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吴思敬是我人生的幸运和福分。鲁迅说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当然不敢妄比前贤，但此时的心境是相同的。我记不起来我们最初是如何相识的，那时真还说不上深交。只知吴思敬是原先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年轻的文学老师，热情，敬业，很有学识，仅此而已。记得那时他住在北京最繁华的街区，王府井的一个胡同——菜厂胡同。一个大杂院，弯弯曲曲的通道，通往他窄狭的住房。我住北大，路远，却是不辞辛苦前去拜访。我们在那里会见，吃饭，饮酒，闲话。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教会我喝北京的二锅头。论喝酒，现在他不如我了，但真是我的领路人。后来他搬了几次家，芳草地的家，我也去过，除了论学，也喝酒。

我与思敬真正的相识、相知，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新诗潮涌现，举办了难忘的南宁诗会。我被潮流所推涌，写文章、发议论，惹人注目，也陷于孤立状态。1980年南宁诗会后，《诗刊》看准时机，开了定福庄会议，一时诸路人马云集京城。会议的主题是当时出现的朦胧诗。支持一方，我和孙绍振到会了，反对一方，主将是丁力，他的队伍庞大。会议开得激烈、气氛紧张。我素怯于言，不善辩，虽然孙绍振勇猛盖世，但依然力量悬殊。正是关键时刻，我方后卫突然杀出了两员大将，一员是来自成都大学的钟文，另一员则是来自如今首都师范大学的吴思敬！

那时的钟文和吴思敬，都是三十出头，风华正茂。他们的出现不仅给我以助力，也给我以惊喜。攻守双方顿时形势大变。现在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当年我们的处境，诗歌界的领袖人物几乎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而且相当多的人诗歌观念已被积习所固化——新诗潮处境维艰。在会上，这两员骁将的出现使论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钟文的理论锐气自不必说，吴思敬显然是有备而来，但见他从容不迫地掏出一沓卡片，引经据典，连珠炮般地打向对方。他历数诗歌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坚持为当日出现的诗学变革辩护。正是这个定福庄会议，使我不仅在为人方面，而且在学术的准备和素质方面重新认识了吴思敬。

就这样，我和思敬在“火线”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定福庄会议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和思敬始终是学术上和事业上互帮互助的知交好友。我比思敬年长，他尊我、敬我如兄长。他在首都师大文学院和诗歌研究中心做着他的工作，研究、授课、写作、带研究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办《诗探索》。北大成立诗歌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诗歌研究院，他都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工作上的积极协助者和推动者。北大召开的所有诗歌会议和开展的所有诗歌活动，他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协助者。思敬在首都师大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作团队，他无私地带着他的团队参与我的工作。我们情同一家。

这些年，我和思敬一起参加过许多国内外的诗歌活动，他辛勤培养了诸多博士生和年轻的诗歌研究者，可谓桃李芬华。同时，他拥有为数众多的学术追随者。他在诗歌理论界的影响巨大，这都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思敬性格谦和，心胸豁达。他待人以善，乐于助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往往有求必应，他是诗歌界有名的“大好人”。在此一端，我与他也是心有灵犀。我坚信诗歌乃柔软之物，最终作用于世道人心，诗歌之用，首重广结人缘，使人心向善。也许这点易招人议，释之可也。

因为合作久了，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我主事《诗探索》多年，身边琐务甚多，多半办不过来，遇有难事，也多半推给思敬去办。再后来，干脆把《诗探索》的全部编务推给他和林莽了。思敬办事，我总很放心，不多过问，由他自主。这也是我的一贯作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人放手，自己也清闲。前面说过，思敬是尊重我的，遇有重大的事，他总会及时与我沟通。难办的事，他承担了，遇有“疑难杂症”，他也会与我商量。我和思敬在这点上绝对和谐，我们总会在“走不动”时，或“忍”或“退”，于是天地顿时开阔，大家也都欣然。

我与思敬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学业上互相支持。我先后主事的《中国新诗总系》（十卷）、《中国新诗总论》（六卷），洋洋千万字，都有思敬的加入与劳作，他不仅是我可信赖的作者，而且是我非常得力的助手。我的许多项目，没有他的鼎力相助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许多工作计划安排，他总是执行得最认真的一个。为此，我认定他是敬我、知我、助我的理想的合作伙伴。单举《中国新诗总系》他主编的理论卷为例，他不仅按照计划写了数万字的导言和编辑后记，而且为了紧缩篇幅，在总数80万字的选文中竟然不给自己留下一个字！

思敬办事的忘我和公心如此，使我对他格外地敬重！我只能感谢冥冥中命运之神对我的恩惠，使我在美好而又艰难的时代，有幸结识了这样一位助我一路前行的知心朋友。思敬著作丰硕，已是影响中国新诗界的卓然名家。近年，为了纪念中国新诗创立一百年，他与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合办庆祝活动，并与我联名主编了纪念文集。目下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着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长达数百万字的“百年新诗学案”。在此，我诚挚期待着这项创举早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