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跳出历史周期律，一个根本途径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新时代，习近平从深刻的忧患意识出发，认真探讨了执政的“周期律”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不能很好地解决自身的问题，到了每个朝代后期往往渐渐走下坡路，在形势严峻的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因此，政党在进行复杂的阶级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外，必须能够解决好“自我革命”的问题。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关于自身历史两个著名的决议——1945年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从中汲取党进行“自我革命”不懈的力量和智慧源泉。
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更多的情况下，自知更难——不仅个人是这样，对于政党团体亦然。应对激烈冲突的一方，《孙子兵法》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强调“知己”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求诸己”的“日省吾身”是修身的方法。这一原则暗含的前提是，个人甚至是最高的社会领导人，都会犯错误，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以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偏差，适应“明道”及“至善”之目的。《论语》最后指出，“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领导者有过错，不能推卸；如果属下及百姓有过错，那就要勇敢地将责任承当在自己身上。古代治理社会、国家，没有像近现代政党之严密组织，但可以推断的是，天子、皇帝再怎么专制，也不可能独凭一己之力去管理大大小小之事，也要通过官僚集团（通过血亲宗法的封建抑或郡县选拔的任免）来承当分层分科的治理体系。故“反省”意识不仅仅是针对一般普通人或最高领导者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中的“以至于”作为一个过渡用语，更是针对中间广大的科层即社会治理的精英群体而言。可以说，“自知”“知己”也好，“反省”也好，各家学派的观点除了对个人、将帅、领导人的个性主体要求外，也内涵着对领军或执政团体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有很多人虽然有到欧（后来又到苏）留学“取经”、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经历，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基本上成长于传统知识背景，自小对四书五经烂熟于心，民族文化熏染甚深。比如，毛泽东24岁能写出《心之力》雄文，说明他对宋明以来内向性的反思之学——心学颇有所得，这与其后来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强调运用自我批评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等等不无关联。而周恩来比较注重修身，在战乱中亲订自我修养准则，养成一代浩然人格魅力为世人乃至对手所敬重。刘少奇吸收儒家内在慎独原则，铸就共产党人的经典性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就极大丰富了来自苏俄和欧洲、注重改造外在世界的马列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和理论蒙上了浓重的“中国特色”，一开始就能够在保持“自我革命”方面走在各政党前列。显然，其他政党亦有自我修正的经验，但证诸实际，它们不外乎是在对立政党的责难和制衡等外力条件下作象征性或迫不得已的纠错，缺乏自觉性的规约及其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返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并没有长期掩着、盖着，相反，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对自我的“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有重大分歧、导致重大挫折甚至一度全局性失败的后果，能够勇敢地面对、实事求是地分析、正确地作出统一性的结论。与中外历史上的执政集团或政党相比而言，这一点是相当了不起的。
中国共产党对错误的反思是彻底的。以“中央委员会（或扩大）”的主体作出这样的决议，具有最高层的权威性。这种反思主要不是针对一般群众、一般党员而言（当然对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转变亦有重要教育意义），而是直指党的领导集体，甚至毫不客气地把党的领导人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进行“点名”式的批评和批判。比如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提到的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张国焘等人，像这些一度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决议把他们所犯的错误一一揭示和例举出来。再比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反思不限于个人责任，认为“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板子几乎打到每位高层领导身上。对于错误所波及的时间和空间作彻底的反思：“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
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必然逻辑。承认错误是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一斗争，不只是外在的防范各种风险或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及挑战，也包括与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以及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强调“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是一个重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各种准则条例、党规党纪乃至于一切决议、措施，既是以往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政党整体建设思想和行为、成员意识思想和行为作风等方面的反馈校正。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尤为表明，通过中央集体表决的形式，反思走过的曲折历程，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走向更加成熟的自觉阶段，在净化和完善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将错误放在党的整个历史及其与正确的相较中把握
承认和认识到错误仅仅是第一步，能不能改正错误，在统一思想中坚定地再出发，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说来，对思想、理论、行为的判断是“事后”性的，往往是实践中出现重大或全局性的连续挫折、失败，引起政党集团大多数人的对比和反省。“左”的口号、主张和右的倾向，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很多情况下显得似乎更加“高大上”并有理有据、来头很大。如果不是在革命中吃了大亏，这些错误依然甚嚣尘上，我行我素，相当多的不明真相、不究内里追随者使之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更能一时迷惑群众的眼睛。因此，分析错误的来龙去脉，挖出错误的深刻根源，用事实来说话，才能真正保持团结而不致分裂，才能真正向前统一思想和行动的步伐。
关于错误的整体定性即在全局或党的全部历史上的定位。两个决议的总体侧重点显然是针对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导致失败或挫折、引起重大（领导层）分歧的焦点，比如第一个决议对“左”右倾特别是“左”的思想、政策、路线，第二个决议关于“文革”的决议，着笔用墨最多；对其他相对次要的错误也不回避（比如指出，1928年6、7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作出“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其缺点和错误”；“文革”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两个决议不仅仅是只讲某个时期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也扩大到对前期历史的整体认识和评估上——它们重点在“若干历史问题”，但实质上基于反思回顾走过的整段历史（尽管是简略的）。比如，第一个决议对1921年至1927年的简评；第二个决议名为“建国以来”的限定词，一开始则是对“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把阶段性的历史放入全部历史中进行考察，贯彻了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着眼系统整体观高度反思问题产生的时代原因。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十年间，党的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十年，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最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同时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以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个时期最为严重）。同样，建国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也是主要的—— 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增加了一个对于文革的思考（这两句话在旧版本中是没有的）：“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不能因为局部的严重错误而全盘抹杀整个时期，即便在错误时期也不能断然全部否定坚持正确方向的各种努力——否则将无法解释缘何能够走出挫折和困境——那一定是本来就存在的、与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的正确一方重获主导权。
在分析错误的同时，一定要反映出与错误作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面。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第一个决议深入揭示了以“左”为主的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当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恰恰与错误思想的映衬中，突显了毛泽东基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的必要认知，在理论上更具体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并在实践中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左”倾错误。第二个决议指出，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党内一些受迫害的领导和同志与广大人民的抵制和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第二个决议开辟专节“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为什么这样做？一些人或势力在分析错误时，有意或无意片面地作出极端的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的结论；而很多时候，错误往往和正确的东西纠缠在一起，遮蔽住人们的眼睛。故此，两个决议在内容上对二者的区分和辨析是十分必要的，谈“问题”也谈“成就”的“写法”是十分必要的。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错误，对于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
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及其改正办法
第一个决议指出：“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毛泽东把20世纪40年代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简单概括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决议总结了党史上反对错误的斗争方法，指出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于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扣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显然又是错误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
反复的实践检验和调整，是党内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归正确路径的主要途径。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巨大的挫折必然促使党内大多数同志对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从军事上、组织上等方面的纠正，实际上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已经开始得到系统的纠正。静下心来，集中自思想根源上的清除工作，是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的整风和党史学习活动开始，直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结论。同样，对建国后32年内的“左”右倾失误，特别是针对“文革”这一政治运动，期间曾有过部分的调整、纠正，尤其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一历史的伟大转折则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直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结论。涉及到党的领导个人以及其他当事人活动的历史评价，我们党采取了十分慎重和郑重的态度、做法，以使决议得出的结论能够得到党内绝大多数成员（包括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和认同，并经得起历史的真正检验。相比较而言，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对执政集团理论上“纠错”的要求，但在实践中除了一些开明皇帝偶尔落实一下，统治阶级并没有从“组织”层面进行系统的反思和修正，结果使失误、错误积重难返，导致危亡。
一些错误为什么会在实践中“易于重犯”？如何克服？用历史上心学大家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要能够做到“拔本塞源”。摆问题、讲错误相对比较容易，而要找到问题和错误的根源就不那么容易了，两个决议中极其精彩和精深的部分即在此。它们最为出色、最为一致的地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从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哲学高度对错误追本溯源。第一个决议指出，错误的实质在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者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的主观主义在作祟，并挖出其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各色各样的反映。第二个决议把错误根源的总结上升至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方法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第一个决议的下述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错误往往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这些说法并非推卸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完人”是没有的，由各种各样成员组成的政党也不能保证其所有行为和思想一贯正确。关键是能不能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对此，第二个决议的下述观点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和价值：“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诸如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阶级革命、思想（哲学）革命等广义外延性质的“革命”。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从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因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这种革命的锐气和朝气，才能不断推动这一伟大革命的进程。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一个执政党进行社会革命不容易，进行自我革命更不容易，而不进行自我革命就必然被历史所淘汰。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能力，能够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和成功经验，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实现自我提高。中国共产党深深汲取中华文明的这一伟力源泉，一定能在百年建党史中不断成功续写历史的辉煌，推动民族和国家复兴大业的最终完成。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