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6日，时隔52年后美日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再次提及台湾，引发各界热议。该声明不仅显示美日安全同盟对台海关切的提升，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日在干涉台湾问题上“战略共识”的凝聚，乃至一度引发美日联手防卫台湾的讨论。诚然，鉴于美日同盟架构的存在，美日对于台湾内部选举、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美日安保涉台等议题常常保持一致的看法与行动。不过，也应该认识到，美日在干涉台湾问题上亦存在不容忽视的分歧面向，二者在涉台聚焦点、涉台行动策略上都具有一定的区别。究其缘由，根本上在于美日涉台利益动机的分歧，具体而言涉及权力地位、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在冷战两极对抗格局下，基于共同的“反共”需求，美日干涉台湾问题的分歧尚不十分突出，冷战结束后，可以看到美日涉台分歧的微妙表现愈来愈显着，也日益对台海产生复杂影响，因此值得展开专门探讨。

一、美日干涉台湾问题的聚焦面向不同

首先，美国干涉台湾问题更加侧重于关注台湾的“战略外交”意义。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仍看重台湾在美国亚太或印太战略定位中的角色作用，更是将台湾视为对华战略外交的重要“支点”，积极打“台湾牌”，着力推行“以台制华”方针。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台湾的对华战略牵制作用，美国尤其注重从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干涉台湾问题，热衷于操弄美台之间的政治“外交”与安全关系。1978年美台“断交”之后，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一系列国内涉台法案从政治上确立了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势。此外，对台军售、美台高层互访、支持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等“外交”安全议题，也一直是美国介入台海事务的主要操作内容。仅2016年以来，美国政府就先后批准了11次对台军售，总金额约180亿美元，美对台军售逐渐走向“常态化”趋势。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签准了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旨在解禁美台高层交流。2020年3月，特朗普又签署了“台北法案”，意在将维护台湾“外交”空间纳入美国国内法。

其次，与美国相比，日本在介入台湾问题上明显更聚焦于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断交”以来，日本整体上确保日台关系处于“七二体制”框架内，尽力管控与台湾在“外交”、安全等高阶政治领域的交往内容。冷战结束后，尽管日本有意提升介入台海的力度，通过“打擦边球”模式时而在涉台政治安全议题上配合美国搞些小动作，但其介入尺度仍相当谨慎克制，介入方式也异常隐蔽，相较美国有明显差别。与美国先后出台“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交往法”、“台北法案”等性质恶劣的涉台法案相比，日本在这方面则低调许多。虽然日本国会“台湾帮”与台湾“亲日派”频繁鼓动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但历届日本政府对此始终持保留态度，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也始终未有实质进展。2021年4月16日，尽管日本配合美国通过首脑联合声明时隔52年首次以书面形式关切台湾问题，但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回国接受众议院咨询时也强调，联合声明虽然提及台湾，但日本“完全没有军事参与的预设”。而日台间的高层交往也多是以民间或私人等非政治形式低调进行的，与美国相比收敛许多。

二、美日干涉台湾问题的分歧原因

关于美日干涉台湾问题的分歧表现，根源在于美日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差别的核心利益动机。对美国而言，主要考虑三点动机或目标，即“以台制华”战略需求、经济文化利益以及联盟义务。就优先性而言，美国干涉台湾问题首要考虑的是“以台制华”战略需求，其次关注获取经济文化利益，最后才是联盟义务的考量。而就日本来说，确保自身安全、经济文化利益以及“以台制华”战略需求是日本介入台海最主要的三点动机考量。其中同样存在优先性的区别，不过与美国侧重“以台制华”的战略需求不同，日本首要考虑的是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是经济文化利益，最后才是“以台制华”战略需求。

进一步来看，美日涉台利益动机差异还可以从权力地位、历史文化、地缘政治三方面来展开分析。

（一）美日在台海结构中的权力地位存在本质区别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中国自身，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在台海结构中的权力地位。美国不仅是造成台湾问题产生的直接因素，也是迄今为止台湾问题最主要的外部干涉力量。同时，美国自身的超级大国实力及其在东亚的长期战略布局，使得其在干涉台湾问题、操弄“以台制华”策略上更有余力与空间，在涉台政治安全议题上也更加“大胆放肆”。相比之下，日本在台海结构中的权力地位则相对有限。日本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限制，加之冷战结束后才开始主动介入台海，使得其在台湾问题上有诸多“忌惮”，不敢触碰一些高阶敏感政治领域。另外，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相对权力与中日相对权力都发生一定转变。面对中国的赶超态势，长期奉行霸权主义思维的美国具有限制中国权力地位增长的强烈企图，因而也会产生强烈的“以台制华”战略需求。与之相比，能力不足且深度依赖中国崛起的日本其制衡中国的意图与决心则没那么坚决，这也导致日本的“以台制华”战略需求相对比较有限。

（二）美日与台湾的历史文化关联也存在相当差异

与美国相比，曾经殖民台湾近50年的日本显然与台湾之间有着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关联。殖民时期，日本就格外关注台湾的经济文化价值，将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重要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地，在台湾大搞“同化”、“皇民化”运动。受历史文化联结的影响，当前日台在经济文化领域仍然交往热络，日本在确保安全风险降低的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台湾去谋取更多经济文化利益。截至2020年，日本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而台湾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日本“台湾帮”与台湾“亲日派”在串联日台关系中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于二战结束后才开始关切台湾的美国而言，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外交”价值明显更加突出。冷战时期，美国制造与操弄台湾问题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扶蒋反共”，将台湾看做是美国第一岛链上“不沈的航空母舰”。冷战结束后，台湾依然是美国牵制中国的关键“棋子”，是美国最常用的“制华”工具之一，美国经常打“台湾牌”干扰中国崛起。

（三）地缘政治亦是造成美日干涉台湾问题分歧的重要变量

从地理位置来看，美国与日本对台海区域有着显着的不同认知。其一，对于美国来说，台海远离美国本土，仅仅是美国在亚太或印太战略布局中一环，即便台海失控，所损失的也仅仅是美国在台海与东亚的局部利益，对于美国自身安全并无威胁。因此，一直擅于操弄“离岸平衡手”策略的美国在干涉台湾问题上不会像日本那样“畏手畏脚”，而是会因应对华战略需求采取一些激进动作比如操弄美台政治安全关系。当然，在中美关系的大结构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不敢过于“肆无忌惮”，避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完全破局。其二，日本地理上紧邻台湾，处于台海的中心地带，一旦台海爆发局部冲突乃至战争，两岸之外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的必然是日本本土。因此，日本介入台海的首要关注点必定是安全稳定优先，加之美日安全同盟的存在与日本自身安保能力的局限性，更使得日本对于台海的安全风险感知会异常敏感，进而导致其在涉台政治安全议题上采取格外谨慎克制的姿态。正如日本驻美大使富田浩司（Koji Tomita）所言，“因为地缘政治位置不同，日本与美国在应对中国的立场和手法上存在分歧，包括最近在联合声明中如何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

三、美日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动策略区别

美日在台湾问题的利益动机差异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日选择不同的涉台行动策略。首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优先强调“以台制华”的战略需求就反映在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上。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一直都深刻镶嵌于其对华战略，服从与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美国对台政策大部分时候维持着“战略模糊”的姿态，其背后正是美国长期对华既接触又限制的双向战略的影响。而当美国对华战略更多趋于单向遏制的强硬面向的时候，亦可以发现美国对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偏向“亲台”的“战略清晰”转向，比如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攻击性策略的转向，就投射到台湾问题上，推动特朗普全面深化美台实质关系，不断侵蚀美国“一中政策”的基础。有学者亦专门分析，美国对华战略存在强硬、维持现状与和缓三种战略选择，前者反映到对台政策上为“战略清晰”，后两者的对台政策则为“战略模糊”。

相比之下，日本优先关切自身安全与涉台经济文化利益的动机则塑造了日本特殊的台海对冲策略。对冲主要是由风险驱动，旨在降低或规避不确定环境带来的风险，同时伺机获取收益，它常常出现于“两强一弱”的三边关系情境中。冷战以来，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始终居高不下，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台海结构中，为了最大限度弱化台海安全风险，夹在中间的日本更倾向于选择两面对冲策略，既在某些领域打“擦边球”提升对台实质关系，配合美国“以台制华”；又顾及中日关系大局，维持“七二体制”的整体动向，管控对台政治安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