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的第二部分是理论入门。首先，我这里指的是学术理论，不是被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我们之所以必须学习理论是因为，对学术来说，它是一种“核武器”——你要不受它摆布便必须掌握它。有了理论概括，才有可能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学术。即便是极其严谨和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仅凭其堆积，是不会有强大说服力的，必须要有适当的概括才会有真正的说服力。这是专著与参考书籍或教科书的基本不同。后者只能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知识，但无法澄清其所包含的理论含义。空洞的理论则只会给人空洞的感受，有清晰的、概括的经验证据积累才能够影响人们的知识和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能够跨越时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理论。大部分的现有理论都会试图尽可能地将自身普适化，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定的时空局限，原先是基于某种经验的抽象化，理论化，常常更是理想化(“理想类型化”)。我教学中发现，有的学生是想要追求某种绝对化的理论而来上课的，但我的课程坚持的却是理论必须结合其经验依据和历史情境来认识和理解。它会有可取的一面，但肯定也会有其局限的一面。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不仅是现有理论的威力，还有其局限。那样，才可能创建出符合实际的新概括、新理论。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将现有理论当作问题，而不是答案。

中国相对现有理论的悖论性

对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研究来说，此点应该特别明显。中国无论是其古代历史还是现代历史，都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现有理论差不多都是来自西方及其经验的理论。譬如，中国早就形成高人口密度的小农经济，和西方的相对地广人稀的前现代农业十分不同。此点关联到中国现代化途径的不同。如今，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工业经济体，但其主要的农业经营方式仍然是劳均才约10亩地的小农家庭农场，户均才约15亩，与美国的户均2700亩的企业化农业十分不同，当然也和一个几乎完全以资本主义企业为主要经济单位的经济体十分不同。又譬如，英国和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由其延伸而来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如今乃是全球政治经济理论的主流，一贯强调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所起的关键作用，一贯强调要使国家“干预”市场最小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这样的观点明显不符合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实际：其中，国家能力的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经验中，国家无疑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便是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其实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起到远比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模式要重大得多的作用。

笔者曾经撰写一系列的文章来论证，从英美(西方主流)理论视角来看待的话，中国实际历史经验几乎都是“悖论”的。即，呈现一系列西方理论所认为是不可并存的矛盾现象。譬如：国家干预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乡村同步发展的城市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或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型的，而不是简单的资本密集型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又譬如，中国法律体系的传统主要是实质主义——即以道德理念为主导的——类型的理性法律体系，而不是形式主义——即形式化逻辑主导类型的理性法律体系等。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常对研究生们说：“要认识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变迁，关键的第一步是认识到中国经验之相对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悖论性。”也就是说，要理解中国，必须摆脱盲从西方的现有理论，必须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

问题是，具体怎样来做，怎样才能看到中国的悖论性，怎样才能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

综合四大理论和借助其相互间的批评

第一步当然是要掌握西方的基本社科理论，因为它目前在全球占据垄断地位。我认为，目前西方影响最大的是四大理论体系：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质主义、后现代主义。要进入学术理论，我们必须掌握以上四大流派的基本思路。这是基础功，是锻炼、培养自己掌握概念的能力的必备条件。我们可以将其视作脑筋里和经验知识积累不同的一块肌肉，要常用、常锻炼才会有力。

同时，不可局限于任何单一派的理论，必须同时掌握四大理论流派。这也是我课程从第四到第七星期的内容，分别是阅读、讨论、分析上列四大理论的优点和弱点，洞见和偏颇。这是因为，除了今天的主流英美自由主义理论之外，其他各大流派几乎都是对主流自由主义的反应、反思。这些另类理论如今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和传统。我们需要借助他们来认识、反思每一流派，这也是基础功的锻炼。这里再次重申，理论不是答案，更多应该是问题。习惯如此对待理论才会养成有力的思考的能力。

更进一步是连接概念和经验的能力，同样需要长期的使用才会达到一定的功力。我们要求的是，通过这样的连接和判断来决定对理论概念的取舍和使用，最终目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锻炼出构建新的、强有力的理论概念的能力。

对理论阅读的读书笔记的要求是和课程前三周的要求一致的。第一要求是精确掌握，拧出其核心概念，梳理其主要次级概念。我们先要精确清晰地掌握它们，才有可能做出对他们的取舍的决定和有见解的批评。有的理论著作带有类似于专著的经验支撑(譬如，恰亚诺夫的实质主义小农经济理论便如此)，我们可以对其经验证据做出判断。大多数的理论则没有类似或同等的经验支撑，那样的话，我常鼓励学生们根据自己更熟悉的中国经验来对其作出判断和取舍。

此外，特别能够协助我们掌握和判断理论的是，与其敌对的理论传统，譬如：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实质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对自由主义及其明显的现代主义的批评。同时，也包括实质主义对不仅是自由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不仅是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也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这样的阅读和讨论要求不仅要精确掌握基本理论，还要将其问题化。这当然比简单掌握任何单一流派的理论要难。但是，对我们更高一层次的要求会有很大的帮助。四大流派中的后面三派都是“另类”或“在野”的理论，都具有深厚和长期的批判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他们的掌握会为我们打开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它们能够协助我们从入门性的理论学习进入到高一层次的理论判断，进而进入更高一层次的新理论概念和体系的构建。最好的研究问题常是不同理论流派的交锋点，因为它们几乎必定会涉及比单一理论所生成的更重要、更为基本性的问题，会比简单从任何一流派的次级、三级论点出发来为其搜寻经验依据要高明得多、重要得多。

笔者自身学习理论的过程

以我自己的理论学习经验为例。我在35岁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理论。这是因为，我的导师萧公权先生和华盛顿大学当年的汉学家和史学家们基本都无顾社科理论，强调的都主要是文本的阅读和新鲜经验资料的搜集和掌握。我在35岁之后方才认识到理论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可或缺，方才发现了其无穷的威力，其后方才系统学习、阅读理论，逐步认识到其魅人和误人的两个不同方面。

在座的学生应该大都比我更早接触过理论。如果没有接触过理论的话，千万不要因此泄气，因为在许多方面，比较成熟的经验判断能力其实是真正理解理论不可或缺的能力。缺乏这样的能力，就很可能会被理论误导，陷入脱离求真的理论学习，陷入炫耀或以某一种理论或其方法为最终答案或学术捷径的错误。在我接触到的学生之中，便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要真做到能够在理论方面创新，用之于阐明新的经验证据，用之于不知不觉之中，而不是陷入仅仅用经验的拼凑来支撑某种时髦或意识形态化“理论”的陷阱中，做到创建新的理论概括的境界，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可以说，要达到能够真正使用“九阳真经”的内力，或“乾坤大挪移”神功于招数之中，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境界。这里的另一个关键是自己的求真意志和经验判断的能力。

今天回顾，我自己较晚接触理论，而且又是在伴随特别详细的经验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过程中而进入理论学习的，乃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运气。这是因为，我的理论学习和探索一直都是在解决经验证据提出的问题的指引下进行的，这就使我避免了盲从理论的错误道路，不会仅以某一理论来主宰自己的研究，更不会将任何理论当作给定真理，凭借其次级的认识来主导自己的研究。也就是说，不会将理论当作给定答案，而是将其当作问题。

另外，不瞒大家说，我一辈子至为关键的学术动力是内心至为深层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体现于自己作为一个双重文化人——在感情和理智方面都面对中西文化的深层矛盾。那样的矛盾更具体体现于父母亲之间的矛盾：父亲是辛亥年庚子赔款出国留学的学生，该年全国排名第一，是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的经济学博士，代表的是美国的学术、文化和价值观；而母亲则是耕读世家的闺秀，旧学问根底不错，写得一手好字(父亲的重要信件都是由他自己起稿，然后再由母亲抄写一遍)。但两人文化上和性格上矛盾较深，在我这个孩子心中成为深层矛盾的具体化，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亟需解决。

记得我第一本书的选题——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便主要和父亲直接相关，也和我所选择的自由主义导师萧公权老师直接相关。出发点是将自由主义理论当作给定真理。但实际上，那样的研究其实一直没有触及、解决我自己内心中至为深层的矛盾，因此使我对学术的追求一直都缺乏来自内心底层的动力，缺乏积极性，缺乏创新的可能，缺乏真正重要的意义。

第二本华北小农经济书则和母亲直接相关，而后者的主导“问题意识”是要通过我所找到至为详细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满铁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自己的实地调查和档案研究，来解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当时的美国和中国孰是孰非的深层矛盾。由于这本书才真正涉及自己最最关心的深层问题，对其的投入和兴趣都远远超过第一本书。进入了那样的研究，才给予了我学术研究不断的、可持续一辈子的深层动力。

在研究过程和理论学习过程中，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之间，我从自由主义得到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法律的认识以及其所包含的一个重要逻辑的理解，从母亲和当时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得到的认识则是对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和其另一部分逻辑的认识和理解。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还在两者之外发现了实质主义理论的独特视角，使我能够想象和构建既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概括，来认识自己在满铁调查资料以及后来的实地调查资料中所看到的中国实际。其最终的成果是我《华北》和《长江》两书对三大理论流派的综合以及对其分别的批评，由此形成一些比较新颖的概括和理论。

其后的三卷本法律历史研究的路子基本一样。我是从新开放的诉讼案件档案出发，结合实地调查和农村调查资料，由此来决定对各大理论的取舍和重构，目的同样是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

因此，在我的课程中，一贯强调，理论学习不可仅限于单一流派，更不能采用二手材料——即通过理论的二手转述来学习某一派的理论，那是个抓不到的痒处，是不可能将其变成自己的东西的学习途径。我们必须深入各派理论家本人的著作中仔细阅读，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其中。这就涉及不仅是流派的选择，更是各个流派的代表性理论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