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发掘殷墟揭开了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序幕。但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 可以划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研究的热潮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进展与新问题阶段, 2000-2011年。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 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力军只能是考古学, 田野考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国外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成果缺乏深度了解也阻碍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进行。目前已有学者自觉地认识到要主动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探源工程, 相对而言在专项研究上, 容易得出新的认识, 可是在宏观上做总结性的概括则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

中国人很早便有四千年文明史的说法，那是从文献记载夏代的始年算起的。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要早于夏代是不言而喻的。可是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明西来说，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因疑古书而疑古史，虽说动摇了流行两千多年的五帝夏商周帝王世系说，却有意无意地造成东周以上无古史的尴尬局面。光破不立，显然无助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随着考古学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考古学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1928年发掘殷墟揭开了用大型聚落遗址类考古资料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序幕。不过，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殷墟遗址的发掘是为了证明商王朝的存在，并不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在史前研究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者的主要精力是究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和甘肃地区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的关系这两个基本问题[1]，也谈不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因此，我们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郑州商城的发现使商代早期的文明昭示于天下，紧接着，早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更早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使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遗存当中，并取得了越来越深入、全面的认识。

纵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早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恢复了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1950年春，在洹北发掘区的武官北地王陵区发掘了一座带两个墓道的殷代大墓（编号50WGKM1）[2]，丰富了殷墟的时代晚期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从1952年发掘郑州二里岗遗址[3]，最终确定了早于殷墟小屯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它可以分为二里岗上层和下层两个阶段，是为早于殷墟文化的时代早期文化。1955年秋，在商代遗址中部首次发现了商代城墙，最终发掘出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规模宏大的商代城址[4]，尽管学者们对该城是商汤都城还是仲丁隞都有不同看法[5]，但它是一座商代早于殷墟的都城级别的都邑遗址，体现了较高的文明，则是毫无争议的。这就从考古学材料上把中国文明史往前推进了好几百年。

中国人探索文明起源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商代。1959年，徐旭升开展豫西考古调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寻找夏墟[6]。他坚信文献记载的夏朝应该在豫西晋南一带，他终于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翌年，就进行正式发掘，最终确认了比郑州商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特别是较大规模地发掘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第一、二号宫殿遗址以及大量遗迹墓葬和珍贵的各类文物[7]，这样，大家同意至少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这是一座都城级别的遗址，它建有大型的宫殿建筑和10000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这种迹象表明，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它的晚段已进入文明时代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二里头遗址是商还是夏还是先夏后商，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8]。直到1983年在洛阳偃师县城西边、西距二里头遗址不远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年代相近的大型都城[9]，二者位置接近而文化面貌不同，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相近，只能属于商文化系统，二里头文化则不能同属于商文化，因此，连原本认为二里头为商代汤都的学者也转而承认二里头遗址为夏都[10]、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11]。

二里头遗址自发现以来，经过多年的发掘，已出土用青铜做成的礼器、兵器、工具和装饰品，拥有大型的铜器作坊，拥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因此，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已经进入文明的阶段，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12]。

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也有人叫中原龙山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13]。那么，龙山文化有没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夏文化呢？1977年上半年，安金槐根据文献记载，在颍河上游进行考古调查，最终在传说为王城岗的地方发掘出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小城堡[14]。那时候，龙山文化发现城堡是不可思议的事，虽说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山东日照城子崖遗址和河南安阳后冈遗址都曾发现过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可是皆因不相信龙山时代会有城墙而未置可否。安金槐坚持认为这座面积仅1万多平方米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堡不仅有城墙，而且还发现了大片夯土基址、用人奠基的祭祀坑等，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禹都阳城。1977年11月，在河南登封召开现场讨论会，以夏鼐先生为首的会议参加者最终肯定了王城岗是城址[15]。1979-1980年，在传说为“太昊之墟”的豫东淮阳平粮台遗址，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堡[16]，该城城内中间部位有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炼铜遗迹和复式地下排水管道等，显示出较高的建筑规格。以后陆续发现的数十座龙山城堡促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与龙山城址发现相媲美的是龙山时代墓地的发现。从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那里的墓葬非常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其比例大约是1:10:90[17]。大墓不仅面积很大，而且随葬鼍鼓、陶龙盘、大石磬等大量高档次的物品，小墓的死者则一无所有，可见其社会已经存在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中国文明研究的热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已经发掘多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83年发掘出一座特大型房屋，它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18]。此外，大地湾还有几座中型房屋和数百座小型房屋，整个聚落呈现出分化的现象[19]。

有偶无独，在辽宁，从1983年开始发掘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规模宏大的贵族坟山和祭祀中心。那里有许多巨大的积石冢，每冢有一座主墓，随葬大量精美的玉器，上面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20,20]。还有一座“女神庙”，该庙塑像大小说明其地位不同，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存在等级差别，郭大顺等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已进入原始文明阶段[21]，苏秉琦认为当时出“已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22]。

1983年，夏鼐先生在日本发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讲演，1985年，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名正式发行中文版。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他从殷墟的发掘开始讲起，接着一直上溯到二里头文化晚期。然后，他又讲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回事，文明的起源还应该到新石器晚期去追寻，而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黄河中上游、长江下游和山东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但并不排斥一些外来影响。这篇著作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经典之作，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怎样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2]。

就在夏鼐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不久的1986、1987年，在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群发现了反山、瑶山两处贵族墓地，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玉器，在一些玉琮上面刻划有可能为神徽的符号[24]。1987年，又发现了莫角山这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面有数万平方米的糊涂基址，推测应该是宫殿或宗庙一类大型建筑的地基[25]。张忠培认为良渚文化已经是进入国家时期[26]，严文明认为是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27]，苏秉琦则认为是古国了[28]。

在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石家河发掘屈家岭文化时期的120万平方米的城址[29]，这时期不断发现史前城址，致使史前城址的总数达数十处。其中，河南郑州西山[30]和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31]的年代接近公元前4000年，是现今所知道年代最早的城址。史前城址的大量涌现成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最亮丽的引导风景线，刺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向纵深处发展。

鉴于上述这些重大发现，1989年苏秉琦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当作今后10年的大课题来抓[32]。1989年9月9日在《考古》编辑部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学术座谈会上，徐苹芳提出要把文明要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产生相区别，而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在会上就有龙山文化中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等不同的看法[33]。

到了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几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著作。如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34]，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35]、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36]、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37]和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38]等，其中，以苏秉琦的研究最具独创性和启发性。他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归纳为多元论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和融合，以及文明起源的过程：古文化——古城——古国。其成果集中反映在1997年《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书中的基本观点有三条：第一，中国文明是多元起源而不是由某一个起源中心然后向周围扩散；第二，既然是多元，在各地文明化进程的内容与方式是不一样的，应具体研究。第三，以中国之大，各个地方文明化的时间有先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比较靠前，在那里首先产生了夏商周文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后来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组成多元一体的结构，这种结构乃是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基础。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当中，严文明的研究值得重视。他先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的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文化的发现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39]，继而于1984年提出可把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的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一千年间归入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的过渡时代[40]。1987年根据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发展的特点，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中原区好比是花心，黄河、长江流域的其他各区好比是内圈的花瓣，围绕这个圈子以外的各文化区则是外圈的花瓣[41]。1989年重新调整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在分期的基础上讨论聚落的演变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42]。1991年正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是多元一体的，或者说是如一个重瓣花朵般的，而不是简单的多元化模式”，并倡导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43]。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明确写道：“我想文明的起源应当有一个过程。仰韶晚期（包括大汶口文化和红山文化晚期等）大概就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龙山时代大概出现了许多酋邦或城邦国家，那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初级文明，到夏商则应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文明。”[44]这种三阶段划分法，后来有所改动[45]，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严文明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等，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这一阶段在一些较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率先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第二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等，年代为公元前3500-前2600年，该时期文明化程度更高，文明社会的色彩更浓。第三阶段即龙山时代，年代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文明化程度又提高一步，与此相关的还有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已进入文明社会。赵辉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明化的过程稍作调整，基本也持此三段论的观点[46]。

关于研究方法，严文明早在十年前就提出，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实行多学科合作，以便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47]。

三、新进展与新问题阶段：2000-2011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改变了以往单干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其中，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并编辑文明研究《通讯》，组织出版了《古代文明》第1～6卷。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也编辑了中心《通讯》，出版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要览》，该书收集了20世纪发表的有关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分类摘编专著和论文约八百种，集中展示了20世纪中国文明研究的历史[48]。

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田野考古方面，以河南灵宝西坡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大墓和墓地，山西陶寺发现陶寺文化中期的墓地、城墙、所谓观象台和原始宫殿遗址，河南新密发现古城寨和新砦龙山文化城址，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龙山文化大城，浙江余杭发现良渚文化城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发现崧泽文化墓地等重要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

这期间，有关文明起源的著作新出了几部[49]，其中，卜工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礼制在新石器时代的表现，他认为中国史前史的主要内容应是礼制，中国文明的核心问题正是礼制的形成和发展等观点似夸大了礼制的作用。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各种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如赵辉提出中国史前社会由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50]，他还提出各地区文明化的道路不尽相同[46]。李伯谦也指出中原地区的文明化特点不同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模式至少可以分成王权为主和神权为主的两种模式[52]。王巍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大范围的气候变迁给中国各地区文明化过程带来不小的影响[53]。

自严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的三阶段说以来提出的最近10年，又有一系列的新发现，比如前文提及的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大墓、良渚文化城址等，而且龙山时代又陆续新发现一些城堡，使得龙山时代城堡林立的景观更加突出[54]。尤其是在良渚文化大城确认之后，包括严文明、张忠培在内的多数学者都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回顾60年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现在我们认识到：

(1）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这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形形色色的中国文明外来说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2）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多元一体有核心。所谓多元是指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从某一地区开始发生然后向周围传播而是在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辽河流域等地各自发生，然后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多元一体模式，不过，在多元起源当中，中原地区扮演了打熔炉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明既是多元的又是有核心的，不是满天星斗或一盘散沙。

(3）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的形成不是一码事。某些文明因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之前，可是初级文明社会的形成似乎只能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

(4）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位学者对这一过程的上下限和阶段的划分，不尽一致，我个人认为，或可把中国文明起源过程大致划分为起步阶段（公元前4000-前3500年）、古国阶段（公元前3500-前2600年）、邦国阶段（公元前2600-前2000年），此后，进入青铜时代的王国阶段（夏王朝时期，即公元前2000-前1700年）。

(5）就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方法而言，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摒弃以前那种从概念出发，先辨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要素，然后再开始拿考古学材料往概念上套。现在普遍主张从各大文化区内部的考古学材料出发，总结出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然后，放到这个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中去总结、提炼出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过程、原因、背景机制等，当然，这些难题都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一个如此复杂、庞大的课题，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仍然面临着一道道待解决的难题。例如，关于原始城址的研究，目前发现的数十座史前城址，绝大部分都是仅仅画出了一个城圈而已，对于城内的布局和城外附属遗迹、聚落的研究远远不够，而史前城址大小不一、功能有别、有的为都邑，有的系围墙聚落，如果不开展长期、持久的发掘研究，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

关于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原地区的特殊性，其实质是宣扬新的中原中心论，可是，目前为止，无论是城址规模、出土遗物的技术含量和规格，夏商周所在的豫西地区内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当中不见比良渚、陶寺更高级的发现，这究竟是为什么？是考古工作没有到位？还是历史本来如此？

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力军只能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夏代早期文明的确认之所以发生困难，就在于在夏代早期的地域内缺乏夏代早期文字、青铜器和规模宏大的城址的发现，尽管夏代早期都城已有线索，今后应该加大对豫西地区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晚期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目前，在文明起源研究当中，已有不少学者自觉地认识到要主动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当时，怎么结合？这样才能克服考古学和其他科技手段两张皮的状况，仍需要很好的总结。探源工程，相对而言在专项研究上，容易得出新的认识，可是在宏观上如何就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地点、过程、原因等做总结性的概括，更不容易，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

参考文献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三联书店1997年, 第276~309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16、108~109页。

[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 科学出版社1959年。

[4] 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 文物出版社1977年。

[5]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遗址——隞都》, 《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邹衡:《郑州都城即汤都亳说》, 《文物》1978年第2期。

[6]徐旭升:《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考古》1959年第11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主张为早商者, 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6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74年第4期。主张为夏者, 见邹衡:《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年, 第95~182页。主张二里头一、二期为夏, 三、四期为商者, 如殷玮璋:《二里头文化初探》, 《考古》1978年第1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 《考古》1984年第6期。

[10]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 《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11]高炜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考古》1998年第10期。

[12][2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出版社1985年, 第95、79~106页。

[13] 赵春青:《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再分析》, 《洛阳考古四十年》, 科学出版社1996年, 第95~115页;韩建业:《王湾三期文化研究》1997年第1期。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 《文物》1983年第3期。

[15]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 《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第23页。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 《文物》1983年第3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80年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1983年第1期。

[1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 《文物》1986年第2期。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上) , 文物出版社2006年, 第1~683页、694~702页。

[2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 《文物》1986年第8期。

[21]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文物》1984年第6期。

[22]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 《文物》1986年第8期。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 文物出版社2003年, 第4~342页。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1992-1993年的发掘》, 《文物》2001年第12期。

[26]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 《文物》1995年第5期。

[27]严文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寻根》1995年第6期;《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科学出版社2000年, 第186~190页。

[87]严文明:《良渚随笔》, 《文物》1996年第3期。

[29] 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 《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 1992年, 第213~294页。

[20]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 《文物》1999年第7期。

[3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 《文物》1999年第6期。

[32] 《苏秉琦同志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0年) , 文物出版社1991年, 第8页。

[33]白云翔、顾智界整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 《考古》1989年第12期。

[34]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5]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36]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1997年。

[39]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文物》1981年第6期。

[40]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4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文物》1987年第3期。

[42]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 《庆祝苏秉琦先生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9年, 第24~37页。

[43] 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 原载《纪念城子崖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齐鲁书社1993年, 第39~45页。

[44]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科学出版社2000年, 第112页。

[45]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1992年第1期;《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46] [51]赵辉:《中华文明的曙光》, 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46～54、54～74页。

[47] 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 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1期, 1999年。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文物出版社2003年。

[49]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直、徐苹芳主编:《中国文明的形成》, 文物出版社2004年;李学勤、范毓周主编:《早期中国文明》第1~13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科学出版社2007年;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 科学出版社2009年。

[50]赵辉:《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的形成》, 《文物》2000年第1期;《中国史前的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文物》2006年第8期。

[52]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 《文物》2009年第3期。

[53]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 《考古》2004年第1期。

[54] 赵春青:《中国史前城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 2011年。

[55] 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考古学专题六讲》 (增订本) , 三联书店2010年, 第1~24页;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燕京学报》 (新) 1999年第6期, 第1~18页。

原载：《东南文化》2012(03):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