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赖永海，福建漳州人，1949年7月生，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儒学学会名誉会长，第5届、第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7届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第8届教育部奖励委员会（人文社科）委员。
出版《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等著作。其中，《中国佛性论》2013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7年12月获“百部优秀中国图书输出奖”；主编大陆第一部《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主编全球首部完整《中国佛教通史》。其中，《中国佛教通史》获第四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第六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个人自述
总得有点超越精神，始终不忘立处皆真。
让读书成为喜好，而不是负担
记者：回顾过往，您曾说过，您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能谈谈您是怎么喜欢上读书的吗？
赖永海：1967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福建漳州平和县仁山村务农，1971年有幸被选调到位于武夷山下的兵工厂当工人。工厂的工具科有一个煮油工作间，专门对各种入库前的刀具、磨具等进行消毒、煮油、包装。工作间设备十分简陋，污染度极高，如果按照现在的环保标准，大概是一项需要穿防化服才能进行的工作，但最大的好处是，一个礼拜大约只要工作4个小时。我主动报名承包了这项工作。虽然工作时穿着防护服、戴着大口罩，确实是有点屏住呼吸在干活，但干完活就有了自己的时间。在那个大山沟里，工作之余，除了与工友们聊聊天，就是顺手抓本书翻翻，读书几乎成了我在兵工厂期间唯一的业余爱好。
尽管可以找到的书不多，但举凡能拿到或借到的，不管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是经济、政论性著作，特别是哲学类的书，一概通吃！其中，有两部著作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毛泽东选集》，二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毛泽东选集》，我连续读了四遍，阅读的起讫日期都写在书的扉页上。
习惯对一个人的影响常常是“润物细无声”的，但同时又可能是异乎寻常的。当某种习惯后来慢慢变成一种兴趣或爱好时，其作用之大往往是人们始料未及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和1978年实行新的学位制度之后考上研究生的，可能都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爱读书。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派上了用场，考上了大学，开始了一段人生的新征程。
记者：您当年高考时所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哲学，中山大学”，为什么？
赖永海：是的，当时我对哲学真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结：好像除了哲学之外，其他的专业、学科都索然无味！我对中山大学也是情有独钟。1966年时，我有幸去过一趟中山大学，校园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萌生的第一念头就是，如果今后有机会到中山大学去读书，那该多好啊！
1973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从1973年跨入中山大学校门，到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我在中山大学待了整整五年。这是我一生中读书的量最大，同时又是最系统的五年。五年间，我做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尤其是1976年毕业后，我有幸被留在中山大学工作，所在单位是《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是后来被称为“中国MPA之父”“中国当代行政学泰斗”的夏书章先生。这两年时间里，与其说是在当编辑，不如说是在读书！我虽然天天上下班，但几乎从不在编辑部坐班。每天我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编辑部，烧水、扫地、抹桌子、整理好报纸，夏先生及编辑们都到了，我同夏先生说一声，就带着两份需要审校稿子到离编辑部大约100米远的校图书馆去了，下班前十分钟再回到编辑部。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有什么急事、重活，他们会到图书馆叫我一声。因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审读中国哲学方面的稿子，因此，那段时间所读的书以中国古代的史、论为多。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应当怎样读书？
赖永海：读书也要分阶段，要区别看待。比如，义务教育阶段，有很多书是“必须读的”——因为人总得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到本科、研究生阶段，读书就是另一种情形了。在一次新生入学见面会上，我讲了一个观点：学生进校园时差别不大，智商差不多，潜力也差不多，但毕业时差别却很大，就看谁下功夫，看谁读书读得多，看谁会读书了。而真正让你会读、读得多的是什么？是你喜欢读书。要把读书变成一种兴趣、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读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兴趣，比如，看小说、看散文是陶冶情操；一种是研究性的读书，必须留下痕迹。不妨说说我写博士论文《中国佛性论》的一些事。在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按照规定古籍阅览室书不准外借，而我当时住在离校十多公里的紫金山下，若每天往返奔波，着实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经管理老师特批，允许我一部一部地借阅。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到临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笔记竟达厚厚的十多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学，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40天时间。想起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
思维方式决定命运，哲学可以训练人的思维方式
记者：您对哲学有着强烈的偏好，为何后来会潜心研究佛学？
赖永海：1978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为任继愈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在读三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也许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先生上课之认真、谨严，非常出乎意料。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先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
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先生指导研究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理论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位的产品；而资料有如原材料，没有充足、上乘的原材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不管是理论的训练还是资料的准备，都得下硬功夫、苦功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硕士毕业后，我又赶上了南京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哲学系主任孙叔平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佛学。孙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哲学史大家。孙先生对佛教哲学研究非常重视，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前学界对于佛教哲学重视不够，是很不应该的。他说，佛教哲学可以说是一只“酸果”，由于撰写《中国哲学史稿》的需要，自己曾阅读了一些佛教哲学的原著，但没能对佛教哲学做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一大憾事。他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下决心啃一啃这只“酸果”。
我的佛教研究，是从中国哲学切入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人们曾经对古代中国哲学有过一个概括，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通观古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人们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不研究中国佛学，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佛学是哲学思想宝库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记者：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哲学老师“出圈”的新闻，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参与录制《奇葩说》，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德峰的哲学课视频在网上热传等。您怎样看待这类现象？对当下的普通大众来说，哲学是否被需要？
赖永海：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是，性格决定命运。我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决定性格的是他的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恩格斯有句话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学哲学、研究哲学、读哲学的书，是训练思维方式最好的方法。这种收获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觉得它很抽象，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是哲学对于人们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会带来无形的巨大的影响。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能给人以智慧。
作为佛教般若思想浓缩本的《心经》有一个偈句，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谓“空”，不是去回答有没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教你应该怎样去看这个事物：第一，不能静止地去看待事物，应该看到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二，不应该孤立地看待事物，而应该从多个角度，多元、立体地去看一切事物。说到底，“空”是一种动态、立体、多元的思维方法。
这种动态、立体、多元的思维方法，是构建严密而庞大的佛法思想体系和思维大厦的细胞。例如，《布袋和尚插秧歌》中所说的“退步原来是向前”，就是一种教人学会换位思考，懂得前进与后退之间辩证关系的二元思维。例如，富有“禅意”之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要认识庐山的真面目，不能只躲在庐山里面，也不能只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去看，而应该从东西南北等各个不同角度去看，最好是跳到高处去俯瞰，那才能真正认识庐山的真面目。
再如，我们常说的“看破”，说到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看不破是因为你还陷在里面，没有跳出来，一旦想通了，搞明白了，就释怀了，也就是“看破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人们化解心结、淡定心态乃至提升心境非常有帮助。有首禅诗《日日是好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生活中，处处有禅意，遇到烦心事，想得开、放得下，便会日日是好日。
哲学能训练你的思维方式，教你学会反向思维、多向思维、立体思维、动态思维，这对于怎么做个明白人、做个有智慧的人很有助益。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应该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读哲学的书、学习哲学、训练思维方式，这实际上不仅仅是学者、研究人员需要的，对整个社会大众应当都是非常需要的。懂得哲学，掌握多元的立体的思维方式，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有很大作用。我一生能够做一点事，也多受益于哲学。
弘扬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更重要
记者：近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融入现代生活。比如，“紫禁城上元之夜”登上热搜，李子柒具有东方韵味的短视频走红网络，央视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深受年轻人喜欢，等等。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只是做做表面工作。对此，您怎么看？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您有哪些建议？
赖永海：我觉得这些是好事，都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但同时，也要注重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传承，这个也许更重要！比如，儒家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儒家的哪些思想在当代还具有重要的价值，哪些思想已经不适应现当代，应该怎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儒家思想在“道德”与“伦理”两个方面很具优长，其中有不少思想是值得传承和发扬的，如“为仁由己”“涵养德性”“自强不息”等道德思想，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思想，在现当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如果运用到社会治理层面，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为政以德”，但在现当代这个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仅靠“德治”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如何根据现当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人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中，加强与市场经济相因应的“契约精神”，以及基于契约精神的“法治”，使得“道德教化”在“法律治理”大框架下去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就儒家思想而言，也有一个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的问题。如自宋儒以后，所说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指“主流儒家”（即思孟学派），而作为先秦儒家的另一大流派（荀子学派），几乎被淡忘了！思孟学派与荀子学派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主“性善”，另一个主“性恶”。这个差别导致主流儒家的道德学说注重“为仁由己”“扩充善端”，走的是一条“内向性”的道路。与此不同，荀子学派以“性恶”为依据，强调“礼仪教化”“化性起伪”。比较倾向于用“制度”把人性的“恶”关到制度的“笼子”里，用礼仪教化来改造人，改变人，提升人。如何把儒家本身两大流派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发展，把“内向”的“扩充善端”与外向的“制度约束”和“化性起伪”结合起来，这也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记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以前您的研究侧重于哪些方面，有哪些主要成果？未来有什么计划和愿景？
赖永海：以前几十年，我在中国佛学、中国佛教文化方面研究多一些。成果有：个人独著方面，主要有《中国佛性论》《中国佛教文化论》《佛学与儒学》等。集体攻关的项目和成果主要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组织了一批学者，编撰了大陆第一部《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总十一卷，300万字）；其次是作为南京大学“985工程二期”的标志性成果《中国佛教通史》（主编）（总15卷，700万字），三是受中华书局的委托，组织了一批学者，编纂了《中国佛教十三经》等。
今后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就是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推进《中国古典数字工程》，编纂《新四库全书》。《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是20世纪80年代由著名学者钱钟书发起，由栾贵明、田奕等一批著名学者不断向前推进的、旨在把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的跨世纪工程。该工程经过36年的建设，古典文献的建库量已达12亿字，并且都经过5次精校，达到转化成PDF即可出版水平，已出版的成果达1亿多字。再经过三年的努力，建库量可达20亿字。
《中国古典数字工程》的第一个衍生品是《全汉字库》。《全汉字库》将收录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有汉字（包括碑刻文、甲骨文、至今尚未被数字化的古籍中的所有生僻字）。举凡现在数据库中没有的字、符等，都通过“造字”、数字化并建立对应的检索系统。这个《全汉字库》将成为今后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
《中国古典数字工程》的第二个衍生品是《新四库全书》，其收录文献的总量达20 亿字，是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的收录总量的两倍。有别于原《四库全书》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成“四库”，《新四库全书》将分为“作品库、人名库、地名库、日历库”四库。
《中国古典数字工程》的第三个衍生品是“中华文化全书网站”。以数据库为依托，将建设一个迄今为止涵盖面最广、资料最完整的“中华文化全书网站”，力求把中华文化的传播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记者：您是任继愈先生的第一位博士，又与季羡林先生有长期师生之谊。传递先辈们的薪火，想对年轻学者说些什么？
赖永海：1993年，我有幸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得以恢复。到目前为止，我共招收接近100个博士，他们有的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尤其需要有一种精神。任继愈先生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和季羡林先生70岁后才进行人生的“第二次冲刺”，都是有一种精神在作支撑。
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要坐得了冷板凳，嚼得了菜根，耐得住寂寞。在这个领域，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大量、系统地读书，用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去读书，才能有所成就。尽管多读书不一定能出成果，但不读书绝对出不了成果。诚如《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丽 颜云霞 实习生 郑帅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