过容闳精心挑选的美国家庭，都属于家境富裕的中产阶层，有建筑师、中学校长、农场主、牧师……等等，这些家庭，虽然普通，但却十分讲究家庭的温馨气氛，洋溢着基督新教的伦理色彩：友爱、善良、朴实。这些西方式的人文主义特点潜移默化，在中国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美国家庭起到了留美幼童在生活习惯与语言训练两者结合的桥梁作用，所以，年幼的留学生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语言方面的进步也是突飞猛进的。同时，他们对美国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火车、铁路、教堂…，一年后，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从保留至今的老照片看，他们已经脱去臃肿的中式长袍，换上了时髦的剪裁合体的西式服装，锃亮的皮鞋代替了厚底朝靴，瓜皮帽已丢弃，幼童们个个都露出了梳剪整齐的头发，但是，脑后的那根辨子是万万不能随意剪掉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临出国前夕那张照片里，30名幼童整整齐齐排成三列，乖乖地站在台阶上，穿着统一裁剪样式完全雷同的“小号”短袍马褂，和其年龄完全不相符，他们目光中清楚地流露出胆怯、温顺、甚至令人感到几分恐慌和孤立无援。两张照片一比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的感觉，人还是那些人，但是环境一变，人随之大变，从内心世界到形象外表，判若两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质变。哈特福德镇的历史学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时中国留学生寄住的美国家庭依存清式服装、生活用品。
在语言学校，他们刻苦勤奋的学习天赋，还有中国人聪颖和智慧的禀性，很快就凸现出来，学习成绩方面十分突出。留美幼童梁敦彦，仅13岁，毕业时已经能写英文诗了（写一只小猫的）。一年后，他们都顺利毕业进入当地的中学，继续他们的学业。
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他们进入当地的高中，成绩仍然突出，在孟松学校至今还保留着他们的成绩册和毕业照。当时，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四五年，完全入乡随俗，不仅英语运用娴熟，而且，尤其喜欢体育活动，在学校都是玩橄榄球的好手，像美国孩子一样，参加热闹的节日庆典、生日聚会、品尝女主人的奶油蛋糕、开始和女同学通信，文笔极为流畅，看不出竟然出自古老的东方国家的少年之手。1873年第二批赴美的幼童中，有一个叫温秉忠的，后来成为宋氏三姐妹的姨夫。温秉忠在1923年12月23日，曾向北京税务专门学校的学生做演讲，回忆起50多年以前留美时的经过。那时，他已经是垂垂老者了。讲演词用英文写成，经高宗鲁译成中文，其中说道他们初到美国的情景：“……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American Idea and Ideals ）,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幼童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吸收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环境。”
进入大学学习后，他们已经变成了英姿飒爽的年轻绅士。考入耶鲁大学的不在少数，钟文耀还被该校选为划艇队的舵手；其中，大部分上了美国各理工学校，这是遵照清政府的计划使然，因为，赴美留学的目的，是为学习军事和工业的知识和技术。在大学里他们仍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忽然之间，风云突变，这些幼童的命运发生了大逆转，他们的留学生活忽然从阳光灿烂转成阴霾冰霜，从山顶跌落至谷地！原定留学15年的长远计划没有完成，被迫中断，进入美国各所大学就读的幼童，被全部招回国内，学业就此中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结局呢？是这批孩子学习不努力、荒芜学业吗？不是，是美国政府改变政策，躯赶中国幼童回国吗？也不是，是留学经费难以维持下去吗？也不是，主管留学事宜的李鸿章可是清朝炙手可热执掌大权的官僚，能够控制和调动的经费十分充裕，就是清朝财政再困难，挤出这点银子还是有富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看，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朝政府坚持保守僵硬、愚昧落后的教育理念所致。最核心的问题是担心或者害怕留美幼童因为日益西化而“变心”！所谓“变心”就是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受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逐渐改变了过去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是封建统治者最为惧怕和担忧的，也是违反其派遣留学之初衷的，“播出去的是龙种，收回来的是西崽”，岂不是令大清王朝前功尽弃！当时，担任清朝留学监督的陈兰彬、吴子登（翰林院出身）对幼童的种种行为极为反感，他们多次向朝廷上奏，历数留学西洋的诸多弊端，“深感因环境蜕变之速，且正方兴未艾，他们将成为”美化“（Americanized）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他们认为，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洋鬼”（Foreign Levils） ! 陈兰彬所起作用尤为恶劣，专门在背后拆台，容闳对其为人和品行深有体会。他写到：“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其毕生所见所闻，亦已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拨之思想。而此多数青年，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冶，……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集重之压力，一旦派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借必然之事，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正当矣。……陈兰彬极力欲破坏予之教育计划”。这样，陈兰彬吴子登在海外力主撤回，危言耸听地夸大 幼童“西化”的危险，在国内则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朝野上下开始掀起了一场谴责幼童留学的舆论声势，而且，来势凶猛，严重影响着清朝政府的下一步决策。这是，曾国藩已死，而李鸿章也难以再抵，终于，“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意”。留学事务局完成使命，于1881年带领120名幼童凄然回国。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致使留学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按照清朝政府的留学目的，是让这些孩子只学对中国“有用”的东西，而绝对不能学对中国“没有用”的东西，如果“染上”洋人的那些风俗习惯，那就是大逆不道，所谓“有用”，就是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之类的“实学”，所谓“无用”即“有害”，非此即彼，泾渭分明。体育、音乐（弹钢琴不允许）、美术、文学、社会学，这是不须学习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远远胜过西方！根本无须学习，“中国道德文章大行于天下”，“中华文物制度远过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这样的所谓开明的官僚况且都这样想，别的官僚们可想而知。其实，令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不断传回国内有关留学幼童时常作出的“出格”的举止，比如，去教堂、入洋教、剪发辨，总之，是他们的日益突显的西化表现让国内的舆论一片哗然，反对之声怒骂之声斥责之声，开始在大清的朝野上下泛滥开来，形成了“尽早撤回幼童”的舆论氛围，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李鸿章有能支撑多久呢？所以，留美幼童的悲惨命运和遗憾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下来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只有少数的幼童从美国的大学毕业。其中就有詹天佑。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中断了学业，但是，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育方法、扎实的知识基础和优越的语言能力，使他们回国以后，虽然根据清政府的需要，改学别的专业，因为有了这样厚实的基础，所以，就能很快扮演了新的社会角色，同样，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悲剧。
但是，有一个人躲在这场悲剧大幕的背后，扼腕叹息，心中感到无限的悲凉，他就是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创人---容闳。看到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而得来的这一计划即将付诸东流，却又无可奈何，根本无力去扭转乾坤，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容闳对这次幼童留学的组织工作是非常出色和成功的。他把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巧妙地把富有浓郁欧美文化的美国家庭，作为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相互衔接，相互融合的桥梁和纽带，把中国留美学生的生活完全熔融到普通的美国家庭中，在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当中，让中国孩子自然而然的融化到美国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样一来，使本来很枯燥乏味的学习变得生动活泼，赋予活力和生机。所有这一切，刚刚开始却又预示这结素。
这些幼童回国后的曲折的人生命运、起伏不定的生活和工作，又是和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他们踏上美国这片新大陆时，大多数还只是十二、十三岁的孩子，在美国学习、生活了近十年的时间之后，1883年，最后一批留美幼童全部撤回，留学计划到此终止。回国后，他们面临着凄惨的场面，受到社会的普遍冷遇和歧视。被撤回国内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黄开甲的，在写给他在美国的教师的信中写到“为防我们脱逃，一对中国士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书院。……跨进门槛，立即霉气扑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个人被分派各地去完成各自的教育，但完全不按个人知趣极其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员决定。”
他们回国之际，洋务派正在大规模创办新式军事和工业时期，急需各类具有近代知识的专门人才，所以，被分配到洋务企业之中，充当起近代化的先驱者作用。他们在上海电报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企业中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少数几个人则被大官僚看中，充当高级幕僚。例如，张之洞幕府的梁敦彦，在清末当上了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幕府的唐绍仪，在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在120名没有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中，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人物。如詹天佑成为中国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设计并主持京张铁路的建设；吴仰增是近代著名的采矿工程师，任开平煤矿总工程师。有一批留学生到了北洋海军，当上了舰艇指挥官，在多次激烈的海战中表现极为出色，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吴应科在甲午海战中的英勇表现，得到了清朝“巴图鲁”的荣誉称号。
从总体情况来看，他们对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在清末的新政当中，他们的生命价值受到更多的重视，其社会地位也是迅速攀升。他们变的越来越吃香了！在外交、军事、铁路、电信、邮政、矿业、交通等领域，他们更是独领风骚、独占螯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身居各个要职，成为权势地位十分显赫的人物，到了清末，大部分人进入了社会上层，成为知名的显贵。这是，他们回国已快20年了，人到中年，阅历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到了他们这一代人发挥作用，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时机了。
这个失败的留学计划，虽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和它的初衷比较起来，仍然是很遗憾的。在回顾这段不成功的往事时，容闳的总结是深刻的、他经过这次沉痛的教训，使他认识到，一个害怕人民的专制政府，本质上是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开放政策的。现代化的国家，教育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而让陈兰彬、吴子登这样的封建官僚来领导现代化运动，那么，教育计划既不能认真执行，教育出来的人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为，人的观念起到的作用有时是只管重要的。容闳写到“学生既被召返国，以中国官场哪个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
2006年2月6日写于大柳树寓所
作者简介：
孙希磊（1960--- ）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硕士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和教育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