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人们常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其实他下笔更如“神”。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时而大气磅礴，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时而隽永秀丽，韵味无穷；时而朴实无华，却富含哲理。毛泽东的著作是党的优良文风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 他常常在会议、谈话中提到改进文风、写好文章此类话题，这多是他丰 富写作实践背后的沉淀、升华和总结。
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 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 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做工作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而“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而写文章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经过不断地写文章、改文章、集体讨论文章，主观和客观就渐趋一致了，做工作的基础也就有了。 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确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这样要求领导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早年办《湘江评论》时，预 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一个多月写了40篇文章。大革命时，他背着雨伞走村串户 调查数月，不畏劳苦，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等调查报告，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即使成为了党的领袖，毛泽东照样如此。指挥打仗再 忙再累，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他都坚持自己起草文章、电报、讲话提纲，撰写社论、新闻通讯，甚至替别人写文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场景，数十年后他的 警卫员翟作军回忆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当时，在简陋的陕北窑洞里，毛泽东用了9天的时间，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地写完了这篇5万字的鸿 篇巨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 “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胜利的前景和努力的方向。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笔耕不辍，例如在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米脂县杨家沟的4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先后写下大小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仅被收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11篇之多，足见他当时勤奋写作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让写文章成为做工作、想问题的重要途径。
写文章贵在实事求是
毛泽东提倡写文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生活、从实践出发，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 他说：“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做人贵在真诚，作文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张文章 “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分析 情况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尽是讲好话。
写文章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要认真开展 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注重调 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产生于 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后来，他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摸清情况”，“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有着大量丰富翔实的事实材料，是他长期开展调查研究的展现。早年他在中央苏区写下的7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党基层调研工作的典范。毛泽东对这次调研印象很深刻，后来回顾说：当时对许多问题，没有“全般了解”，“是完全的门外汉”，所以“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下这样大的力气去调查研究，是很难得的，但事实证明是极有价值的，没有当时这番苦功夫，哪有后来的胜利和辉煌？人们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形容写文章是很贴切的，世间真正聪明的人是乐于下这种苦功夫的。
只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可以把握住问题的本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也才能有毛泽东所说的“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毛泽东指出：“写大文章不是 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称赞中国古代《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认为郦道元很会调查研究，说：“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写文章之前，最好到处去跑跑，把写文章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是党的优良文风的突出体现。在1958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领导同志：“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 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强调，研究具体问题，写文章，必须“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研究大的问题，还要有全局意识，提出领导干部要善于辨别风向，及时把握住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这样去写文章方能“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
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善于分析问题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告诫人们：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形成自己的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作者要“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毛泽东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掌握了辩证的方法，把道理分析透彻了，文章才能写得精彩而深刻。“马克思能够写 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 主义论》，”毛泽东说，“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 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1957年12 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文章写不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懂。”他曾看过一份文件后不满意，认为文件起草者对所论问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他认为，构思行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的内部联系，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样才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如果没把问题搞懂，就不要轻易下笔。
毛泽东指出只有学会分析问题，讲话和写文章才能富有说服力。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他对《一个整社的好经验》这篇短文曾经大加赞扬，指出其中“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批评“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指出“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真正有分析、有观点的文章就会有力量。毛泽东称赞鲁迅后期的杂文 “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认为 是由于鲁迅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他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要讲究文法、修辞、逻辑，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语言精练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生动恰当，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说服力，也有艺术的感染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着混乱状况。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要求规范语言的使用，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逻辑、修辞。讲究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他举例说：“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讲究逻辑，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有逻辑性。“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也就是说，要注意文章的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讲究修辞，则是要使文章生动活泼一些，使人爱看。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尤其反对一些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洋腔洋调”，主张要吸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的丰富营养，主张中国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951年，毛泽东在他修改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中说过：“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毛泽东对祖国语言的深厚感情终其一生，并且研习不断。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他读过不知多少遍，还总向别人推荐，并且告诉对方这部书至少要读5遍。对于书中的语言、故事、人物，毛泽东可谓是信手拈来、随手妙用。他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用“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等。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作品，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巧加运用，他很注意从中吸收养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象和语言形式去打动人。
在文章中，毛泽东还常常运用成语典故来阐明道理。党的七大召开时，他在会议最后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用中国古代的一则寓言故事，教育了全体党员，鼓励大家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付出艰苦努力，去感动上帝也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去赢得革命的胜利。1949年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他借用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教育中国人民不能怜惜自己的敌人，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这些都是很精彩的例子。善于发掘中国古代成语典故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且联系实际加以巧妙运用，让所要讲述的道理更加形象具体、深入人心，是毛泽东文章又一个突出的亮点。毛泽东之所以总是能够那样恰当自如地运用祖国语言，固然离不开他对革命事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时也和他长期手不释卷、勤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心里装着读者，使读者爱看
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这是群众观点在文风中的具体体现。心里有读者，就会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语言运用方面都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读者才会爱看你的文章。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有多方面的阐述。“ 标题要醒目些 ，使读者爱看。”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把它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并批了一句 “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一个很简单的改动使得标题更加准确鲜明，也带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这是因为毛泽东很懂得读者的心理。
对于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主张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或者中心思想，引起读者注意，“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阐释论述。他反对一些文章一上来就大段引用经典论述，给人以距离感，认为“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
行文风格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他称赞鲁迅的文章既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
关于文章的叙述方法，毛泽东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因而“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文章的叙述要尊重人们认识问题的习惯，讲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关于文章的篇幅，毛泽东的观 点是“要简练扼要，生动有力，要写得短些，通顺些，废话应当尽量除去”，尽量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大的问题。他批评“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当然文章要短些，但也不能绝对，“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毛泽东提出“长一点也不要紧”。有些文章“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关于文章的编排布局，毛泽东主张要留有余地。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谈到：“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1959年，他谈到：“舞台艺术要为观众留余地，不要把一切话讲尽了，一切动作做尽了。等这个戏看完之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发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是戏剧，文学也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做诗也是这样。”毛泽东还评价道：“韩愈做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写文章要虚实结合，留有余地，这样才能给读者留出回味和想象的空间，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毛泽东写作的智慧，他时时刻刻把读者放在心上，因而他的文章令人回味无穷。
文章写完后要反复进行修改
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认真修改。
为什么一定要修改文章呢？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毛泽东还主张：“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可见，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毛泽东一生改过的文章无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前后历时差不多7个月，总算起来修改了一二十稿。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毛泽东最后才讲：“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再如，写作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了十几遍，持续时间近半年，倾注了大量心血！
有人可能觉得大作家写作，能够一气呵成，无需修改。其实不然，大作家技术纯熟，能在脑海里修正加工，甚至能不自觉地修正，所谓“腹稿”“宿构”说的便是这层意思。而这“纯熟的技术”，也是作家本身多年历练感悟的结果，他们不是没有去修改文章，而是经过长期的文字历练，形成了优秀的语言品质和表达习惯。关于这方面，哪怕是毛泽东这样的文章大家 也不例外，人们通常看到他那样神 乎其神的演讲及写作技艺，其实更应该仔细体味的是在那些优秀作品背后创作经过的艰辛以及所折射出的胸襟和情怀！
不仅是对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对自己的诗词，毛泽东也常会去斟酌修改。白居易的“好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一语，正可以用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修改非常认真，极其讲究。1952年，一位大学老师写信 给 毛泽东指 出他 的 《长征》 诗中“腾细浪”“金沙浪拍”的“浪”字不宜用两次，建议改为“水拍”。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称其为“一字师”。1963年，毛泽东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 赠周恩来，当晚口中吟诵反复修改 ， 次日 服 务 员倒 掉 半 篓 废纸 稿。透过这些细小的例子，可以看 到 毛泽 东 对 诗词 逐 字 逐 句的 “推敲”已达到近乎“挑剔”的境地！他就是以这样严谨认真的态度，反复修改自己的诗词和文章的。可以说，读文章、写文章和改文章已然成为了毛泽东和许多中共领导人思考问题、开展工作乃至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或许有人会问，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文风问题呢？这固然与他本人就是文章大家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明白：领导干部文风好坏与党的事业的兴衰紧密相关，“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文风是一名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表现，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出现毛病，往往在文风上会有所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