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地缘扩张论”“重塑国际秩序论”等负面话语不断涌现，使“一带一路”建设遭遇话语困境。这些话语表现出二元对立、利益驱动、身份焦虑等主要特征，充分反映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凸显“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应积极协调沿线各国共同破解话语困境，着力打造话语共同体；重点探究负面话语标签背后的政治因素和文化逻辑，分门别类地加以精准应对；强化“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营造良好话语环境，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关键词】 “一带一路”；话语困境；话语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逐步从理念化为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繁荣注入了新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国内外政界、学界、媒体等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情况，相关研究成果和媒体报道大量涌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还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仍面临较为严峻的话语困境，相关负面论调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一直存在，而且版本不断“升级”。这些言论影响了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认同和接受“一带一路”倡议，也损害了中国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合作关系。本文旨在梳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负面言论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并就如何应对这些言论构成的话语困境、推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相关负面话语的主要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一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国际合作倡议，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与繁荣，让建设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沿线国家民众。“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取得了实质性合作成果，引发了世界广泛关注。然而，一些国家政府、智库、媒体等出于各种目的，给“一带一路”贴上“地缘扩张论”“重塑国际秩序论”“经济掠夺论”“债务陷阱论”等话语标签，向“一带一路”发起话语攻势，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话语围堵困境。上述负面论调涵盖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方面，汇集官方、智库、媒体等各界观点，虽然发声主体不同，视角有所差异，内容各有侧重，但通过深入分析可发现，其本质具有共性并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强化“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西方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主客二分”（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古希腊开始逐渐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奠定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基本走向。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便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写照。当前部分国家针对“一带一路”的各种猜疑、指责，都是基于中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敌人的身份预设，否认中国同各国的共通点，其底层逻辑即“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比如，“经济掠夺论”诋毁“一带一路”是中国产能过剩的产物，为中国企业和资本提供了国外投资渠道，有助于刺激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但实际上，中国引领“国际产能合作”就是要通过全产业链整体输出先进产能，帮助沿线国家塑造工业体系，在本质上是“合作共赢”，而非“对立冲突”。“地缘扩张论”认为中国意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重塑欧亚秩序，旨在与美国争夺全球主导权。这明显是以对立思维臆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在相关叙事中，“一带一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属性以及丰硕务实的合作成果被选择性忽略，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零和游戏”以及中国凭借“一带一路”破坏美国伙伴关系网络、制衡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故事，甚至连中国在高铁、5G等领域自主创新的科技进步价值也被政治化标签所遮蔽，被大张旗鼓地渲染为对美国全球经济创新主导地位乃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这些叙事中，中国均被置于相关国家的对立面，被塑造成争权夺利的形象。上述言论无论具体聚焦哪个层面、攻击哪个领域，本质上都是假定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权力、利益、制度、规范等方面存在分歧和竞争，通过放大差异来制造紧张对立的幻象，加大中国与相关国家互动过程中的阻力。
二是夸大“利益驱动”。资本都是逐利的，逐利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利益向来是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追逐利益也成为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汉斯·摩根索在其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提出，利益的观念是政治的实质，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唯一永存的标准，国家利益在对外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上述观点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益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分析视角。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论调，不少都坚持以“利益观”来审视“一带一路”建设，片面强调这一倡议带给中国的利益。例如，“经济掠夺论”提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联通，就是要打造属于自己的“产业链”，为中国商品寻找市场空间，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地缘扩张论”认为，中国在环印度洋地区租赁或者参与建设港口，则是要将印度洋沿岸国家纳入自己的影响力范围，拓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债务陷阱论”指出，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企图通过贷款获得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支配权以及政治影响力，进而获取战略利益。然而，事实情况是，基础设施联通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升级改造的港口为相关国家赢得了更多经济发展机遇，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极大缓解了沿线国家发展面临的资金瓶颈，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合作理念的真实写照。而上述种种论调为了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无视“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事实，仅仅从中国获取利益的角度聚焦“一带一路”，将“一带一路”倡议主观塑造成中国为己谋利的手段，是对中国所谓的利益诉求的无限夸大。
三是释放“身份焦虑”。焦虑“是一种内心紧张不安，预感到似乎将要发生某种不利情况而又难于应付的不愉快情绪”。身份焦虑则是因既有身份面临挑战且可能发生消极变化而产生的紧张情绪，常常通过话语实践得以体现。美国等西方国家频繁发表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言论，特别是涉及“中国威胁论”的隐喻性话语，均源于其对“一带一路”建设助推中国发展而产生的身份焦虑。例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政策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有史以来首次设法向他国出口发展模式”。还有分析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旨在摆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束缚，建立基于中国价值和利益、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债务陷阱论”则提出，中国可能会通过豁免债务换取战略资产，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无论是对“一带一路”的成功推进将大幅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担忧，还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吸引一些处于转型期的沿线国家实践“中国发展模式”的焦虑，抑或是对“一带一路”助力中国建立不同于西方体系的新型国际体系的预判，甚至是对中国是否会策略性地运用债务手段谋取战略资产、对相关国家主权和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揣度等，都透露出话语生产者作为现有国际秩序主导者对中国崛起引发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其主导者身份或将不保的忧虑。
“一带一路”遭遇话语困境的主要原因
当前，“一带一路”面临的话语困境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中西方认知差异以及“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不足是影响“一带一路”话语困境的主要因素。
第一，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是西方对“一带一路”实施话语制衡的直接诱因。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东升西降”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以美国为例，其凭借强大的软硬实力，长期主导国际秩序，致力于在全世界复制推广自身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政治体系和发展模式进入国际视野，并且表现出较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知持续深化，将其视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认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能改变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平衡，也会在发展方式、规则标准等领域对美国构成现实挑战，进而损害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为此，美国对“一带一路”实施全方位制衡，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伙同西方盟友动用话语霸权，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负面话语标签，试图通过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干扰“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阻碍中国凭借“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自身发展成果和国际影响力，从而保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权和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固有的文化和思维模式是阻碍西方客观正确看待“一带一路”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自我优越感”“殖民心态”和“意识形态偏见”。首先，西方主要国家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发展长期领先，这催生了西方民众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政治精英、民众对待其他国家缺乏平等态度，看问题缺乏平等视角，很多时候缺乏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力，因而在遇到“一带一路”这一新鲜事物时，不愿进行深入了解，习惯从固有思维出发看待这一倡议。其次，近代西方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对亚非拉等地区长期殖民基础上的，“殖民经历”成为西方宗主国和亚非拉被殖民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因此，当中国提出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时，一些西方国家便从自身的历史经历出发“以己度人”，认为中国将重复他们曾经的殖民掠夺行为，并以此来恐吓相关参与国。再次，中西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客观上存在差异。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方式的需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始终抱有戒备甚至敌视心理。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其主要官员更是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眼中钉”，认为两者“威胁”西方的价值体系、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一观念得到了西方主要国家保守势力的呼应。他们看待“一带一路”时，条件反射地从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出发，赋予“一带一路”浓重的政治色彩，将其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向全球推行中国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一些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受西方世界影响，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上容易被西方观点所左右。
第三，话语体系建设不充分是造成“一带一路”话语困境的内在原因。“一带一路”是中国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植根于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其理念不同于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外界对此消化、理解和接受需要一些时间。一方面，由于提出时间不长，“一带一路”概念框架、国际标准及建设策略都还处于完善过程中，这是“一带一路”倡议遭遇话语困境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出现了被泛化倾向，几乎所有“走出去”的国际合作项目都与“一带一路”挂钩，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地将所谓负面问题都与“一带一路”关联，这对“一带一路”形象造成了伤害，也对“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在推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时，一些宣传工作者只是习惯于从政治层面和政策角度搭建话语框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容易给外界留下“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独家倡议、是中国推行其发展议程的工具等刻板印象；话语内容有时候偏宏大、抽象，与西方及参与国家的话语习惯、思维逻辑的对接不到位；调动沿线国家参与话语建设的积极性还不够，一些沿线国家的媒体、智库甚至放大了相关负面言论。
加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的相关思考
“一带一路”话语是在全球语境下对“一带一路”倡议目标与意图的明确表达，是对倡议内在价值的深刻挖掘和系统阐述，关系到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对倡议的顺利推进具有实质性影响。但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所遭遇的话语困境，凸显了话语体系建设的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对“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联合沿线各国，共同破解话语困境，打造话语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建设“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同样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让中国及沿线各国都成为话语建设主体。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国别研究，准确把握其对“一带一路”的期待、诉求和疑虑，有针对性地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积极引导参与国结合实际情况，就“一带一路”传递正面信息，破除不实言论。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搭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基本框架，阐释好“一带一路”核心概念和根本目标，并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设立各国共同参与的话语建设项目，在合理范围内融合参与国的发展理念。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政策、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等各国发展战略都包含着推动经济发展、不断改善民生等良好愿景，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高度契合。中国在推进与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时，也应有意识地从话语体系建设角度，挖掘各国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通性，充实“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内容，为打造话语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重视探究话语背后的思维逻辑，从政治因素和文化根源上寻求破解话语困境之道。语言差异常常源于其背后的政治思维和文化差异。“一带一路”负面言论背后，也有着不同于中式思维的文化逻辑和认知模式。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反映的是西方惯有的现实主义视角；认为中国掠夺其他国家资源，则是西方殖民心态的反映；认为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重塑国际秩序，则是西方霸权主义思想的体现。因此，应对“一带一路”负面言论，要从文化沟通和引导思维模式转变入手。一方面，详细分析每一类负面言论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思维模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批判和驳斥。另一方面，系统阐释“一带一路”倡议自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让受众了解倡议背后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近年来，在中国的大力推介下，“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形成了一些标志性的话语标签，比如互联互通、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在对外宣介“一带一路”时，要重点阐明这些话语标签所蕴含的“丝绸之路”精神等文化内涵，让受众从根本上了解“一带一路”，引导其实现从“对立”到“共赢”的思维转变，从而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客观公正的认知。
第三，厘清有关“一带一路”负面话语所体现的错误认知类型，做到一案一策，精准应对。综合分析“一带一路”负面言论可以发现，其形成过程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故意甚至是恶意，有的是因为对“一带一路”缺乏了解，有的是惯性思维和刻板印象的体现，还有的是受到西方观点误导的结果。总之，外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立场表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中国在应对各种言论时，应根据错误认知类型，分门别类地予以应对：对于恶意抹黑的，要针锋相对地予以坚决回击，拆穿其散布不实言论的真面目；对于因缺乏了解而发表不实言论的，要积极开展沟通交流，讲清楚“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现实价值和具体内涵，既介绍“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也讲明面临的挑战，展现坦诚态度；对拘泥于惯性思维看待“一带一路”的言论，可积极开展对话，打破其原有认知框架，消解其思维定势；对易受误导的认知群体，则要在政策层面加强引导，并及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增信释疑工作。
第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丰富主体，创新内容和平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多元的参与主体、与时俱进的建设手段和广阔的传播平台。首先，参与主体要更加多元。政府部门是驳斥“一带一路”不实言论、推动话语建设的主要践行者，同时媒体、智库、学者、企业等民间主体也应该积极参与，通过各个话语传播渠道为“一带一路”发声。尤其是“走出去”的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具有明显的一线优势，应努力提升话语建设意识和主动性。其次，话语内容要不断创新。当前“一带一路”话语多为宏观层面的政策宣示，体现宏大叙事的特征，而西方受众更熟悉注重细节的微观叙事，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难以被具有不同叙事习惯的受众所理解。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在推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时，要有的放矢地对话语内容进行转化，把“一带一路”建设具象化为一个个生动案例，通俗易懂地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属性和建设原则，增强影响力和感召力。再次，话语传播平台需不断升级更新。要更加重视网络新阵地的经营，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搭建新平台，扩大受众面。运用大数据技术，向目标群体定向推送“一带一路”信息，加深其对“一带一路”的客观认知。
随着“一带一路”影响力的扩大，围绕这一倡议所形成的负面话语不断传播，对倡议的顺利推进造成干扰和挑战。进入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持续升温，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敌意日益增加。今后一段时间，西方仍会将“一带一路”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抓手，针对“一带一路”的话语攻击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舆论压力。相关部门和人员需要深刻认识“一带一路”话语建设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将话语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贯穿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全过程，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