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美在亚太乃至世界的博弈竞争呈现出常态化与加剧化的趋势，美国加强运作“台湾牌”来牵制中国的态势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台海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新动向或新特征。在台海问题上，日本既没有完全遵循传统的“美主日从”模式，也没有适应中日关系回暖而采取明晰的“亲中”姿态，同时也有别于一些学者所分析的“中间平衡”的两手策略，而是施行一种综合有限联盟、联盟示好、有限制衡、适当接触以及经济实用主义五种策略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其主要目标在于规避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日本在台海地区面临的多重威胁风险，主要包括被美国牵连与抛弃的担忧，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同时，日本也期望通过多元对冲政策，在中美台海博弈竞争间隙中谋求其台海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1、引言

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内部对华强硬共识的凝聚，除了在贸易与科技等领域呈现激烈的竞争对抗景象之外，中美在亚太尤其是台海地区的博弈也呈现出新态势。首先，美国对华政策从“兼具竞争与合作”转向“竞争优先”。在美国官方明确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基础上，美国明显地加大了对亚太的关切以加强与中国的竞争乃至对抗，而其中加强干涉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范围与尺度是其在亚太地区牵制中国的主要表现之一。其次，在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与其亚太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由于美国自身实力的衰退，日韩等盟友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担心被美国激进的对华政策牵连。再次，作为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以及作为对美国霸权竞争策略的回应的结果，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力都得到显著提升。这也使得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促进祖国统一上展现出更坚决的姿态与更坚定的决心。

进一步看，在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塑造的新台海形势下，夹在中美之间的日本，其台海政策相比以往明显地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一方面，依循传统的“美主日从”模式，日本需要配合美国加大“以台制华”力度。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力的扩大，又让在经济、地缘等方面与中国紧密关联的日本不得不在介入台海事务上更加谨慎，以免“引火上身”。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台海政策似乎也呈现出一定的新动向。本文力图运用一种多元对冲的分析架构，力图剖析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日本台海政策转向的内涵。仔细考察日本的台海政策在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如何发展，对于评估台海安全乃至亚太安全局势的风险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近些年尤其是2016年以来中美竞争新态势下的日本台海政策，目前学界已有一定关注。按照学者们关注因素层次的不同，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类：

1.聚焦于影响近年来日本台海政策变化的内部因素，包括政治、经贸、历史文化等。主要可以梳理出三类：第一，以地缘政治、战略安全因素作为考察重点。比如关注台湾在安倍政权亚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台湾是安倍所谓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有学者从角色理论出发，指出日本“海洋国家”角色定位将推动日本与台湾当局关系呈现构筑实质性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态势。第二，专门关注安倍台海政策背后的历史与人文“情结”。有学者考察了冷战以来政治右倾化与亲台势力之间的关联互动，进而分析日本政治右倾化持续加强对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的影响。也有学者论证了安倍台海政策的历史继承性，认为安倍对中国台湾的重视是由其“岸信介的DNA”的天然情感使然。第三，日本与台湾当局在经贸、领土争端上的内在矛盾也一度是关注焦点。学者们大都认为蔡英文上台以来二者在食品进口、领土争端、经贸合作等领域依旧存在并延续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这将限制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以及二者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的“提升”趋势。

2.重点关注日本台海政策新态势背后的外部结构因素，比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其中，这类研究主要突出强调中日权力关系结构对日本台海政策的影响，比如认为中日相互依赖与实力对比变化的持续发展决定了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将继续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坚持 “两面派”做法，在中日关系大框架下寻求 “软突破”。有学者基于权力转移理论考察了新时期中日东亚权力转移现实与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以中间平衡策略作为中介机制探讨了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背后的中日权力结构因素。另外，对于美国因素的作用，学界也有一定关注，但有待加强。有学者从“日本国际战略中的台湾”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冷战以来日美关系动态对于日本对台政策的结构性作用，认为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框架依然超越领导人是否“亲台”等因素是决定对台湾当局政策的首要变量。

综上所述，学者们基于各自视角，聚焦不同的要因，对近年来日本台海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但上述研究存在两点不足。其一，目前对于日本台海政策外部结构因素的研究虽有不少，但更多的是关注中日关系结构，而缺乏对美国因素的细致考察。其二，中美关系是日本台海政策重要的外部结构变量，但学界对其研究关注还有待加强，对近期中美持续对抗博弈的新情况的关注更要加强。鉴于台海局势的特殊性，日本台海政策的出台与调整虽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本质上还是置于中美博弈互动界定的台海结构下来展开的。因此，特别有必要基于中美互动结构变化对日本台海政策的复杂影响加以专门研究。

鉴于目前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运用“多元对冲”理论分析框架，试图解析中美亚太竞争加剧形势下日本如何在中美之间实施一种台海多元对冲策略，力图谋求降低风险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包含研究问题、研究意义与相关文献的回顾与综述；第二部分是确立与说明日本台海多元对冲分析架构；第三部分则是结合日本台海政策基本事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语。

2、对冲与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

（一）对冲：规避风险、利益目标与混合策略

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传统研究认为国家可以采取制衡(balancing)、见风使舵/追随(bandwagoing)的二分战略或介于二者之间的推诿、讹诈、诱捕、预防性战争、约束、接触、疏远等手段进行应对。但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国家并非单一地采取制衡、追随或其他措施，而是更倾向于采用多种策略的复杂组合，因此，用来说明风险处理的复杂策略的金融学概念“对冲”就成为近年来探讨国家应对威胁的主要分析框架。对冲是金融学专业术语，指的是一种应对金融投资不确定性的风险管理策略，一般涉及同时进行两笔或多笔行情相抵的交易操作。其基本思路是用一个方向的投资收益去冲抵另一方向的投资损失，对投资损失的风险进行转化与抵消，从而降低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实现相对稳定的收益增长。

国际关系学者对“对冲”进行了桥接运用，主要包含两类。第一，一部分学者主张将对冲进行严格的定义，其中不少人倾向于将同时采取制衡、见风使舵/追随的两手策略界定为对冲，强调对冲的两面性。兰德尔·施韦勒较早将对冲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他将其定义为国家在寻求接触和融合的同时强调安全合作和军备的策略。罗伯特·阿特在研究冷战后欧洲国家的战略选择时，引入“对冲”一词，首次将之运用于分析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在他看来，冷战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统一后的德国以及美国都采取了对冲战略，即一种包含有制衡和整合机制的双重策略，以此来塑造后冷战时代欧洲的均势格局。达雷·利姆与扎克·库珀甚至将对冲专门限定在安全领域，将对冲定义为次等国家发出与大国结盟的模糊性信号，进而在自主性与结盟之间做出权衡的行为。

第二，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对冲概念进行更加灵活与开放的界定，将对冲视为一种存在抵消效应的多元策略组合，超越制衡/追随的二元光谱，强调对冲手段的多元性，由此构成了广义上的对冲定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吴翠玲认为，对冲是相对弱小国家为了避免被迫在制衡、追随或中立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的局面而采取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组合。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也强调对冲的多元灵活特性，将之定义为一种多样化的战略组合，是国家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采取的能够产生相互抵消效果的多样性政策。中国学者王栋同样将对冲战略定义为一个策略组合，其混合了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和工具。为了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最小化，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对冲时运用从接触到制衡的多种战略组合。

本文不在于亦无意就对冲的丰富的概念内涵及其多元化使用进行任何评价。学者们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情境，可以选择对本来就具有相当扩展性意涵的对冲概念进行恰当界定。不过，从对冲的金融学词源意义出发，再结合国际关系中对于对冲的常规与惯例运用，作者认为广义来看，对冲至少应该具备三点基本特征：其一，规避风险；其二，利益目标；其三，混合两种或多种具有一定冲抵程度的手段。前两点可以被视为对冲的原因或动机，一般较容易体会。如前所述，在金融学的语境下，对冲本来就是为了管控不确定下的投资风险、谋求稳定投资收益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操作。美国高盛公司就将 “对冲基金”定义为“具有多种风险与收益目标的多种基于技能的投资策略。常见的特征是，在任何市场方向下利用投资和风险管理技能获得正收益”。而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也将管控风险与获得收益看作对冲的最基本内涵，比如郭清水就指出，对冲战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收益最大化”，指通过与崛起大国发展良好关系，中小国家可以在短期内从大国获得更多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另一个则是“风险预防”，指为崛起大国可能带来的长期安全风险做好准备。最后一点则属于对冲的操作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手段之间的冲抵程度并非一定要符合两类极化策略的对立，也可以是光谱两端中间不同位置多种策略组合下不同程度的冲抵，关键在于策略相互抵消能否有效地互补得失，实现风险的降低与转化，确保稳定收益。

（二）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

从对冲的三个基本特征出发，可以进一步来对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展开推论。

首先，规避风险可以被看作是对冲的最直接的动力，而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不确定的复杂环境造成的。凡·杰克逊就分析指出，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多极体系下国家对彼此意图及政治信任的不确定性，以及亚洲国家复杂关系网络的不确定性促成了亚洲地区对冲战略的产生。在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风险逐渐攀升，由此给日本选择一种更鲜明的台海对冲提供了充足动力。值得指出的是，对风险程度认知不同的行为体存在较大的主观差异，比如针对中国崛起，越南、新加坡与柬埔寨就分别存在不同的风险认知。就日本而言，其在中美持续对抗格局下对于台海风险的感知会尤其突出。究其缘由，便是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台海地区的不确定性明显攀升，这种不确定性对日本而言尤甚，进而日本的台海风险感知也会大幅提升，进而选择更鲜明的对冲政策。

具体来分析，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台海不确定性与日本高风险感知，其背后主要牵涉四种“威胁”因素：美日同盟困境、中国崛起、台海网络高敏感性，以及地理位置。其中前两种属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的动态“新威胁”，后两种则是所谓固有的“威胁”因素，后者对前者具有强化作用。关于美日同盟困境的加深，一是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交易主义联盟外交思维，使得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承诺收缩，致使同盟裂痕扩大；二是拜登上台后并未完全抛弃特朗普的地区战略，同时表现出加强“以台制华”的态势；三是整体实力衰退的美国维护台海局势稳定的意图与能力受到质疑。总之，随着美国加强对华竞争对抗的力度，其在台海地区施行不确定性动作的可能性亦大增，从而导致日本对美国的被牵连与被抛弃担忧都不断增长。简单来说，在台海地区日本既担心美国不干预又担心其乱干预。关于中国的快速崛起，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实力与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日相对权力关系也发生了转变，日本的对华制衡需求明显增强，而台海是其操作对华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面对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愈来愈坚决而自信的“反独促统”政策，日本不免产生担忧，因而采取制衡措施。关于台海地区关系网络的敏感性与复杂性，正如凡·杰克逊所认为的，亚洲国家的复杂网络结构存在高敏感性（如日韩历史问题、朝鲜问题）、易变性（缺乏互信的国家表达长期的制衡或合作承诺不清晰）以及差异化结构三大鲜明特质。而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台海地区关系网络的敏感脆弱程度在亚洲更为显著。在中美亚太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美国、日本互动建构的台海局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关于地理位置，显然，从地理位置来看，一旦台海地区出现任何动荡不安，除了台湾之外，日本也极为敏感，因此台湾与台海地区一直都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居于重要位置。

其次，对冲的直接动机虽然是为了规避不确定环境带来的风险，但其背后仍离不开利益目标的驱动。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学语境下，用对冲管控风险是为了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就日本的台海对冲政策而言，其规避台海风险第一就在于确保日本自身的安全利益，第二是为了更好地在台海地区攫取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在中美台海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除了通过对冲来规避风险追求安全收益之外，一贯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思维的日本也期望通过多元对冲来谋求经济利益。长期以来，台湾被日本方面比作“生命线”，即它不仅被日本视为海上安全利益的重要屏障，同样也被视为日本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与保证。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交流，且日本常年处于经济优势地位。同时，依托台湾地区作为交通要道与经济跳板，日本亦能有效地加强对中国以及东南亚的经济影响。进而，在中美亚太竞争加剧给日本带来高风险感知的同时，同样也给日本发展带来新机遇。中国在亚太地区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台海的特殊性，以及美国加大亚太投入，这些都会给日本经济复兴创造新的机会，因而激励日本积极通过对冲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加强“以台制华”可能会加重日本对美国被牵连的担忧，但一定程度上也为日本依靠美国攫取更多涉台利益和扩大亚太势力范围创造条件；而中国在亚太地区实力增长尽管给日本带来所谓“威胁”，但同样也增加了日本对华接触动力。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给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日本明显也抱有很大的期待与合作需求。

最后，关于对冲的手段，根据前述定义来看，既可能是制衡与追随二分冲抵的两种策略，也可能是包括多种手段且相互间存在抵消效应的策略集合。具体的对冲策略包括制衡与追随两端以及光谱中间不同位置的各种手段，比如软制衡、硬制衡（军事）、间接制衡（多元外交）、制度制衡（国际或地区组织）、接触、有限接触、减少追随、经济实用主义等。王栋就把对冲策略集合中的战略频谱分为依次递进的五种类型：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其中接触和束缚是合作性战略工具，防范、牵制和制衡则为强制性手段。通常情况下，不同的国家行为体根据对冲环境与动机的不同，特别是各自风险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对冲手段组合。郭清水认为，冷战后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实施了间接制衡、拒绝主导、经济实用主义、约束性接触与有限追随五种对冲行为。由于日本在台海地区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是由多重威胁因素塑造的，因而日本更可能采取复杂的多元化策略集合来进行对冲。进一步分析，日本的台海对冲策略主要涉及有限联盟（减少美国台海动作牵连）、联盟示好（减少被抛弃担忧）、有限制衡（应对中国所谓台海“威胁”）、适当接触（寻求与中国在台海合作）、经济实用主义（加强对台经济渗透）五种手段组合。其主要目标：一是规避日本面临的台海风险，二是实现日本台海收益的最大化（见图1）。

另外，还有必要厘清日本对华对冲与日本台海对冲之间的关联。关于日本的对华对冲战略，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何理凯和塞缪尔斯最早界定了日本的“双重对冲”战略，一方面日本依靠与美国联盟对冲所谓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又积极培养不同的伙伴（甚至包括被美国视为安全威胁的伙伴）以对冲所谓经济威胁。之后，塞缪尔斯又进一步论证了日本自吉田路线以来一直坚持“双重对冲”的对外战略，在平衡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力量的同时，平衡中国的军事力量。一些学者则提出了日本对华外交采取“中间路线”、“两面下注”、中间平衡等对冲战略，比如安全上防范中国、经济上依赖中国，既强调联盟制衡，又注重接触合作等，其背后实质上也是一种鲜明的对冲思维。进一步看，日本对华对冲战略与台海对冲之间主要存在两点差异。其一，对冲的风险内容存在差异。学者们讨论的对华对冲政策主要还是对冲一个潜在“威胁”大国即快速崛起的中国带来的风险，而台海对冲要对冲的不只有中美日“两强一弱”的三边关系，还涉及中美竞争引起的地区变革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其二，对冲手段不尽相同。对华对冲政策侧重于分析日本对华既制衡又合作的两面性策略，而台海对冲则基于对冲风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采取多样化对冲手段的策略组合。不过，从整体来看，日本台海对冲的大部分内容可以涵盖在日本对华对冲战略内，被视为对华两面对冲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日本对华对冲的大战略。相比于大的对华对冲结构，小的台海对冲结构则牵涉更多的要素，因而在具体操作中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殊运作机制。

3、日本台海多元对冲策略的实践分析

如上所述，在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带来中美台海互动不确定性提升的情境下，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要管控的风险或者说面临的威胁是多元的，既有固有威胁，亦遭遇新威胁，因此它倾向于采取一种多元对冲策略。具体来看，这种多元对冲策略的实践表现主要包括三种复合或单一策略集合：（１）有限联盟义务（避免过度追随美国）+适当接触（中国）;（２）有限制衡（中国）+联盟示好（美国台海政策）;（３）经济实用主义。这三种复合或单一策略，各自部分或完全地体现了日本制衡中国，或者减轻同盟困境，或者旨在追求国家利益的一定内容，混杂在一起共同产生了显著的对冲效果。

（一）有限联盟义务＋适当接触（中国）

冷战结束以来，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大多数时候采取一种“美主日从”的行动模式，其涉台行动主要是追随美国。不过，近年来，随着中美亚太竞争态势的加剧，日本开始逐步谋求在不得罪美国的前提下有限地履行同盟义务，在美日涉台问题上不再完全追随美国，而是谋求一种“讨价还价”的有限义务，避免过度地依赖美国，提升台海安全自主性。归根结底，有限联盟义务旨在对冲被美国牵连的风险。在中美亚太竞争对抗常态化的背景下美国为了确立相对竞争优势，很可能会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激进冒险的动作，比如扩张对台军售、推动美日安保体制涉台明确化等，进而牵连日本。与此同时，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越来越坚定地奉行“反独促统”政策，日本在涉湾问题上对中国也表现出明显的“适当接触”态度，也就是说，寻求与中国在涉台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尽量维护中日关系框架下的台海和平稳定。通过对中国的“适当接触”，日本一是试图能缓解中国坚决的台海政策带给日本的所谓“压力”，二是期待能更多地分享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若是中国在台海竞争中能取得优势，日本也能顺势维持乃至推进中日良好合作关系。

总之，通过“有限联盟义务+适当接触（中国）”的复合策略，除了考虑到台海网络高敏感性与地理位置的固有威胁之外，日本的首要目的在于对冲美国加强“以台制华”态势下被美国牵连的风险，次之也存在以接触手段缓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压力的考量。具体来看，日本“有限联盟义务+适当接触（中国）”的复合策略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高阶敏感议题上不唯美国是从，尽量综合考量中美双方立场后做出更加谨慎的决策，比如在与台湾当局高层往来、涉台法案、涉台安全问题上就明显表现出更多的克制与自主性。

其一，在日本与台湾当局高层交往领域，2016年之后，自“特蔡电话连线”开始，特朗普政府接二连三地派遣高官出访台湾地区，美与台湾当局高层互动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在此氛围下，日本方面在与台湾当局高层往来上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效仿或跟进动作，依然维持相对谨慎的态度。2018年以来，日本访台的国会议员比往年明显减少，与美国高官、议员的频繁赴台形成鲜明对比。2020年，蔡英文成功连任后，特朗普政府三位高官予之高调祝贺。国务卿蓬佩奥还在正式声明中公开称蔡为所谓“台湾总统”，吹嘘美与台湾当局是“伙伴关系”。相比之下，安倍政府没有像2016年那样亲自祝贺蔡英文当选，日本方面仅有外务大臣茂木“例行公事”地予以祝贺，且特别强调致力于维持与台湾当局的非政府间事务关系。

其二，在涉台安全方面，2016年以来，美国不仅推进对台军售升级，还通过“国防授权法案”、美日共同声明等文件强调乃至 提升对台湾当局的安全保证。与之相比，日本则明显在涉台安全问题上持更谨慎克制的态度，尽力地管控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安全关系。2021年4月16日，尽管在拜登政府“联盟制华”的压力下，日本配合美国通过首脑联合声明，时隔52年首次以书面形式表达“关切”台湾问题，但日本随即也对此进行了解释。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回国接受众议院咨询时强调，联合声明虽然提及台湾，但日本“完全没有军事参与的预设”。

其三，在涉台法律方面，与美国陆续出台“与台湾交往法”、“台北法案”（“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等涉台法案相比，日本在这方面则相对低调得多。虽然岸信夫、古屋圭司等日本“台湾帮”与岛内“亲日”势力一直都在积极地鼓动出台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但历届日本政府对此却一直持保留态度，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也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

第二，在整体层面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使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处于“七二体制”的基本架构下，仅与台湾当局保持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非官方事务关系，从而为中日涉台交流合作留下充分余地或空间。

近年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虽有一定的高层交流，“但大多是以民间或私人等非政治形式低调进行的，而且日方也谨慎地管控其规模与层级”。2017年3月，为了打消中国的疑虑，日本赤间副总务大臣在访台活动结束时专门说明：“日中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这点没有变化。日本与台湾之间维持民间的事务性关系。”之后，日方还强调赤间活动的专业技术性质，指出“赤间访台在于宣传日本食品与景点的魅力”，淡化出访的政治色彩。2018年4月，面对中国民用航空局基于一个中国政策的改名要求，日方做出积极回应，日航与全日空很快在简体字版网站将“台湾”改为“中国台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2019年2月，针 对 蔡 英 文 提 出的直接进行“台日安保对话”的要求，日本外务省官员回应称不予考虑，并重申遵守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和台湾的关系是非政府间事务关系，并将自始至终维持这种关系。可见，日本在对台实质交往上虽然仍有所异动，但其整体还是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置于中日关系的框架下来操作。2018年，在中日首脑互访交流中，安倍一再地重申日本政府遵守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规定的日本对台立场。

不过，日本实施“有限联盟义务+适当接触（中国）”的复合策略也有其明确的限度。首先，《美日安保条约》与美军驻日基地反映了美日同盟的典型不对称性。由于巨大的实力差距，日本在诸多政治外交事务上需仰仗或听从美国。因此，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在涉台问题上想要实现真正的有限联盟义务且维持与中国的“适当接触”并不容易。通常情况下，在美日围绕涉台政治安全议题出现分歧的时候，美国都会展现出其对美日同盟的充足控制力，而日本则往往只能以妥协而告终。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日安保条约》修订增加“远东”条款之时，出于“不能让日本受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牵连”的考量，一开始日本不愿明确“远东”的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最后只能发布关于“远东”定义的明确见解，即“菲律宾以北以及日本周边地域，包括中国台湾、韩国”。

另外，随着中美亚太与台海博弈竞争加剧，美日同盟是美国操作“台湾牌”的重要中介。在美国明显强化“以台制华”的背景下，日本在台海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并不多，在大多数时候或者某些关键议题上只能选择跟随美国步调，很难不顾及美国激进姿态与中国寻求涉台共识。就2021年4月的美日联合声明涉台关切而言，与拜登鲜明的对华竞争立场相比，日本在涉台关切上则体现出更多的保留态度。据报道，菅义伟在声明发布后的记者会上谈及“中国影响”时小心翼翼地按照资料宣读，关于台湾问题，菅义伟并没有对中国发出所谓“警告”，仅简单重复联合声明中的内容 。显然，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并没有多少妥协回旋的空间，最后只能配合美国。

（二）有限制衡（中国）+联盟示好

随着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中国不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影响力也日益巩固。从地区权力转移的视角看，日本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对其地区经济主导地位的挑战感到不满。同时，随着在中美亚太博弈格局中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加，处于中美亚太与台海博弈结构辐射影响下的日本感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简言之，综合地缘政治、历史、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日本或多或少地会对中国愈来愈坚决的“反独促统”政策感到“恐慌”与“警惕”，进而选择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另外，在中美台海博弈竞争加剧的形势下，除了对冲被牵连的风险之外，日本也试图平衡被抛弃的风险。在美国的对台战略中，“弃台论”等交易主义思维一直发挥重要影响。在美国整体实力衰退的背景下，若是有机会获取巨大回报，从而确立对华竞争优势，也不排除美国会考虑弱化乃至以“台湾牌”做交易，这将增加日本对被抛弃的担忧。因此，在维持有限联盟义务的同时，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努力迎合美国的台海政策，以获取美国更多确定性的支持或承诺，降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不顾及或抛弃日本的风险。

概言之，日本采取“有限制衡＋联盟示好”的复合策略主要在于平衡对冲两方面的“威胁”：一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实力与影响力快速增长及其“强硬”的台海政策；二是被美国抛弃或交易的风险。具体来看，日本“有限制衡（中国）＋联盟示好”的复合策略重点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在一些涉台重要议题上表达对美国的坚定追随态度，对台方针总体方向尽量与美国台海政策基调维持一致，迎合并拉拢美国联合制衡中国，同时降低被美国抛弃的担忧。

其一，在美日安保中的涉台问题上，日本基本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紧密追随美国的表态，谨慎配合、服从美国的行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其“联盟制华”战略的主导推动下，美日安保同盟多次通过高层以联合声明的形式表达对所谓台湾的安全关切，并对中国进行大肆抹黑指责。2021年3月，在美日外长防长“2+2”会晤及联合声明中，日本严厉“点名中国”，并就所谓台湾问题表达关切。而在4月16日美日首脑会谈后发布的《美日联合声明》中，除了提及中国钓鱼岛、南海问题外，更是直接点名所谓台湾问题：“我们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也是1969年以来，美日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涉台内容。日本在美日安保涉台问题上竭力配合美国突进的“联盟制华”政策，一是向美国宣示“联盟忠诚”，二是体现了日本自身对中国的戒备制衡需求。

其二，在印太战略涉台问题上，日本尽力地配合美国，撮合聚拢美日台“三边”安全关系，助力台湾当局融入印太战略大框架。美国印太战略虽然没有明确地把台湾当局纳入进来，但2016年以来，为了确立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美国有意地推动中国台湾地区更多地融入印太战略，使之发挥牵制中国的作用。2019年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促进共同愿景》报告提到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新南向政策”紧密合作，并将“新南向政策”与印度“东进政策”、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等并列。在美国积极将台湾当局纳入印太战略的过程中，日本扮演着先锋与重要支点的角色。在美国的示意下，日本“实施一系列行动寻求构建日台安全准‘同盟’关系并努力将台湾纳入其印太多边海洋安全合作网络”。2016年以来，日台启动带有准官方色彩的“日台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机制”，双方都有外事、安全等部门官员出席。2021年8月27日，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首次举行所谓的“2+2”会谈，双方声称要在防卫安全上共同“吓阻中国”。对此有学者指出，日本在执行美国的政治命令，希望以此来表现对美国的“政治忠诚”。此外，日本还着力配合美国为台湾当局参加印太多边安全对话提供机会与平台，为台湾融入印太战略铺路。2018年3月，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上，台湾当局就作为与谈人、与讲人的角色受邀参加。

其三，在台湾当局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重要国际组织问题上，日本也尽量地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通过一些表态或行动展现对台湾当局的支持。2020年，为了转移国内对防疫不力的矛盾和民众视线，美国加大力度支持台湾当局参与世卫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不仅国会通过了相关“挺台入卫”法案，还积极串联盟友共同为台湾当局站台发声。其间，日本始终是美国“挺台入卫”的“坚定追随者”。安倍政府不仅多次在国会或其他公开场合表态支持台湾当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还积极响应美国呼吁，对世卫秘书长谭德塞施加压力 。2020年5月，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多个官方机构支持台湾当局参加世卫组织之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每天在脸书粉丝团上以中文、日文发帖文表达对台湾当局参加世卫大会的支持。11月，世卫大会线上会议再次决定拒绝涉台提案之后，美日等参会成员仍在大会发言中力挺台湾当局，其中日本是除美国之外发声“挺台”的唯一有影响力的大国。

第二，伺机在与台湾当局关系低阶政治领域施展“切香肠式”小动作，力图通过以“擦边球”的方式，渐进加深双方之间的“半正式”“准正式”交往，一点点地调节与突破“七二体制”的限度，进而对中国构成有限制衡。

首先，通过操弄一系列涉台政治符号，有意地抬升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地位。2013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两周年追悼会”上，安倍给予参会的台北驻日代表沈斯淳“外交使节”的超规格礼遇，刻意地模糊台湾的非国家身份。2015年8月，在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谈话中，安倍更是肆意地直接将“台湾”当局与中国、韩国等并列，甚至将“台湾”当局排在中韩之前。2017年，不顾中国反对，日本将其对台湾当局的窗口机关“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凸显对台湾当局地位的重视。作为回应，台湾当局随后也将其对日窗口机关“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日本与台湾当局相互窗口的更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规范二者非正式关系的“七二体制”框架。2018年2月，花莲地震后，日本首相官邸刊登的慰问信函标题一开始竟直接使用“总统”的称谓来称呼蔡英文，赋予台湾当局对等的官方身份。

其次，伺机推进与台湾当局在高层往来、海洋、防灾等领域的合作，意图冲击“七二体制”，给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制造障碍。策动国会议员和退休官员访台与邀请台湾当局“亲日”政客官员访日，长期以来都是日本操弄日台关系的重要手段。早在2015年，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日时，就受到安倍政府的“非常规”接待，不仅被安排与安倍内阁要员会晤，还被安排与安倍“不期而遇”。2017年3月，日本在任赤间副总务大臣访台，再次打破了日本与台湾当局现任官员交流的级别限制，成为二者所谓“政要外交”的一次重要“升级”。在海洋事务方面，日本一直特别注重串联台湾当局。2013年的“台日渔业协定”就显示出日本鲜明的“以台制华”的企图。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日台在海洋事务上更是出现诸多互动，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互相勾结，建立了带有浓郁官方色彩的“日台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机制”等。2017年12月，日本与台湾当局对应机构签署了《日台海难搜索救助合作备忘录》，为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台湾当局海巡署的串联合作提供了依据。

最后，也应该认识到，日本“有限制衡（中国）+联盟示好”的复合策略同样存在局限性。该复合策略对日本缓解中美亚太与台海博弈新格局所产生的压力的效果相对有限。其一，日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制衡需求，同时也存在接触合作的需求，即对中国经济深度依赖的日本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存在较大期望，所以其制衡的意愿是有限的。其二，在中美竞争博弈主导的台海结构中，日本操作台海问题制衡中国的能力与空间都相对有限。与美国相比，日本“以台制华”的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其“以台制华”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是追随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日本在介入尺度与范围上也不得不更加谨慎，需要充分掂量挑战中国底线的成本。中日相对权力关系、中日经贸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都使得日本在涉台动作上存在诸多忌惮与担忧，不敢过于放肆。2020年9月，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当局后，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随之访台。一开始有媒体报道森喜朗在会见蔡英文时向对方转述菅义伟首相期待与其通电话的信息。随后中国外交部就此事要求日本做出澄清，日方明确表示媒体报道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其三，不能忽视美日同盟的结构性问题。美日同盟的严重不对称性，让美国在美日安保涉台问题上拥有绝对主导权，使得日本即便是努力迎合、追随美国的台海政策，仍难以真正地缓解其被抛弃的担忧。说到底，美国通过美日同盟干涉台湾问题，实际上并不会过多地顾及日本，而更多的是因应中美关系以及对华政策的变化而调整其对台政策。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尽管日本佐藤内阁在对华对台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但尼克松政府仍然选择“越过”日本跟中国接近。美日同盟体制下美国的这种“越顶外交”也给当时的日本政治外交带来巨大冲击。

（三）经济实用主义

在中美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的经济利益也受到影响，其感受到的经济风险也日益显著。一是为了保证对华经济竞争优势，实力衰退的美国预计将会加强对日本经济的利用与压迫，强制推动一些不合理的贸易要求，要求日本付出更多的“保护费”。二是中国经济在亚太乃至全球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不仅给日本相关竞争性经济产业带来直接冲击，而且也让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而这亦被日本认为是重要的经济风险。鉴于此，日本在采取有限制衡、适当接触等策略努力规避中美亚太竞争加剧给日本台海政策带来的传统安全风险的同时，也期望通过经济实用主义策略来追求经济利益，降低其经济安全风险，力图在中美日两强一弱的博弈格局中，谋求日本台海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进一步看，日本经济实用主义策略在于着力推进日本与台湾当局经贸关系的密切发展，加强对台湾地区经济的影响乃至控制，力图把台湾地区变成日本经济的稳固的“后花园”，进而对冲美国对日经济压力以及平衡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加强经济自主性，确保经济安全。一方面，鉴于美国通过压迫日本经济以提升对华经济竞争优势，日本除了维持对华经济合作予以对冲之外，也积极谋求加强“捆绑”台湾经济转移压力，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压迫。另一方面，近年来，为了摆脱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日本开始注重经济主权并倾向于多元化发展，除了大力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之外，日本也积极推进与台湾当局的经济勾连。日本与台湾当局经济关系的渊源，使得台湾在产业链、市场以及原料上都能给日本提供有效的支持，而且历史因素、民意好感等都使得日本更有意愿选择台湾当局作为最坚实的“经济盟友”。同时，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也为日本的台海经济实用主义策略提供了空间。随着中美亚太对抗加剧，美国加强与台湾当局勾结施行“以台制华”策略。自恃有美国支持的蔡英文意图加快与大陆经济脱钩的步伐，大力推进“新南向”政策，进而致使两岸经贸关系遭受一定挫折。通过深化与台湾当局的经贸关系，日本正好可以伺机接受部分转移的两岸经贸红利，进一步攫取涉台经济利益。

结合实例来分析，2016年以来，相比其他领域，日台经贸关系取得显著进展。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总贸易额呈逐年增长之势，2016年只有602亿美元，到2019年已达至692.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5％。同时，双方还召开“台日经济贸易会议”等经贸磋商会议，签订了一系列深化扩展经贸往来的协议或备忘录，比如《台日强化产品安全领域之交流与合作备忘录》（2016）、《台日关务合作及互助协定》（2017）、《台日中小企业支援及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2018），以及《台日间促进进出口有机食品合作备忘录》（2019）。从2018年6月14日开始，“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开始共同举办“台日第三地市场合作委员会”，截至2021年5月已举办了三届。该会议旨在推进日台双方企业在第三方市场（主要指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从某种意义上看，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政策与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联动效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有意地通过加强经济协作，以减轻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在中美技术竞争激化之际，日本也迫切期望加强重要物资半导体的供应链。为此，日本大力拉拢拥有全球顶级半导体制造技术能力的台积电，推动日台芯片生产紧密合作。2021年10月，台积电宣布将在日本熊本市建设新工厂，这也是台积电首次在日本设立生产基地，日本政府为此提供了大量经费支援。而在此之前不久，台积电刚宣布在日本筑波市建立研发基地。另外，对于台湾当局企盼的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签订台日FTA（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方面始终持暧昧姿态，有意地留下回旋余地，其意图无外乎是想要借此迫使台湾当局在进口“核灾食品”等问题上做出更多妥协，进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

进一步分析，日本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内在矛盾也给日本经济实用主义策略的实施带来不小阻碍。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虽然在贸易、第三地市场合作等领域进展迅速，但在食品进出口、渔业等议题上双方仍存在根本利益分歧。由于食品、渔业直接关系到民生，成为台湾地区大多数民众关切的议题，从而导致一向“媚日”的民进党当局也不敢在这些议题上过度地对日妥协。在此背景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核灾食品”争议、渔业纠纷等都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一度成为影响双方经济关系深化乃至双方关系发展的关键变量。也就是说，“核灾食品”等突出问题给日本加强对台湾经济渗透造成了较大阻力，使得日本经济实用主义策略的效果“大打折扣”。2021年9月，台湾当局正式申请加入CPTPP。对此，“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首席副代表星野光明先是声称台湾当局入会难度很大，不要过于乐观，随之又表示日方没有将开放福岛食品与CPTPP挂钩，但多年来日方一直主张这个限制没有科学证据，也不符合国际规则，应该立刻解决。显然，这种说法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有意地强调开放核灾食品是台湾当局加入CPTPP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小结

可以看到，为了应对中美博弈新格局下的多重挑战，日本在台海采取了一种多元化对冲策略，它包括三种复合或单一策略的集合：有限联盟义务+适当接触、有限制衡＋联盟示好、经济实用主义。其中，前两种组合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管控风险，尽量规避陷入中美竞争加剧可能引发的台海高风险旋涡，进而伺机谋求利益。不过，两种不同策略所要对冲的主要风险或利益目标存在一定差异。第一种是“有限联盟义务＋适当接触”的策略操作，日本首先在于对冲被美国“以台制华”激进动作所牵连的风险，其次试图以接触手段缓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第二种“有限制衡+联盟示好”的复合策略，日本则更多地是想要在一定程度上用台湾地区牵制中国，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所谓“威胁”担忧，同时也减轻被美国抛弃或交易的风险。此外，与前两种复合策略以对冲来降低风险不同，第三种对冲策略（经济实用主义）的核心目标在于追求收益，力图在中美日两强一弱的博弈格局中进行有效的平衡对冲，谋求在台海利益的最大化（见图2）。另外，应该认识到，因受美日同盟的高度不对称性、日本自身能力限制、中日关系整体框架以及日本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内在矛盾等因素制约，日本的多元对冲策略存在天然限度。

4、结语

总体而言，2016年以来，在中美亚太博弈对抗明显加剧的结构背景下，整体来看，日本在台海政策上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对冲特征，既非单一面向的“美主日从”或者“亲中”，也非双重走向的“中间平衡”，而是一种综合有限制衡、适当接触、有限联盟等各类手段的多元复合策略。在日本看来，面对中美亚太竞争对抗加剧背景下的多重威胁或风险，仅仅通过制衡、追随等单一或者两手策略很难实现有效的风险规避，而只有通过多元的复合式对冲策略才有助于缓解台海风险压力，并推动日本在错综复杂的台海环境下获取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应该认识到，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而玩弄“以台制华”策略长期以来是美国对华战略与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日本试图在中美台海博弈格局中通过多元对冲来规避风险、图谋利益，终归存在天然限度。中日关系的大框架、美日同盟的结构性矛盾等都会制约日本台海多元对冲策略的实施。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亚太博弈竞争呈现重回联盟化的倾向，但其程度与烈度并不比特朗普时期减弱，甚至可以说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日本虽然被美国抛弃的风险有所弱化，但其被牵连的风险可能会趋升，因而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预计日本依然会谨慎小心地维持其台海多元对冲政策，力图在不确定性依然显著的台海复杂环境下竭力谋求规避风险与获取最大收益。针对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中国政府有必要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战略信心与耐心，在坚决打击日本“踩红线”动作的基础上，对于不涉及核心原则的问题，也可适当地采取“冷处理”策略，避免日本右翼势力与台湾当局借题发挥，扰乱台海局势。总体而言，对待日台关系应该树立一种“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理念，不能就日台论日台，一定要将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关系置于中日乃至中美关系的框架下来考量。处理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关系要坚持以维护中日、中美关系为核心，以规制中日、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来规制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合理发展。说到底，中美关系若能实现良性竞争，中日关系若能维持友好发展，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关系自然可以得到有效的管控。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黄继朝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1月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