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极大地继承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讨，着眼于现实问题的多维度哲学反思，以问题为导向的“具体”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从不同层面展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展望未来，只有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现实问题”的哲学观照，尤其是对资本的驾驭问题、制度创新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等作出新的阐释，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才能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 键 词：马克思 哲学 现实性 资本 制度 全球治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学术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和灵魂。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的学术史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紧密相关，并完全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品格的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不断应对现实和时代的变革，以理论的方式表征时代精神，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不竭的思想资源。不论是借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摆脱哲学传统教科书的束缚所实现的“返本开新”；还是通过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期汲取各种思想资源所实现的“会通融合”；抑或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观的讨论与部门哲学的兴起，均根源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对理论的挑战与需要。当传统哲学教科书无法解释现实并不能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提供思想指南的时候，当仅仅依靠哲学基本原理无法完全给予足够的解释力并破解现实问题的时候，当思想不能沉寂于自我封闭而需要展现自身的开放性的时候，必然需要理论的自我革新。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面向中国乃至人类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实现了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为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提供了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
具体来讲，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40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品格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为三个层面：基础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观的揭示；问题域层面对现实问题的学术表达；时代境遇中的面向现实的“问题”式分析。我们将在总结、概括、反思这三个层面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与变革现实的理论品格，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探寻新的道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集中体现为中国问题的理论自觉，即面向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换句话说，学术界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在思想的解放中紧紧把握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时代问题，并给予学术的回答和理论阐释，创立了“有我”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实践，为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伊始，就表现为源于时代问题的基础理论反思，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与思辨哲学有着何种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何以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现实观的开掘中观照时代问题?
基础理论探索是学术发展的根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在不断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的过程中，在历史的大尺度中审视并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现实品质。这集中体现为：(1)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思想路线命题适时转化为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并在多个层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作了学理的阐释和哲学的分析。具体体现为，对作为重要概念和标识性范畴的“实践”的理解，对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大哲学命题的阐释，对作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形成的“哲学论争”的分析。最具特色的是，这一时期的哲学命题分析与文本解读、时代问题观照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基于对“实践”理解所引发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与人的能动性、实践与社会的发展、实践与人的对象性活动等的讨论，均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2)以打破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思想桎梏为契机，在学术对话中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学术化”研究，以学术创新服务于实践变革。这集中体现为，一方面，学者们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话”，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义观、文化观、群众观、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等，为破解现实变革中的问题探寻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反思、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等，进而围绕主体性、价值、发展、文化、公平、正义等范畴进行学理讨论，充实其内涵并增以时代性的内容，在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现实是理论之源，根源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理论需要，以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为契机，在“对话”中推动理论创新，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研究范式和目标。(3)基于上述两种研究方式的纵深发展，学术界结合思想史的探讨，把对时代的理论洞见、对实践的理论观照，推进到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范畴和标识性概念的“现实”的学理性研究中。这直接体现为，学者们比较分析了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尤其黑格尔哲学、德国早期浪漫派、现代西方哲学的现实观，与马克思哲学现实观的内在关联与本质区别，其理论成果揭示了马克思的现实观及其所蕴含的真实意蕴，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例如，有学者就比较分析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现实”的理解，认为马克思视域中的现实是历史性和开放性的过程性存在。马克思现实观的最终旨趣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改变现实。改变现实的路径不是诉诸理论批判，而是现实革命。①再如，有学者通过比较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讨论，认为马克思现实观的伟大变革意义在于：它根本不依赖于绝对者上帝或神秘的“主客一体”，而完全从感性的——感性活动的——世界本身，来把握现实，来阐述现实的本质性。②也有学者强调，马克思哲学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在哲学现实观上明显体现出来。③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注现实并强调变革现实的哲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均根植于这一哲学的基本品格，也体现并张扬了这一基本品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实现的思想解放，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和对于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反思，以及在“学理性”“学术性”层面上和在思想的对话中所展开的学术研究，都在基础理论层面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学理化、学术化的研究的路径，其意义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的。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现实观的反思，对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品质具有重要意义：(1)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在“现实观”上的继承性，即马克思主义现实观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基于对思辨哲学“现实”品格的继承与发展；(2)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区别，彰显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现实并变革现实的基本品质；(3)学理性地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现实观的基本内容及其主旨要义。但是，客观地讲，当我们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观“打扮得”越来越“漂亮”的时候，是否应该反问一句，一种构建了理论体系并使之日益“思辨化”“精致化”④的研究范式，是否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院化”，而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义?甚至是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格?是否掉进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样一种“观念论”的陷阱?因此，不论我们如何精致地阐释和论证马克思的现实观，如何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现实观的当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似乎依然在我们遭遇到的现实问题的“外围”打转，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这实则都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的产物。”⑤因此，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等才是破解现实问题的前提，我们的研究只有从“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出发”，讨论生产方式、所有制、交往方式、上层建筑问题等，才能逐步揭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只有从商品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私有制等问题，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进而断言其历史的终结；只有从中国所面临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塑造、制度建设、生态环境、资本与权力的勾结等现实问题出发，才能真正“改变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础理论层面的“现实”观探索虽然有其合理的价值，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属于“问题中的哲学”而不是“哲学中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构建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现实观的形而上学体系或使之成为佶屈聱牙的学院理论。因此，只有以哲学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的具体观照，从抽象到具体，才能真正破解现实问题。正如陈先达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和研究家，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问题为中心，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的学术进步主要局限于形式方面，而没有面向中国问题，并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目标，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尚未结束。⑦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供的思想解放基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的实践土壤，让具有现实性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放异彩。如果说，基础理论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现实”等重大概念和标识性范畴的讨论，对其所蕴含的哲学命题的反思与论争依然是“问题中的哲学”的话，那么，学界在改革开放40年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资源、方法论原则，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实践问题所作出的全方位阐释，就是将“问题中的哲学”有效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了理论创新，真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格。
具体来看，这一转化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人、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价值、社会发展等多维度入手，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对“现实”作出新的理解和把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换，实际上是‘从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兴起并得到很大发展”⑧。其理论成果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制度哲学、价值哲学以及社会发展哲学等。二是基于对现实问题(中国的抑或世界的问题)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开掘理论资源，在问题自觉与理论自觉中对“具体”现实问题作出“有我”的判断。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⑨在宏观层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就是将时代性的现实问题转化、提升为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方式对这些“现实问题”作出了独到的理解，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质。例如，改革开放40年来，基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对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问题，以及人的主体性、价值、价值观念变革、全面发展、思维方式、自由和解放问题等的关注，还有在这一过程中对公平正义与人的发展、制度变革与人的权利、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等问题的讨论。又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界既关注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又关注中国政治结构发展趋向的问题(如公共领域等问题)；既关注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⑩，又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既关注社会主义市场化转型中所蕴含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性的问题，又关注权利与平等、个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有机结合问题。(11)
上述研究均凸显出这一研究范式的基本特质：超越单纯的体系建构和思想辨析，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重大现实问题，在学术理论讨论与现实问题观照的互动中，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维度出发，关注社会生活世界，把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问题中的现实，由此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新天地。对此，我们如果深入长时段、大尺度的历史性视野中会看得更为清晰。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联合主办的“马克思哲学论坛”为例，这个论坛已经举办了18届(2001年—2018年)，从其主题的转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逻辑：从理论关注逐步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创新背后时刻隐含着对现实问题的观照；理论创新的逻辑与实践变迁的逻辑同步交融。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及每届论坛所探讨的主题和所取得的成果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既反对因循守旧的“本本主义”，又反对“食洋不化”“以西解中”的“洋教条”；他们正以开放心态、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分析、批判和吸收西方哲学(含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有益成果，立足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总结、提升独特的“中国经验”，努力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和发展。这一方面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支撑，开拓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提供科学的论证和思想资源。(12)这既是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社会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出现的问题，从来不是与理论的“学科”一一对应的。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从来不是以与学科对应的“单独”式问题，而是以“星丛”式的问题呈现出来的。因此，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观照和探讨中，我们不能奢求单纯借助某单一学科或视角就可以解决。例如，我们不可能简单作出划分，说这个问题是“哲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更不能说这个问题是“文化哲学”的而不是“政治哲学”的，等等。这其实也是当代学术研究必须加以面对的现实问题：“当代学术的发展，正面临两个基本现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理论或实践问题；二是实现学科的进步，越来越多地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强。正是这两个现实，使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13)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转向“问题”意义上的学科综合研究。实际上，梳理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现实变迁总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所谓的“学科”式的问题研究，只不过是近代以来学术分工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仅仅从清晰的专门性的“学科”出发，那么肯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倒使学术研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正如有学者倡导的，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破解中，要在研究中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14)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能拘泥于某个单一学科或视角的理论“独白”，而必须在“超学科”或“跨学科”意义上，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现实问题的研究。
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为，观照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基于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基于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基本把握，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借鉴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对之展开“问题”研究，并作出应有的思想贡献。例如，对于当代中国问题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的思考。有学者提出，从世界和时代的视野看，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时代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因而，当代中国哲学应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为重要研究对象，以理念创新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15)也有学者强调，作为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建设性方案，“中国方案”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为基础定向。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不仅已经占有了现代文明成果，而且现代进程中的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基础定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复活并重建和平主义的伟大传统，从而展现出了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16)又如，对“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的问题的反思，有学者认为，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完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现代性”的塑造也在过程中。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一个总体性的时代课题是：塑造、构建和实现一种合理的现代性。其根本路径在于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并将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17)有学者提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必须经历现代性的苦难，才能内在地超越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的经历中内在地超越现代性，不是完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更不是重蹈西方现代性弊病的覆辙，而是要积极吸取西方现代性中代表一般人类文明进程的优秀成果。(18)再如，在“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资本创新逻辑”的问题，认为资本创新逻辑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出场的当代语境。因此，出场学研究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准确认识资本创新逻辑。(19)也有学者反思了“金融化世界”的问题，并认为21世纪是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有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强力推进，资本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脱域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尤其是，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21世纪，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借助金融化，超越金融化，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20)有学者强调，“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与权力的问题，应主要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权力获得的方式、权力获得的根据、权力行使的方式、权力行使的方向以及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等问题”(21)。有学者通过对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划分，倡导将资本逻辑划分为私有资本逻辑和公有资本逻辑，建议通过公有资本增殖逻辑建构、公有资本运动逻辑建构、公有资本竞争逻辑建构以及公有资本风险逻辑建构四个层次或环节，来建构公有资本的逻辑。(22)
应该说，基于中国乃至人类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极大地推动了对现实问题的“纵深”研究，也为现实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3)作为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对“问题”的破解中实现了自身的创新。不同于基础理论层面和宏观(学科)层面对“现实”的分析，学术界以问题为导向在微观层面(“问题”层面)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更具重要意义和价值。因为，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和核心的“现实”反思更贴近现实问题本身；另一方面，这折射出当代中国学人的问题自觉、理论自觉以及学术自信。学术理论工作者能够以问题为导向，从集体性的、铁板一块的“研究领域”中解放出来，以问题为中心，在理论自觉中展开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研究，为在理论变革中推动现实变革发挥了作用。客观地讲，上述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有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性品格，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这一品格，才能在时代问题的中国阐释中有所获益。在这个意义上，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在理论自觉中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以中国乃至世界上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从而构建“有我”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
上述的讨论告诉我们，面向现实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依然需要坚守并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在方法论原则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夯实基础理论与关注现实问题相结合。我们应该倡导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索，即将基础理论探索的着眼点和关注点聚焦在现实问题上，着力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方式加以考察，为现实问题的破解寻求哲学基础理论的解答，以此实现哲学理论创新与现实社会进步。二是“应该”层面的方法论反思与“怎样”层面的具体分析相结合。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探索面向现实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需要“应该”层面的反思，但是，“怎样”层面的探讨才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针对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中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哲学的把握。例如，金融危机、网络时代、风险社会、城市与空间、文化的大众化、消费主义盛行问题等，都需要我们作出哲学的理解。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24)因此，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就是要面向现实的“问题”研究，以“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纵深探索。换句话说，面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不是笼统地讨论“是否应该面向现实”，而是“怎样真实地把握关系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现实问题”。三是“学科”层面的具体反思与“超学科”或“跨学科”层面的“问题”研究相结合。当前学术发展的态势是，不再以学科为中心，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即在问题的破解中实现学科综合或者在学科综合中破解问题。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所面对的理论问题是，思辨哲学和作为时代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科学地解释并变革现实，也就无法破解现实问题；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能否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借助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在问题综合中实现了问题的关注和破解。就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依然需要在学科综合中对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问题”展开研究，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25)
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然是要以哲学的方式把握历史变迁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而创立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应该梳理和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发展和历史发展，反思这一过程诞生的重要概念、标识性范畴、重大学术命题、重要哲学论争等，进而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探寻新的理论增长点，提供无愧于时代的哲学智慧。近年来，学术界在部门(领域)哲学，包括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制度哲学等作出了有益探索；在具体的问题思考中，对包括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性、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社会层级结构、中国道路、公平正义、生态治理等现实“问题”作出了反思。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驾驭资本逻辑、制度创新、全球治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何种程度的反思和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
第一，驾驭资本逻辑的问题。毫无疑问，资本的问题已经不简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它是伴随着全球化而铺展开的世界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资本就是现代社会的符号，就是统治现代社会的“主轴”。资本塑造了一个时代，并将继续引领这个时代，我们依然生活在《资本论》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意味着中国也步入资本的逻辑之中。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当然要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的引入，但是，也要对资本逻辑加以科学的研究，这包括资本与权力的勾结、资本与人的独立性、资本与工具理性、资本与时代进步、资本的驾驭问题等。这里有两个判断至关重要：一是我们依然身处资本逻辑主导的时代，处在需要资本也抗争资本的时代，处在需要时刻保持对资本的警惕、批判以及驾驭的时代。因而，在尚未找到新的时代航向标和引擎的情况下，应慎说“超越”“瓦解”。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对资本逻辑的驾驭，换句话说，就是正确引导和限制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向，而使之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1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6)同样，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从一定程度上讲，资本只是手段。马克思就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本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27)。资本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依据唯物史观，真正决定资本性质的是其背后的所有制关系。谁掌握资本，谁就决定了资本服务的对象和其实现的目的。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制形式)主导下的资本逻辑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有制形式)主导下的资本逻辑作出区分，并找到驾驭资本逻辑的根本路径，以切实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真正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二，制度创新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制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史，就是人类以思想把握现实并以制度的形式将观念转化为实体性存在的制度创新史。思想的进步完全凝结为制度的创新。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制度本质上体现的正是人的自我本质力量和创造性，表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及变革，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中，传统的惯性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一种完全依赖于道德教化和内在自律的“教条式思维”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而以条规形式确立的制度尚未完全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人们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尚未完全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尚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制度尚未内化为人们的“最高命令”和“道德律”。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制度不够健全以及既有的制度得不到严格实行和贯彻的问题。对于前者，如何使制度成为整个社会的“黄金律”才是关键；对于后者，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才是出路。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8)。对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中国来说，如何突破传统固有观念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束缚?如何结合中国世情国情，积极借鉴西方文明所创造的制度文明成果?如何以制度的形式将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所积累的经验转化并固化为新的制度?如何在推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些都是当前制度创新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三，全球治理的问题(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近年来，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例如“逆全球化”甚嚣尘上。其实，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都是全球化造成的，而是由“旧”的全球化规则和体制造成的，是人类缺乏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导致的。因而，在人类已经进入到“新”全球化的时代，必须对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建立的世界格局作出新的思考和反思。在笔者看来，只有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建立战略互信，达成价值共识，才能破解全球化进程中遭遇到的问题，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使人类共享全球化的成果。我们要面对以下问题：一是面对世界治理格局中的体制的僵化、机制的封闭化、规则的碎片化，人类依然需要继承和借鉴既有的思想智慧。二是中国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全身心投入世界治理体系的建构之中。三是适应新全球化，推动学术创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以现代化的创新实践重写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问题在于能否用中国的学术话语解析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制度特点，形成中国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和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典著作”(29)。
具有现实性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中国学术创新、中国道路探索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华民族赢得独立解放的思想指南。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以学术的方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认真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轨迹，梳理和反思既有的理论范式，勾勒和描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肖像”，总结、概括、反思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提出的重要范畴、标识性概念、重大理论命题、代表性的哲学论争，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隐含在理论创新背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现实性品格。事实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逻辑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于经典“文本”解读的返本开新、基于“对话”的会通融合、基于“现实”问题的理论反思，均以学术理论的方式回应了时代的呼声，在时代的变革与问题的反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体现得淋漓尽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和生命力得以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民族觉醒中走向了理论自觉，探寻到了属于自己的思想指南，我们的理论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着新境界；意味着基于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时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依然需要继承和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依然需要以问题为主导，面向当代中国乃至人类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思想的方式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
注释：
①夏莹、崔唯航：《改变世界的哲学现实观》，《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25页。
②参见吴晓明：《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4页。
③参见刘森林：《切入现实：马克思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与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4页。
④参见鉴传今：《“哲学中国”：让思想无愧于时代——“中国青年哲学论坛(2017)暨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评审会议”引发的思考》，《哲学动态》2018年1期，第1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6页注释②。
⑥参见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0、4页。
⑦参见吴晓明：《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光明日报》2017年8月14日第15版。
⑧杨学功：《“问题意识”凸显与领域(部门)哲学勃兴》，《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第1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
⑩参见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43页。
(11)参见李佃来：《从政治哲学视域看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6日第3版。
(12)参见赵剑英：《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努力——“马克思哲学论坛文丛”总序》，载于赵剑英、叶汝贤主编，孙麾、柯锦华、魏长宝执行主编：《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专题”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24页。
(14)参见徐俊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省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28日第3版。
(15)参见孙正聿：《哲学理念创新与文明形态变革》，《人民日报》2016年8月8日第16版。
(16)参见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4页。
(17)参见侯才：《“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主线的一种描述》，《哲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7-8页。
(18)参见孙利天：《现代性的追求与内在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6页。
(19)参见任平：《论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视域》，《哲学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4页。
(20)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1期，第7页。
(21)韩庆祥、张艳涛：《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第31页。
(22)参见高云涌：《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8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8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7页。
(2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7页。
(27)(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42页；第669页。
(29)孙麾：《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呼唤方法论自觉》，《光明日报》2016年8月3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