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就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重要指示。“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新发展格局作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在《北大金融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未来中国金融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积极服务扩大内需，以创新驱动、高质量金融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积极服务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积极服务要素流动，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提升经济循环效率以及积极服务内外联动，提高跨境金融服务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

积极服务扩大内需，以创新驱动、高质量金融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形成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内需特别是消费将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要驱动因素。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和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后疫情时代，外部形势错综复杂，更加需要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促消费为核心的内需体系。既要改善收入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适应高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规律。又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提升供给对消费升级的适应能力，以及对新增需求的创造能力。

金融业是内需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长期以来以服务投资和商品性需求为主导。未来需要在服务好传统内需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支持新型消费尤其是服务型消费的新路径，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对收入结构优化和消费需求升级的适应能力。一是运用好促进消费的政策红利，优化内部授信流程，创新消费金融产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创新全渠道服务体系和全场景服务生态，扩大服务半径和服务效能，支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三是加大对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供给，做好金融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乡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四是强化对“两新一重”的资金支持，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助力发挥调结构增后劲、促消费惠民生的关键作用。五是以智慧政务和智慧社区为重心，为政府机构和社会大众提供智能化服务方案，助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升民生治理现代化水平。

积极服务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建设

二战之后，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加速演进，并随着劳动力禀赋差异呈现出“雁阵迁移”特征。1953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达到巅峰，占全球的44.7%。随后生产中心向东亚迁移，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从二战后的2.6%提高到1980年的14.9%。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发挥人口红利优势，并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2009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已占全球的25.9%，是美国的1.6倍。

可以说，二战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是全球化的大发展时期。基本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金融和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我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经济大循环模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美国制造业长期空心化和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暴露出问题。全球化开始由之前的扩张阶段进入收缩阶段，部分国家试图对全球分工进行调整，以重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引发加速调整，产业链“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使得上游产品和关键技术的可获得性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在我国，突出表现为“卡脖子”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就是要突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让技术进步加速向“原发式”自主创新方式转变。

我国正在加大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形成更加丰富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但目前间接融资仍然是主导，依然发挥着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作用。金融业的创新，就是要配合中央银行和监管政策，发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职能。同时在投融资模式创新上积极探索，加快完善金融服务创新的体系，尤其是探索形成对知识型、创意型前沿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路径。

一是发挥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职能，加大对重点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融资支持，开展全链式服务，提高资金投放效能。二是积极布局金融科技，推进集中式架构向分布式架构转型，增强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适配度，夯实服务科创企业的底层技术基础。三是针对科技企业典型的“轻资产、无抵押”特征，拓宽信用、政务、市场化信息来源渠道，构建具有海量数据处理能力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支撑数据管理与经营决策。四是构建适应科创企业融资需求的技术价值评估体系，推广专利权、商标权、股权和应收账款为抵押权的新型抵押贷款，支持科创企业盘活无形资产。五是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场景应用”的全生态链服务体系，综合运用“商行+投行”模式，精准服务科创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风险偏好的金融需求。

积极服务要素流动，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提升经济循环效率

我国物流行业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在全面抗疫的过程中，保流通体系畅通，发挥了“先行官”“保障队”的重要作用。2020年快递业务量830亿件，同比增长30.8%。但由于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我国流通体系整体运行效率依然不高。例如，2019年我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4.7%，距离欧美发达国家10%以下的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进入新发展阶段，流通体系对经济循环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未来需要加快构建以统一市场、综合运输、商贸流通、社会信用、金融基础设施等为核心的现代流通体系。另外，随着我国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都市圈、城市群、新型城镇将成为未来新的增长极。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本质上就是要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边际产出效率更高的产业和部门，配置到带动效应更强的地区。

金融业作为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在新发展阶段要更有效地发挥好资金流对商流、物流、人流的牵引作用。积极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创新手段，探索为流通体系的各环节提供信息对接、资源衔接、流程连接服务的新路径。一是强化账户和服务渠道等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建设，整合前中后台各类资源要素，在金融机构内部打造服务有效整合、流程有效衔接、系统有效融合的内循环机制。二是加快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和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促进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金融体系对流通体系的适应性。三是搭建联结各类客户、要素互通共享、场景深度融合的全景服务生态圈，以资金流和数据流牵引资金、人才、技术、知识等要素的跨地域配置。四是践行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紧抓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通过资源撬动、服务联动、信息互动、制度流程协同等方式，创新覆盖乡村振兴、城乡联动各环节的融资服务模式，培育城乡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

积极服务内外联动，提高跨境金融服务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总体经历了1978-2001年的积极探索阶段，2002-201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至今的全面深化阶段。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我国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持续提升，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2.2万亿元，同比增长1.9%，成为疫情下全球唯一实现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在加大商品市场开放的同时，通过推动规则制度创新加快金融市场开放。近三年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近100家各类机构。截至2020年末，外资通过QFII、互联互通渠道、私募等方式合计持有A股流通股市值约2万亿元，已占A股流通股比例3.3%。“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大资本账户和要素市场开放力度，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入新阶段，东盟自贸区、RCEP、中欧投资协定、“一带一路”等区域多边合作将不断强化，助力全球经济联通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将不断提升。

金融业作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先导，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化收缩阶段取得了较大进展，为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和融入全球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金融业要把握高水平开放的新机遇，适时调整和优化海外机构及业务布局，探索搭建统筹境内外两个市场、本外币一体化经营的国际化发展新生态。

一是深化境外机构在重点区域、国家、城市的网络延伸，提高服务覆盖范围和辐射能力。二是紧抓资本账户和要素市场开放新机遇，取长补短、相互赋能，加快探索与外资银行、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模式。三是围绕自贸区（港）、“一带一路”、RCEP、中欧合作等联通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桥头堡，及时配套金融服务，巩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础。四是健全便利化的金融创新体系，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持续引导境外消费需求回流，提升对境外消费回流国内的承接能力。五是把握疫情后国际金融秩序重构契机，积极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为全球金融治理发出“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