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往往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国际法则的形式，是现今国际关系的启蒙点。（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序言》，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6页）其实先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千多年的中国，早就形成了一个华夏国家间的国际体系，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了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国民，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本国的内政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国家关系准则等。这些在很多方面与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和联合国体系颇为类似。
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支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延续的根和魂，是中华儿女五千年来延续至今形成的心理习惯，是构建中国外交理论的文化源泉。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国外交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儒家思想为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提供了智慧支持，儒家仁政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天下大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中庸之道是构建全方位外交布局的理论方法。
一、仁政：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和政策理念，开拓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15日举行的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也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15日）儒家文化中的“仁政”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即“仁者爱人”。这种“爱人”思想起源于人之初就有的孝悌情感。“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悌，基于人的血缘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孔子认为，“爱人”可以扩充为对天下普通民众的爱。“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爱思想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实行德政、仁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要以德政管理国家，而不应该严刑酷法。“为政以德”要求各国的国君必须做到行为端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家语·大婚解》：“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话都是在强调：为政者的表率作用，即作为一名统治者必须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想让老百姓做的事，你自己首先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只有国君做到了“正”，成为道德的典范，才能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染臣民，使其行为端正，臣民也会发自内心地敬仰统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统治。这也就是我们平日常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么国君怎样才能做到“正”呢？答案是：修身！众所周知，孔子与儒家思想的一贯主题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齐治平”的根本就是“修身”。《大学》第一章就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好好修身，成就自我的“内圣”，再通过社会实践这个渠道，造福周边的人，建立博世广济的事功，也就成就了“外王”。“内圣外王”是儒家所推崇的最高、最完满的人格理想。正如梁启超在其著作《儒家哲学》中所言：
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梁启超：《儒家哲学》，中华书局，2015年，第3页。）
孟子将孔子“仁”的伦理范畴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体系。“仁”既是孟子“人性善”的理论基础，又是孟子“民为贵”的中心思想及“得民心”的基本原则。孟子认为人具有性善的基础：“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而先王的这种善心，同时又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人性。所以实行仁政就会使人民感恩，得到人民拥护，天下就会大治。而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孟子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人性与仁政的关系。“民为贵”则是仁政思想的中心内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进一步论证，“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天子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土谷神社只有保佑人民，其设立才有意义。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但人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变换，更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故“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忽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即：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力量，得民心则国家昌盛，失民心则国家衰亡。真正行仁政的国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来吸引其他国家归顺，而不是靠武力去征服他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只要以仁政治理国家，就会有人来亲近。这也说明了仁政对处理邻国关系的重要性。“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故实行仁政的最终结果就是“近悦远来”“仁者无敌”！
在儒家仁政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基因注定是内敛的，是防守的，是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这正是形成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主要原因，更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渊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外交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中国人民想的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所以更珍视和平；中国致力于发展，所以更需要和平；中国期待美好未来，所以更爱护和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都不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不能动摇》，新华网，2015年10月21日）
二、天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战略新思想，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2015年9月29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9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寻求与其他多元文明取长补短，合作共进的积极探索，它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和社会担当，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
中国人自古就有对“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而今天我们所提的“和谐世界”“中国梦”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全球治理观的一种中国式创新。孔子对春秋时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王室衰微、诸侯割据混战的情况痛心疾首。因此，他提出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礼记集解》云：“大道，言道之广大而不偏私也。行，谓通达于天下也。”这里的“道”是指人道，政治清明、社会太平的为政之“道”。天下大同是儒家政治构想中的理想社会。其中，“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核心理念。在大同社会的构想中，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社会，既包括财物的公有，也包括权利的公有。因此，大同社会实行的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儒家认为，只有贤人治理国家，社会才能有秩序地和谐运行。孟子亦特别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皆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于实行仁政，国内政治清明，重视人才，“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使天下英才都愿意归服；远方的农夫、商贾、行旅都愿意前来经商与观光；那些在自己国内深受欺压的人都愿意为其臣民。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天下无敌，更是天下的乐土。“讲信修睦”是大同社会中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大同社会中，实行了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人皆有“所终”“所用”“所长”“所养”，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也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红利。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保护每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是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大同社会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人们根据年龄、性别而具有合理的社会分工，各尽其力。因此，在大同社会中，政治民主，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各得其所，社会安定祥和。可以说，大同社会是儒家治国理政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完美诠释。
儒家大同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应受“天下大同”思想之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世界的美好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目标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体表现为“五位一体”的布局和路径。即“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生态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孙聚友：《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东岳论丛》2016年第11期）如果说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则是现代中国在谋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的外交理论创新。儒家对于每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对于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坚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正是对儒家大同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贡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让“地球村”越来越小，社会信息化让世界越来越平。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之间，过时的“零和”思维必须摒弃，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霸权主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以“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原则，与儒家“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大同社会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倡导的是人类的共同进步，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二者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是中国外交理论的重大创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综上所述，儒家大同思想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是促进当今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资源。大同社会的实现是儒家“修己安人”的价值追求。其中，修身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基础，唯有修身，方可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若人人、家家、国国都能坚持儒家的仁政思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真正做到“仁者爱人”，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就在不远的将来。
三、中庸之道：构建全方位外交布局的理论方法
中庸思想是孔子提倡的最佳的处事之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要想做到中庸，首先要认识事物的两端，并全面地分析，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形成正确的认识，为恰当的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孔子的中庸思想可以概括为“过犹不及”和“和而不同”两个方面。关于“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有很生动的记述：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这里孔子强调的是对事物的性质和程度进行适中、适度的把握。弟子颛孙师的“过”和卜商的“不及”是一样的，都没有达到中庸的要求。而《论语·学而》中，孔子著名弟子有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又把“和”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亦是人们立身处世应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就是以调和的方式协调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和谐的状态，这是以中庸之道处理各种关系的最佳方法。
子思在孔子的基础上对中庸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可以说，中庸思想的主旨是“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中庸的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事、治国理政等社会实践中时时处处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个体人格的完善、人与人的友爱、人与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运转。
在外交层面，中庸之道的关键是对“度”的把握，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无过无不及，能够恰如其分的分析形势，权衡利益，协调矛盾，最终建立国家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中庸之道在外交领域内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双赢”，即指国与国之间均以对方的适当存在作为自己正常存在的前提，避免使自己的行为过于偏激，采取中和、适度的方法处理矛盾，最终找到双方的最佳利益结合点，实现“双赢”的目标。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9日）中庸之道的运用讲究的是对各种力量的平衡，以利益共赢为核心，进而构建全方位的外交布局。在当今形势下，大国是影响国际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周边国家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在外交布局上，中国将合作共赢理念贯穿始终，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以“亲、诚、惠、容”理念经营周边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这正是对中庸之道的完美诠释。
目前，世界政治向多极化发展、经济向全球化发展，国际形势变化多端，国际事务也越来越复杂多变。尽管我国的GDP已在2011年底跃居全球第二，然而全球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尤其在综合实力较高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我国综合实力还有待提高。所以，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同时，以中庸之道为指导方法构建全面性的国际关系异常重要。
中国者，执中而立于天下，安定四海，天下大同。在全球政治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也决不能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去换取“变味有害”的所谓“和平”。正如有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礼的施行，以和谐为美。前代君王的治道，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小事大事都遵循这个道理。如果有行不通的地方，却一味地为了和谐而和谐，不懂用礼来节制的话，也是行不通的。
孔子失信“盟约”之事就很好地践行了“中庸”之道。我们知道：孔子是特别重视和强调诚信的。孔子把“信”作为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论语·颜渊》载有“子贡问政”一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生动地说明了：在孔子的心里，诚信比军备和粮食更为重要，取信于民才是治国之本。但《史记》中却记载了孔子“言而无信”的史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一行在周游列国途经蒲邑时被扣留，蒲邑人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的都城，我们就放了你们。”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答应决不去卫国都城。但蒲邑人将孔子他们放行后，孔子却率领着弟子们前往卫都了。子贡质疑道：“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这一事例说明了孔子处事并非顽固迂腐，恪守教条，一味追求“诚信”，若是在要挟情况下做出的承诺，是不必遵守的。处理问题时要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而灵活地加以变通，掌握最好的“度”，最恰当的“分寸”，这就是“中庸”。
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我国领导人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4年3月28日）发言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解决争议。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习近平谈领土主权问题：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29日）正如孔子所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儒家不强调一成不变的绝对律令、形式规则，而重视“常”与“变”、“经”与“权”的圆融结合。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会盟，时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担任了这次会盟的傧相。临行前，孔子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以武备。”于是鲁国为这次会盟做好了充分的军队保障。本来齐国在军事实力及综合国力方面远胜于鲁国，本想借此会盟要挟鲁王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和权力。但由于孔子的运筹帷幄：既有强大的军备，又有娴熟的礼仪，再加上他的沉着应对与据理力争，在夹谷之会上本来处于弱势的鲁国反而占尽了上风，并在盟誓后让齐国归还了以前侵鲁的郓（今山东郓城东）、汶阳（今山东泰安西）、龟阴（今山东泰安南）之田。（《史记·孔子世家》）夹谷之会的胜利，显示了孔子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杰出的外交才能，也再次证明了强国必须强军，强军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合理利益，乃至全世界的和平。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这是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体现，更展示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自信。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两千多年来孔夫子“仁者爱人”“和而不同”“成人之美”“利己达人”“天下大同”的叮咛在星转斗移的千年过往中从未间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面对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我们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必像北辰灿然居中，“仁者无敌”，使近者悦，远者来。
作者：刘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生；王曰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