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央制订香港国安法及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香港政治生态出现大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刚以“回归原点，重新出发”来概括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1]

在思考重新出发的方向之前，我们需要好好思考香港社会一直不曾认真思考的问题：香港到底需要怎样的民主理念？怎样的民主理念才对香港民主的长远发展，以至对香港社会整体利益有利？

有人扬言，香港民主进程，“泛民”不可缺席[2]，说得好像没了“泛民”，香港民主道路就走不下去。有人则认为，“泛民”一向有“爱国”基因，只是在司徒华死后便“误入歧途”。只要帮助他们转型成为“忠诚反对派”，让他们“回归初心”[3][4][5]，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先不论“忠诚反对派”这个舶来词是否适用于香港，“反对派”这个概念本身就与“民主派”很不同：反对派不一定支持民主，支持民主的人亦不一定是反对派。可见，“泛民”转型成“忠诚反对派”，与促进香港民主发展本身并无必然关系。

如此看来，所谓“泛民”“转型”问题，不是转型成“忠诚反对派”，更加不是“回归初心”、走司徒华“老路”，而是到底有什么适合香港的民主理念及路线，可以取代旧有的、早已证明行不通的一套。

“民主回归”：香港民主历程的空白

现在，不少“泛民”人士高喊“香港民主已死”，扬言香港民主发展就此终结。事实上，每当香港民主进程“碰壁”或不合他们心意，总有些“泛民”人士出来（故作）反思，找“民主回归”作代罪羔羊，大肆批判一番，然后为自己的失误下结论：是“民主回归”导致香港民主发展失败。[6][7][8]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批判声势远比2014年“非法占中”前夕之时细得多，毕竟当时“民主回归”就伴随着“民主回归”倡议者、政治经济学家曾澍基教授之死而被草草“埋葬”了。

另一边厢，不少爱国阵营人士借回顾香港民主历程来批评“泛民”（特别是批评民主党）的时候，也会提及“民主回归”：

有人指出，部分“泛民”“提出‘民主回归’只是希望凭借‘支持’香港回归，换取中国政府让香港‘民主化’，从而达到‘民主抗共’的目的”[9]；

有人批评，“‘民主回归论’本身存在僵化和机会主义缺陷，既无法真诚转型为‘忠诚反对派’，又无法抵御本土主义挟持和诱惑，导致香港民主运动日益脱轨，走向‘一国两制’的对立面”[10]；

有人认为，“‘民主回归论’将价值基底落实于‘民主’，并将民主武器化，用作‘民主抗共’及‘民主夺权’”[11]；

有人则指出：“民主党（前身“汇点”）最早提出‘民主回归论’——支持香港回归，实行民主政制，当中确实有‘一国两制’的概念，但他们有个潜台词，是以‘民主’来定义‘爱国’，觉得只要国家愈民主，他们就会愈爱国。他们设想的民主道路是这样的，先是在香港实现一人一票选举，再作为示范对大陆民众和中共执政阶层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施压——而这恰恰符合美国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设定。这种逻辑当中，存在一种立足香港、再通过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与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制度竞争甚至政治对抗”[12]。

对于“民主回归”的内涵及其在民主历程的角色，以上说法未免过分简化及粗疏，甚至存有偏差，容易造成或加深对“民主回归”的误解。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无论是“泛民”，还是爱国阵营，均异口同声指责“民主回归”是导致回归后香港民主进程受到阻碍的元凶。

结果，在长期缺乏回应和反驳的情况下，“民主回归”持续被污名化，久而久之被淡忘，变成了香港民主历程的一段空白。在变局下，我们需要探讨香港需要怎样的民主理念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契机，重新认识“民主回归”。

本文通过疏理“民主回归”的历史，分析“民主回归”的萌芽与形成、理论与主张、与“民主抗共”的关系、探索与发展、意义与价值，阐述“民主回归”的本意，尝试还原“民主回归”的本来面貌。

过程中难免夹杂笔者个人对“民主回归”的理解和诠释。笔者尽量引用相关文献，以及向“民主回归”当年的倡议者征求意见，希望尽可能贴近“民主回归”的本意。笔者相信，弄清“民主回归”的基本原则及立场与演变，亦有助于发展及丰富真正的“民主”。

“民主回归”的萌芽与形成

香港首个提出“民主回归”的论政团体是“汇点”。从“汇点”第一次周年大会的出席名单来看，不难发现，成员几乎全都是1970年代的学运分子。

在那个“火红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当时的大学生抱有反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提出“放、认、关、争”口号：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当中最受重视的是“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这两句，所以又被称为“认中关社”），并相继发动 “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盲人工潮事件”“仁义新村事件”“反贪污、捉葛柏”等社会运动。

当时的大学生主要分为“国粹派”及“社会派”。前者强调“认中”，认为要以认识中国为首要，忽视香港社会在殖民统治下的不公义情况；后者则强调在认识中国的同时，必须对殖民统治的不公义之事进行抗争。结果两派陷入分化与对立，导致学生运动出现分裂。

随着“文革”的结束，“国粹派”崩溃瓦解，与之相对的“社会派”亦难以维持，学运陷入低潮。不过，如曾澍基所言：“历史的残酷在于它不会提供太多喘息机会。”[13]数年后，港督麦理浩访京，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中英角力开始。

此后，社会上围绕回归议题的团体及组织涌现。当时不少团体都提出过反对回归、主张“维持现状”的方案，例如由劳思光、胡菊人、李怡等人组成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提出的方案是，建议中英双方订立《中英合作友好条约》，订明中国拥有对港主权，英国可以在数十年内继续对港实行殖民统治。[14]研究社主席劳思光接受访问时甚至扬言：“在任何解决方法中，都必须保留由英国治理这一点。”[15]

二战后香港首个政治团体“革新会”亦提出过类似“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建议英国政府宣布在1997年后香港不再是英国属土，而由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7月1日起将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成为一“托管地区”，由英国代为管理，为期二十年。[16]

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双方开展第一阶段谈判。此时，一群“火红年代”的学运分子（主要是社会派）组成论政团体“汇点”。“汇点”元老陈文鸿教授指出：“汇点”“把从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带来的民族主义，结合到反殖的民主主义”，成为“‘民主回归’的主要推动力”。[17]

当时，除了“汇点”，由张家敏担任会长的新香港学会（后来与其他团体合组成民协）同样是主张“民主回归”的团体。

不过，由于“汇点”是香港第一个主张“民主回归”的论政团体，而且与民主党渊源甚深，因此，本文将以“汇点”为中心，以“汇点”的文献及“汇点”元老们的说法为基础来探讨“民主回归”。

“民主回归”的理论与主张

“汇点”以“新三民主义”作为政治纲领，即“民族”、“民主”、“民生”，主张三者互相结合。“汇点”创会会长刘乃强对此作解释：

“民族”：不是狭隘的、排斥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情在理的肯定我们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地方；

“民主”：不是一夜之间全部民主，而是肯定民主化的方向，尽快弄好，循序渐进，逐步开放；

“民生”：不是国有化，或者打倒资本家，而是肯定私人企业之后，要求社会资源有较合理的分配，让全港市民分享安定繁荣的成果。[18]

然而，现时大多数谈论或批评“民主回归”的人，并不理解以上的政治纲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跟“民主回归”长期被边缘化有关。

跟很多人的说法不同，“民主回归”事实上并非回归后香港民主发展的主流论述，“民主回归派”亦从未在回归后的民主发展中担任过任何领导角色。故此，将回归以来香港民主实践的失败表现归咎于“民主回归”，是一个历史玩笑：失败的原因并非港人错信了“民主回归”，而是回归后港人没有真正落实“民主回归”。

由于“民主回归”长期被边缘化，使得“民主回归”的内容被挖空，变成任人诠释的空洞符号，甚至沦为“民主抗共派”在“一国两制”下活动的一面旗帜。

民主党一直被称为及自称为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支联会创会主席、民主党“党鞭”司徒华及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亦被称为及自称为“民主回归”倡议者（不幸的是，连爱国阵营也误把他们当成是“民主回归派”，例如1996年《大公报》的社论《剖析民主回归的实质》，批评李柱铭搞“民主回归”）[19]。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在这个情况下，“民主回归”长期与“民主抗共”混为一谈。因此，要正确认识“民主回归”，必须先弄清“民主回归”与“民主抗共”的分别，还原“民主回归”的本来面貌。

虽然“民主回归”缺乏一套完整论述，但“民主回归”的基本立场及原则，与“民主抗共”有根本性的区别。

1. 对回归的立场

首先，对于香港回归祖国，“民主回归”站在民族立场上，抱有积极正面的态度，真诚拥护回归，承认中国对港主权，这是无庸置疑的。

曾澍基指出，香港回归“所涉及的远超出讨价还价及力量对比的问题，它根本就是民族尊严和历史立场的问题。三条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火枪威迫下所掠取的结果，对之承认就等如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历史谴责，继续忍受民族的屈辱……‘维持现状’论者请另找论据。民族尊严是不能廉价出让的。”[20]

不过，这只是单方面从民族角度去看回归，“民主回归”却不止于此。“民主回归”特别之处，在于强调民族与民主结合，除了从民族角度，更从民主角度去理解回归。现时不少人只是片面理解“民主回归”，把“民主回归”解读为“中国给予香港民主，港人才支持或接受回归”，是百分百歪曲了“民主回归”。

“民主回归”的特点，是强调回归的民主本质。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统治、人民当家作主。百多年前英国侵占作为中国土地的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导致在香港的中国人民沦为被统治者，这样又何来民主可言？因此，回归象征着中国恢复对港行使主权，结束英国殖民统治，让中国人民重新当家作主。陈文鸿指出：“对中国人民来说，香港回归是打破帝国主义的枷锁，是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因此是最大的民主。” [21]

“民主回归”强调，回归是香港发展民主的最重要契机。基于反殖主义的思想，“民主回归”认为，在殖民统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直到回归议题出现，香港才有机会发展民主。的而且确，如果没有回归议题的出现，英国不可能发展香港的代议政制。英国之所以在《联合声明》签订前夕在香港的立法机关引入选举，并非出自好心，而是基于撤退考虑。

曾澍基认为，回归创造了“契机”，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回归后，香港的体制要符合民主原则，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主。

“民主抗共”则不同。虽然“民主抗共”同样会声称支持或接受香港回归，但出发点与“民主回归”极为不同。“民主抗共派”之所以支持或接受回归的原因有多种：

有的是基于政治现实，考虑到力量对比，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无法避免或抗拒回归，所以无奈地接受回归；

有的是出自机会主义，视回归为一场交易，认为“支持或接受回归便可以换取中央给予香港民主”，亦有为了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继续生存及活动的考虑；

当然，有少数是基于单纯的民族情感，真诚拥护香港回归祖国。不过，纯粹支持回归，不等于就是“民主回归派”。

2. 对民主的看法

对于民主，“民主回归”与“民主抗共”的差别看似很小，两者都高举民主、赞成普选，但实际上两者的民主观差异非常大。

民主的意涵是以民为主，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民主回归”相信以民为主是目标，民主政制只是达到此目标的其中一种手段，让民众拥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及渠道。“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指出：“政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让市民参与政治。我们必须寻求适当途径和争取各种机会，扩大香港市民参与管理本地事务的权力。”[22]

民主与民族的结合：民主的长期“最优化”

如上所述，“民主回归”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强调民主与民族的结合。这种结合充分影响“民主回归”的民主观。

“民主回归”当然是支持民主的，但在发展民主的同时，“民主回归”会充分认识及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及制约，除了要认识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只可在一国前提下发展民主之外，更关注中国的国情，凡事要以中国的整体利益为优先考虑，绝不能牺牲中国人民的福祉去追求本地的民主化。

曾澍基指出：“发展中国家面对种种的内外压力及挑战，连生存也可能成为问题，民主既非唯一的目的，亦非万能的手段……中国的历史包袱、制约和任务异常复杂；相对之下，香港的问题可算是‘小儿科’。在推进香港的民主化的过程里，这些复杂的‘国情’和因素应详加考虑。”[23]

曾澍基强调：“历史的教训似乎是这样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现实条件和制约之下进行，陈义过高可能无效，或者带来与设想对立的反弹；（二）特别对落后国家来说，民主是多重目标的其中一个，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种。换言之，单纯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会是最适当的路线。民主的‘最优化’，至少应该考虑这两种因素。”[24]

以上都是“民主回归派”追求民主的基本出发点。

民主与民生的结合：实质民主的雏型

“民主回归”的新三民主义，除了民主与民族的结合，还有把民主与民生结合的尝试。虽然“民主回归”受西方选举民主观影响，重视以选举为基础的政制设计，但由于受到反殖民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民主回归”蕴藏着实质民主的观念：除了政制民主化，“民主回归”同样重视社会及经济领域的民主化，以及民主对人民的实际效果，即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平。

“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指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个人不但应有免于奴役的自由，更要有全面发展个人潜能的自由……我们深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上，民众的广泛参与是创造未来美好的香港的一个必要条件。”[25]

“汇点”《1983年工作报告》指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必须以人民意愿为主，所以我们主张扩大社会基层的民主参与，让市民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有更大参与权力、积极地提出意见及监督服务推行。” [26]

当时，“汇点”曾经就《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发表意见，指出：“教育一如其他的社会政策范畴，需要建立民主开放的制度，让市民有机会作更大程度的参与，尤其是基层市民的积极参与，才会有所改进。”[27]这反映了“民主回归”除了重视政制民主化，同样重视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民主化。

曾澍基提出了经济方面的“民主化”主张：“经济方面香港应‘自负盈亏’，储备及货币独立，并加深民主化的介入，一般公共企业应更严格监管，部分可作公营……”[28]虽然只是初步构思，但在当时的香港来说是相当少有的。

相对而言，“民主抗共”的民主观简单多了。作为西方选举民主的忠实信徒，普选被他们视作民主的唯一元素，而且是判断民主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民主抗共派”将中国视为“威权政体”，视中国共产党为“民主自由的敌人”，唯一目标是对抗它，以至打倒它。

“民主抗共派”眼中，“民主”只是手段，“抗共”才是目标。李柱铭曾扬言：“抗共，可以做，不可以讲；民主，可以讲，不可以做。”[29]

“民主抗共”把民主视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武器。“防守”方面，“民主抗共”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特别是普选），主张不惜一切“加快民主步伐”，即不断扩大立法会内的直选成分，以及建立有利于他们（完全开放、无门槛限制）的普选制度，意图通过选举占据立法会及选举委员会，并选出站在他们一方的行政长官，从而夺取香港的管治权，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央的治港权力，令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民主党于2017年发表一份名为《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民主党对港中关系的回顾及展望》的文件，当中清晰地展示其“民主抗共”的主张。文件提到：“‘民主回归路线’由‘民主’与‘回归’两个概念组成，事实上是先确定了香港将会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概念，才出现要以‘民主’作为与专制政权抗衡，保存香港资本主义及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想法……在这大方向下，香港本土政治力量拥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港人核心价值，积极在香港参政以实现香港民主普选，让民主政制有效解决纠纷、整合不同意见和理念；并且透过落实民主政制及培育本地政治力量，抵御中央政府干预……”[30]

这是对“民主回归”百分百的歪曲。讽刺的是，只要将引文的“民主回归路线”更正为“民主抗共路线”， 我们就可了解“民主抗共”的意思。

“进攻”方面，“民主抗共”积极以民主为幌子进行反共活动，例如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支联会，积极向内地渗透，串连外国组织和内地地下政治组织进行颠覆活动，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意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曾任民主党智囊的刘细良曾经坦白地阐释“民主抗共”路线的步骤：1.中国改革开放变得富裕；2.富裕后中产阶级冒起；3.中产阶级将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及权力；4.中央推行政治改革；5.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

基于此策略，民主党积极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李柱铭甚至亲身到美国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进行游说。

3. 对民生的重视

如上述，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民主回归”把民主与民生结合，重视经济民生，强调实现社会公平。然而，“民主回归”之所以重视经济民生，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为了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

这里所指的回归，并非法理上的回归，而是社会层面的回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以至人心上的回归，而这方面的回归是超越1997年7月1日的。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始终要回归祖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如曾澍基所言：香港回归不单是民族主义问题，在价值取向的层面，它牵涉到对社会制度的取舍。很多时，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问题是对社会制度的取舍。[31]曾澍基认为，“民主回归派”意识形态上比较左倾，就香港而言，“民主回归”主张进行“民主化”及“社会化”的改革。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民主回归”可以接受甚至支持的。[32]

至于当时的“维持现状派”，则拥护资本主义，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没有好感。“维持现状派”否定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方面的考量倒在其次。因此，曾澍基评论说：“倘若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他们大抵亦不会怎样坚持挽留英国人来‘维持现状’。”[33]

考虑到香港实行了百多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假如在短时间内融入到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经文化体系里去，将无可避免造成动荡。因此，曾澍基提出了“历史契机论”：由于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可以继续利用香港赚取外汇，开展资本及技术引进，香港的民众又可以有较多的时间适应，香港因而进入“过渡时期”。

在“过渡时期”内，中国恢复对港行使主权，同时授予港人权力去管理香港，港人必须把握机会及时间，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民主化”及“社会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金融地产投机必须压抑，政府重新扶助工业，使之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就业机会，改革税制和实施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必要时可运用弹性较大的‘所得政策’，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均。”[34]

曾澍基指出，这种“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与内地正迈向的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拉近距离，有利于香港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随着形势的变化，香港经济‘社会化’的程度可以加深，政治经济制度亦可加强挂钩。

曾澍基警告，假如港人任由“现状”发展下去，香港的经济形态只会愈来愈扭曲，财富只会更加不均，社会矛盾将迅速尖锐化，并会拉远香港和祖国的距离。

由此可见，“民主回归”从回归角度去看民生，把民生与民族结合，强调改革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持香港的安定繁荣，一方面有利于祖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透过加深“民主化”和“社会化”程度，拉近香港与祖国的距离，促进社会不同层面的回归，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然而，“民主抗共”虽然同样以“改善民生”为口号，但并不真正视改善民生为目标。

基于抗共和选举的考虑，民主党采取了“和稀泥”策略，奉行大帐篷（Big tent）政策，尝试用当时欧美时髦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作包装，试图左右逢源，吸纳不同政治光谱人士加入，并争取跨阶层支持，尤其是中产阶级。

所谓大帐篷政策，即在政党内部，有持相异甚至完全相反的不同观点或意识形态的派系存在，但是这些派系在某一问题上具有共识。港同盟创会会员陶君行直言：“泛民”政党都是有个套路的，就是全部以‘反共反中’作基本点。它既不会像左翼政党，相信世界应该公平，财富要再分配；也不会像右翼，说公共政策养懒人。一般西方政党都有这种想象，但“泛民”的想象从来离不开对中共的态度。

曾任民主党智囊的刘细良亦表示：“汇点”与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不过是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它是基于对中共的态度，而不是左翼还是右翼。

结果，民主党在民生问题上往往出现左摇右摆的情况，例如最低工资议题上，1999年民主党反对设立，但10年后就转为支持。民主党的“和稀泥”策略亦激化党内派系斗争，导致分裂。还是以最低工资议题为例，民主党的主流派和少壮派出现激烈斗争，结果不少核心成员退党。面目模糊亦导致后来民主党的力量被旗帜更为“鲜明”的激进政党所削弱，如“社民连”和“人民力量”。

总体而言，从“民主抗共派” “逢中必反”的态度，以及在立法会内“拉布”和否决对民生有利的议案的表现来看，就能明白民生在他们眼中是可以随便牺牲的。

“民主抗共”之所以不断提出“改善民生”口号，旨在配合在立法会内外的行动，拖垮港府施政，不断阻碍港府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影响港府的治理表现，从而削弱港府的认受性。然后，将“普选”说成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唯一方法，主张港府一直无法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因在于港府是经过“不民主”的程序产生的，唯有透过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港府才有可能解决民生问题。他们这样做，就可以在选举中骗取更多选票，并动员民众加入反对势力。

4. 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看法

如上所述，当年“民主回归”倡议者是“火红年代”的学运分子，他们几乎都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在香港土生土长，他们对香港的认同及归属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不代表他们在看待内地与香港关系时抱有“大香港主义”，凡事以香港为本位。

“汇点”元老王卓祺教授1982年的一篇文章《地球不是绕着香港转的》充分反映“民主回归”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态度。王卓祺指出：“我们不单安于逸乐，亦由于香港经济上的奇迹，更由于中国文革后对自身社会、制度的反省，香港人便自夸自耀，以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依靠香港的资本、技术、管理的输入。近几年来，返国内旅游的、投资的，都莫不以为香港人最行，但我们从来不反省我们精神生活的空虚、生命的虚无……我们极需要重新检讨我们与内地的关系，以及反省香港社会优劣之处；而不是像目前一面倒自以为地球是绕着香港来转的。”[35]

“民主回归”强调，内地与香港关系属于“不对称”的：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这是香港要面对的现实条件及制约之一。然而，“民主回归”更从中国的整体利益出发去看内地与香港关系。曾澍基指出：“'民主回归派’把香港的前途看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部分，将香港和国内的关系看成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照顾小我，自然要关注港人利益，但不能拿中国的整体利益作牺牲……香港的相对自主性要照顾，港人利益要关注，但中国的物质以及精神利益要放在首位，分清主次……不要把香港问题孤立，要把本地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作分析及展望。”[36]

“民主回归派”的设想，是希望内地与香港在互信的基础上，扩大改革的空间，以及吸收各自经验的可取部分，形成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良性互动。曾澍基强调，这类相互影响并无强制性，更不属于“和平演变”的阴谋或阳谋，旨在希望香港实验可让内地吸收可取部分，无意将既定蓝图加诸对方，更无任何颠覆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之意图，而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又必须优先考虑中国的整体利益，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最高位置。[37]

基于这种对民族利益的重视，“民主回归派”虽然并非全盘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从中国整体长远发展利益着眼，始终希望中国共产党能不断自我改革更新，带领民族复兴。

至于“民主抗共派”，他们当中有部分会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但会同时强调爱的是属于文化及历史上的中国，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部分“民主抗共派”甚至眼中根本没有中国，爱的只是英国或美国。无论如何，“民主抗共”都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敌人，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对抗以至推翻它。“泛民”多年来从美国（特别是通过黎智英）所得的政治献金，可见一斑。即使是被很多人认为有民族认同的司徒华，也没有阻止民主党和支联会收取美国的政治献金。

“民主抗共派”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看法，在上文提及过的《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民主党对港中关系的回顾及展望》表露无遗。从标题上的“港中关系”，以及内文的“港中矛盾”、“港中融合”等字眼，就能看出那种以香港为本位的“大香港主义”心态。

在文件中，民主党多次用上“香港”与“中国”来形容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将两地关系视作两个独立个体，将香港独立于中国去看，并视两地关系为一种对立的敌我关系。例如，文件指出：“中国在国际政治及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增大，香港与中国的政治议价与博弈亦必须考虑此因素。”[38]，“现时香港面对的问题，是大陆各方面干预带来的影响。”[39]

基于“大香港主义”心态，民主党在文件中一直强调香港比内地优胜，例如：“现时，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可观，惟法制的确立和国际社会的信任等，仍远远未及香港水平。”[40]“廉洁奉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直被香港人视为香港与大陆分野的重要部分。”[41]

同时，民主党在文件中扬言：“香港政府应以香港作为本位、以香港市民的利益作为任何具体决定和安排的优先考虑，而这些涉及港中两地的讨论，香港有最终是否认同或参与的决定权。”[42]显然易见，“民主抗共派”眼里根本不存在中央。在他们眼中，香港比内地其他省市（以至中央）的地位更为高尚。

“民主回归”被“民主抗共”取代成主流路线

在推动香港民主发展方面，“民主回归”有着重要角色。王卓祺指出：“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其中并无可以普选行政长官的条款。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却出现了行政长官‘可以选举或协商产生’的第45条。这说明什么？就是八十年代笔者等当时的年轻人，已经成功争取落实民主回归。”[43]

刘乃强则表示：“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已经顺利回归祖国。而从那天开始，根据基本法，香港朝着普选作倒数。我们‘民主回归派’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中央的要求，基本上已经达到。”[44]

“民主回归”在促进港人积极面对回归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八十年代初中英双方展开谈判时，社会上的意见领袖不断鼓吹“维持现状”。“汇点”是当时最先表态支持香港回归祖国的论政团体，他们独排众议，透过不同舆论平台，从理论层面驳斥“维持现状”，主张“民主回归”。

然而，假如说“民主回归”因历史而萌生及兴起，它亦无可避免要面对历史的冲击。曾澍基指出：“‘民主回归’的落实，需要一定的主客观基础。”[45]

“民主回归”的设想是内地与香港在互信的基础下互相吸收各自经验的可取部分，形成良性互动。然而，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给港人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和不安，“民主抗共派”在风波中的积极角色，亦加强了中央对香港被用作反共基地的担忧，出现了“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

从国际局势来看，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及“中国崩溃论”泛于全球，西方国家及香港的“民主抗共派”均相信中国很快会“和平演变”，步上苏联的后尘。

“民主抗共派”一方面主张抵抗中央政府干预，另一方面主张颠覆内地政权。当时的政治气氛使“民主抗共”大行其道（受惠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民主抗共派”在1991年立法局选举的18个地区直选议席中赢得12席，“汇点”只赢得2席），“民主回归”逐渐受到质疑。

曾澍基慨叹道：“一些对中国国情素来缺乏认识的人士走上了历史前台，另些对民主回归只有口头承诺而无任何真情的受不了现实选举政治的压力，也移入了香港本位的角落。”[46]

英国政府也一改此前与中国谈判的态度，改变策略，撤换被视为“亲中”的港督卫奕信，改由保守党党魁彭定康担任。其后，彭定康单方面违反早前中方与英方订下的协议，于1992年10月在施政报告中推出政改方案，内容包括改变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及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等。根据方案，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会大幅度增加直选议席，以及增加九个功能界别，迅速提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力。

学者强世功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因为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若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变成立法主导，他们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获得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47]

当时，中方指责彭定康政改方案“三违反”：违反英方在《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及谅解共识。其后，中英双方谈判不果，中方宣布“直通车”方案（根据方案，回归前的立法局议员，只要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条件，回归后即可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不再有效，决定“另起炉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下成立预备工作委员会，同时以临时立法会作为第一届特区立法会成立前的替代。

由于彭定康政改方案，“汇点”陷入史上最大型的一次分裂。1993年1月，“汇点”刚好成立十周年。19日晚，“汇点”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就“汇点”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立场展开讨论。

当时，“汇点”的主流意见是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认为方案可以为市民提供较普及的政治参与，是在政制民主化向前迈进一步。

刘乃强、曾澍基、王卓祺等元老则属于反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少数派。综合三人意见，他们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违反“新三民主义”。

从民族而言，他们质疑英国急速推行政改的动机，是别有用心的。曾澍基在会员大会提供的书面意见中指出：“目前的政改风波，有其深远的国际背景……要强调的是，‘新冷战’是一个阳谋，而非如李光耀所说‘是个阴谋’……彭定康政改方案并非一个系统性的、完整的方案，而是在英国政策转变下，凑合成章，企图一举两得，既扩大香港的民主化，又可和中国打‘新冷战’的第一场试赛。”

站在民族立场，“民主回归派”不可能完全不理会英方打击中国的动机，便去支持方案。曾澍基批评，“汇点”无理由对方案这样支持，现时“汇点”给人的印象是变成“拥英派”，比港同盟更旗帜鲜明。

从民主而言，三人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违背英方过去与中方达成的协议，肯定不能与《基本法》衔接，是短命的方案。刘乃强批评，“汇点”主流派“在全面肯定方案是民主之余，从没有具体批评过它任何不足之处，更拒绝提任何反建议，明知支持方案只会带来五百天的‘民主’而牺牲长期的民主。”[48]刘乃强强调，香港的民主是一国前提下，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范畴下的民主，绝不可抽离国家主权来讲民主，更不可借助外力，靠英国或美国的力量来发展香港的民主。

三人认为，假如“汇点”支持方案，将会严重破坏“汇点”与中方的关系，导致双方失去互信，不利于日后内地与香港的良性互动及香港的民主发展。

另外，曾澍基批评“汇点”在处理对方案的分歧时，其决策及处事方式违反民主原则。例如，曾澍基指出，在陆恭蕙议员动议及麦理觉议员修订动议表决前一星期左右，他已向“汇点”署理主席李植悦传真了一份意见书，但从政团会议记录来看，他的意见被置之不顾。其后，“汇点”就彭定康政改方案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但在大会召开前数天，“汇点”主席张炳良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曾澍基批评张炳良的言论预先为特别会员大会作下结论，讨论变得无意义。

从民生而言，三人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将会引起中方强烈反应，容易导致香港社会出现动荡，影响经济民生。

最终，“汇点”于特别会员大会通过中常委提交的建议书，决定继续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在1994年立法局上，“汇点”与港同盟携手投下赞成票。

特别会员大会完结后，刘乃强、王卓祺、曾澍基三人决定退出他们一手创立的“汇点”。曾澍基认为，“汇点”对方案的分歧，背后是深层的世界观、内地与香港关系以至意识形态取向的分歧。王卓祺呈交给“汇点”主席张炳良的《退会书》亦指出：“‘汇点’内部对中国发展及内地与香港关系存在基本原则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对民族主义及民主回归的不同理解。”

自此，“汇点”力量严重削弱。基于思想接近以及选举考虑，“汇点”于1994年与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民主回归”逐渐被“民主抗共”路线所取代。

多年后，刘乃强回顾这段历史时批评：“自1992年中开始，‘汇点’已经沦为‘反民主回归派’，这才使它跟以李柱铭为首的港同盟臭味相投，终于合而为一，成立民主党。”[49]

学者罗永生认为：“‘民主回归’路线的实际内涵，在民主党成立之后，已经不能和八十年代初由曾澍基、周鲁逸等人所构想的图像同日而语。这也是今天回顾或批评‘民主回归’时每每忽略了的。”[50]

“民主回归”被“民主抗共派”簒夺

司徒华和李柱铭经常被误会成“民主回归”的倡议者，民主党亦经常被误当成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事实上是他们有意为之所致。

回看八十年代，司徒华和李柱铭从未表示过支持“民主回归”，李柱铭是当时的“青年才俊”，支持“维持现状”。

1990年4月23日，港同盟成立。从它的成立宣言来看，当中并无任何与“民主回归”理念相关的句子，连支持回归的说法都没有，只对回归作事实性陈述，这也反映了他们把回归视作“无奈的事实”的消极抗拒态度。

李柱铭回忆指，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记者反复问道：“请问港同盟跟支联会有何分别？”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港同盟的成员与支联会高度重叠：从支联会第一届常委名单来看，主席是司徒华、副主席是李柱铭，秘书是何俊仁，委员有张文光、李永达、杨森等；新成立的港同盟，主席是李柱铭，副主席是何俊仁和杨森，中常委有司徒华、张文光、李永达等。因此，港同盟和支联会被讽刺为“两顶帽子，一套班子”。

其后，港同盟和支联会有默契地分工，李柱铭退任支联会副主席和常委，而司徒华不会在港同盟，以至后来的民主党，担当任何实质职位。之所以出现分工，并非因为港同盟的成员“不再反共”，而是出自现实政治考虑，为了回归后可以继续发展及活动，才刻意在成立宣言里强调“无意参与或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政治”。

不过，港同盟亦心知肚明，在实际运作上自己与支联会根本无分别，例如当年在港同盟会址内，有人专门负责支联会的行政事务。

由此可见，港同盟与“民主回归”根本沾不上边，直到1994年“汇点”与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情况才有所不同。

不少人在论证民主党是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时，通常都会引用其政策总纲：“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民主党支持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及支持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支持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后，建立特别行政区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落实港人民主治港。民主党坚决支持香港回归中国，反对疏离，以至隔离的倾向。”

当时负责撰写民主党党纲初稿的是“汇点”秘书长卢子健。他接受访问时指出，民主党若然想在回归后继续发展，就无办法不去接受中国主权的框架。因此，为了让中央减低戒心，让民主党得以在回归后继续发展及活动，就要将它写下党纲。

可见，民主党的党纲之所以带有“民主回归”的味道，是因为它是由“汇点”成员所写，但出发点并非真诚支持“民主回归”，而是基于现实政治考虑，完全是为了民主党在回归后的存活。

自此，“民主回归”变成“一个任人诠释的空洞符号”，并被“民主抗共”派所“篡夺”，让“民主抗共派”得以“民主回归”之名，行“民主抗共”之实。

学者罗永生对于民主党的本质，说得颇为坦白：民主党的创立和兴起，都是缘起当年的政治风波，而在政圈中人所共知的是，民主党和支联会长期以来都是紧密合作，甚至是“一体两面”。[51]故此，要民主党一方面与支联会切割，另一方面却要民主党“回归初心”，这是强人所难。

至于分裂后的“汇点”，基于对“民主抗共”的认同，加上选举政治的考虑，驱使他们与港同盟合并。“汇点”秘书长卢子健认为，“汇点”与港同盟的差异只在于手段，但在原则和理念上（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两者相当吻合。由此可见，经过1993年分裂后，“汇点”已经难以称为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

不过，与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后，“汇点派”亦没有什么好下场：首先，1994年“汇点”主席张炳良被中方解除“港事顾问”的聘任。其后，“汇点派”在民主党逐渐被边缘化，至1998年，张炳良更被拉下马，失去副主席一职，同时宣布辞任中委职务。自此，“汇点派” 逐渐远离民主党领导层，在党内的影响力渐告消散。

“民主回归”被“民主抗共”取代及簒夺后，香港的民主发展出现理论真空。或许建构各种论述及话语作选举或政治动员之用，“民主抗共派”是相当纯熟及成功的，但如上述，“民主抗共”本身是非常粗浅的，空有政治目标（抗共）而欠缺论述（西方民主、历史终结论及中国崩溃论与其说是理论，倒不如说是信仰），有影响力的主导者长期欠缺论述和全面的看法，社会亦长期没有认真讨论过民主在香港的问题，只懂盲目推动以“民主”（实质是普选）来“抗共”，如同王卓祺所指般“盲冲瞎闯”[52]。

2004年立法会选举后，“四十五条关注组”（公民党的前身）及“社民连”等政团崛起，各自形成与民主党相若的影响力，“民主抗共派”山头林立，内部充满分歧（主要是手段和策略上的分歧，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倒是相当一致），为了团结力量“抗共”，于是凑合成“泛民主派”。这就是“泛民主派”一词的由来，亦决定了他们的本质。

“民主回归”的探索与发展

有人扬言：“‘民主回归’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方案，在曾澍基有份创办的‘汇点’于九十年代被逼解散的时候其实已经终结”，甚至用上“夭折”来形容“汇点”分裂后的“民主回归”。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汇点”分裂后，曾澍基、刘乃强、王卓祺、陈文鸿等贯彻始终的“民主回归派”并没有停止对“民主回归”的探索。

1998年，4人成立名为“香港社会民主基金会”的民间智囊组织（强调不是参政团体[53]），主张在香港发展和促进社会民主。社会民主的含义是“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发展，应该经由群体内所有界别及成员参与介入的民主机制来促进。这种投入应该同时涉及权利和义务，亦应适当地厘定协调，使个体和社会整体都能取得短期和长期利益。”[54]

社会民主是“民主回归”探索和发展的突破。如上所述，早在“汇点”年代，“民主回归”就已蕴含着社会民主的观念，强调民主与民生结合，推动不同领域的民主发展。现在，“民主回归派”已经无政党及选举包袱，可以在“民主回归”的原则和方向上，明确主张社会民主，而非单纯追求政制上的西方议会民主，再次展示“民主回归”与“民主抗共”的区别。

基金会提出，社会民主主张在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监控及制约，同时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于日常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注入民主和平等元素。

然而， 特区政制设计的先天限制，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以及“民主抗共派”的推动，香港社会陷入纷乱状态。因此，为了尽快稳定社会局面、凝聚社会共识，培养较成熟的政治文化，为民主发展创造条件，基金会建议推动“精英主义与优才体制”，希望通过政府的绩效表现，对政府的认受性作出部分补偿。

基金会强调，这只属应急措施，民主发展绝不可以停滞。为了实现港人治港，吸纳社会精英，香港的政治体制要有充分的民众参与，稳步地实现民主管治，重建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有人批评，“民主回归派”的民主理念过分妥协和保守，甚至是“背叛民主”。对此，王卓祺和曾澍基回应道，接受西方程序民主的人只着眼于选举的公平性、认受性，而没有考虑如何把“一国”的观念体验在选举设计之中。[55]

二人认为，香港的选举制度设计要平衡“一国”及“两制”的矛盾，既要使中央放心——普选不会选出勾结外国及敌视中央政府的人士，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也要使港人宽心——选举设计要增加认受性。

另外，曾澍基指出，难以假设“增加直选及间选立法会议席”与“实现民主”之间存在简单的正面关系。例如，民主党的内部管治被批评为缺乏民主（所谓“大佬文化”），而议员、活动家、传媒工作者的政治评论和对话水平一般趋向低下。曾澍基批评，某些终日高叫“全民普选”的焦点人物，只顾发表伟论，而非与民众沟通，表现得几乎毫无包容之心与文化深度，甚至在若干情况下连诚恳也阙如。

曾澍基强调，制度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皆属必须，因为缺乏广泛的社会民主化过程配合，普选本身并非很有效的排解冲突和制定政策的机制。[56]曾澍基认为，香港应该发展社会民主，社群成员在生活各个层面都要体现民主，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寻求共识，而不应持着自由的名义走向偏锋，自我中心地对社会两极化及其负面影响视若无睹。

结语：“民主回归”的意义与价值

回归二十多年的经验充分证明“民主抗共”路线的失败，以及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以至对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不少人寄望“泛民”“转型”，但开出的“药方”都是呼吁“泛民”转型成“忠诚反对派”或“回归初心”，没有提供一种适合香港的民主理念及路线，来取代旧有的、已证明行不通的那一套。

各方在反思过去香港民主进程的时候，都忽略了“民主回归”的角色及重要性，往往出现过于简化甚至歪曲“民主回归”的情况，甚至将“民主回归”当作是导致过去民主发展出问题的元凶。对“民主回归”持续的误解和污名化，阻碍探索适合香港的民主理念。

中央制订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的政治环境无疑大变。然而，中央多次强调，普选目标不变，双普选仍然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显示香港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一套与内地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同时，中央多次强调要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显示改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会成为重要议程。

夏宝龙主任日前在全国港澳研究会研讨会发表讲话，当中提及当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期盼。夏主任期盼那时的香港，经济更加繁荣，各项事业发展更加均衡，社会更加和谐安宁，特别是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告别劏房、“笼屋” ；民主制度有更大进步；“爱国者治港”全面实现，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深入人心；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成为全世界都为之心驰神往的新的东方明珠。[57]

这次是中央明确地提出香港“五十年不变” 后的发展问题。不要忘记，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由1997年数起，50年后就是2047年，非常接近“两个一百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即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当然不是巧合。邓小平当初提及“五十年不变”时，就已指出：“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58]，“为什么是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59]。这意味着，“一国两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来就有着重要关联性。

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走完“第三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结，那时“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应发展成什么样、实行怎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才能配得上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港人又应该怎样做、抱着怎样的心态，去拉近香港与社会主义祖国的距离，为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做好准备、作出贡献？这些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亦是“民主回归”努力探索的问题。

在变局下，重新认识“民主回归”有着重要意义。主张“民族、民主、民生”相结合的“民主回归”，或许依然可以为香港重新出发提供原则和方向上的重要参考；同时，“民主回归”被篡用的历史，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未来香港民主的发展中，值得人们时刻谨记，避免再出现以“民主”为幌子的闹剧与悲剧。面对将来，谁说“民主回归”已再无任何意义？

注释：

[1] 张志刚：〈回归原点  重新出发〉，《明报》，2021年4月1日。

[2] 林朝晖：〈香港民主发展  泛民不可缺席〉，《信报》，2021年4月22日。

[3] 文武：〈民主党民协何不回归初心？〉，《思考香港》，2020年7月2日。

[4] 黄舜炀：〈泛民出路 ?6?4 二｜回归「初心」　兼顾民主民生？〉，《香港01》，2021年3月29日。

[5] 冯炜光：〈民主党回归初心才是出路〉，《文汇报》，2021年2月18日。

[6] 陈家洛：〈「二次回归」〉，《明报》，2021年3月8日。

[7] 罗永生：〈民主党难过「退出支联」这一关〉，《明报》，2021年5月14日。

[8] 练乙铮：〈三十年香港民主运动拾遗〉，《众新闻》，2021年5月16日。

[9] 刘兆佳：〈香港“泛民”主派的歪路和正路〉，《观察者网》，2021年5月7日。

[10] 田飞龙：〈香港的民主习惯正在改变吗？〉，《橙新闻》，2021年5月31日。

[11] 田飞龙：〈摆脱西方误导，香港该补上“党史课”了〉，《观察者网》，2021年6月17日。

[12] 黄云娜：〈认清想象与现实之分 香港如何正确认识中共〉，《香港01》，2021年7月12日。

[13] 曾澍基: 〈光暗时空﹕从历史看香港的本土自主〉，《明报》，2012 年2 月5 日。

[14] 吴南山：〈回归与挑战〉，《五星旗下的香港》，1982年，页10。

[15] 香港前景研究社：〈香港前景研究社负责人谈话—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曼哲斯特卫报》访问记〉，《香港前景—香港前景研究社基本资料》，1982年，页62。

[16] 曾奕文：《革新会及公民协会：香港最早期政党及民主斗士》，2019年，页253-254。

[17] 陈文鸿：〈风起云涌的香港社运史——由两派暴动到“汇点”〉，《灼见名家》，2015年8月23日。

[18] 刘乃强：〈导言〉，《民主改革与港人治港》，1984年，页1。

[19] 罗永生：〈复合还是双重任务？民主回归论的香港/中国性质与想象〉，《思想香港》，2017年4月22日。

[20] 曾澍基：〈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巨龙口里的明珠》，1984年，页105。

[21] 陈文鸿：〈民主回归〉，《东方日报》，2020年4月23日。

[22] “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民主改革与港人治港》，1984年，页2。

[23] 曾澍基：〈历史吊诡与民主回归〉，《民主十年专辑》，1994年6月20日。

[24] 同上。

[25] “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民主改革与港人治港》，1984年，页2。

[26] “汇点”：〈1983年工作报告〉，《民主改革与港人治港》，1984年，页58。

[27] “汇点”：〈对「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的意见〉，《民主改革与港人治港》，1984年，页12。

[28] 曾澍基：〈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五星旗下的香港》，1982年，页2。

[29] 岱旭：〈略论反对派——剖析其政治背景、使命、本质、特性及其他〉，《“一国两制”的崭新课题》，2007年，页219。

[30] 民主党：《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民主党对港中关系的回顾及展望》，2017年6月11日。

[31] 曾澍基：〈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巨龙口里的明珠》，1984年，页105。

[32] 曾澍基：〈港人民主治港的矛盾〉，《巨龙口里的明珠》，1984年，页208。

[33] 曾澍基：〈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巨龙口里的明珠》，1984年，页105。

[34] 曾澍基：〈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五星旗下的香港》，1982年，页2。

[35] 王卓祺：〈地球不是绕着香港转的〉，《五星旗下的香港》，1982年，页36-37。

[36] 曾澍基：〈港人民主治港的矛盾〉，《巨龙口里的明珠》，1984年，页208。

[37] 曾澍基：〈历史吊诡与民主回归〉，《民主十年专辑》，1994年6月20日。

[38] 民主党：《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民主党对港中关系的回顾及展望》，2017年6月11日。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同上。

[42] 同上。

[43] 王卓祺：〈民主回归三十年的反思——寻回隔绝的历史〉，《信报》，2014年9月30日。

[44] 刘乃强：〈「民主回归」篡夺者的投名状〉，《明报》，2017年6月29日。

[45] 曾澍基：〈历史吊诡与民主回归〉，《民主十年专辑》，1994年6月20日。

[46] 同上。

[47]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0年，页167。

[48] 〈刘乃强退会前发连珠炮  指“汇点”违「新三民主义」〉，《明报》，1983年1月29日。

[49] 刘乃强：〈「民主回归」篡夺者的投名状〉，《明报》，2017年6月29日。

[50] 罗永生、刘丽凝：〈专题综论:  《民主回归与社会民主主义交错下的民协》〉，《思想香港》，2017年7月。

[51] 罗永生：〈民主党难过「退出支联」这一关〉，《明报》，2021年5月14日。

[52] 王卓祺：〈《告别西潮——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前言〉，《观察者网》，2018年7月25日。

[53] 香港社会民主基金会：《香港：上下求索何去何从》——政治、社会及经济论文集》，2003年，页176

[54] 同上，页179。

[55] 王卓祺、曾澍基：〈后释法时期的观念转变〉，《信报》，2004年4月17日。

[56] 曾澍基：〈由纷杂到多元？香港政治的两个推测〉，《明报》，2004年11月3日。

[57] 夏宝龙：〈全面深入实施香港国安法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021年7月16日。

[58]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

[59] 邓小平：〈要吸引国际的经验〉，1988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