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南京,当年9月兼任南京大学军代表，后担任南京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8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了国内第一批中国哲学博士点并担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我第一次拜望孙老,是在1983年春天。当时因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寄了两篇文章给他，故趁返宁探亲之机，到他府上去探望一下他老人家。当时孙老在学界名气很大，加之自己刚报考了他的博士生,故去时很有点怯怯不安,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谈后，自己不但轻松了许多，而且似乎有一种亲切感,他老人家一点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始终十分平静、随和，尤其一涉及学术问题时，他顿时会变得十分投入，忘记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前去求师问道的后辈末学，其在学术问题上的既坦诚直率又认真执着的态度，给人一种既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自信又十分尊重对方的感觉，他老人家能在我第一次探访他时那样认真地同我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这使我多少有点意外。当问及我寄给他的文章收到没有时，他的回答更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但非常认真地看了我所写的两篇文章，而且还颇认同我文章中的观点，这一下子把我同他的距离拉近了，好像已经是他的学生了。

第二次拜访孙老,是在入学后半个月左右。当时孙老通过系办公室给了我一张纸条，要我抽空去他家一次。那次见面，孙老主要同我谈专业学习的事。

孙老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哲学史大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方面，造诣非常深，尤其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的历史巨著，从现象上看，它谈的是经济学问题，实际上，《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丝毫不比经济学意义逊色；马恩的其他著作也有这个特点，具体的结论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它是贯穿于马恩许多著作的方法论基础，这个方法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孙老师对佛教哲学研究非常重视，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前学界对于佛教哲学重视不够，是很不应该的。那时候，对于佛教哲学，比他们更老一点的学者，如冯友兰、汤用彤、范文澜、侯外庐等多少涉及一些，他们这一代人，涉足佛学的很少，比他年轻一些的任继愈先生算是研究佛学的专家。他说，佛教哲学可以说是一只酸果，他由于撰写《中国哲学史稿》的需要，曾阅读了一些佛教哲学的原著（主要是隋唐佛教几大宗派创始人的原著），但没能对佛教哲学做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一大憾事——因为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而言，如果完全不懂得佛教哲学，那么他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又如何谈起编撰中国哲学之通史呢？他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下决心去啃一啃这只酸果。

有一次我因学习的事去请教孙老时，他关于佛教辩证思维的一番话让我很受触动。他说：西方有些哲学家看不起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思辨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这是一种偏见。实际上，撇开《老子》《庄子》《周易》不论，单就中国佛学而言，其理论思辨的程度不见得比西方哲学家差。他说，同样是西方哲学家，马恩对佛教哲学就持肯定态度，认为佛教哲学的思辨性很强，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对这种佛教哲学的辩证思维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对我说：你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又是出自任继愈先生门下，对这方面有基础，有优势，要下决心钻进去，做出点成绩来。孙老的这一番话，使我明白了他老人家为什么会在招生目录中单独列出了“中国佛学”这一研究方向。临离开时，孙老给了我一份阅读书目，其中除了传统的儒家的经典外，还罗列了一批佛教原著，从《金刚经》《维摩诘经》到慧能、玄奘的著述，总共好几十部，他要我静下心来，一部一部地读，认真做好笔记。说实在话，我虽然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待了三年，但当时主攻的方向是“船山哲学”，故对于佛教经典，也只是零敲碎打读了一些，并不系统，更不深入，真正系统去研读佛教经典、走上中国佛学研究之路，是从孙老手里领回这张阅读书目后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