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游踪、景观、情感是游记文体的三大文体要素，它们演进的程度与表达的详略，直接关系到游记文体的形成与游记文类的划分。游踪演进的缓慢导致柳宗元“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重大文体缺陷。重游踪，重地理记载，是地学游记的重要文体特征。重客观之景与重主观之情，又使文学游记分为再现型与表现型两大部类。
游记是散文中最自由的文体之一。作家可以灵活地采用笔记、日记、书信、诗歌等种种不同的形式去记游。不同的游记或以文学描写为主，或以地理考察为主，但不论游记的具体形态如何变化，游踪、景观、情感仍然是游记文体的三大基本要素，它们演进的程度与表达的详略直接关系到游记文体的形成与游记文类的划分。
一游踪的演进发展与游记文体的形成
中唐作家柳宗元创立游记文体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首肯，但是，研究者很少注意到柳宗元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尚存在着重大的文体缺陷。
柳宗元游记的重大文体缺陷是游踪记写的不明显。游踪是游记中最为重要的文体要素之一，游踪的有无是区别山水游记与山水记的惟一标尺;游踪的详略是区别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的重要标尺之一。
山水记是与山水游记血缘关系最近的山水散文，山水记与山水游记的重要区别是山水记不写游踪只记方位。这种区别的实质是山水记以空间为线索组织成文，山水游记以时间为线索组织成文。游踪的本质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山水游览历程的文字记载，方位的本质是以空间为线索的景观布局的文字记载。纵观柳宗元的全部游记，不少作品的方位记载较多，游踪记写不甚明显。《游黄溪记》游览的是黄溪，但作者的文字交代却是“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的方位介绍。《钴潭记》介绍钴潭的文字是“钴潭在西山西”，这显然是典型的方位介绍。《袁家渴记》开篇一段文字的方位介绍性质最为典型:“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姆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这段全面介绍永州山水的幽丽奇绝之处的文字，完全按方位记写。
柳宗元游记游踪记写的不明确源于柳宗元的游记脱胎于记载一山一水的山水记，而且与中唐作家元结的山水记承传关系最为密切。清末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曾精辟地指出:“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元结写下了许多山水记名篇，如《右溪记》等，这些山水记对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影响甚大。这种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二者在山水描写上的一致，二是表现为在文体特征上的一致性。所谓文体特征上的一致，主要是指二者所写一是纯粹的山水记，一是带有山水记胎记的山水游记。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这一文体缺憾，源于在他之前，游踪这一文体要素相对于景观与情感两大文体要素，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用散文语言写山水之景源于晋宋地记 ① 。在晋宋地记中，山水景观的描写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且其精华部分多被郦道元《水经注》与隋唐类书所汲取。《水经注·江水注》有关三峡的那段传诵颇广的名文出自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 ② ，它代表了晋宋地记山水散文的最高成就。柳宗元通过隋唐类书与《水经注》两条途径均可汲取以晋宋地记为代表的山水散文的写景成就，并将其移植于“永州八记”之中，因此，柳宗元“永州八记”在山水描写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成功虽然不乏柳宗元本人的创造，但前人在山水描写上的成就促使了景物描写这一重要游记文体要素的成熟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仅举一例予以说明。柳宗元“永州八记”的代表作《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视游鱼，类若乘空”）”二句受到历代读者的钟爱。明人杨慎曾指出这两句本自《水经注·洧水注》的“渌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数句，只是《洧水注》是否源自晋宋地记，今已无考。但是，《水经注·夷水注》“东入于江”条却给我们透露了鱼游乘空源于晋宋地记的事实:
夷水又迳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
《太平御览》卷六十地部“江”条载有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的一段文字:
大江清浊分流，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 ③ 。
二文相较，《水经注》的“泾谓之比”正是指清澈的夷水涌入大江处的“清浊分流”;“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数句，恰源于“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显然，郦道元正是根据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才写出了《夷水注》“鱼游乘空”的那段妙文。因此，无论《水经注·洧水注》的“鱼游乘空”是否与晋宋地记有关，我们都可以说柳宗元《小石潭记》“鱼游乘空”的描写汲取了晋宋地记的山水散文成就。至于情感抒发，可供柳宗元借鉴学习者更多。抒情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早成熟的诗体，各种抒情手法在诗歌、散文中都已大量运用。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多种抒情手法的运用与这一文体要素的成熟密不可分。
在游记的二大文体要素中惟独游踪的演进最为缓慢。屈原《离骚》、《哀郢》、《涉江》等作品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早的行踪记述。两汉记行赋如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发展了屈原诸作的行踪记述。两晋南朝的诗序（如桓玄《南游衡山诗序》、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等）、书札（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等）产生了真正的游踪。但是，作为游记最重要的文体要素之一的游踪始终未能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对游踪在游记文体中重要性的认识亦严重不足。
在游踪这一游记重要文体要素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柳宗元创作了部分无游踪记写却有方位记载的具有浓重山水记特征的游记当属必然。
二景观、游踪的详略与游记次文类的文体划分
中国古代的游记可分为两大部类:一为诗人之游，二为学者之游。前者以描摹自然景色、表现作家审美情趣为主;后者以记载地理知识，有利于地理考订为主。这种区别导致了中国古代游记划分为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两大次文类。称文学游记为诗人之游，并非指这类游记的作者不是学者，而是强调这类游记以模山范水为主;称地学游记为学者之游，亦非说这类游记一无山水描写，只是说这类游记更注重地理知识的记载。因此，地学游记与文学游记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是游记文体要素中景观描写、游踪记载的详与略。
文学游记以描摹自然景色、表现作家的审美情趣为主。因此，文学游记重视模山范水，重视作者主观感受的表达。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石钟山记》、王安石的《游褒种山记》，都是中国古代游记中文学游记的精品。
地学游记以记载地理知识，有利于地理考订为主。因此，地学游记重视区域疆划、地理方位、山脉走向、水流聚分、地理沿革等地理知识的记载。地学游记的文体特征首先表现为对游踪记载的高度关注之上。
中唐作家李翱的《来南录》是中国古代地学游记的滥觞之作。此《录》详细记述了作者自长安经洛阳，入黄河，转汴河，过长江，经富春江，越玉山岭，渡鄱阳湖，溯漳江，逾大庾岭，沿浈江，出韶州，至广州，长达数千里的历程。这篇地学游记的开山之作对行踪的记载已非常详尽:“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与侯高宿石桥。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岭，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阳山，怪峰直耸，似华山。丙申，上于越亭。己亥，直渡担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岭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花” ④ 。笔者选载的四月全月的日记，表现出作者对游踪记写的高度关注。
李翱《来南录》结尾有如下一段:“自东京至广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又三十里。自洛州下黄河、汴梁，过淮至淮阴，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顺流自淮阴至邵伯，三自有五十里。逆流白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惊滩，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陆道谓之玉山岭。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顺流，谓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岭，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谓之漳江。自大庾岭至浈昌，一百有一十里，陆道谓之大庾岭。自浈昌至广州，九百有四十里，顺流，谓之浈江。出韶州谓之韶江” ⑤ 。这段文字全面总结了李翱自东京至广州全程的游踪，作者对游踪的关注是任何一篇文学游记都无法比拟的。
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古代地学游记的翘楚，他的游记对游踪的记载同样非常详尽，而且在游踪记载中还常常穿插地理疆划之文，这就使得《徐霞客游记》的地学游记性质更为显豁。《楚游日记》“四月二十九日”条:“又五里，泊于黄杨铺。黄杨铺已属零陵，其东即为祁阳界，其西遥望大山，名驷马山。此山已属东安，则西去东安界约三十里。西北有大路通武岗州，共二百四十里。黄杨有小水自西而来，石梁跨其上，名大桥。桥下通舟，入止三五里而已，不能上也。” ⑥ 文中的“又五里泊于黄杨铺”的游踪记载，与记写游踪的同时准确介绍黄杨铺周边的地理疆划、道里行程相互融合，成为《徐霞客游记》游踪记载的独特风貌。
更有甚者，徐霞客的《游太华山日记》“二月晦”条将游踪记载与地理形胜的总括融为—体:“入潼关，三十五里，乃税驾西岳庙。黄河从朔漠南下，至潼关，折而东。关正当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连华岳，惟此一线为东西大道，以百雉锁之。舍此而北，必渡黄河，南必趋武关，而华岳以南，峭壁层崖，无可渡者。” ⑦ 这段文字前三句的游踪记写，与下文对潼关一带地理形胜的总括融为一体，形成了徐霞客地学游记独特的游踪记述。
徐霞客《江右游日记》“丁丑正月初三日”条的某些文字己不是游踪记写与地理形胜的总括，而是演变为纯粹的疆划记写:“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正南为香炉峰。香炉西即门家坊尖峰，东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炉高悬独耸，并列武功南，若 门然。其顶有路四达:由正南者，自风洞石柱，下至棋盘、集云，经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为大道，余所从入山者也;由东南者，自观音崖下至江口，达安福;由东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为萍乡界，下至山口达萍乡;由西北者，自九龙抵攸县;由西南者，白九龙下钱山，抵茶陵州，为四境云” ⑧ 。其次，地学游记对山脉水脉的走向分合非常关注，这是地学游记对地理知识偏好的重要表现之一。清代桐城派大师刘大 《游百门泉记》曰:“辉县之西北七里许，有山曰苏门山，盖即太行之山麓。而山之西南，有泉百道，自平地石窦中涌而上出，累累若珠然，《卫风》所谓泉源者也。汇为巨浸，方广殆数十百亩。……水自户下出，其流乃驶，溉民田数百顷，世俗谓之卫河。自此而南，经新乡，东迳卫辉之城，北合淇水，历浚县、馆陶、临清，入漕河，以达于海。” ⑨ 从涓涓细流的百门泉水，到千流百折而入海的卫河，文章交代得清清楚楚。桐城派另一位大师姚鼐的《登泰山记》:“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这篇典型的地学游记同样表现出对水脉走向的关注。
徐霞客《游白岳山日记》开首云:“出西门，其溪自祁门县来，经白岳，循县而南，至梅口，会郡溪入浙。” ⑩ 此处寥寥数笔就交代了一条溪的源流。他的《游黄山日记》写“初三日”的行程:“二十里，抵汤口。” 11 本来，写到这里，已经够了。但是，作者仍然顺手写了“香溪、温泉诸水所由出者”一句，似乎作者非把“香溪、温泉诸水”的由来补写清楚方可罢笔。这种写法在徐霞客手中成了一种惯例，自早期的名山游记到后期的西行日记，无不如是。《游庐山日记》“二十日”条:“越岭东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谋尽汉阳之胜。汉阳为庐山最高顶，此坪则为僧庐之最高者。坪之阴，水俱北流从九江;其阳，水俱南下属南康” 12 。在“越岭东向二里至仰天坪”这句游踪之后，作者对仰天坪南北水脉走向的关切表露无遗。
徐霞客《游武彝山日记》二月二十一日条云:“西北一溪自分水关，东北一溪自温岭关，合注于县南，通郡省而入海。” 13 四句话说明了两条溪水的走向。这种笔法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对山脉、水脉、地理疆划的总结。前引《游太华山日记》开篇曰:“二月晦，入潼关，三十五里，乃税驾西岳庙。黄河从朔漠南下，至潼关，折而东。关正当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连华岳，惟此一线为东西大道，以百雉锁之。舍此而北，必渡黄河，南必趋武关，而华岳以南，峭壁层崖，无可渡者。”《楚游日记》“三月二十日”条:“由回龙庵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来:一自山谷中出者，其水较大，乃沱水也;一自南来者，亦通小舟，发源自上武堡。盖西界则大佛岭班田嚣去云诸山迤逦而南去，东界则东岭苦马云诸峰环转而南接，独西南一坞遥开，即所谓上武堡也。其西南即为广西富川、贺县界” 14 。淡化景观描写是地学游记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地学游记关注地理知识，强化山脉、水脉、地理疆划的记载，必然以淡化模山范水为其代价。李翱的《来南录》虽然是地学游记的滥殇，但强化游踪记载、淡化景观描写的倾向已十分明显，可以说这篇游记几乎没有山水描写。
清康熙朝文士钱良择的《出塞纪略》记述了作者北游的全过程，本文节选其一天的行程，见其纪游中模山范水之笔的淡化:“初三日甲戌，……十五里，至居庸关城。城门额曰:天下第一雄关。盖京师北面之极冲。《淮南子》所谓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者也。出关，山峰插天，翠屏丹嶂，掩映复叠。三里至阴凉崖，山高蔽日，故名。又五里，至弹琴峡，水流潺湲。峡端缘崖置屋，若凌虚然。……又十二里，至八达岭，乃山之绝顶也。胡峤记:‘自居庸西北入石门关，关路狭隘，一夫可以当百，乃中国控扼契丹之险。’或以为此即石门关，元人以此为居庸北口，筑城高戍焉。《山水记》: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信然。逾岭下，路渐坦。五里至岔道，即平原矣。《志》云:岔道有二路，自延庆州至四海冶，为北路。自怀来卫至宣府，为西路。八达岭为居庸之襟吭，岔道又居庸之藩篱也。自居庸南口至岔道，计程五十里，凡过长城六层，地势北高南下，岔道号称平地，然已高出京师万山之上矣” 15 。《出塞纪略》这一天的纪游，以道里行程“十五里”、“三里”、“复三里”、“又十二里”、“五里”作为游踪纪写的重点，最后以“五十里”收结。虽然尚有“水流潺 ”之类的模山范水之笔，但全天的重点不在山水之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则记游日记实际上是以居庸关为轴心与参照系，详细交代北京北面的军事地理形势。
三景、情的详略与文学游记的分类
文学游记以模山范水与表现作家的主观情思为主，但是，山水描写与情感抒发分属于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文学游记或以客观之景为主，或以主观之情为主，造就了文学游记中的两种不同风貌。
苏轼是继柳宗元之后第一位大量创作游记的作家，他的游记以表现作家的主观情思为主。苏轼的游记主要保存在《东坡志林》中，下文选载《东坡志林》中《游沙湖》、《记游松江》、《记游庐山》、《记游松风亭》、《儋耳夜书》五篇游记:
游沙湖 16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间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记游庐山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 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 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日，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
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书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上述五篇游记基本代表了苏轼游记的主要特点:略景存情与舍景存情。
在《记游庐山》这篇游记中，庐山胜景已淡化到可有可无境地了。“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这种概括性的语言，代替了具体的景观描写，这与由晋宋地记开创的以逼真细腻的散文语言模山范水已差别甚大。相反，作者全力表现的是诗人畅游庐山的主观感受。这些感受集中反映在五首庐山记游诗中。因此，整篇游记实际上记录的是他的庐山记游诗及其创作始末。这些诗篇有的是对山中僧俗不忘故旧的感念，有的抒发了他意欲畅游庐山的夙愿得以实现的兴奋，有是对李白、徐凝庐山瀑布诗的评价，有的道出了入内出外才能了解一个复杂事物全貌的哲理。仅有的两首描写漱玉亭、三峡桥胜景的诗篇，作者却一首也未写入文中。苏轼游记重主体意识，表现自我感受的特点，表现得相当鲜明。
苏轼游记在景与情的关系上不求以景来维系游记的审美力，而是力求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感受。《游沙湖》，他着意抒写得友之乐;《记游松江》，他沉缅于丧友之痛，松江夜色与涉湖美景则不得不退到次要地位，以致一笔带过。《记游松风亭》表达的是要善于摆脱人为的拘牵，一切听从自然。《儋耳夜书》是作者的另一感悟:欲睡则不得游，欲游则不得睡。有得必有失，敢失方可能得。这类游记都是一时游兴引发了作者长期积淀的人生经验。
苏轼的游记多以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为主，多数以描写自然山水为主的游记以再现客观景物为主。前者是表现型游记，后者是再现型游记。
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游记。文学游记中又因偏重于情或偏重于景，形成了表现型游记和再现型游记。
四 小 结
中国古代游记的三大文体要素对游记文体的形成和游记次文类的划分关系甚大。游踪发展的缓慢，直接导致了柳宗元游记的重大文体缺陷。重视游踪，强化地理知识而淡化模山范水，产生了中国古代的地学游记。在文学游记中，情与景的比重不同，又形成了表现型与再现型两类游记。
注释
①参王立群《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
②参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第二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宋）李 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0页。
④⑤（清）董诰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4页。
⑥⑦⑧⑩11 12 13 14（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页、46页、163页、10页、13页、26页、18页、223页。
⑨（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7册，第4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第1031页。15同上第3册，第3帙，第274页。
16本文所列5篇游记俱载《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