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著名“爱国老人”喜饶嘉措逝世五十周年。2018年9月，我有幸参加了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西宁举办的“喜饶嘉措大师爱国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宗教人士、大师生前好友出席。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不约而同地深情回忆引领大师走上革命道路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和喜饶嘉措之间的深厚友谊，使我这个老统战干部，深受教育和启发。
相见如故知
习仲勋与喜饶嘉措第一次见面是1950年1月19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0月2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西北局并彭德怀的电报，对西北地区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各项工作进行部署，根据这个电报精神，习仲勋具体负责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他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在组织上妥善安置在西北各地有影响的代表人士。11月10日，他第三次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提出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并提出军政委员会要配备若干党外人士，各省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应占1/3。11月17日，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习仲勋主持讨论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人员组成名单，著名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是他亲自圈定的委员人选。
喜饶嘉措大师1884年出生在青海循化一个十分贫寒的农家，5岁入寺为僧，刻苦学经。21岁远赴西藏求学，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大师精研佛学，校勘群经，在学术上的成就堪称“造诣湛深、望孚僧俗”。著名记者范长江先生称赞大师“在西藏学术界和宗教学上都居泰斗的地位”。1936年，大师受聘于北大、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五所大学，讲授藏文化，为推动汉藏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后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为宣传抗日救国、维护国家主权四处奔走。1948年，喜饶嘉措多次抨击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拒绝随同蒋介石一同逃往台湾，并于西宁解放前夕，悄然回到家乡隐居起来。青海刚一解放，中共青海省委就派专人到兴海县赛宗寺与大师联系，商量参加新政权事宜。但当时喜饶嘉措虽然痛恨国民党，但对共产党、解放军并不了解，行期一拖再拖。此时，习仲勋同志及西北局已了解到喜饶嘉措在藏区的重大影响，对争取大师的工作十分重视，专门委排大师的汉文秘书陈木天等赴兴海，经过多次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大师最终欣然回到西宁，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喜饶嘉措大师当选为青海省副省长。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举行成立大会，喜饶嘉措以青海省副省长名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和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在当天举行的就职典礼上讲了话。年富力强、英姿勃发的习仲勋给喜饶嘉措大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会上，习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吸收各民族有代表性人物参加政府工作，在工作中要照顾民族特点，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适当发展党员等五项措施，受到了各族各界的普遍欢迎。习仲勋同志在讲话中说“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喜饶嘉措听到此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共鸣，对随行的身边人员讲出了心里话，“国民党根本无法与共产党相提并论，国民党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些只考虑自身的权利富贵，贪图安逸享受的人！共产党人则不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性命，是真正具有菩萨心肠的人。因此，我衷心拥护他们。以前，国民党和蒋介石曾经给我高官位，给高薪，多次请我吃饭，但不能只看对我一人的好而就说好，主要还得看他们对人民是好是坏。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佛的教导是普济众生，我真诚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生脱离苦海，得到幸福。”大师正是通过对新旧党政领导人的对比，开始懂得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他胸中念念在兹的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知遇幸逢鱼似水，和鸣遂觉鼓如桴”，一代佛学泰斗遇到卓越的领导人，他们伟大而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此开始。
肝胆两相照
1950年1月28日，喜饶嘉措在即将离开西安回青海之际，经过深思熟虑，按捺心中激动的心情，致信彭德怀、习仲勋，主动请缨“向蒙藏僧俗同胞相机宣传政府信教自由的主张，使其安心信教，并发扬佛教救人救世大慈大悲的真精神，拥护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努力为人民服务。”2月5日，喜饶嘉措手持称赞他“道高德纯”的命令纸，又致信彭德怀、习仲勋，为一定做好蒙藏僧俗群众政策宣传工作表示决心。回到青海后，喜饶嘉措在习仲勋及青海省委的支持下，不顾年高，不辞辛劳，多次跋涉于青海的广大农牧区，向广大僧俗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0年3月，喜饶嘉措大师再次到西安开会，习仲勋亲切接见了他。在这次西北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云集的大会上，喜饶嘉措发言：“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无法与内地相比。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执行党的政策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是一切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要使宗教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衷心信赖共产党，首先必须很好地了解各少数民族的特点、风俗习惯和历史等。做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宣传。如果这些工作做不好，由于边僻落后者们的思想还很保守顽固，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的反动宣传的毒素在他们的头脑中还很深，因此，虽然外表上解放了，但内心深处对共产党还是很难信仰！”这次发言，得到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习仲勋说：“喜饶嘉措格西的讲话，是真正热爱共产党的话啊。”会后，心细如发的习仲勋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去电：“喜饶此次来西安，言论行动有很大进步，似与他的秘书陈木天不无关系。因此，请你们对陈多了解，应采取积极争取、教育的方针。改造这个人，对团结喜饶嘉措是有重要作用的。”正是由于习仲勋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陈木天一直担任喜饶嘉措最信任的“政策”秘书，这对喜饶嘉措爱国爱教思想的日臻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0年7月20日，喜饶嘉措专门给习仲勋写了一份工作汇报，详细汇报了几个月来深入青海省的海晏、刚察、共和、兴海牧区所做的工作，反映了各地头人、牧民对党和新中国的认识。习仲勋在8月2日的回信中，高度评价了喜饶嘉措所做的工作，并叮嘱他在即将前往昂拉、河南等牧区时一定要保重身体。当时，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同志亲自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频繁交往，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同时，指导各地和各县也都相继安排了一大批民族民主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和他们真诚相见，友好合作，共同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解除解放初期藏区僧俗群众种种疑虑，使西北地区的形势很快平稳下来。
此后，习仲勋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经常到青海指导检查工作，尤其强调重视发挥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作用。他待人平易近人，对党外人士更是如此，他以同志、朋友的身份与喜饶嘉措等人亲切交谈，循循善诱，宣传党的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喜饶嘉措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也首先想到去找习仲勋请教、商量，两人逐渐成为了常来常往、亲密无间的朋友。有一次，喜饶嘉措请示习仲勋，该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颁给他的“册文印玺”。习仲勋说：“这是历史性的东西，你认为是种荣誉，可以留作纪念，交给民委也可以。”
携手降项谦
1951年12月14日，习仲勋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前往塔尔寺拜访暂居在此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喜饶嘉措和黄正清作为宗教界、民族界著名人士陪同前往。在随后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习仲勋不时与略懂汉语的喜饶嘉措低声交谈，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和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天，习仲勋除参加欢送班禅活动外，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放在研究争取昂拉千户项谦的问题上。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匪情严重。当时位于青海贵德县尖扎滩地区（今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昂拉部落，受国民党匪特的蛊惑煽动，末代千户项谦公然与人民政府对抗，凭借地势险要、山高林密，组织昂拉匪徒外出抢劫，扰乱社会秩序。从当年11月到1951年10月间，小抢天天不断，大抢多达36次。
面对项谦日益增长的嚣张气焰，青海省委、省军区多次致电中央和西北局，要求对其军事进剿。习仲勋审时度势，经过审慎思考，于1951年9月30日致电青海省委，指出18军将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他认为解决好昂拉问题，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甘、川、康藏区，特别是西藏也会产生大的影响。鉴于此，习仲勋明确提出“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要的条件。”他高度信任喜饶嘉措，提出“我们以为还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和如何提出适当条件，以及如何驳斥项谦无理的意见”，“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之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习仲勋的意见，并指出“望青海省委即与喜饶嘉措等商定适当条件，第一步先将紧张局面缓和下来”。
鉴于喜饶嘉措大师在藏族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习仲勋指示“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从1951年8月起，喜饶嘉措先后五次亲赴昂拉说服项谦。第一次是1950年，喜饶嘉措到达贵德约见项谦，但项谦却置之不理。1951年11月、1952年1月，喜饶嘉措又两去昂拉，转达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严正指示：“第一，共产党、解放军讲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各民族团结，而不是消灭你项谦；第二，在项谦的管辖地区，消除顽抗的反动旧军官；第三，自愿投诚后，一律不予追究。”但项谦虚情假意、敷衍应酬。1952年4月，喜饶嘉措再次来到昂拉，对项谦说“不要以管着手臂粗细的地盘，说着衣袖一样宽松的大话”，诚恳地劝其悬崖勒马早日归向人民政府。喜饶嘉措与各界人士先后赴尖扎和平谈判多达17次，最终使项谦认清了形势，彻底打消顾虑，7月11日主动来到西宁向省委认错投诚，此后再未反叛。长期困扰青海人民的匪乱终于得以妥善解决。在项谦投诚后，为稳定项谦情绪，保证与其长期合作，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务请喜饶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志早去一见项谦，从各方面消除项的顾虑，争取他长期靠过来”，“经与喜饶嘉措谈好，请他仍到昂拉出面安抚各部落并争取逃散之匪”。1952年7月，喜饶嘉措再次受命渡过黄河，到尖扎地区安抚项谦及僧俗群众。按照习仲勋的指示，项谦后来被委以重任，在团结藏族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项谦非常感激习仲勋，在1952年8月的一次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特地给习仲勋敬献了哈达。他说：“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那将要多少人头落地啊!”后来，毛泽东主席赞扬习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对项谦九擒啊！”
同心卫国土
1950年1月29日，喜饶嘉措专门给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在解放西藏中发挥作用，“为充分昭示政府尊重佛教的主张，拟请颁给喜饶宣传命令一纸，不仅可使提高蒙藏人民对政府的信仰，并可争取拉萨藏民拥护祖国，早日实现解放西藏的目的”。习仲勋时刻关注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他深知喜饶嘉措大师在西藏在僧俗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重要影响。在他的精心策划和授意支持下，自1950年秋，喜饶嘉措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担任拉萨三大寺上层执事和噶厦政府要员，以及川甘青等地的学生，赞颂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利他，胸襟广阔如太空”，不遗余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那时中央广播电台和青海广播电台还没有开设藏语广播，大师就直接在广播电台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情况，“西藏的解放势在必行”，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在众多的西藏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当代表团途经西安时，在习仲勋的精心安排下，喜饶嘉措在机场相逢他的学生阿沛·阿旺晋美，师生情谊融融。宴席间，大师以他特有的真诚坦率和豁达幽默的风度，语重心长地对阿沛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圆满成功。”此次会面为和平解放西藏、促使十七条协议签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1年1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世班禅自青海返回西藏。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习仲勋为中央代表，专程前往西宁送行，并转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班禅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举行欢送大会，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辞，喜饶嘉措作为青海省党政军的负责人代表之一出席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应该为有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而引以自豪和坚定信心”。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叛乱，喜饶嘉措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义正词严发表了《所谓“西藏独立”是白日说梦》的讲话，怒斥叛乱分子“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背叛祖国，违背佛教戒律，为国法和佛法所不容！”至诚交知己
1952年8月，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等职。而喜饶嘉措也于1953年10月出任中国佛协第一届理事会代理会长（后当选会长）。此后十年在喜饶嘉措大师的北京寓所中，习仲勋是最受大师欢迎的贵客。彼此真诚相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喜饶嘉措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对党的政策、方针、作风等发表许多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习仲勋始终认真听取，耐心答复，对正确意见及时采纳，对错误观点严肃批评。
1955年开始，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大师在青海热情地写下了《正确认识，消除顾虑，为普及牧业合作化而努力》一文。而当出现了冒进的现象，又及时向中央反映“每一新生事物的开始更应稳步前进，暂时该缓一些的就缓一些”。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对李维汉和习仲勋说，大跃进是“始快终慢”的作法，藏区“操之过急”是会出乱子的。习仲勋代表中央看望喜饶嘉措，称赞大师“是共产党一位可敬可信的诤友”。
1958年夏天，喜饶嘉措回青海参加省人代会，当他与宗教界和人民代表交谈中得知牧区在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工作中有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回京后即向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做了汇报。习仲勋听后称赞道：“你反映得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政府相信你是爱国的，平叛是消灭反革命，不是消灭宗教。”“你是口心如一，真正拥护共产党的人，你有三爱：爱党、爱国、爱佛教”。而当大师对宗教特权的改革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上提出一些片面看法时，习仲勋又总是亲切而严肃地指出来。大师多次表示“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给我的恩情一样大，正是党的教育和培养，才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不断提高。为报答党的恩德，我要将一切献给众生的事业。”1962年5月，习仲勋为喜饶嘉措老人摆酒宴祝寿，动情地说：“您是我党的忠实朋友，是爱国老人。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称誉的，是一位真正爱国的佛教徒。”
1962年开始，习仲勋、喜饶嘉措几乎同时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喜饶嘉措不幸蒙冤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和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当时，民族、宗教领域拨乱反正是统一战线工作拨乱反正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习仲勋在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就对喜饶嘉措大师平反问题多方努力，在他的亲自关心下，1979年10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在西宁市为喜饶嘉措大师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习仲勋为大师敬献了花圈。1980年12月19日，习仲勋与刘澜涛、杨静仁、汪峰、阿沛·阿旺晋美、扎喜旺徐在《人民日报》联合发表了题为《爱国老人喜饶嘉措》的纪念文章，深情怀念喜饶嘉措大师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评价大师“是应该受到人民尊重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
“逝者已远矣，功绩当永存”。习仲勋同志与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在长期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起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友谊，对于新时代的统战工作仍有着重要启示，为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广大统战工作者树立了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光辉典范，散发出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耀眼光芒。
斯塔，中央西藏办副主任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