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至新疆工作算起，王炳华先生在新疆考古一线工作了40个春秋。2000年退休之后，更是笔耕不辍，教书育人，继续着西域研究之路。可以说，王先生是新疆考古的代表者，他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的新疆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沉寂走向辉煌。
晚晴民国时期，新疆成为了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英、法、德、美、日等国的探险队纷至沓来，争相开展探险发掘活动，从吐鲁番盆地到沙漠腹地，一个个古代遗迹被重新唤醒，众多珍贵的文物也被携至世界各地。这些沉睡在亚洲腹地的珍宝，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带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潮。然而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却无法守护住这些文物。上世纪初，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察开创了中国新疆考古的新局面。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黄文弼取得的成果后继乏人。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新疆考古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进行西域研究只能参考国外刊布的考古资料，这使得中华学子常感“神物去矣，恻焉咎怀！”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王炳华先生在北大毕业之后，甚至来不及向远在南通的亲人辞别，就奔赴了新疆这一片热土。在此后的考古和研究生涯中，他便总是怀有这样一种责任感。
新疆的考古学，从来不独属于新疆。丝绸之路是大航海之前世界一体化最重要的表现，它联络起欧亚大陆，是让大陆各部分人类之间产生互动、共鸣的大动脉。早在张骞凿空之前，这样一条通道便已存在，很多学者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新疆是这条路上的文化桥梁，而新疆考古则为发现这种联络性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尤其是“史前丝绸之路”，完全依赖于新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这也是西方探险家热衷于新疆探险的原因所在。王先生在其考古生涯中，足迹及于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取得了无数的开创性成果。同时，王先生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新疆，他的发现与研究为丝绸之路古代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来自中国学者的证明。在这一篇小文之中，无论如何也无法概况出王先生在新疆考古和西域研究工作中取得的全部成果，这里只能选取几个重要的历史侧面，略述一二，以纪念先生所取得的功绩，向一直守护着学术道路与学术精神的先生致敬。
一、天山中的行者：北疆考古的开拓与新概念的提出
新疆号称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这里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所，更是游牧文化与绿洲文化交融之地。早期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的调查与发掘，大多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缘的绿洲地区，而新疆北部的考古则是一片空白。新疆北部的草原及天山间的峡谷地带，是游牧部族往来的重要通道，有着众多珍贵的文化遗存。王先生最早的考古工作便是围绕天山以北的游牧文化遗存展开，为新疆考古打开了新的局面。
1、昭苏土墩墓与乌孙文化：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开拓
在刚刚进入新疆考古舞台之时，王先生与考古所同仁最初选定吐鲁番作为其工作对象。但由于新疆博物馆筹备组已经在吐鲁番有所动作，经过协调，王先生等人便决定放弃吐鲁番，去往北疆开拓新天地。1961年，王先生与王明哲、雅可夫对伊犁河流域9县的土墩墓进行了调查，并选定昭苏县一小型土墩及一中型土墩进行试掘[1]。1962至1963年，王先生又与易漫白、王明哲等在昭苏县夏台发掘了一大型土墩墓。
这次发掘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伊犁河流域考古如今早已成为了新疆考古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在当时伊犁地区却极少有考古工作者涉足，建国后仅有黄文弼和史树青曾先后进行过考察[2]。1961至1963年的重点调查和发掘，则是正式拉开了伊犁河流域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虽然在50年代苏联考古工作者已经对中亚的土墩墓进行了多次发掘[3]，但土墩墓的发掘在国内则尚属首次，国内学界也由此认识了此类土墩遗存的性质。同年，王先生在特克斯县采集到青铜器11件，其在《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一文中指出，过去认为“游牧区历史文化遣存贫乏”是一种误解[4]。可见，对于伊犁河流域的重点考察和试掘，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对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基本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在昭苏波马土墩墓中发现了一批高品质的金银器，轰动一时。但墓葬由于修路被彻底破坏，有不少文物流散。早在1962年王先生等人便曾考察过该墓葬，但并未发掘，甚是遗憾。在研究这批金银器时，王先生再次申明了此类土墩墓与突厥墓葬形式的不同，同时也指出土墩墓虽然以乌孙为主，但其前后的大月氏、塞、悦般等，也都可能沿用这一墓葬形式[10]。目前对于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的性质问题也有一些讨论。然而无论如何，昭苏土墩墓的发掘与乌孙考古文化的提出对于当时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疆考古具有重要的意义，伊犁河流域考古也由此起步。介绍1961年发掘成果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推测此类土墩墓群为古代“乌孙民族或塞种”的遗存[5]。而由王先生执笔的《昭苏竖穴土墩墓发掘简报》并未刊发，但他在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乌孙考古文化的概念。乌孙最早是活动于“敦煌祁连间”的游牧部族，大约在汉朝初年击败大月氏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是要联系乌孙以“断匈奴右臂”[6]，汉武帝亦曾送解忧公主出塞与乌孙和亲[7]。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在时代和地域上，大致可与乌孙相合。王先生在《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中总结了乌孙墓葬的特征，即南北向链状排列的圆锥形封土堆，墓室竖穴，随葬品贫乏，常见有铁器等[8]。在与王明哲合著的《乌孙研究》中，王先生更是结合文献详细阐述了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乌孙社会经济状况[9]。
2、“黄金”古墓与塞人文化：阿拉沟考古的收获
1976年，在结束了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之后，王先生返回新疆。度过了文革时期的混乱局面，新疆的考古工作也终于可以正常开展。当时正在修建穿越天山峡谷的南疆铁路，沿途发现众多文物，消息传到乌鲁木齐，王先生随即决议前往阿拉沟。阿拉沟是天山山脉中的一条沟谷，在吐鲁番托克逊县西南，位于托克逊、乌鲁木齐、和静三地之间。据先生回忆，当时完全没有考古经费，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让赶工程进度的铁道兵为考古发掘让路，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运的是，王先生发现负责工程的铁道兵五师领导竟然是北大校友，接下来便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一番长谈，领导表态全力支持王先生的工作。于是王先生便是与铁道兵一起吃住， 随工程进度向前推进。
1976至1978年间，王先生在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区主持发掘了墓葬85座。在鱼儿沟车站东、阿拉沟谷口西岸发掘的四座竖穴木椁墓，即习称之阿拉沟东口墓葬，出土文物极为珍贵而且丰富。其中以金器最多，见有虎纹饰圆金牌8块、对虎纹金箔、狮纹金箔、兽面金饰等，另有银器、方座承兽铜盘、漆盘、丝织品等[11]。王先生在其执笔的考古报告中，参考苏联的中亚考古成果及史料文献提出了“塞种文化”的新概念。汉文史料中的塞人，常常被对应于波斯文献中的“Saka”。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汉代以前塞人曾广泛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天山和帕米尔一带，大月氏西迁后将塞人赶出了伊犁河流域[12]。王先生在《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中结合阿拉沟东口墓葬及新源县出土青铜器、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详细论述了其为塞人考古文化的观点，并指出其与中亚地区的联系[13]。塞人考古文化的形成与提出对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新疆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化遗存的讨论[14]。
在阿拉沟东口墓葬发掘成果刊布后，黄金大墓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了精美的黄金猛兽身上。时至今日，阿拉沟东口出土的金器，也依然是新疆博物馆最耀眼的藏品之一。然而在王先生看来，阿拉沟考古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木椁墓出土的这些金器，令他更为兴奋的是，阿拉沟东口墓葬是一扇通往古代丝绸之路天山通道的大门。墓葬中出土文物的多元性以及与周边地域的联系性着实令人惊叹。王先生提到在阿拉沟28号墓中出土过1件凤鸟纹刺绣，在18、23、30号墓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黑地红彩云气纹漆器[15]，这些显然都是产于中原。而最近的研究也证明阿拉沟出土金器中的动物后肢向上翻转的造型，与阿尔泰山巴泽雷克、中亚伊塞克等地出土文物非常相似[16]。这些伟大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丝绸之路上已经有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揭示出天山峡谷在丝路上重要意义。阿拉沟墓葬成为学界讨论丝绸之路绕不开的话题，王先生对于天山峡谷道的追寻也由此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沟墓葬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古墓。
3、通往精神世界：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
1987年，王先生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他在是在与当地地名办公室主任李世昌聊天过程中得知有这样一处岩画，考古学者的敏感性使他抓住了这一线索。康家石门子位于呼图壁县西南约75公里的天山腹地，岩画是在一处耸立的峭壁上，画面东西长14米，高9米，总面积达120平方米，画满了各种人物形象约300人，十分壮观。其中有不少男性形式生殖器刻画突出，甚至有交媾场景。王先生认为岩画揭示了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而岩画的主人可能是塞人及部分蒙古种人[17]。
生殖崇拜的提出实际上并不简单，当时中国学界刚刚有了生殖崇拜的说法，康家石门子岩画为这种新兴的概念提供了很好的证据。王先生提到，当他意识到岩画生殖崇拜文化内涵的时候，“一股清新的、强大的文化思想冲击力扑面而来，迅速撞击、颠覆自己长期受禁锢的苍白、贫乏的灵魂”[18]。80年代末，从社会到学术界都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问题的时代，我们可以从王先生的笔端窥见当时知识分子在学术追求中的渴求和喜悦。
岩画的消息刊布后，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岩画的出版经历了不少曲折，但这一发现无疑对岩画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此后，王先生又对阿勒泰山洞窟生殖崇拜彩绘、小河墓地中反映的生殖崇拜和数字“七”崇拜等文化思想进行了研究，古人精神世界也成为了王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19]。
4、天山峡谷古道的提出
在完成阿拉沟考古工作之时，王先生就已经对天山峡谷中的古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进一步了解天山文明，他从阿拉沟出发继续向东考察，才有了吐鲁番苏贝希墓地和哈密五堡墓地的发现。经过多年的考古积累和实地考察，他明确提出了“天山峡谷古道”的新概念[20]。天山是横梗于新疆中部的庞大山系，东西长1760公里，南北宽达300公里。天山山系广泛分布着草原、盆地，是游牧民族往来的天然通道。而伊犁河流域的波马金银器、阿拉沟的惊人发现、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等，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即天山峡谷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这一发现也可以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及晚至明代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天山峡谷古道的无疑是一个极为令人兴奋的概念，这不仅清晰描绘出了一条新的交通路线，更是打破了我们从史书中得来的古代丝绸之路必须绕天山北麓、南麓而行的认识，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西域的地理空间。当考古和文献证据摆在面前时，便可知道丝绸之路也可以穿越天山而行。
二、追寻人类足迹：青铜时代墓葬及古尸的发现与研究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新疆就是古代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新疆探险的热潮中，罗布淖尔、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古尸曾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斯坦因在罗布淖尔的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尸，他判断其与阿尔卑斯人种型相似[21]。此后斯文·赫定、贝格曼也在罗布泊发现了类似的古尸。这令很多西方学者十分兴奋。斯坦因在米兰佛寺遗址发现“有翼天使”壁画时，便因其中的希腊文化因素而激动不已[22]。这些发现在欧洲引起了轰动，相关问题在今日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文明交汇通道的新疆有印欧人种活动并受西方文化影响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些西方学者过分片面地强调西来因素的影响，又会造成新的问题。王先生在新疆青铜时代墓葬及古尸方面的发现和研究，正是为破解新疆古代人类的谜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1、哈密五堡古尸的发现
1978年，在阿拉沟考古接近结束之时，王先生沿着天山向东赴吐鲁番和哈密调查古代遗址。在到达哈密五堡后，当地居民伊米提主动找上门，说在村西戈壁滩上看见过彩陶和木器碎片。王先生随即与伊米提一同前往查看，于是有了五堡墓地的发现。1978-1991年间，他在哈密五堡主持过三次考古工作，共发掘墓葬114座。经碳十四测定，墓葬年代在距今约3000年前。墓葬出土遗物相当贫乏，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墓地中总共发现70余具干尸，其中有11具相对完整，目前分藏在哈密博物馆、新疆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23]。
此前，除了斯坦因、黄文弼、贝格曼等人在罗布淖尔发现的少量干尸外，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干尸最多，日本大谷探险队发现了不少，建国以后此地更是出土干尸300余具。不过阿斯塔那出土干尸大多集中在魏晋隋唐时期。距今3000年的哈密五堡古尸，因其时代较早且数量较多而备受关注。王先生当时也曾将1978年第24号墓出土的女尸送往上海进行解剖，头面部测量数据显示，这具古尸具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24]。而根据上海自然博物馆对1986年发掘所得57具头骨的测量结果，有13具古尸为蒙古人种，33具古尸为欧洲人种[25]。DNA检测结果也显示古尸中同时存在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类型[26]。这些成果展示了哈密五堡古尸人种的多元性，现在的考古学者大多倾向于用“混合人种”等概念来阐释类似的现象，但其中的欧洲人种因素无疑更加吸引欧美学者的目光。90年代，在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鄯善苏贝希墓地、尉犁营盘墓地等处又陆续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干尸。然而新疆古尸真正引起全世界范围关注，是在古墓沟发现之后。
2、走进楼兰：古墓沟墓地的收获
楼兰的再次发现无疑是新疆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初，楼兰曾是丝路交通的重要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4世纪以后便衰落了，古城也随之销声匿迹。直到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向导奥尔德克的引领下发现了楼兰古城，并在此采集到了古代简牍、钱币、毛织品、木雕等珍贵文物。斯文·赫定的发现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其中斯坦因于1906年和1914年两次到达楼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发掘，并对重要遗址进行了编号。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30年到达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但因为湖水暴涨而未能进入楼兰古城。建国以后，由于罗布泊成为军事禁区，楼兰考古再次沉寂下来。直到1979年，王先生才终于有机会进入楼兰地区，重新开启了楼兰考古的大门。
当时，中央电视台计划与日本NHK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请王先生参与设计拍摄路线。他随即提出了去楼兰考察并拍摄。在高层的协调下最终成行。1979年底，王先生率队进入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进行考察，他们根据马兰基地官兵的提示发现了古墓沟墓地。考古队在古墓沟一共发掘了墓葬42座，其中有6座墓葬形制特殊，地表皆有7圈列木，构成椭圆形圈，圈外散布以7根木桩构成的放射形直线[27]。这就是为人津津乐道的“太阳墓”。根据碳十四测定，墓葬年代大致在距今3800年前后[28]。古墓沟的发掘，打破了以往将罗布泊地区文物都与汉代楼兰联系的简单认识，证明在更早以前人类就曾在罗布淖尔留下过痕迹。
古墓沟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女尸的出土。尸体包裹在毛线毯中，头戴尖顶毡帽，发色金黄。1980年在楼兰铁板河墓地也出土了一具类似的女尸。两具古尸随后被送往上海进行解剖分析。而头骨测量得出的结论认为，古墓沟墓地人类头骨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种特点，古墓沟文化居民是当时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29]。随着中央电视台与NHK合作拍摄的展开，楼兰古尸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立即成为了热点话题。甚至有很多学界以外的欧美人士慕名而来，比尔·盖茨就曾专门为了古尸而对新疆考古所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
3、破解“吐火罗”：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的提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就已经提出关于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的新概念[30]，然而当时并没有充分展开。随后，吐火罗问题讨论的兴起，促使他对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进行了全面总结。吐火罗问题的核心是古代印欧人的迁徙，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则是来自于语言学。根据德国探险队获得的文献，语言学家发现了一种库车、焉耆等地古代居民使用的语言，并将其命名为吐火罗（toχrï）语[31]。其音系与印欧语西支相似，被认为是最早从印欧语中分离出来的一支。这样就生产生出一种推论，有一支古老的印欧人曾向东迁徙到今新疆一带[32]。于是这些操印欧语的迁徙者习惯上被称为吐火罗人。而楼兰古尸的发现也很快与这一理论产生了联系。在古墓沟体质人类学测量资料公布后，随即有学者提出墓地主人可能是“吐火罗人”[33]。这一假设提出之后，在中外学界引起了一阵热潮，形成了关于新疆吐火罗人迁徙的各种论说，尤其是引起了西方一些学者的强烈关注[34]。
王先生并不认同这种假说，尤其是对于将塔里木盆地自青铜时代至唐诸多不同王国、不同民族均称是“吐火罗”，甚至与新疆现代民族联系的观点和倾向，更是难以接受[35]。他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入手，对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以阐明孔雀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他分析了古墓沟、铁板河、小河的考古成果，20世纪初斯坦因、贝格曼等人的考古收获，以及最新的文物调查成果及克里雅北方墓地新发现，提出罗布淖尔荒原北部孔雀河水系所见青铜时代考古遗存，是一支具有特别鲜明个性的考古文化。而此文化具有塞人文化的重要特征，又明显受印度、伊朗文化的影响，体现出异质文明碰撞后的矛盾与冲突、混融与合一，而不应将其简单地认定为“吐火罗”。相关论述见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一文，这也成为了王先生相关考古工作积累的一个总结[36]。
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提出，使我们可以用更全面的考古学证据来审视孔雀河水系的古代居民。单纯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出发的推论，显然是值得重新推敲的。尤其是吐火罗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很难通过片面的资料得出满意的答案。对于中外学界热烈追捧、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吐火罗人假说，王先生并没有盲目跟从，而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为了搞清吐火罗问题，他曾组织夸学科的学者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称这是一种“考古研究的文化哲学思考”。这也正是考古学家的学术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所在。
三、在沙漠最深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计划
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孕育着灿烂的古代文明，然而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很多汉唐时期古代遗址都淹没在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深处。重新发现楼兰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开始，随着环境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王先生终于能够带着新中国考古人的梦想踏入西方探险家曾经深入的禁区。尼雅、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等等一系列遗址，也不再只是出现在西方探险家考古报告中的影像。在王先生的主持和规划下，尼雅考古、克里雅考古成为了新疆考古的光辉见证。
1、中日尼雅考察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以北的沙漠深处，是汉代精绝国所在。1901年，斯坦因在挖宝人伊不拉欣的带领下发现了尼雅遗址，获得了佉卢文简牍等大量珍贵文物。他此后又于1906年和1913年两次在尼雅进行发掘。20世纪50年代末，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史树青先生和李遇春先生先后进入尼雅考察，并获得了不少文物[37]。80年代，随着塔中油田的开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综合调查随之展开，王先生参与其中，这也成为了进行沙漠考古的重要契机。
1988年日本净土宗僧侣小岛康誉与新疆文化厅商议合作进行尼雅考察。王先生作为考古所所长，自1991年起开始接手工作，成为中日合作尼雅考察的学术队长。至1993年，考古队在尼雅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测量，对整个遗址有完整而精确的把握。1994至1996年间，考古队选择适当的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包括N2建筑群、N5佛寺遗址、N37居室遗址以及4区墓地[38]。而尼雅考古最著名的成果，一定是精绝王陵的发掘。1995年，小岛康誉在尼雅营地表示，希望在项目结束之前搞个大新闻，以推动尼雅工作。就在第二天，王先生率队在沙漠中前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段胡杨棺木，尼雅一号墓地由此现世。这一墓地的墓葬保存十分完好，尤其是M3出土文物异常精美，墓主人所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体现出精绝国与汉朝的政治文化关系[39]。这一发现不出所料引起了很大轰动，出土文物陆续在国内外巡展。尼雅王陵的发掘也被评为了当年的考古十大发现，“五星出东方”锦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宝。
尼雅考古另一件让王先生感慨的事情，就是对于斯坦因探险成果的重新认识。斯坦因对于尼雅的发现和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成绩，然而当考察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重点发掘之后，却发现斯坦因当时并没有以审慎地态度进行科学地考古发掘。斯坦因进入尼雅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取佉卢文文书，根据他的考古报告，斯坦因大部分时间都是放任民工自行发掘，每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就给赏钱[41]。王先生认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当年英国考古学界已经有的田野考古理论和地层学、标型学方法，虽然获得了很多文物，但必然会导致发掘的粗疏，甚至是对遗址的破坏。例如，斯坦因很快放弃发掘的N2实际上是尼雅唯一存在密集建筑群的遗址点，而斯坦因认定的N5遗址“果园”实际上是一处佛寺遗址[42]。而王先生作为学术队长的尼雅考察，则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考察队汇集了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对遗址进行了科学地调查和发掘。尤其是对尼雅河流域古代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关注整个流域古代人类的活动。中日合作尼雅考察，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沙漠考古的新篇章，为组织大规模沙漠考古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尼雅考古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其中的组织和推进却并不容易。小岛康誉先生负担了尼雅考古的绝大部分费用，为新疆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商人他毕竟也有自己的追求。王先生则是顶住了各种压力，十分坚定地保持了作为考古学家的立场，维持考古工作的时间、严守文物保护规定，使工作能够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40]。
2、中法克里雅河流域考察
楼兰考古的成功，促成了另外一项重大的合作项目，即中法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1979年王先生自罗布淖尔返回后，具有中亚考古丰富经验的法国研究中心315所随即与他接触，希望能与新疆考古界合作。随后几年，双方共同进行了一些一般性的调查。在王先生的建议下，确定在克里雅河流域进行深入地合作发掘研究。克里雅河是贯穿塔里木盆地并注入塔里木河的唯一一条河流，沿途有不少西方探险家发现的考古遗存，汉代扜弥国也正是在今克里雅河三角洲。
1991年，王先生作为考察队队长进入克里雅河流域工作，对喀拉墩遗址进行了调查。法国315所的卫星遥感技术在考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于SPOT卫星图片的分析，为考察路线的设计和遗址的踏查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不过在考察中也出现过一些小插曲，法国研究人员在卫星图片上发现了一个十分规整的圆圈，疑似城址，考察队兴奋地在沙漠中长途跋涉前去踏查，结果发现只是一个干涸的湖泊。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技术合作还是使新疆沙漠考古得到了新的成果和经验。
在项目走上正轨之后，王先生卸去了队长的职责，专心负责尼雅方面的工作。克里雅考古队此后在喀拉墩进行了发掘，又在喀拉墩西北、克里雅河古三角洲发现了一座晚至西汉的古城，即圆沙古城[43]。王先生组织的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不仅在考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也为新疆考古事业及相关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间，王先生曾先后派研究人员赴法学习，同时推动了《汉译敦煌西域丛书》的出版工作。
3、丹丹乌里克与小河的再发现
1996年，在唐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王先生计划寻找沉睡已久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丹丹乌里克位于策勒县以北约90公里处的沙漠腹地，处于和田河与克里雅河之间。此地即唐代于阗的杰谢镇所在，曾出土过大量唐代汉语文书和于阗语文书。1896年，斯文·赫定最早达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随后，斯坦因于1900年也来到此地，并获得了不少珍贵文物，这也成为了其第一次中亚考察的最大收获。1928年，德国特灵克勒探险对也进行了短暂调查[44]。此后，丹丹乌里克经历了70年的沉寂。
然而，重新寻找丹丹乌里克并不容易。王先生专门请法国315所利用SPOT卫星图片对相关地区的地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计算，在茫茫沙漠中找到了一处可能的位置。1996年底，王先生组织考察队，计划从策勒县达玛沟出发，向北穿越沙漠进入丹丹乌里克。但连绵的巨大沙丘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阻隔，考察队在行进了一天一夜后只能折返。随后，王先生自中石油塔克拉玛干油田前线指挥部借到了两辆沙漠车，送张铁男和伊力进入了丹丹乌里克[45]。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穿越沙漠进入丹丹乌里克。
随后，王先生委托肖小勇从塔中出发，对丹丹乌里克进行了一次调查[46]。唐研究基金会的罗杰伟（RogerE. Covey）先生也表示全力支持丹丹乌里克考古研究工作，并提供了经费。但由于种种原因，计划并没有实现。直到2002年，中日合作组织丹丹乌里克考察队，才对遗址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和发掘[47]。即便如此，王先生的贡献依然是巨大的，他开启了中国考古学者对于丹丹乌里克的考察和发掘。如今丹丹乌里克因其出土的丰富文献和考古资料，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王先生重新发现丹丹乌里克对新疆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走访小河
小河墓地是一段最为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传说。1934年，贝格曼在向导奥尔德克的带领下发现了小河，他随即被墓地宏大的规模、奇特的列木以及具有欧洲人种特征的古尸震惊了[48]。但此后再也没有考古学家进入小河。在西方探险家到访过的重要遗址中，小河几乎是最后一个尚未被新疆考古学者重新发现的。2000年，王先生希望能在退休之前完成他作为新疆考古人的这一梦想，进入沙漠寻找小河。由于经费极度紧张，只选择最近的路线。他们在汽车无法前行之后骑骆驼进入沙漠，并在第五天成功发现了小河墓地[49]。小河墓地再次发现的消息迅速引起了轰动，媒体争相报道。新疆考古所随后对小河进行了发掘，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从中日尼雅考察、中法克里雅考察，到丹丹乌里克和小河的发现，王先生组织、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几乎全部的重要发现。克服重重艰难取得的这些成就，将沉睡在沙漠中的丝绸之路古代遗存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四、在考古中发现历史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人类往来及文化交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将一个个孤立的遗址和文物联系起来，才能发现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王先生对于新疆考古及丝绸之路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局限于对考古资料的一般性阐释，而是结合考古与文献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上进行历史复原。这使得他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考古与文献之间
对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阐释，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王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考古学者，自然是掌握了科学的考古学方法，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又具备极为深厚的文献功底。在王先生的治学中，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成为了一大特色。例如对于汉代伊循城的研究，便是从《汉书·西域传》关于鄯善国的记载入手，梳理了《水经注》在扜泥、伊循城记载上的讹误，同时考证了《汉书·冯奉世传》关于伊循及交通路线的记载，最后引出水利工作者在米兰遗址发现的古代灌溉遗址，以及王先生历次考察米兰地区所得，从而得出伊循城即在今米兰绿洲的结论[50]。此类对传世文献的征引与考辩，在王先生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对于出土文献资料的关注和研究。土垠遗址位于罗布淖尔北岸，由黄文弼最先发现，因出土大量西汉简牍而受到关注。2005年王先生在土垠遗址考察时，明确了遗址所具有的军事防御性质，并发现了码头遗址。《“土垠”遗址再考》一文，便是以这些考察成果为基础，同时运用黄文弼所发掘的汉简资料，根据著名的“居庐訾仓以邮行”木简，确定土垠遗址为汉代居庐訾仓，并据《魏略·西域传》的记载及实地踏查，确认了居庐訾仓在丝绸之路交通线的重要地位。同样是根据简牍与考古所见相结合，还阐述了居庐訾仓的屯田、戍卒生活以及交通情况[51]。一个汉代仓储及交通枢纽的情况，就被立体地展现出来。而在《汉晋西域所见汉文简牍透视》中，王先生更是对新疆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及其反映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概观性论述[52]，西域简牍的情况实是了然于胸。
王先生在出土文献方面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阿拉沟文书。王先生1976至1978年在阿拉沟的考古，除了发掘墓葬之外，还清理了一处唐代遗址。这处戍堡遗址位于阿拉沟峡谷东口，在阿拉沟与鱼儿沟水汇合口的河谷北岸峭壁上，扼守着从阿拉沟进入吐鲁番盆地的要道。1928年黄文弼调查时便发现了此古堡，但仅限于一般性观察。1976年，王先生对古堡进行了试掘，确定了戍堡的时代和性质，并掘得9件文书（实为5件，因正反面分别编号而编为9件）。这些文书都与鸜鹆镇有关，故而王先生将此古堡考证为唐代鸜鹆镇所在[54]。我们知道，吐鲁番文书主要出土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其他地点出土文书则相对少一些。而阿拉沟出土的鸜鹆镇文书，涉及到了该镇遊弈、上烽、兵健破除见在等相关内容，对于研究唐代西州的镇戍、军事形势乃至天山交通路线都具有重要意义。考古与文献资料的综合用运，使王先生可以从更加全面而立体的角度来把握丝绸之路研究。不只是对汉晋简牍，王先生对唐代出土文书也有着深刻地把握。库车县玉其土尔·夏克土尔遗址（伯希和称为都勒都尔·阿护尔）是古代龟兹的一处重要遗存，伯希和在此发掘到了大量的唐代汉文文书。1985年，王先生借赴巴黎访问之机，看到了当时尚未刊布的巴黎图书馆所藏遗址出土文书。同年，王先生在库车、巴楚进行考古期间，亦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在他的《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一文中，便是利用调查所见遗迹和文书，对唐代龟兹雀离关、盐水关、柘厥关进行了考证，尤其是引用了伯希和所获文书中关于“柘厥”的内容，论证玉其土尔遗址即唐代柘厥关所在[53]。而《唐西州白水镇初考》一文则是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白水镇”以及敦煌所出《西州图经》中关于“白水涧道”的记载，结合考古遗存情况，将唐代白水镇所在推断在白杨沟峡谷西口。
2、环境与农业：在新疆发现大陆文明变迁
古代新疆以天山为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类型，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而天山以北则是游牧文明，两种文明之间又形成了长久以来的互动和交融。可以说这也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一个缩影。王先生在伊犁河流域考古、天山阿拉沟考古以及天山岩画等方面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了天山及其以北游牧文明的基本情况。同时对于天山以南的绿洲文明，王先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塔里木盆地及周边绿洲承载着众多的人口，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遗存。绿洲的生命在于农业，而农业又与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于环境极其脆弱的塔里木盆地绿洲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今天，自然环境依然是限制南疆绿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王先生在塔里木盆地的调查尤其关注古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他在尼雅和克里雅调查项目中，都是以整个流域内自然环境改变和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地点变化为重点。他总结克里雅河流域类型、尼雅河流域类型、安迪尔河流域类型、以楼兰为中心的古遗址类型、塔里木盆地北缘土地盐渍化类型等五种古代绿洲社会，认为环境变化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转换，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相对于自然环境的缓慢变化因素，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是自然环境改变的决定性因素[55]。这一认识颠覆了很多传统观点，尤其是对于楼兰古城兴废根源的阐释十分具有启发性，同时对于认识欧亚大陆的文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绿洲农业，王先生撰写了一些列论文，涉及新疆的犁耕、棉纺织业、农田水利等各个层面。根据古墓沟等同时代墓地的考古资料看，早在距今4000年绿洲地带就已经有了比较原始的农业[56]。新疆的棉花种植也明显早于中原。同时由于在汉代以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古代新疆的绿洲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疆的犁耕便是始于西汉，魏晋时期牛力犁耕得到了推广[57]。大致在南北朝至唐代，新疆的棉纺织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58]。也是在汉代以后，新疆才出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59]。这些都体现出在汉人大规模进入新疆以后，中原的农业技术对新疆的绿洲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绿洲农业的发展历程也被完整地勾勒出来。
3、从中原到西域：揭示古代新疆的汉文化因素
丝绸之路的开拓，使中原和西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古代新疆有着属于农业文明的城郭之国，使汉武帝大感兴趣。于是在击败了匈奴之后，汉朝有了进一步经营西域的动力。在传世史籍的记载之外，王先生用考古资料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画面，阐释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和发展。
前面提到在1976至1978年的阿拉沟考古发掘中，王先生发现了不少来自中原的文物。包括在测定为春秋时期的第28号墓中，出土过一件楚文化风格的凤鸟纹刺绣；在测定为战国至汉代的第30号墓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战国风格的野兽纹金银器以及菱纹链式罗的痕迹[60]。与此类似，在俄罗斯巴泽雷克墓地也出土过“凤凰绣缎”。王先生指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就已经广泛传播至古代新疆甚至更远的地区[61]。同样，王先生在阿拉沟第18号墓中还发现过战国时代的漆器[62]。1963年与易漫白、王明哲等人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墓地发掘时，又曾在第22号墓中发现一件中原战国时期的铜镜[63]。这些也都反映出中原制造沿着“史前丝绸之路”在新疆流布的情况。
汉代以来，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更加紧密。王先生在尼雅遗址精绝王陵的发掘和分析中，就清楚地揭示出汉文化的影响。除了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之外，“王”字纹陶罐和N14出土的“仓颉篇”木简，显示出精绝王室成员开始接受汉字学习。更为重要的是，王先生发现其在服饰和埋葬制度上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例如，级别较高的墓主人袍服大多右衽，符合汉制；墓葬中发现有丫形木叉，用于悬挂衣物，与《礼记》所载之“楎椸”制度相合[64]。结合前面提到的绿洲农业发展，王先生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揭示出汉文化在古代新疆影响的厚重和深远。也正是如此，新疆最终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回顾王先生五十余年的新疆考古与研究之路，我们可以看到王先生在新疆考古领域的伟大开拓。从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开创和乌孙文化、塞人文化、天山峡谷道的提出，到孔雀河青铜时代墓葬及古尸的发现与新疆古人类迁徙的反思，再到主持并参与了楼兰、尼雅、克里雅、丹丹乌里克、小河等一些列重大考古发现，王先生对于新疆考古的贡献是全面而深刻的。他根据这些重要发现，对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人类文化交往进行了系统地论证，使新疆考古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在这其中一以贯之的是王先生的学术精神，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动荡、新时期的各种利益诱惑、考古经费的紧张和条件的艰苦，王先生始终践行着学术理想。在最初奔赴边疆的时候，王先生正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盼望着积贫积弱的祖国能够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有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予自己的挑战，我们知道王先生对此已经给出了最为完满的答案。
[1]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Z2期，98-102页。
[2]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6期，22-32页。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4-22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724页。
[4]王炳华《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Z2期，116页。
[5]《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102页。
[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3168页。
[7]《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3904页。
[8]穆舜英、王明哲、王炳华《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7页。
[9]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25页。
[10]王炳华《波马金银器》，载[美]代顿博物馆编《古代中国丝路艺术》，2002年，此据《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88页。
[11]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18-22页。
[12]《汉书》卷九六下，3901页。
[13]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48-59页。
[14]关于阿拉沟东口墓葬的族属，此后又有匈奴说及车师说等，但影响远不及塞人说。相关讨论可参考张玉忠《天山阿拉沟考古考察与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106-117页。
[15]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收获》，载作者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4-5页。
[16]邢义田《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本书。
[17]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王炳华《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18]王炳华《原始思维化石——呼图壁生殖崇拜岩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引言Ⅱ页。
[19]王炳华《阿尔泰山中的彩绘岩画》，《丝路基金会会刊》（美），2005年第2期；生殖崇拜：早期人类精神文化的核心——新疆罗布淖尔小河五号墓地的灵魂》，《寻根》2004年第4期；《说“七”——求索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的精神世界》，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15-32页
[20]王炳华《“天山峡谷古道”刍议》，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32页。
[21] A. Stein, 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stern īrān, Oxford, 1928, p. 264.
[22] A. Stein, On AncientCentral-Asian Tracks, London, 1933, pp. 117-118.
[23]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52-55页。
[24]同上，55页。
[25]何惠琴、徐永庆《新疆哈密五堡古代人类颅骨测量的种族研究》，《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2期，102-109页。
[26]何惠琴、金建中、许淳、姜言睿、朱琪泉、谭婧泽、黄微、徐永庆、金力、任大明《3200年前中国新疆哈密古人骨的mtDNA多态性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4期，329-336页。
[27]王炳华《古墓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10-14页。
[28]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124-126页。
[29]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382页。
[30]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50-53页。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172-193页。
[31] F. W. K. Müller and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Jahrgang 1916, Philosophische-historsche Klasse, p. 416（以下该刊简称SPAW）; 张广达、耿世民《唆里迷考》，《历史研究》 1980年第2期，155页注9。
[32]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L. Ulmen(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The Hague, 1978, pp. 215-230.
[33]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36页。
[34]关于西方学界的讨论，可参见J.P.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NewYork, Thames & Hudson, 2000.
[35]王炳华《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 “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86-99页。
[36]王炳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载《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37]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第8、8期。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3期，119-122、126页。
[38]王炳华《尼雅考古收获及不足——二十世纪尼雅考古反思》，《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8年第1期，71-73页。《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1、2卷，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出版，1996、1999年。
[39]王炳华《精绝王陵发掘》，载作者著《西域考古历史论集》，542-544页；《精绝王陵考古二三事》，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03-122页。
[40]王炳华《考古行脚五十年》，本书；《西域考古写春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60-162页。
[41]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巫新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40页。
[42]王炳华《尼雅考古与精绝历史研究》，载作者著《西域考古历史论集》，463-469页。
[4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315所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28-37页。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张玉忠《1993年以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39-42页。
[44]以上参见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概说》、《丹丹乌里克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896-2002年）》，载《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5-50页。
[45]王炳华《丹丹乌列克考古二三事》，载《新疆访古散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7-216页。
[46]肖小勇《探索沙漠遗址丹丹乌里克》，《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13-19页。
[47]《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48]贝格曼《新疆考古记》，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64-144页。
[49]王炳华《小河：寻找失落66年的神奇墓地》，载《新疆访古散记》，43-59页。
[50]王炳华《伊循故址新论》，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221-233页。
[51]王炳华《“土垠”遗址再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61-82页。
[52]王炳华、刘子凡《汉晋西域所见简牍透视》，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89-111页。
[53]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10-21页。
[54]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代文书残纸》，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23-346页。
[55]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95-103页。
[56]王炳华《新疆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102页。
[57]王炳华《新疆犁耕的起源和发展》，《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57-64页。
[58]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新疆植棉及棉纺织业发展》，作者著《西域考古历史论集》，316-347页。
[59]王炳华《唐代以前的吐鲁番水利》，《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1990年，56-73页。
[60]《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图版捌。
[61]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页。
[62]《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图版捌。
[63]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27页。
[64]王炳华《楎椸考——兼论汉代礼制在西域》，《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50-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