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119)。

原发信息：《学术研究》第20206期

内容提要：“后全球化”时代所表征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其对于人类文明转型时代合理性意义上新道德生活和普遍价值实践之深刻理据探索的启示意义在于，受启蒙现代性理念规制的旧全球化时代那种狭隘、封闭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内涵和意义，正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变革。“天下”观念日益觉醒的现代人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现象，任何时代的生存伦理与价值观念，都是特定交往场域中多主体、多因素、多变量复杂博弈和自主建构的结果。在“地球一家”与“人类一体”之意义上，理想形态的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建构，坚持“行动优于理念”，服从的是平等、健全的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逻辑，强调的是以优良制度的名义，在持续的变革中，不断推进“类本位”时代人类共同生存利益和福祉最大化的公共性实践。

关键词：道德共识/人类共同价值/后全球化时代/集体行动逻辑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诚信制度内化为公民规范信念与行动自觉的机制、路径与保障研究”(15AZD019)的阶段性成果。

当今时代，人们在一些关涉人类生存与交往的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据，以及相应的共同价值的信念与实践问题上，并未达成实质性的一致。长期以来，人们在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及生活价值观问题上之所以充满冲突，难以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主要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正是由于缺少一种实践公共性意义上为全人类所共享的道德共识和共同价值，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此展开的追问在于：在一个制度冲突，文化、价值多元，以及生活信念差异化的现代性社会，道德共识的寻求与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哪里去寻求道德共识？通过何种有效的途径获得人类公共价值？论及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既客观和精到，又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意义的深刻论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这一论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思考和确定“道德共识和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给出了基本参照。

一、现代性范式内“伦理普遍性”信念的偏执与相对主义的道德价值难题

“道德共识”的达成不易，“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所依循的，更是曲折中前进的渐进性历史逻辑。西方伦理文化演进史上，受理性主义之普遍性思维的影响，追求并实现一种不随历史变迁而变革的超越性的永恒道德价值，曾经是一代启蒙学者共有的思想抱负和理想。尽管这一天真的理想在当时就遭到了深刻的质疑和普遍的抵制，但却构成了现代性伦理和道德价值实践的鲜明特质。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批判“现代性道德观念”之虚伪性著称的当代英国著名后现代伦理思想家鲍曼，戳穿了现代性伦理信念的“西洋镜”：“伦理——一种道德规范，希望成为这样的一种道德规范，即它是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相互一致的箴言，这种箴言应该被任何有道德的人所遵守。这种箴言把人类道路和目标的多元化看作一种挑战，把道德判断的模糊性看作是热切希望被校正的不健康状态。”①鲍曼指出，面对由共同体瓦解、社会分化等所导致的伦理观念分歧和人类共同价值根基不断被动摇的状态，社会的立法者甚或大部分哲学家都“集结在普遍性旗帜之下”。立法者认为，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确定一套毫无例外的法律规范是完全可能的，且一旦找到，就必须凭借外在强制力保持和实施；哲学家的不切实际之处在于，坚信这个充满悖谬的世界上必定存在着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完美伦理学法典，借此可以化解道德冲突，促成理想道德实践。在现代性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的设计者、实践者眼里，一方面，尽管道德普遍化的实践步履维艰，但相对性终归仅仅是“一种恼人的事物和挑战”，以及“一个暂时的、不久就会被消除的刺激物”；②另一方面，伦理规范的多元主义只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现实的暂时特征，此特征将会随着现实进一步成熟而消失”。由此不难看出，拒斥相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伦理话语的内在特征和精神气质。现代性道德在实践自己的历程中，无视整个社会生活的离散化、异质化等特征，充满主观性并偏执地坚持“用同一性代替多样性，用连贯的、明晰的秩序替代相互矛盾的状态”。③其结果如鲍曼所言，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违背其初衷的：这种努力不可抑制地产生了很多的分界、多样性和矛盾状态，比其想尽力去除掉的更多。

观念史上道德共识和人类共同价值理论寻索和实践的最大难题，同样是来自根深蒂固的伦理相对主义的挑战。相对主义是人类文化与价值观实践的最大难题之一。客观地讲，在这个问题上，因历史时代和制度文化背景的明显差异，人们的认识、理解并不一致。动机自身之多样、冲突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么，道德共识努力的方向和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确定的原则等就很难达成一致。从人类生存与生活的现实着眼，现代人类在伦理文化和基本价值观念方面差异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技术理性的社会性渗透、资本逻辑的扩张，以及本质上是自由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实施，自由主义伦理文化与道德价值信念全球性扩散、侵略和殖民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时代道德领域最大的症结在于道德主体的多元性、差异性与普遍伦理规范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紧张，一方面造成不同伦理主体寻求多质态、多样化的伦理理论和道德规范，‘多’得到空前化的彰显；另一方面，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在全球化时代中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能，而这一景状与人类社会发展所亟待的共同性规则相冲突。全球化在使得‘多’不断地消解‘一’的同时，又期许基于‘多’之上的‘一’。”④从理论上讲，道德相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伦理文化难题，理由在于，就立足点而言，其通常无非是基于两种本质上相通的理论立场得以确立并诠释自己的正当性的。立场之一是个体主义的。此一观点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判断者关于善恶的观念(即善恶的标准)，对同一个行为的不同的道德判断相对于判断者各自的善恶观念是同样正确的，我们并无客观的标准决定不同的善恶观念之间的优劣”⑤。立场之二是诉诸文化观念的差别。此种观点主张，“道德事实上是完全相对的，一切道德都相对于一定的文化和社会而存在，皆因文化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文化、一切社会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概而言之，“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一切道德原则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⑥。

道德相对主义奠基于多元价值观，其最为直接的社会背景，在于因技术、工具的发明与进步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从而促使传统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开始分化与解体。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普及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认的那样，“历史由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性转变”。人类生存的空间随之不断扩展，不同地域、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制度和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以及彼此观照和审视成为可能。原本边界相对稳定、相对确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信念，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形成界限相对分明的“公共”与“私人”两个领域。不同主体产生了利益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分殊，并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坐标方位，参照别的文化系统和思想逻辑，在自觉调整既有核心理念定位的同时，做着这样、那样的辩护性诠释与主体性建构。如此，地域性观念内，曾经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一个个分立的共同体的道德及其价值，连同原本被赋予及所具有的内涵和意义，开始变得模糊、多义和不确定。这一过程中一个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本民族共同体原有的道德共识以及共同价值的确立与教化方式，遭遇持续的怀疑和质疑。由此可见，“道德共识”与社会共同价值的难题，是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产物，是一个为西方学术界所一致认肯的现代性现象。这里所谓的“社会结构”特指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指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基本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二是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指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这两大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道德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总是存在于这两种社会结构关系之中，并深受这种结构及其变迁的影响。⑦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倾向于从自身的现实生活中获得他们的行动准则，并反过来以这种行动准则作为自己的信仰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化，公共领域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使价值多元成为可能。同时，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多元价值观的共存、交流与竞争，进而推动了价值多元的深化。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软实力理论的提出和推广而著名的当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明确指出，现代国家的所谓软实力(吸引力)的创造来源通常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⑨美国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史上向来十分重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其中不仅包括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民主制度，同时包括强调文化和审美趣味的美国标准。其结果是全球范围内文化同质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客观地讲，相对主义背后，其实就是狭隘的团体、民族、国家本位利益最大化的偏执。而这种相对主义业已超越了思想理论和文化实践的意义(反过来说，理论的相对主义其实是实践价值困境的反映而已)，具有了更为直接的现实诉求。

道德共识原则体现在人类生存生活的方方面面，甚或可以成为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交往关系的基本准则。一个资源有限、生存竞争激烈的现代丛林法则支配的社会，需要有严肃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或者有一门相对独立的以“共识”为唯一对象的专门学科，花大气力精心分析、评估下述事实：达成道德共识或者缺少道德共识究竟对人类的全部生活意味着什么？在某些关系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关键领域达成道德共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人类生存与生活质量的提升，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全人类逐渐同步臻于高尚的境界？

二、“后全球化”时代人类道德共识新界域的形成与共同价值合理目标确立的理性辨识

进入现代性社会以后，人类道德生活和价值观念上的普遍性偏执以及相对主义困境，最直接的诱因是全球化。全球化分为两种，一为旧的全球化。其基本理念和实践在于，坚信市场经济、资本逻辑是人类求得良好生存秩序的唯一法宝，主张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凭借在特定历史进程中暂时性的技术优势和财富份额的领先性，旧的全球化力图将资产阶级个人意志提升为全人类的意志，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和价值理念。经过300多年的实践，这种形态的全球化业已暴露了种种弊端，而新全球化的曙光出现了。当代英国著名全球化理论研究学者利夫西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新的变革迹象及其所具有的新的象征性意义：“已经有早期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发生转变。许多国家的企业正在将生产基地和供应链迁回国内或设在邻国。自动化的发展使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改变着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思路。政治因素正在限制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对产品运输过程中气体排放的限制就是一个例子。”⑩随着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旨在推进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气数已尽，而曾经附着于旧的全球化实践的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信念也失去了原来的合理性。进入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需求为内生动力的全球合作——“后全球化”时代，人们吁求在一种新的开放格局中，真正平等的多元文化、多元主体的同时在场。

人类加速发展的后全球化时代，寻求价值共识的理念、范式和现实方略也必须随之变化。长期以来，现代社会关于道德共识和人类公共价值问题的思考、言说，不管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其实都是在由启蒙现代性文化所划定的框架下得以展开的。客观地讲，就国际知识界所提出的有关解决道德冲突和价值共识难题的蓝图、方略甚或路线图来看，理论上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也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力和社会效力。但是，整个世界的现存逻辑依然故我，国际社会现实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以及主流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似乎依然遵循着既有的方式，而不太理睬学者们费尽心力论证出来的诸多“智识性方案”，譬如“合作主义”“建构主义”“现实主义”“新社群主义”等。这其中的根由是复杂、多样的。一方面，上述貌似精心设计、构想出来的方案，就表达逻辑而言，基本上是在“既有现实”的内在规制之内，在根本没有越出此一现实的根本性局限的基础上，所做的多少带有“就事论事”式的“改良性话语”。另一方面，最具实质性意义的理由在于，现代社会的生存情境已经发生了许多新质的变化。学者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对于正在变化的时代做出与其发展与变革相契合的精准研判和理智认定，仍然没有找到一种全新的足以取代旧有叙事范式的新话语，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异常丰硕，但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意义上，基本上是要么循环、要么止步不前，难以有超越前人的新说。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在生存、文化、制度、价值、交往和生活等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对于思想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相较于以往的各个时期，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究竟是什么？

缺乏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共同价值，人类就会陷入动物般的生存状态，没有一个共同期望的美好未来。就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现实的生存情景而言，普遍意义的道德共识的实践，其实意味着以有效的“集体行动”落实和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的生存、生活与交往实践需要公认的、可共享的共同遵守的共同价值，而且这种共同价值的存在也是客观的。从人类生存的复杂矛盾和利益冲突来看，仅仅承认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寻求一种能够将共同价值落到实处的机制，才是非常紧迫和至关重要的。基于社会生活“合作性进化”的历史表明，人与特定共同体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互生依赖性关系。利益相同的个体一旦进入某种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一定会认同此种共同体的利益要求，并愿意将自我利益的实现与此种共同体利益的不断扩大保持一致。

现代文明所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分化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依然不平等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无法撼动、改变的自以为是的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有对于基本的共同价值自以为正当的自主性确立和诠释方式。超越道德共识的现代性逻辑，意味着现代社会必须对使得共识成为可能的复杂背景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辨认和判断。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样有着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差异等所形成和规定的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思维智慧和价值实践方式。道德共识基础上人类价值思考的前提，首先是认定一些构成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未来命运的共同根基性信念。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目前代表性的主张，实际上也是性质不同的国家的制度实践，可以概括为这几个方面：其一，基于自由主义信念的道德共识和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其二，基于共和主义信念的范式；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式。显然，上述不同主张之间并非毫不相关，而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交集”，从而为沟通和采取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必须面对以下两个方面问题。其一，我们时代的伦理生活所推崇的基本普遍道德观念究竟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难于达成基本的一致，因为即使是同一个道德观念，不同民族的理解也是完全不一致的。其二，求取道德共识基础上人类之共同价值信念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的回答是：获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确保各个民族国家的基本利益不受到经常性的威胁；以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的名义，秉持公共理性，在全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问题上采取一致的行动；为着一个和谐、美丽的新世界，以全球正义的名义，促成并努力实现人类公共性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

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在于公共性诠释视角的缺失。而此一带有前瞻性的视角之核心要义，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生存与发展本位的公共利益至上性。道德共识旨在寻求并从根本上逐渐提升人类相互关切意义上德性品质的养成，这一因素已经被证明是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内生性要素。显然，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缺失、缺少必要且恰当的道德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理念、方式及其结果等就势必失去了正当性支撑。另一方面，着眼于文明伦理提升意义上相互承认与共同进步的一致性。道德共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点，其努力的结果，关涉人类文明的水准。道德共识基础上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遵循“类本位”意义的公共性实践的逻辑，贵在以合作理性、优良制度为保障，求取并推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但现实的问题是，谁来充当这样的主体？谁有资格提出、规定这样的道德共识和人类共同价值？对于变革因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与不平等的世界，国际社会并没有放弃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共识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基于道德共识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有效的，人类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以共同价值的名义，以民间社会组织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等，采取了一系列共同行动。可悲的是，其作用、影响和效果均非常有限。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良制度实践与中国政府的智识性贡献

共识是人类生存的难题。在共识的达成与共同价值的确立问题上，寻求使得共识成为可能的前提、理念固然重要，但关键的当是建立制度化基础上真实的共同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体系。道德共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灵魂，追求伦理化生存的利益最大化。其基本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承认原则、宽容与爱的原则，反对文化与价值观念意义上的道德优越主义。身处后全球化时代，先发现代化国家所确立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伦理文化与共同价值观念，以及其所主张和固守的“普遍性”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性观念，因崇奉排斥性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行径，根本无法、无力破解人类思想文化与精神生活自我革新的深重难题；同时，由于不断遭遇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与文化价值形态各异的许多新兴的、正在崛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质疑和抵制，其正陷入穷途末路、意义苍白无力的自我辩护中，愈显与人类新文明趋势背道而驰的狭隘、封闭和保守，愈来愈暴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先天短绌和内在性弊端。

进入人类文明转型新时代，全人类依然面临严峻且不断加剧的生存与生活难题，面临短期内难以化解的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冲突，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以“天下”为己任，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超越性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识见，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有效地遏制了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趋势。这其中，中国政府有关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推进，以及有关“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设计和理念规制，堪称人类文明转型时期以人类优存为本位的新的伦理文化设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时代人类新的伦理文化观念的最为先进的形态，其所包孕和承诺的道德规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道德共识的基础。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旨趣完全一致和内在相通的“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就是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新的公共价值规制和共同价值共识，二者均具有极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首先，面向未来的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寻求，必须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实践以及不懈推进。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1)“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12)多年来，这一中国方案由倡议上升为共识，由理念转化为行动，在不确定的世界展示了强大的领导力、感召力与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取人类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倡导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观秉持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倡导多种文明和谐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是各国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最大公约数。”(13)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持续纵深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资料的世界性配置效率，同时也有力地提高了各国生产的世界化水平，各国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军事安全等领域展开了多样性的合作交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这些世界性合作成果为寻求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有利的实现路径。同时，当前世界人民面临着许多共同考验。例如，气候变化、生态破坏、恐怖主义、贫富分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问题正在向全人类发出严峻挑战。“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在此基础上，各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人类命运相互关联、休戚与共，世界发展需要“‘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15)

其次，共同价值的提出，吸收了在寻求价值共识问题方面，人类理念、智识和策略层面的诸多合理成果。譬如吸收“核心理念纠偏”“基本范式矫正”“坚持底线伦理”“诉诸主体间性”“促成中介转化”以及“尊重和发掘传统”等主张，直面由现代性理念所支配的旧的全球化实践所带来、所造成的基本价值迷失困境，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寻求确定了基础性、根本性的理念依托。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中国传统哲学之“会通性”辩证思维对待和理解人类公共价值的寻求与确立问题。《庄子?天下篇》认为，每逢天下大乱，必有诸说并生，“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持不同立场的思想文化观念之间在争鸣、交流的基础上辩证地融会贯通。《周易?系辞下》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虽立论和主张各不相同，但是在内在旨趣方面，彼此仍有相通之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持相同观念，认为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皆相成”。有学者指出，以个人、民族、国家、宗教作为政治单位所定义的政治逻辑，之所以很难发展出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也很难解决世界规模的问题，因为这些边界性的概念本来就不是为世界着想，也不是为世界所准备的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需要一种能够保证利益共享的普遍秩序，否则世界将无法承担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失序，当帝国主义秩序减弱到形同虚设，世界将毁于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动、宗教运动或非理性冒险。所以，未来的世界非常需要一种新的天下体系，或者说，世界需要变成天下，才有可能保证世界安全。只有以‘天下无外’的逻辑把整个世界变成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的天下，才有希望建立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16)

最后，揭示人类共同价值问题上“抽象主义”立场的虚伪性，直面人类现实的生存情境以及生活世界，确立人类共同价值的立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作为生存与生活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理据之自我诠释，一定根植、生成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对此一领域人类文化、伦理与道德生活之公共性难题的理智应对。这其中至为关键的努力，在于培育具有世界公民胸襟和气度的现代公民，着力实现公共理性与公共性实践的共融。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趋势，进入21世纪，人类文化、伦理与价值观理解和观照意义上“国家本位”的国际秩序，开始让位于“人类本位”的全球秩序。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前者体现的是“自助原则”与“自我保存”的道德，那么后者所体现的则是“互助原则”与“互惠互利”的道德。如此，国际社会在道德文化观念上出现了相互合作、共同建构的“自为”状态。(17)道理在于，西方社会启蒙以来所谓民族—国家的理念建制和实践的神话，正遭遇解构和破灭。因为真实的人类历史向我们昭示了客观事实，所谓“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由国际体系建构而成的”；而所谓“自助体系，是因为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自私考虑造成的，不是因为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甚至“导致产生无政府体系结构和逻辑的，不是无政府本身，而是文化结构”。(18)

综上，着眼人类整体性意义的生存利益，道德共识与共同价值的确立，不是在展示一种无视现实的纯粹思想的姿态或者抽象的理论性诉求；而是要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价值观与生活理想选择和践履问题上的明显偏执，寻求全人类“共处于一体”的生活与交往艺术，并通过典范引领的力量，尝试在这一过程中，促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之间实现实质性的交流与融通，体验到平等、尊重意义上人之为人的体面、尊贵，共同营造一个繁荣、稳定、安宁、祥和的美丽新世界。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49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5页。

④刘朝武：《“道德共识”困境的现代性及其消解》，《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⑤陈真：《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的客观性》，《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

⑥Louis P.Pojman,Ethical Theory: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Wadsworth Publishing,Company USA,1995,p.15.

⑦参见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哲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⑧参见王晓丽：《超越道德相对主义：生成性思维中的道德共识》，《学术研究》2105年第8期。

⑨Joseph S.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⑩[英]芬巴尔·利夫西：《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王吉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29页。

(1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12)参见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2015年3月29日。

(13)周宗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实践与时代价值》，《学习时报》2019年3月29日。

(14)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1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16)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17)参见余潇枫：《伦理视域中的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

(18)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0,1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