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与时代特质深刻契合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着眼规范性、解释性以及实践理性智慧的多重诠释逻辑，其理论与话语体系雏形初备，表现出巨大的理论涵摄力、文化包容力和价值解释力。在对现实的理性观照、积极顺应、有效引导和超前谋划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倾情观照中国社会复杂变革实践，努力实现理念、形态、主题、体系逻辑以及内容主体等方面的自觉转型与自主建构，完成了从理性、主体、自由走向实践、人民、公共的系统性建构和全面变革，并通过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极具时代性蕴涵的准确话语，及时传达着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关于全球化、后发展时代、人类关系质态、生存范式与生活价值观变革、人类命运等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的新理念和睿智卓识，引起国际知识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正在改变着人类文明演进的逻辑、路径，彰显着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丰厚资源以及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

关键词：理性 主体 实践 人民 公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巨变的发生一定有着正确的理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更大的历史性成就，不断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就在于中华民族勇敢地选择了一种合乎文明正道的方式，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创造性地对此做出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公共性意义的正当性诠释。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全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介入性姿态，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政治逻辑和价值逻辑等的有机统一，密切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实践，努力谋求理念、形态、主题、体系逻辑以及内容主体等方面的自觉转型与自主建构，并通过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极具时代性蕴涵的话语，逐渐摆脱对既有的来自西方理论的话语、核心概念、范畴以及表达方式的依附、模仿状态，寻求、贞定研究主题和立论逻辑上的自信、自主、自觉，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呈现出一条观念史意义上相对清晰的线索和演进轨迹。

人民主体性的实践的公共价值哲学的出场逻辑

人民主体性、实践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之义，是马克思新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最本质的特征，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彰显着这一哲学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格与鲜明立场，体现、贯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实践论、历史观以及价值论的全部内容之中。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顺应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倾情关注时代变革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立足经典作家之“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根本宗旨，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立场、实践智慧以及现实情怀，致力于挖掘、凝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的新主题、新形态、新理论范式、新话语逻辑以及未来走向等丰富内容，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全景式的观照和卓有成效的新诠释。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以巨大的变革勇气，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逻辑起点以及理论初心的追问为发端，本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对传统的物质本体论、反映论以及历史决定论等展开全面、系统、深刻的反思，着眼解释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原则，着眼理论范式的深刻变革，先后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认识的本质在创造”“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等论断。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理解、表达方面，几乎同时出现了有关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人学”“生存论哲学”“政治哲学”等理论建构。所有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场性、当代性以及对于现实的强大的解释力。

马克思曾经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毫无疑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变革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鲜明的问题指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立场和现实情怀相一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最能够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成果的关键词，集中在“人民”“主体性”“实践”“价值”这样几个概念上。这几个词有机联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人民主体性的实践价值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和伟大实践历程，就是对这一哲学的生动诠释。

人民主体性、实践公共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旋律。理论的创新源于实践的创新，而两种伟大的创新始终是基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的人民性立场。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着眼国情、党情、世情、民情的复杂现实，始终不忘党的初心和使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谱写了一曲人民主体性的实践的公共价值哲学的华彩篇章。

人民主体性的实践的公共价值哲学的中国创构与旨趣

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实践智慧，可以做出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合理形态的当代理解和表达：特定时代、特定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本应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基于改变不合理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的需要，努力谋求一种先进、合理的理念、主张和特定现实之间的一致与契合。所谓契合，最重要的涵义在于，它对于人性的恶有约制和范导，对于制度的优良品质有增益，对于人类的生存境界和生活品质有引导和提升。历史上和现实中，理念契合现实其实是一件更复杂、更艰难的事情。不仅各种理念自身相互冲突和绞缠，达成一致和共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而且事实上由理念所建构的现实本身，以及理念和现实之间相互契合的形式，更是充满非确定性的变数。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话语焦虑和所由产生的根由在于，在一个自由主义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何以具有独特的优势？何以能够获得世界性认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在于需要站在人类文明新转型的历史转折点上审时度势，理智地明辨从根本上影响当今以及未来一个长远历史时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在，明确人类前进的新的目标和方向。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知识界的认知、判断、理解其实从未达成实质性一致。一些天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家们坐在书斋里，提出了许多有关天下大事、文明大势的带有前瞻性意味的“真知灼见”，但这些理念和主张也仅仅存在和传布于极其有限的学术圈内。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依然故我，根本不太理会学者们的理论、设想和建议。理论和现实之间，永远需要一种充分、自如的张力空间。但常见的情形是，某一种新的现实还没有发育成熟，尚处在萌芽或生成过程之中，一种超前性的理念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其进行粉饰性的过度诠释了。其结果是新概念、新话语不断被制造，但是究竟哪一种概念和主张更切近现实，哪一种思想主张实质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文明的范式变革提供启示性的智慧，其实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特别需要立足自身的历史、理论和文化传统，走进当代中国社会“真的现实”，实现对西方抽象的现代性理论的超越。显然，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思维逻辑，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以决绝的行动，真正实现了对于变迁中的人类文明形态和变革中的中国新现实的一种总体性观照意义上的历史性扬弃。

实践、人民、主体、公共，这一组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者、研究者并不陌生的概念以及相应的理念、逻辑和价值主张的出场，及时地、准确地传达着中国社会、中国政府、中国知识界对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以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贡献着不同于自由主义等信念主导下的文化、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正在改变着人类文明演进的逻辑、路径，彰显着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丰厚资源以及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一套从根本上有别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内西方自由主义的新的理念、逻辑和话语。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的新哲学彻底改变了旧哲学赖以立足的抽象理性和个人自由意志至上的根据，坚持从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化的人类出发，立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新的价值追求，强调摆脱单纯的主客体关系的理解维度，主张从人与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等多重维度，在人类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中重现诠释人类实践本身的真义。为消除近代哲学的弊端，“马克思的解决方式显然与单纯从知性或者理性出发的方法论不同。他不是向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之外寻找它们的理论形式，而是通过人类实践与其生存境遇现实的展开，来诠释和描述它们自身，扬弃人类在彼岸世界的异化形式，以获得其在此岸世界的合法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才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对马克思实践的社会哲学理想做出了中肯而精到的评析：“马克思主张要认识并承认‘合人性的人’。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在‘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说‘自然需要’（衣、食、繁殖、经济生活）的整体都同样地得到了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确立，是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超越，其核心理论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二是“联合体”。前者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异化的生存状况。马克思心目中的理想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的的达成，在于消灭私有制、消灭分工。后者关注的是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观念关系和现实关系的合理愿景。具体而言，马克思实践的社会历史哲学关涉其未来共产主义美好社会中“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自由人联合体”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真实共同体”的思想精华。在历史上曾经以各种形态出现过的“虚假共同体”中，个人都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参加，阶级地位决定了个人的地位。这一共同体所承诺和实现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普通民众被排除在这一共同体之外。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不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一般性地谈论“联合体”，而是在其前面加上“自由人的”这一修饰语。历史的真实是，马克思同时代以及马克思以后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至少在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即自由人联合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技术的进步、发展速度的加快、财富的增加，以及资本向全世界扩张中对于人的生存空间的拓展，并没有带来文明进步意义上人的命运及其社会关系状况的根本性改观。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首先要明确地使这个体系成为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真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一致，这个逻辑不是别的，就是实践创新性、人民主体性、发展正义性、价值共享性。具体说来，实践创新性是基础、前提、动力，人民主体性是目的，发展正义性是保障，价值共享性是目标。这四个要素相互贯通、有机融合、互因互资，构成总体性意义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逻辑。由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有能够支撑这一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用以集中体现、诠释这一体系的主旨。从内容构成来看，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概念，一是实践、二是发展、三是人民、四是公共。初步的表达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质，是实践（公共性）的哲学、发展（正义性）的哲学、人民（主体性）的哲学、美好生活价值论（文化—价值先进性、引领性）的哲学。在这一概念群中，实践是基础，发展是支撑，人民是灵魂，公共是内核。

一是实践。实践概念无疑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础的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反思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理论立场，对实践问题做出了具有历史和时代高度的新规定和新诠释，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与中国的历史、制度和现实的有机结合，成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提供了与人类掌握世界的“理论的方式”完全不同的“实践的方式”。有学者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这一哲学本质特征的确切概括。“就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理论，同时又是一种实践批判理论，这是同一理论的两个层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而又相互转化，缺少对其中任何一个侧面的了解，都无法真正把握这一理论的总体。”因此，实践哲学的理论活动便只能是对生活世界内某些问题进行批判。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蕴涵着一种新的真理观，即批判的真理。

建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学者深刻理解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实质，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现实性的实践批判思维以及对于对象世界的实践改变态度，明确指认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切实调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精神，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探索，不断丰富、完善、拓展实践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内涵，凸显实践本身所具有的本体论、知识论、生存论、价值论、意义论等多重维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国化的新的里程碑，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性和巨大启发意义的以科学的实践理论指导社会健康发展的成功范例。

二是发展。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人们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其核心是在何谓发展、为何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等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此乃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与发展观密切相关的是发展哲学问题，它旨在探讨发展本质、发展规律、发展价值、发展代价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并贡献了有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最精当的理论和实践智慧。当今时代，发展愈来愈成为一个困扰全人类的大问题。在具体的发展实践中，国际社会、国际知识界关于发展的理念经历了“以物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到“以生态为中心”的变革，提出了有机、协调、可持续的方略。从理论上讲，人类理智在自我变革中逐渐走进发展的深处，在挫折中深刻理解、洞悉和领悟发展的真谛。但是，从总体上讲，当今社会，就智识水平而言，发展依然是一个问题丛生的领域，充满矛盾冲突和文化价值悖谬。关于发展本身的理解依然处在经验层面，人类还没有充分的自信表明自己已经掌握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规律，能够让发展成果服务于全体人类体面生存的最大福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历程中，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主题，同时对于发展理论本身的探索也不断深化。由制度的性质所决定，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践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致力于实现科技、经济、社会、生态和人自身的全面、协调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发展理念的每一次完善，发展实践的每一次变革，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相应地，对于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发展模式、发展价值的合理内蕴的认识，必然成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发展理念是否完备，对于发展实践的理论诠释是否恰当，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否获得普遍认同的重要标准。

三是人民。在经典作家的文本中，“人民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大学毕业以后，马克思1842年4月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期间，明确提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报刊应该“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人民、人民性、人民主体性，对于中国民众、中国学者并不陌生。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情景中，充满关于人民的话语，其语义是丰沛的、充盈的、弥漫的。但熟知并非真知，尤其是当我们立足思想史的现实和制度化的实践，将人民性与传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所出现的国民性以及现代市场经济、国民社会所推崇的公民性等概念多相观照的时候。

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域内，所谓人民主体性是指“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其自觉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人民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在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与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创造世界的主体性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从思想史、观念史的意义上来审视，人民性作为当代中国人民主体性哲学的中心话语是逐步得以显现、澄明的。人民性不只是中国当代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中的一个理论话语或概念，更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国家”主体性建构相契合的观念。这一过程中，中国思想界的建构历程，经历了从国民性到人民性，从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一代仁人志士的以身证道到国家论述，勾勒出了当代中国人民主体性哲学的主体想象和主体建构的话语与意义。人民性无疑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叙述的主体性话语。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体现在：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到广大人民认同和支持、需要广大人民坚定自信的内在依据。”

四是公共。人类发展到今天，“私”的力量依然足够强大。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疯狂地、不择手段地追逐、攫取并贪婪地占有、挥霍金钱与财富，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证明自己是自由的，最终却发现，这种自由的获得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作为对于“私”和“个人欲望”的社会性、制度性约制，“公共性”的追求是理论和实践的当然选择。有学者指出：“公共性的增长是当代生活世界不可遏止的趋势，是历史由阶级史、民族史进入世界史的标志。我们这个时代只要能称之为具有现代性的事务，同时也被打上了公共性的印记。公共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实践性是相融的，它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揭示了当代生活的丰富内容，推进了人们对于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真理性认识，还从全球化的视角进一步展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理论主张的内容实质问题，有学者指出：“人与社会的互动是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世界，是马克思公共性存在的客观基础；公共利益是马克思公共性的基本要义，是马克思公共性的核心所在，自由是马克思公共性的价值旨归，是马克思公共性引导和规范未来的实践图景。”

中国的现实是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制度公共性实践的现实。这一现实向人类文明的根基处提出了具有根本性、实质性、挑战性的问题。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正在以新的理论和实践方式，从根本上变革着旧哲学，塑造着理念、形态和价值追求方面完全不同的新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性事业，它以天下为己任，“虚其心以体天下之善”，努力遵循上述逻辑，坚强地对抗强大的私有化现实，矫正、变革着自由主义理论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固有的深重弊端，创造、引领着一种让历史、实践、生存、制度以及文化与价值的公共性全面出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此，生成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高度契合，且代表着人类思想文明主流和演进方向的，具有成长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人民主体性的实践的公共哲学的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

当今世界，为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依然坚挺，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生活境遇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观。无疑，当下的世界是异质、多元、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国际视野客观上要求我们回答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世界的实践逻辑及其所造成的现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第二，使世界的实践现实成为可能的理论现实的真相是什么？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使这两种现实交互作用的逻辑又是什么？这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要求，而是有基于更高远目标的更多、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去承担、去开展、去完成。

首先，人民主体性实践的公共哲学体系逻辑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间的高度契合。人民主体性的实践的公共哲学，作为一种最具理论高度和现实意义的表达，表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当代中国国家层面的哲学话语的核心和实质。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体系是实践的、政治的、文化价值的总体性的创设与生成。思想史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很快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实现深度契合，并最终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救国救民的伟大真理，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的人民价值立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因而具有能够被普通中国民众广泛接受和认同的最为广泛、最为深刻和最为直接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历经百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探索与创新中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又一个飞跃，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心中的定位罗盘，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提出，人民主体性实践的公共哲学的理念愈来愈清晰。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这种哲学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体系、逻辑将会不断完善，其对于中国社会伟大变革和进步事业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诠释力也将会不断增强。人民主体性、实践公共性，与中国现代化实践完全契合，其根本的指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公共福祉的最大化，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上的哲学宣言。

其次，人民主体性实践的公共哲学强调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的先进的治理理念以及集体行动逻辑的必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目前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被公认为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它超越了种族、文化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藩篱，成为人类未来一致行动的指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和合”。和合思维崇尚会通，强调不同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在平等基础上的并生共在、交互共融、相资相因。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人类生存、生活与交往的公共性空间不断扩大的时代。这一时代全球社会的共同主题在于，如何以有效的集体行动逻辑，理智应对生存公共性、实践公共性以及文化公共性实践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公共性实践和公共性生存的诸多难题。面对全人类生存与利益的高度依赖性，人类文明需要有效借鉴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面对多领域、多中心、多场域的复杂难题，平等的平权主体之间有效沟通、协同联动，从而促成一种全人类生存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共识。如此，在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和公共性福祉的问题上，尽快形成有助于提升人类文明生存境界的可行方案。

最后，人民主体性实践的公共哲学主张通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观，并以此有效规制现代性强势主导的当今人类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坚决主张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地缘政治所形成的“中心”和“边缘”的旧格局，实现全球公民社会基于公共事务治理和善治理念下多中心、多主体、多领域格局中，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实质性的交流互鉴，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格局，强调从单边主义走向多边主义，从对抗走向合作，从一国独尊独大走向共同繁荣。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今全球社会的交往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话语变革：尊重差异与多样化选择基础上的“关爱与尊重”“平等、正义与包容”“信任、合作与相互支持”“扶持与共同发展”“发展与机会不断增加”等正成为新的价值信念。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可以说，什么时候人类真正开始了以文明交流互鉴来规约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军事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新纪元才算正式开启，人类才有一个共同的、可期许的美好未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