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荣:把脉“十四五”中国宏观经济及政策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6 次 更新时间:2021-04-23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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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荣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6%以上。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并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把握好平衡。

3月20—2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围绕“十四五”时期的宏观政策取向,中外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年中国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继续加强与各国协调

3月22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的境外代表。在回答关于中国经济增速与质量关系的提问时,李克强表示,我们把今年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不仅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是恢复性的,要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基础,也是考虑同明年、后年的目标平稳衔接。我们不是在定计划,是引导预期。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论坛上说,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紧迫任务。“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增长目标。

他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6%以上。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何立峰强调,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今年宏观政策将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用好改革政策,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

今年为什么不“急转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分析,2021年是中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去年中国经济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今年设定6%以上的预期增长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增长,也为应对不确定性、防范风险和结构性改革预留了空间。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恢复常态,宏观政策正常化也被提上议程。”王一鸣指出,考虑到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差异,中小微企业仍面临困难,宏观政策将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并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把握好平衡。

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阿克赛尔冯托森伯格说,对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很多外方代表都在此次论坛上讨论这张蓝图中蕴含的机会。托森伯格认为,这是一份含有更大雄心的计划。“十四五”规划除了对中国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是否有能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实现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增长,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议,中国可以通过统一、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社会救助、转移支付等,为社会增加安全性。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内需,以减少外部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继续成为全球复苏的“火车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1日晚出席论坛开幕式致辞时说,“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韩正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继续同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

对此,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指出,今年全球经济缓慢的复苏是在各国政府和央行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后实现的,“鉴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中美两国十分有必要在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领域进行紧密合作,从而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支持全球经济发展”。

朱民还说,我们非常有必要在货币政策方面进行紧密合作。如果还有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政策,我们也应该合作。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政府债务比较高,通胀有可能会重来,而且通胀恢复的速度和程度都比我们想得要高。

把握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防控外部金融风险

谈及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他强调,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提供流动性和合适的利率水平方面具有空间。”

疫情以来,相比于发达国家主要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货币政策的放松显得较为克制谨慎。据了解,当前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在10%左右,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2%,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为2.2%。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

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适用力度,以期实现对特定经济领域的精准滴灌。易纲表示,货币政策既要关注总量,也要关注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在保持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的基础上,货币政策能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定向支持作用。

易纲还表示,货币政策需要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营造适宜的环境。

总体上看,当前,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在支持绿色转型、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上,金融体系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易纲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作为,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此外,要警惕外部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国家央行的职能出现一定扩容,不再仅关注货币政策,也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出发统筹考虑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中国亦是如此。易纲对此表示,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的同时,抑制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

今年央行年度工作会议明确,要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在论坛期间,不少学者、金融机构高管都提醒要警惕发达国家宽松政策调整的外溢影响,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的压力。

王一鸣表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联储的零利率(0~0.25%)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并推升本币汇率。如果美国经济超预期反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则又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的资本大规模流出、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和金融市场动荡。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提醒,全球经济复苏并不稳定,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超常规政策形成长期潜在影响。全球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采取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扭曲了传统资源配置和投资估值,增加了市场波动和信用违约概率。金融风险高关联问题更加凸显,金融风险顺沿网络链条快速传播,产生市场共振的可能性加大。“金融机构应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强大风险管理体系应对各类外溢风险。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预判,持续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高数字化风控水平。”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则认为,回顾长达12年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宽松的初衷是解救危机、提振经济,那么从数据结果上看,经济没有显著提升起来,相反,资产效率不断下降,资产价格持续膨胀。这种背景下,可能我们就必须考虑退出宽松货币了。这个政策在2008年应急时候是必要的,但是长期看来,这至少不是有效且可持续的方式,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如何再上台阶

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及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将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以此引领“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则是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那么,实现该目标应有何作为呢?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提出了5点政策建议。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更有韧性的供给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内需,但不仅仅是扩大内需,仍需要深入地、持续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型产业比较少,难以满足消费需求。需要在供给侧进一步扩大高技术产业、消费品产业、文化旅游业等。

二是加快科技创新,构建自立自强的技术格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有些技术必须自立自强,攻克一些“卡脖子”技术,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对接。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把国内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造更好结合起来。

三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需占比大幅下降,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内需带动。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要把战略重点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

四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构建以居民收入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分配格局决定内需格局,推动发展的指导思想不能再以GDP为核心,要以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否则很难改变以投资和政府消费为主的需求格局。

五是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要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能和水平。

王一鸣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拓展内需市场,既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也为各国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大市场空间。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要扩大开放,以国际循环来倒逼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提升。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有个疑问困扰着瑞士罗氏集团首席执行官施万: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否意味着本土公司将得到偏爱,跨国公司和它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先后回答了他的疑问。陈昌盛说:“我们强调的双循环不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白重恩则解释,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全国大市场,这个市场将为不同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未来,随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落实,中国发展的质量将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将为各行各业带来全新机遇。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建议,中国需要从出口和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更多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再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进口创新走向本土创新,从储蓄盈余变为储蓄吸收,利用巨大的国内储蓄库为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实现这些转变,中国就能够实现百年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取得极大进步,实现中国梦。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是关键的落脚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8%,消费复苏活力旺盛。

何立峰对此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稳中向好”,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很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很强。

论坛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发布了一份关于消费市场的研究报告。报告称,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用”显示出消费提质的新需求,突出表现在各类消费品的购买和使用上,更加注重品质、体现品位、追求品牌和彰显个性。特别是在食品、化妆品、服装服饰、数码产品等热门领域,中国品牌的迅速成长也为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支撑。

王微认为,当前中国市场出现的一系列新消费蕴含巨大潜力,将极大带动中国供给体系加快调整和升级,引领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促进服务业进一步加快发展,吸引和带动中外企业大量投资,推动现代流通体系效率提升,从而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

“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需要来自技术和研发。”富达国际首席执行官黎诚恩说,“十四五”规划涉及面广,内容详实,目标雄伟,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效增长。从宏观经济增长来看,可以分解为三个主要部分:资本、劳动力、技术创新。在过去40年里,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展望未来,经济模式在不断成熟,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出口向国内消费转移的过程中,边际生产率会自然从过去的高位放缓。政策制定者非常正确地认定,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需要来自第三支柱,也就是技术和研发。所以“十四五”时期势必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让创新能够蓬勃发展,才能实现跨越式的突破。

展望“十四五”,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说,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14亿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将充分释放,为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中国将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王一鸣说,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特别是继续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将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看好中国经济,国际机构也纷纷上调预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他们预计,今年全球GDP增速将回升至5.5%,中国有望增长7.8%,成为全球复苏重要的“火车头”。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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