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草原丝绸之路地处北纬40至50度之间的狭长自然地带，由高山草原和荒漠草原组成，呈现出草原生态环境，便于东西方向的交通，向西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向南通往中国的内地，向北连接西伯利亚和贝加尔地区，形成东西向和南北向的网状线路，与其他丝路和廊道相比具有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传统背景的区位优势。随着北方民族的西迁和南移，促进东西方和南北方人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带动了政治相融、商贸往来、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彰显出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 区位优势 北方民族的贡献 交往交流交融 文化传承
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区位优势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地理区域和人文传统背景等方面。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在北纬40至50度之间的地带属于大陆性气候，由高山草原和荒漠草原组成，形成便于东西向交通的狭长自然地带。草原丝绸之路东段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为中心，向西可以连接中亚、西亚和欧洲，向南通往中国内地，向北通向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具有独到的自然环境上的地理优势。从人文传统背景看，北方民族逐次交替经营北方草原地区，形成一个区域性文化体系，并始终融入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来，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西域及以西民族通过政治相融、商贸往来、人群迁移、民族交融、文化交流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凸显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彰显出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一、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自然生态区位优势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以草原生态为主、兼有农田生态和森林生态为一体的区域，在多种生态环境中各民族创造了多样的、开放的文化形态，并融入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宋蜀华认为，“概括说来，从新石器时代起，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具有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这体现出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从考古学资料看，新石器时代形成的游牧文化区的说法存在着质疑，中国的游牧文化出现较晚，但这一观点毕竟将中国从文化生态的视角进行划分。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认为，“文化变迁可被归纳为适应环境。”还进一步指出：“文化核心是基本特征，具有由地方的生态适应和相似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而来的相似的功能上的相互关系。”黄淑娉、龚佩华解释说：“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称为文化核心。” 就是说，一个区域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生态环境决定的，如游牧和农耕文化与草原和农田生态的关系，草原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北方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离不开草原生态环境的优势。
依据环境考古学资料显示，北方草原地区石器时代的生态环境已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和植物孢粉看，从早期至晚期的气候呈现温干→干凉→干寒→温暖的转变过程，基本上属于草原生态环境，其间有一定数量的森林。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从出土的披毛犀、普氏野马、河套大角鹿等动物化石看，归属华北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代表了温湿气候和草原—河湖相间的生态环境。乌审旗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哺乳动物化石以草食动物为主，气候比较温湿，形成以草原为主兼有沙漠、湖泊和稀疏的树木生态环境。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中、上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披毛犀、野驴、普氏羚羊等，多为草食动物；下、中、上层中以草本植物为主，还有木本植物和蕨类植物，反映出当时湿冷—干旱转变的气候条件下的草原生态环境。满洲里市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扎赉诺尔人化石地点，根据地层包含植物茎叶较多的黑色粘土和含有人类化石沙层中的孢粉测定结果，在距今1万年前并非全部为草原生态，而是呈现森林—草原植被。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从当时的环境特征看，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和中南部地区有一定的差别，东南部的兴隆洼文化属于凉湿、温湿气候，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属于温湿气候，总体上呈现温暖、湿润，宜于草木的生长，还分布众多的河流、湖泊、沼泽等。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气候比现在湿润，河流和湖泊分布较广，生态环境逊于东南部地区。在清水河县白泥窑文化、察哈尔右翼前旗庙子沟文化时期，以温湿为特色。在西部高原和黄河以北的山前台地，以暖干为特征。老虎山文化和永兴店文化时期，环境条件的干湿与冷暖变化，形成农田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
夏到早商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气候变得更加干寒，以农田生态为主，存在着农牧交错的现象。以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遗址为代表，气候趋于寒冷、干旱，波及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从各阶段文化层提取的孢粉测定分析看，朱开沟文化第一阶段以灌木、草本植物为主，气温适宜，呈现森林—草原景观。第二、三阶段的乔木减少，多数为灌木和草本植物，气候较前段偏干冷，属于灌木草原景观。第四阶段仍延续前一阶段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第五阶段以耐寒的松、杉等木本植物和耐旱的蒿、藜等草本植物为多，表明气候逐渐向冷干发展，植被已与典型的草原景观接近。在这种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下，到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时牧业已经出现，处于半农半牧的阶段。商末至周初，从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岔遗址的采样孢粉测定看，属于温和偏干气候，植被呈现比较典型的草原景观。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属于西辽河流域，处于太平洋季风区，虽然纬度偏高，但在降温的同时，夏季太平洋季风带南移，致使降水量增多，比同期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气候条件较好，出现典型的草原环境，取代了此前的农田生态环境。
纵观北方草原地区，因气候条件的不断变化，使各个阶段的草原生态、森林生态、农田生态呈现不同的景观，牧业经济虽然在早商开始萌芽，但到商末周初才有了初期的发展。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随着以马衔、马镳等驯马工具的出现和典型草原生态环境的形成，游牧民族从此在草原上生息，逐渐转变为游牧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西周晚期以后，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亚欧草原融为一体，便于东西方交通的发展。同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与北方草原地区牧业经济需要相互支撑发展。因此，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以后在生态环境的区位上取得了优势，为东西方和南北方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地理上的区位基础。
二、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人文传统背景区位优势
北方草原地区在距今70多万年前就开始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揭开草原人类发展史的帷幕。在旧石器时代，大窑文化遗址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的文化堆积层，分别代表了早、中、晚三期，打制石器的类型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锤等，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大型石器系统，尤以龟背形刮削器最具特色，在中国其他旧石器文化中鲜有发现。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吕遵谔认为，“以（大窑）四道沟的古代文化而论，它同北京人的关系，不是父子，也不是祖孙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它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而且同当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有密切关系”。可以看出已经具有区域性的文化特征。鄂尔多斯高原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动物化石以及用火遗迹，打制石器以细小石器为主，并出现欧洲旧石器的“勒瓦娄哇”制作技术。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石叶等，属于细小石器系统，还发现古人类的顶骨、股骨等化石。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下层文化出土石核、石片、断块、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钻、雕刻器等，属于小石器工业，存在一定比例的中型石器；中层文化出土研磨石、刮削器、薄刃斧、“勒瓦娄哇”石片、舌形器、手镐等，仍属小石器工业，存在一定比例的砾石石器，显示出区域性的特点。
北方的长城地带正好处于农牧交错经济带，因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生态环境的差异和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和各自的文化特点。东南部地区在距今9000年至8000年前，形成了以敖汉旗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石质等生产工具和陶器制作比较粗糙，原始农业欠发达，采集和渔猎占有相当的比重。兴隆洼文化还发现围沟环绕的聚落，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的一座大房子内居住面上立有一个石雕女像，具有祖先崇拜的性质；出土多为随葬的玦、环等玉器。同时期的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的聚落中心广场发现用石块堆塑的龙，为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实物，这是中华文明肇始的象征。富河文化出现于距今7000年前，发现了聚落遗址，陶器不发达，打制石器、渔猎工具的数量多，狩猎、采集的比重较大。同期出现的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布局有致，大型石斧和石耜说明已经进入原始耜耕农业阶段，陶器仍以筒形罐为主，出现彩陶和最早的凤形陶杯，陶尊装饰的“三灵纹”（鹿、鱼、鸟）和“四灵纹”（鹿、猪、牛、凤）动物组合图案，反映了当时的原始崇拜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红山文化距今6500年至5000年前，遗址普遍出土石耜和穿孔石刀，耜耕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玉器多为反映自然界的物像和带有神化色彩的动物，体现了原始玉器礼制化的进步。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与红山文化类似的玉人、玉龙、玉龟等，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玉猪龙在河南省安阳市商代妇好墓和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春秋战国之际芮国国君夫人墓发现，延伸了红山文化玉器在地域和后世的影响力。在建筑上最具代表的就是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由坛、庙、冢组成的祭祀中心。《墨子·明鬼篇》记载：“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圭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这与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建筑布局正好相符，预示着社会分化加剧，已经进入国家的最初形态“古国”阶段，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年至4500年前，墓葬多以异性合葬为主，男子多随葬生产工具，女子多伴有纺织工具，反映出男女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性，也能看出社会组织结构在发生大的变化，说明人类已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主要分布在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和岱海盆地。白泥窑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以磨制石器、陶器为文化特点，黑彩宽带纹彩陶比较流行，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方形石铲、石刀、蚌刀、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表明原始农业有了初步的发展，细石器较为发达，渔猎的比重较大。庙子沟文化距今6000年前，以聚落遗址、彩陶、石器为特征，尤其是彩陶特别发达，石斧、石刀制作工艺进步，原始农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以上的两个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晚期。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和朱开沟第一阶段文化距今4500年至4000年前，其文化特征就是以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陶器为代表。如老虎山文化陶器中的尖底腹斝—斝式鬲的发展谱系，对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山西省神木市石峁类型、晋西南陶寺类型有很大的影响；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遗址，由瓮城、外城和内城组成，将瓮城和马面建筑的时间提前到龙山时代。说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这些文化为代表的区域已经进入“方国”文明的形成时代。
在阴山北麓和草原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以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为代表，距今约8400年至8000年左右。聚落遗存中的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石器以打制为主，器类有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磨盘、磨棒、斧、锛、凿、铲、镞等，锛状器为典型器物。陶器制作粗糙，主要有釜、筒形罐、片状器，纹饰以麻点纹、编织网格纹为主。从文化特征看，当时的经济类型主要为狩猎和采集，不同于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草原腹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谱系奠定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第二至四阶段遗址，代表了夏代的遗存，有筑造讲究的居住遗迹，形成比较完整的聚落村址。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增多和工艺进步，使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墓葬中随葬数量较多的羊、猪下颌骨，表明饲养业比较发达。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遗址相当于早商时期，居住遗迹的数量变少且不像前几个阶段那么讲究，青铜刀、青铜短剑、动物装饰等具有游牧文化要素的器物开始出现，陶器中适应农业发展的原有传统器物逐渐被淘汰，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等传统器继续发展，仍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农业所占的比重依然较大。继朱开沟文化以后，以商末至周初的清水河县西岔遗址为代表，流行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地面居住形式，典型陶器有高领双鋬鬲、高领壶、盆形甗、粗柄深腹豆，青铜器有空首斧、青铜管銎斧、青铜弹簧式耳环等。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朱开沟文化和西岔文化的人群以农业为主，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牧业生产，可能与鬼方、土方等方国势力有关。西周时期以准格尔旗西麻青墓地为代表，陶器多为鬲、罐、盆组合，还出土青铜带扣、青铜工具、青铜装饰品等，具有北方系青铜器的特征，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游牧文化的出现提供了证据。春秋时期，黄河以北有包头西园类型，以偏洞室墓为主，有殉牲现象，出土青铜饰品；黄河以南形成新店子文化，以洞室墓为主，殉葬动物头蹄，出土青铜带饰，所属人群为北亚人种；在岱海盆地形成毛庆沟文化，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殉葬牛、马、羊、猪、狗等家畜头蹄，多随葬陶器和青铜饰品，所属人群为北亚和东亚人种。由此在西周以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逐渐形成游牧文化，出现多族群杂居和融合的历史格局。
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夏至商代中期主要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形成等级分明的聚落布局和墓葬形式。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发现夯土城垣、筑造讲究的房址和高等级的墓葬，出土彩绘陶礼器组合、精美玉器、北方系青铜器，说明具有政治中心的特点。赤峰市松山区二道井子聚落遗址，包括环壕、城墙、层层叠起的圆形土坯房、院落、窖穴、中心广场、特殊功能的大房子和城外的生产区、等级分明的墓地，出土彩绘陶礼器、小型玉器、青铜器，具有中型台城的性质。宁城县三座店遗址、包古鲁遗址、小塘山遗址等，则为带环壕的普通聚落。在赤峰阴河、英金河两岸，发现几十座石城聚落，显示出方国内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着一种等级分明的高级社会形态组织，已经由古国文明进入方国文明的时代。商末到周初，以辽宁省朝阳市魏营子类型为代表的人群，弥补了辽西地区这段历史的空缺，但其势力并未进入内蒙古东南部境内。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分为龙头山类型和南山根类型。龙头山类型聚落遗存文化堆积层较薄，少见遗迹间的叠压和打破关系，说明这支人群在此居住时间较短，见证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方式，农业生产工具的发现说明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宁城县小黑石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游牧文化特征的兵器、车马具和动物纹装饰，又有中原地区风格的青铜礼器，说明北方与中原族群的文化交流现象。宁城县南山根类型发现反映游牧文化特征的器物。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形成游牧文化。
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看，无论是自然生态环境还是人文传统背景，显示出新石器时代完全处于定居式农业经济阶段，除了个别文化的渔猎和采集经济比较发达。随着社会分化、原始祭祀礼仪、用玉礼制化、城址出现等因素，到距今5000年前社会形态已经进入古国阶段，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到重要推进作用。夏代时期仍处于发达的农业阶段，直到早商时期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牧业开始出现，但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一直延续到周初，并进入方国文明时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整个北方草原地区结束了以农业为主或半农半牧的时期，进入牧业经济阶段，随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进而形成前后交替或承继发展的各个游牧民族及创造的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支撑和亚欧草原西部游牧文化互为影响，体现出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后在人文传统背景方面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文化特征，为东西方和南北方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草原丝绸之路在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适逢遭遇内乏外困或拓展空间之时，就会发生迁徙的现象，特别是多数民族都沿着草原通道向西迁徙或向南迁移。北方民族的西迁之际，在草原东部都有新发展起来的势力较强的民族，如北匈奴、回鹘、契丹西迁时，草原东部有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崛起。北方民族控制草原地区时，中原地区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阻隔了其南移中原的生存空间。漠北地区以荒漠和戈壁为主，不利于更好地生存和发展，限制了北方民族向北发展的空间。综合以上的情况，北方民族只能沿着草原通道向西开拓生存空间。从生存和政治环境讲，是北方民族西迁的主要原因。北方民族向南迁移也有一定的原因。如东汉末年，随着宦官专权、政局混乱、割据势力混战、经济生产衰落，导致北方民族向中原地区内聚的现象，其中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北段南迁，到达今大青山以南地区，建立代魏政权，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拓跋珪时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把内地的居民迁入平城“京畿”腹地从事农业生产，逐渐接受汉文化影响。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又迁都洛阳，统一北方地区，采取一系列的汉制，实行均田制，鼓励鲜卑人说汉话、穿汉服、与汉族人通婚，使鲜卑人逐渐与汉民族融合。还有北方民族内部发生分裂，导致部分成员南移内地，南匈奴便是很好的例证。再有北方的契丹、女真建立的辽、金政权，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都以正统的地位自居，以致部分北方民族成员南移内地。蒙古、满族在北方地区崛起后，都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北方民族利用草原丝绸之路进行西迁和南移，与其他民族发生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进程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及其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北方民族的西迁和南移行为有其必然性。每一个北方民族的势力强大后，都要控制和经营整个北方草原地区，并以中原地区农耕经济的支撑作为生存条件，而原先占据北方草原的民族必然寻求适合生存的空间，匈奴、回鹘、契丹的西迁大致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所处的时代在草原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适合寻求生存空间，只好沿草原丝绸之路向西发展。匈奴内部在发生五单于之乱以后，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逐渐向内地南移，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北部。北匈奴因连年遭受严重的天灾，加之先后受到汉朝、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的打击，势力大为削弱。公元91年，汉朝派大将耿夔率兵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一带），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迫使休兰尸逐侯鞮单于率部众向西迁徙到乌孙人所居之地，后又迁到西域的康居、阿兰聊（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人分五支迁移，其中两支人数较少的南下，三支人数较多的向西迁徙，有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于公元10世纪建立喀喇汗王朝，另两支为河西回鹘和高昌回鹘。金朝攻灭辽朝之际，契丹皇室贵族耶律大石于公元1124年率部沿草原通道西迁至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哈喇契丹），定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重新实现对西域的统一。西辽虽然身处伊斯兰地区，但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语言文学、生产方式等汉文化精髓和契丹文化传播过去，给当地的文化造成很大影响。清代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卷40《耶律达实之立》转引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记载：“大石林牙，辽宗臣，挈众而亡。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所以说，北方民族的西迁主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对沟通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起到重要作用。
北方民族的南移中原地区，拓展了中国南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空间，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奠定了历史基础。根据《资治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条、《晋书》卷97《四夷传》等记载，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朝，主要居于河套及周边地区，到东汉末至曹魏末年已经南移至今山西大部地区，西晋时进入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内迁到今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地，以陕西北部为中心建立大夏政权，与汉族等杂居。拓跋鲜卑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东汉时随着势力的强盛沿草原通道逐渐向南迁徙，最后达到大青山以南地区建立代魏政权，疆域扩展到东北起辽西、西至新疆东部、南达秦岭—淮河、北抵蒙古草原，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宇文鲜卑以匈奴宇文部为主体，西晋以后逐渐强盛，居住在濡源（河北滦河上游）至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后依附于后赵，被北燕打败后迁移融合。慕容鲜卑在三国时入居辽西，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活动范围遍布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后来逐渐融入汉族、拓跋鲜卑之中。乌桓在汉武帝时开始内迁，东汉时主要居于缘边九郡，东汉末曹操征三郡乌桓将降者置于邺城、蓟县、晋阳等地。漠北柔然在与北朝的战争、归附等行动中，有大量人口南迁中原地区。契丹、女真等建立辽、金政权后，有许多人口南迁至中原地区，甚至深入淮河流域一带。另外，中原汉族因躲避各时期的战乱，由中原腹地向东北、西北和南方迁移，促进了与周边各族的融合，形成全国性的民族交融局面，带动了边远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草原丝绸之路与其他丝绸之路相比在沟通东西方和南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显示出优势。张郁认为，“西方物质文化，由草原丝路不断流向中国，同时中国的瓷器、茶叶、造纸术等，同早已享有盛名的丝绸并驾齐驱，源源远销西方各国。当我们看到波斯等中亚或西亚国家的某些装饰艺术，往往觉得并不生疏，这是因为它已融入了中国文化艺术因素在内。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和吸收，促进彼此间文化艺术领域变化更新，出现了一种新鲜活泼的雄健气魄。它反映在宗教艺术文化上则更为明显。”新疆奇台县的唐朝墩城址，位于天山北麓，发现的浴场、佛寺、景教寺院遗迹及出土的器物、壁画等，“印证了新疆地区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并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这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并入天山北道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突出体现。王其格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路程最远、支线最密的商贸网络，同时也是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国际化文化走廊。西方和西域的各种宗教文化、经济作物、珠宝、艺术品和天文、数学、音乐、舞蹈传入中原和北方；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玉器以及四大发明和农耕、建筑技术传向西域、西方和北方草原，从而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沿丝绸之路各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和亲、朝贡制度和丝绸、皮毛、茶马交易，不断加深南北文化沟通，使彼此的联系更为紧密。”由此指出了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和南北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北方民族所做的贡献。匈奴在统一北方草原地区以后，正式打通草原丝绸之路，可谓是这条通道的先驱者。《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在冒顿单于时期，“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后来，“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打通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交通道路。匈奴与汉朝的关系，长期以来处于和亲和战争交替的局面，长城虽作为军事上的防御体系，但匈奴往往通过阴山的各个隘口南下汉朝北部边地进行侵扰，汉朝也出兵对匈奴进行征战，或派使者出使匈奴之地，以打通南北方的交通道路。以至分裂为南北匈奴以后，北匈奴在外困内乏的情况下沿着草原通道向西迁徙，南匈奴依附汉朝逐渐南移。这样，匈奴在经营草原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促成了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并为后代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鲜卑分为东部、西部、北部等，其中北部拓跋鲜卑在东汉时期从大兴安岭北段逐渐南迁，到达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的和林格尔一带建立代魏政权，先后定都盛乐和平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扮演着草原丝绸之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角色。在拓跋鲜卑南迁的线路上，发现很多的遗迹，出土遗物显示出中亚、西亚和中原文化的因素，这可称为拓跋鲜卑南迁的东路。随着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在蒙古国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掘中，发现13座具有鲜卑文化因素的墓葬，魏坚认为“这批墓葬斜坡式墓道竖洞室墓与竖穴土坑横洞室墓的形制特点，与我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的七郎山的鲜卑墓群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出土的陶器、桦树皮器带有明显的鲜卑文化因素，极有可能是与鲜卑西迁南下的遗存有关。”说明拓跋鲜卑有一部分人群先从今呼伦贝尔草原向西迁至蒙古国境内，然后再向南迁徙，存在南迁的西路。魏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在今辽宁省朝阳地区建立“三燕”政权，周边发现的遗迹出土有中亚、西亚、欧洲文化特征的遗物。北魏建立后，拓跋鲜卑以盛乐和平城为政治中心，以此为起点继续保持着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留下了粟特、波斯等商人的足迹，促进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这在云冈石窟的壁画和北魏墓葬壁画及随葬品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为草原丝绸之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兴盛提供了极大的前提条件。
突厥汗国建于公元6世纪中叶，势力最强盛时，东达大兴安岭以西，北抵漠北，西到里海，南至波斯、印度和中国长城沿线，横跨蒙古高原、中亚、南亚的广大地区，便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突厥在经营草原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利用草原通道将中国、波斯、罗马、印度等文明古国连接起来。在突厥室点密可汗管理西域期间，就曾离间波斯萨珊王朝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导致二者间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促成突厥不用通过波斯这个中间环节而与拜占庭帝国直接贸易，开辟了东西方交往的新通道，一条从锡尔河流域出发通向碱海北岸，另一条从阿姆河流域出发通向碱海南岸，在乌拉尔河口附近汇合后直抵君士坦丁堡或黑海的港口。这条新开辟的通道，在波斯阻隔草原丝绸之路后又重新恢复了东西方的直接交往，使突厥在连接草原丝路东、西段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北高加索库班河上源发现的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出土中国的绢丝、绢画、汉文文书残片等，时间约在公元8至9世纪，进一步证实了这条通道的存在。在突厥遭受唐朝军队打击后，有部分人南迁内地。如突厥颉利可汗死后，部众或者投奔薛延陀，或者奔向西域，或者投降唐朝，尤其对降唐者的安置问题引起唐朝内部官员的争议，后来以建立都督府的形式进行统领，真正进入中原腹地的有数千户，反映了突厥在南移中对沟通南北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唐朝建立以后，加强对北方草原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有利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发展。随着回纥势力的强大，打败了突厥，名声威震漠北草原，并开始与唐朝来往。《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记载：“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唐朝贞观年间，在回纥、铁勒诸部等领地内设置燕然都护府，统领6个都督府和7州，任命回纥、铁勒首领为都督、刺史、司马等职，将北方草原地区统一控制在唐朝的版图之中。“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在通往回纥等地设置68个邮驿，以马、湩、肉接待使者，这便是著名的“参天可汗道”，即从唐朝北部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南）和单于大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出发，向北通往回鹘汗国牙帐（蒙古国鄂尔浑河谷的哈拉巴勒嘎斯）的交通线路，这与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的《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记载的“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大致相同。这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又得到开发，为辽宋金元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契丹立国后，先后设置五京，这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城市，尤其是上京、中京、南京成为当时五代及北宋和中亚、西亚、欧洲国家的使者、商人的聚集地，进行政治相融和商贸往来。如辽上京的汉城内有“回鹘营”“同文驿”“临潢驿”，中京外城内设“大同驿”“朝天馆”“来宾馆”，南京外城内设“通天馆”，用以安置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和接待宋朝、新罗、西夏等使者。在西夏占据河西走廊以后，对绿洲丝绸之路造成一定的威胁，宋、辽主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欧洲地区联系，辽朝与宋朝则主要通过榷场进行商贸交易。在考古学资料中，无论是辽代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还是丝织品、玉石器、玛瑙器、琥珀器、玻璃器等，具有诸多罗马、波斯、阿拉伯、粟特、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因素，还有唐文化、宋文化的特征，有的器物为直接的输入品，有的器物在造型、纹样上受到影响，也能证实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盛况，这离不开契丹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以至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后将中国文化在伊斯兰地区发扬光大。女真建立金朝后，同样设置多个京城，把辽南京改为中都、宋东京改为南京，将势力深入中原地区，保证草原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正常运行。
元代的上都城、大都城和中都城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上都处于北方草原的腹地，是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大都处于进入中原内地北部咽喉，中都又是连接上都与大都的重要城市枢纽。上都外城西部的关厢是“马市”所在地，各国商人在此进行商贸活动。元代虞集的《贺丞相墓铭》记录：“上都地寒，不敏于树艺，无土著之民，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可见上都城内的商业繁荣景象。在上都城内，除了各国商人外，还有使者、传教士、旅行家的足迹。如发郎国的使者在元世祖、元惠宗时期出使元朝来到上都，元惠宗也曾派发郎国人安德烈等出使欧洲给罗马教皇致书，并得到教皇遣使回访和贡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跟随其父到达上都并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就元初的政事、宫廷、战争、节日、游猎等在其《行记》中有详细的介绍。元世祖至元年间，波斯人扎马剌丁编撰《万年历》，制造西域仪象的天文仪器，在上都建回回司天台。此外，印度、尼波罗国（尼泊尔）、缅国（缅甸）等使者、商人、僧侣、工艺家都到过上都，促进草原丝绸之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荣。在考古学资料中，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遗址，为汪古部的政治中心，城内建有众多的佛寺和佛塔，还有景教教堂、天主教会堂和东方盛行的孔庙，证实为当时草原丝绸之路东西和南北方的交通重镇。察哈尔右翼前旗集宁路故城遗址、包头市燕家梁遗址出土的瓷器，汇集国内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建窑等窑口的产品，充分说明这两个城市或驿站在连接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进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的枢纽作用。在商贸过程中，文化交流也很频繁，促进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明朝通过马市和木市与蒙古地区交换物品，还在蒙汉交界地开设私市，以物易物。互市给双方带来了稳定和繁荣，有利于双方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从清朝晚期至民国时期，大批汉人到蒙古地区开垦蒙荒，使许多牧场变成农田，部分蒙古族的风习变得同汉族一样。通过商业流通和文化交流，为北方草原地区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融。
综上所述，历史上从中国出发横跨欧亚地区形成绿洲（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通道，还有以狭长自然通道形成的南亚廊道、天山廊道、河西走廊、辽西走廊、东北亚走廊等，再有以茶马贸易形成的万里茶道等，对沟通各民族政治相融、人群迁徙、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情感相交等起到重要的作用。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这一概念进行论证，后经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等学者的不断完善和延伸，确定丝绸之路是以商贸往来为主的作用，从而带动了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学界最早关注的是绿洲丝绸之路，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物佐证，指出在绿洲丝绸之路的北方还存在另外一条通道便是草原丝绸之路，《穆天子传》记载的西征线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到的草原通道就是指这条丝绸之路，并在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郑星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相较于其他几条丝绸之路有着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因此，有利于该线路所经地区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条狭长的草原通道除了局部有山脉丘陵以外，地势较为平坦，生态环境基本一致。相同的纬度，特征相似的生态环境，不仅使欧亚草原有了地理上的连续性，而且也有了人文传统上的相似性，自然形成一个在形态、内涵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区系性历史文化——欧亚草原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前，在这一区域内随着族群迁移就已经存在南北方和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现象。北方草原地区从石器时代就存在现代人扩散的北方线路、早期陶器的西传线路、彩陶艺术的北传线路、轮轴机械制玉技术的南传线路等，表明了多种文化的互动和交流，并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构成之中。先秦时期，北狄、西戎、东夷中的北方族群形成方国文明，通过与华夏族的相互间交往交融，有部分人群逐渐融入华夏族之中。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背景下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等民族通过和亲、互市、出使等途径相互交融，北匈奴西迁中亚与世界其他民族相融，扩大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域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南迁或东移中原地区与汉族相融，汉族也开始反向往边地迁徙，促成了全国性的民族交融局面。隋唐时期，继承前代的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之势，又一次出现了在“大一统”背景下的南北和东西方民族融合及文化交流的局面，拓宽草原丝绸之路更大的发展空间。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个高峰，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族交融，原宋地的汉族继续南下，加深了南方汉族与当地民族的交融，最后全部融入元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使南北和东西方民族交往、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从环境考古学和传统考古学资料及文献记载看，草原丝绸之路在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传统上与其他丝路和廊道相比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历史上北方民族的西迁和南移现象对草原丝绸之路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示出沿线上历史传承性、守正进取性、区域一体性、开放包容性、交流互鉴性的文化特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上北方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铺垫，到宋辽夏金元时期达到繁荣阶段，文化特点显示出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高度契合。北方民族一直秉持“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文化核心理念，始终以“大一统”为历史发展的主基调，利用草原丝绸之路，通过民族交往、政治相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途径，与中原民族、周边民族、西域及以西民族以聚合、和亲、互市、互嵌式居住等方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共同体。各民族彼此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历经历史上几次民族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草原丝绸之路上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及新时代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奠定了牢固的历史基础。如今，赋予草原丝绸之路以新时代的内涵，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