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学理意义上看，“文化润疆”既是一个在新疆地区持续建立和通畅中华文化润泽机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人心维度不断夯实新疆特色文化与中华文化母体、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深层联系，从而为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内在文化支撑和持续性精神动力的过程。其在话语与径路上的整体性逻辑，即是通过对中华文化与中华现代国家、中华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结构的系统梳理，进一步理顺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切实将新时代新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实践持续向更深层次推进。
关键词：文化润疆；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青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文化润疆”概念的提出，不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话语体系与内涵空间，同时也给了我们诸多灵感与启示。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润”即是“滋润”、“滋养”，它既关乎现实层面的物质生活，也直指抽象层面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感知，而“文化润疆”，即是用中华文化涵养和滋润新疆各族人民。然而，这种表征性的解释和经验性的理解，并不能准确勾勒出“文化润疆”的完整意涵，因为其仍然只是停留于一个浅层次的描述情境“就事论事”，而没有深度体现党和国家提出这一话语的逻辑用意与前因后果。众所周知，制度是对社会存在形态及其内部运行规律的凝固确认与高度浓缩，政策在颁布时，虽然只是隐约初现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其内在蕴含的逻辑根系与治理经脉，却早已在现实社会的深层土壤中交错延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能将“文化润疆”仅仅视作社会主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一种具体的新疆治理策略与路径的推陈出新，而更应当去考察这一话语所折射出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在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下关于新疆工作思路的系统把握与深层谋划，以及新疆社会各类关系与动力机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和历时性变迁之下，如何有机协调并求取深度一致的整体性结构与纵深背景。
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在中华国家的传统疆域范畴内，边疆地方的历史呈现与中央政权的历史相互佐证和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华文明“国家”的整体性记录。与之相对应的，边疆地区丰富多彩的地方性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与内地的汉民族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交流互鉴与深度融合，共同形塑了中华文化知识谱系的完整内涵。因此，旨在“润疆”的中华文化，并非只是一个凭空构建和孤立自生的概念，而是根植于中华各区域的交流融汇与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实践；“文化润疆”也并非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中央向边疆的文化供给或输入过程，而是更深层的关切，是如何求取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并以此支撑外在治理行动的长久贯彻与持续运行。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润疆”本质上既是一个在新疆地区持续建立和通畅中华文化供给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精神深处建立新疆社会之边疆文化与中华文化内在关联性，并正确“摆放”和理顺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深层关系的过程。它所要回应和解决的是如何通过文化这一介质，牢固确认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新疆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具体方位，使得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内部能够各得其所和相互贯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共同性的对话机制和沟通框架，从而推促中华文化获得更加广袤的意义生产机制与内容增长空间。更进一步来说，“文化润疆”真正关注和意在解答的，应是新疆社会如何走出专注于一己之美的地方性叙事以及流连于抽象概念和漂浮于表层志趣的宏观性叙事，建立起与其所存立的中华文化母体的有机性联系，并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嵌入与吸纳，在中华文化这一母体中持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我和强健自身，进而为其在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治理实践提供内在文化支撑和持续性精神动力的深度过程。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在论述和处理“文化润疆”等相关命题时，就不能只简单将其视为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事业相互平行而有别的一项常规性任务，而应当更确切地将之理解为在中华民族发展复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中华现代国家的治理者与建设者，为了推进新疆各项事业有序发展、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并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凝聚和在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深处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以及人心与灵魂维度所开展的一项系统性事业。概括言之，“文化润疆”既是一种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特质的深切体认过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立场与价值观的持续注入和濡化过程。通过对新时代“文化润疆”之逻辑起因与问题缘由、内生关系与整体结构以及内容要求与实践路径等问题的深切探讨与系统阐发，新疆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深层关怀与具体理路也将会变得更为真切和明晰。
一、“文化润疆”的逻辑起因与问题缘由：中华民族之“我”的多层反观与多重建构
党和国家酝酿、提出“文化润疆”等相关话语，定然是有着多重缘由与考量。其中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也有伴随着现代性转型过程的地方性知识的“激活”与再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疆自主性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叙事之间的内在张力与潜在冲突。但本文认为，“文化润疆”所要整体性呼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还是来自“民族”概念勃兴以来的一系列先验性话语与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进入“自觉”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间无法实现吻合所引发的文化解释困境以及由此进一步产生的对中华民族性质与内涵的根本性认知问题。
众所周知，“民族”这一概念原本脱胎于西欧社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的近代转型以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基之后的族群与国家重构，为了获得统一性的国内市场和便于高效运转的生产、流通和管理机制，并使得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文化传统和语言高度差异化的人群与各个主权国家的管辖疆域相适配，“民族国家”的概念与话语逐渐被推广和固定下来。相较于传统的市民国家、城邦国家和威权性帝国，民族国家具有显著的组织优势与“沉淀”功能。伴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与扩散，“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话语与组织形式，也因此成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普遍性经验与共识。
但这种情况却未必适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尽管从古至今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民族，但这种多民族的构成始终遵循着团结统一的主线向中华民族的主流潺潺汇入，而并未影响到中华国家的政治稳定与文化一统。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国家赖以凝聚和团结稳固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中华各民族的生活、实践区域是互为依存和高度重叠的。“中国的国家成长是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内生演化出来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行进，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主流群体、活动区域和政治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了鲜明的自我意识和文化气质，因而无须再通过一种直接与“民族”相对应的政治国家形态来予以确认和求取一致。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演进中的延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向心趋势远远大于离心趋势，因此我们并不存在西欧类似的“以国化族”、“以国定族”问题。对此，国内已有学者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深刻洞见，即主张使用主权国家的分析框架代替传统王朝国家和西方式民族国家的既有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和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才开始进入整体上的“自觉”状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华各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严峻挑战与整体性危机。也就是说，中华国家向西方民族国家这一所谓“先验的”和“规范的”现代国家建构形式的主动接纳与靠拢，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由于那种传统认知中的“建构论”解释，即认为中华各民族是在西方民族主义话语的启蒙与催化下以及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单向度学习与模仿中，由原本的众多族群与文化“异质性”最终走向观念与意识的聚合，而更多是被一种超出自身控制和认知惯性的具有强劲冲击力的现代工业文明所裹挟，并为中华民族在1840年到1949年这一历史阶段所遭遇的一系列沉痛经历所深刻塑造。
而这种以西方“民族”话语反观和审视中华民族自身，并以此为准绳对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与凝聚形式所展开的系统性批判，以及由之产生的应当如何通过“民族”这一规范性话语对“中华民族”的范畴、历史与内涵特性进行一种较为合适的定义，却给我们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尽管中华各民族均将其自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对居于高位的中华民族有深切而稳固的认同，但通过西方“民族”等相关话语所提供的认知镜像，这种关于“中华民族”的体认和把握，恰恰是从各民族本身的属性和理解出发的。因此，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种不同民族从自身属性出发所投射或呈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重合一致的概念？抑或只是一种停留于各民族自身想象空间的以此（自身文化）观彼（中华文化）的主观性塑造？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事实上在各民族的理解和体认中是差异和碎片化的，这种源于各民族自我想象的中华民族，其实具有很强烈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名”与“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由此导致的一个深层问题就是，这种以各民族自身为基准而映射想象的“中华民族”，缺乏一个可以在中华各民族之间彼此观照和通融的共同性框架，因而从根本上来说难以实现统一，由此也就产生了诸如“何为中国”的一系列深层困扰。
更进一步来说，这种各民族自我想象中的“中华民族”，与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否真正一致？中华民族必然是建立在对中华各民族具体特性的兼容吸纳之上，但这种兼容吸纳并不能等同于对中华各民族特性的简单叠加，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华民族的内在团结与凝聚，就只能看作是浅显的而非有机的，自然也就无法在事实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的整体互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因此，从逻辑上进行推导，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在吸纳中华各民族具体特性的基础上，定然又生成一种新的内涵特质与有机性，也正是由于这种内涵特质与有机性，才能让中华民族在包涵容纳中国56个民族的基础上凝结出了更高层次的文化属性、精神内核与价值志趣。而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属性、精神内核与价值志趣，才让中华民族从概念与存在两个范畴上，真正与世界其他民族在本质上区分开来，并具备了自身独一无二的标示性意义。
因此，“文化润疆”的深度用意与内在关怀，首先即应当放置在这一语境和理论刻度上进行理解。借助于中华文化的内在一体性与整体有机性，“文化润疆”旨在调适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利用文化这一特殊的“润泽”性机制，对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差异性感知进行整体性的包容吸纳与相互贯连，并进一步通过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内容分享与呈现框架来协调新疆地区各民族在自我想象空间中所投射和形塑出来的“中华民族”，使之臻于一致，从而解决“何者为共”的问题；第二，是将这种新疆地区各民族想象空间中的“中华民族”，向事实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序引导和深度统拢，并通过对中华民族所内蕴的文化属性、精神气质与价值志趣的贯彻与赋予来消弭可能存在着的中华各民族在话语叙事与自我想象上的事实性偏离，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何者为真”的问题。
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金秀大瑶山调研时所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思考：“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中能承担多大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民族共同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怎样起变化的？”囿于当时的现实社会背景与研究基础，当年对上述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深层次困惑，尚不能作出清晰明确的回答，因而自然也就不能据此开展具有鲜明历史适切性的相应实践。但3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党和国家在新疆工作乃至更为宏观的边疆治理和民族治理事业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不断累积的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复杂国情的深刻理解与丰富经验，还是科研工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经年历久的探究摸索与实践考证，都为推进对于这些问题之下的根本性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意识铸牢”的全局性把握和具体解答，提供了在知识生产、文化阐释与理论积淀等方面的必要准备与坚实基础。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文化润疆”的酝酿、提出，意味着党和国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思考及其在新疆地区的铸牢实践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文化润疆”的内生关系与整体结构：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嵌合共生与大一统
“文化润疆”从文化层面着眼入手，以中华文化为内涵旨要，整体逻辑则是希图通过中华文化的内在一体性与整体有机性来化解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聚合凝结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障碍与挑战以及差异性社会主体在多层“想象”与多重建构之间所生发出来的紧张关系与结构性张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深化新疆地区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有机性团结与血肉联系。然而，中华文化作为一整套的价值与意义体系，它无法脱离现实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系统而孤立存在。因此，从关系与结构的视角审察，准确把握和体认新时代“文化润疆”的内涵要旨与具体面向，还需要结合新疆地区的实际状况，对中华文化与中华现代国家、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整体结构与内生性关系予以阐明。
（一）中华文化与中华现代国家
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现代国家从起始阶段的诞生与形塑，直至现实空间的凝聚与运行，都与社会主体性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复合叠加关系与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人口、疆域与政治制度，构成了现代主权国家的三个基本特征。而这三个方面，都需要借助特定的国家文化才能予以有效串联：首先，从现代主权国家的人口上看，来自不同族群的异质性成员，基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对于主权国家的深层归依与认可而生成国家认同，并在这种国家认同的持续濡化下，得以进一步蜕变成为拥护国家、热爱国家并积极保卫国家、奉献国家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民。其次，从现代主权国家的疆域上看，在主权国家时代，各个国家的疆域通过政治主权的排他性独占与有效贯彻而得以确认，而在主权国家的疆域内部，随着政治中枢与国境边界线的巩固底定，不可避免地会分化出相对的中心与边疆，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有效化解各个边疆区域基于地理区位边缘性而可能生成的文化意识边缘性，维护主权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团结统一，就必须要借助于一种共同性的国家文化，将主权国家的大一统话语与边疆的地方性话语进行有效统辖，从而建立起主权国家与边疆各区域的历史根基与现实联系，使得主权国家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疆域领土上，都深度熔铸为一体而不能被分割。最后，从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禀赋，不仅深度影响了国民的性格与气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与建构路径，并对其具体的政治偏好与政治选择，发挥着难以忽略的制约性作用，而以上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主权国家政治制度与治理结构的宏观性基础。
因此，尽管主权国家是人类社会晚近阶段才出现的，且在权力结构与组织形式上都被打上了浓厚的“现代性”烙印，但这并不意味其是一种脱离了“具体历史”的自生之物，只有借助于特定社会文化的内在凝聚与精神支撑，现代国家的政治实体才能够有效运作和行稳致远。
从“文化润疆”的现实语境来看，通过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来润泽、感染辽阔广袤的新疆大地和新疆各族人民，对于进一步维持和深化中华现代国家的团结稳固，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一段时期以来，以西方汉学界为代表的中国史研究路径，习惯于去解构一个整体性的中华国家历史与中华文明叙事，在具体的研究上，要么将中华国家放置于区域性的东亚历史中展开论述，要么将中华文明拆分为具体的地域文化单元进行单独考察，因而从一大一小两端，既对中华文明的内在机理与独特性进行了一般性覆盖，又对宏观中国史的统一性叙事与完整性结构进行了实质意义上的分割，从而在最根本的文明史层面，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源与文化母体，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和严峻挑战。
而通过“文化润疆”，重新梳理中华文化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深层关系，即是对以上这两种错误认知以及研究话语进行一种妥善的纠正与回应。从逻辑上来说，通过一“大”（泛区域性）一“小”（地方性）这两种研究路径，“中国”这一文化实体与政治实体，即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虚置”和架空，但这两种研究路径与偏好，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性的事实：倘若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并不存在，那么作为一个现实主体的中华政治国家如何得以建构并持续绵延？此外，如果我们只是将中华政治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简单归因为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强力统合及其对各区域差异特性的残酷压制，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中华国家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虽然历经多次分合治乱尤其是近代以来即便遭遇国家危亡的整体性危机，却仍然能够聚合不散和维持不坠呢？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中华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人为建构或者主观想象的产物，只是一种对于区域性特质与文化传统的简单叠加以及对其差异性内核的表层掩盖，那么这种区域特质与文化机理如何被黏合为一体，并塑造生成一种共同性的精神面貌且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化与中华现代国家无论是在价值内涵上，还是在逻辑结构上，都是深度同构的：中华现代国家的团结稳固与凝聚统一，脱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共同性根基与内在秩序；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精神统一性，才能在此基础上生成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统一性与实践统一性。这也是“文化润疆”在关系与结构上的第一重意涵。
（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
从普遍意义上看，边疆首先指向的是一种与国家中枢相对应的地理方位之“边”，但究其本质而言，边疆的概念意涵不仅包括特定的区域，更应当包括在这一区域上的人群，也即是说，边疆的构成基础是“地”，但真正要素却是“人”：一方面，边疆的系统开发与持续利用，依赖于人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边疆的内涵气质与文化传统，从根本上来看，是被居住在这片区域上的居民所赋予。因此，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文化润疆”，所要“润泽”的不只是居于中国大西北的这一地理区位上的新疆地区，更重要的是要“滋养”新疆大地繁衍生息的中华各族人民。
前文已经提到，学理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西欧近代以来的民族迁徙和国家重构息息相关。伴随着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日益突进、政治上的不断调适以及文化上的持续输出，“民族”这一概念不仅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延伸性内涵，而且也越来越被“塑造”成为一种历史实践的能动主体与社会文化的基本单元，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刻画了我们对于诸多差异性社会关系和分置性权力的认知与理解。从基本定义上看，“民族”一般是指操持某种特定语言、文化与传统习俗的族群共同体。在民族内部，通常会生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族意识。这种深层次的民族意识。本质上是指该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内其他成员是否看作是“自己人”的一种心理意识，不仅反映了个体成员对自身所属的民族群体之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强弱，而且也是不同民族相互之间进行鉴定与区分的关键性心理标记。从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上看，民族意识一般与民族身份、民族认同等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虽然“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但就其具体特质的认定与呈现而言，却有着极其浓重的文化学意味，因为用以界定与解释“民族”的诸多指标——无论是外化可观的语言与习俗，还是内在隐秘的心理意识与情感认同——都居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范畴之内。概括言之，文化既是夯实、维持“民族”这一整体性构造的基础性要素，也是理解“民族”从最初形成直至稳固凝聚的深层密码。这种文化与“民族”之间的深度勾连也启示我们，从“文化润疆”的具体语境出发，准确厘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所指，并深度把握其在新时代的任务与要求，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作为一个与中华现代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相对应的国族实体，中华民族兼具历史与现实维度的双重意涵。从历史渊源上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伴随着中华各民族由“多元”汇聚为“一体”的整体性历史进程，我们得以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从现实构成上看，“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也即是说，中华民族的根系，直接通抵我们历史的深处，而其现实形躯，则表现为对于中华现代国家全体成员的高度统拢。从这个意味上进行审察，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理解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来源和生成于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共同性实践以及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不断激活深化的共有性价值追求与文化自觉，不仅是中国人民集体身份的标志和团结凝聚的符号，也是中华儿女历史记忆的联结纽带和情感认同的现实基础。
基于中华民族的内在有机性与文化一体性，中华文化的内涵禀赋与审美志趣在很大程度上被框定下来，同时“这种同一性把不同的历史时代贯穿起来，使得历史、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当下，并存于我们活着的当下”。因此，通过对中华民族这一实体的附着与寄托，中华文化也实现了自身在漫长历史线上的历时绵延和经久不衰。而在另一方面，通过中华文化的浸润、滋养，中华民族也得以跨越山川、地域之隔与语言、习俗之异，将广袤的国土与众多的居民凝聚为一体。中华文化不仅促成了中华民族在心理意识的深层积淀，而且还以思想底蕴的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贯穿的文化基因。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续的思想基础，“天下一统”与“大同”理想提供了兼容并蓄的理念支撑，忧患意识和“中和”理念则提供了凝聚吸纳的持续动力，经世致用和民本思想则为整个共同体的维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合法性来源。
从更深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巩固和深化，与中华文化内部结构的多层次性之间也有着深度关联。从内容构成的角度进行考察，中华文化本身即是一个复合性概念：中华各民族与各区域的特色文化，均可视作中华文化的具体组成部分；而在融汇、吸收这些特色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文化最终又生成了一种区别于他者的价值禀赋与内涵气质。从本质上来说，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精神面貌，即是被这种内涵气质所深度刻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的文化结构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深层呼应与对照，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大视野下的形塑与生成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思想史层面绵延演进这一“暗线”之上的具体表征。换句话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相互对应的，应当是一个整体有序与系统协调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从历史延展性的视角来看，这一中华文化共同体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持续夯实、巩固的基础性支撑，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深化、铸牢的真正内生性基础。
因此，新时代“文化润疆”的具体实践逻辑，即是借助于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性与内在一体性，进一步在新疆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而深度实现新疆地区之“地”的团结与新疆各族人民之“人”的团结，这也是“文化润疆”在关系与结构上的第二重意涵。
（三）中华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
通过对中华文化与中华现代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相互之间内生关系与互动逻辑的具体阐发，本文在此初步建构起一个关于新时代“文化润疆”的整体性解释框架，然而从严格意义上看，这种粗线条的解释框架还只是对“文化润疆”议题下几类基础关系所作出的一种宏观性梳理，而对于“文化润疆”更深层次的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其在较长时间线下的循环再生机制论述不足。为此，我们还需要对中华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有机性关系予以进一步探究和阐明。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其内在蕴含的“中和”、“包容”等理念，这也构成了中华文化在哲学上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华文化的哲学取向是“中和”、“包容”，中国的文化核心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中国是从“中”来的,建国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国家也叫“中”。与“中”对应的是“和”，“择中建都”对国家东西南北而言就是“和”；“和”在都城的体现是都城四面辟门代表国家“四方”与国家缩影都城之“和”；宫城四面辟门代表国家东西南北与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之“和”。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很大程度上即来源于其海纳百川、美美与共的包容特性，中华文化从本质上看，也就是对于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有机吸取与兼收并蓄。对此，党和国家也有一系列经典性的表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族人民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汇入中华文化之主流，最终相互交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借助于中华文化这一深厚的文化根基，新疆各民族文化得以持续汲取养分丰富发展自我，从而形成了今日的多彩形貌。这一历史事实启示我们，新时代“文化润疆”的深层逻辑，不是要以某一种文化来覆盖或者替代新疆地区的特色文化，而是要把新疆各民族文化更加深刻地融入中华文化的共生性体系之内，通过“边缘”与“中心”的持续互动，以及文化意义的重新赋予与再生产，不断丰满中华文化的经脉基因和包容性机体，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更加符合当代中国人团结凝聚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整体性文化结构与精神图谱。
综上所述，“文化润疆”在话语和路径上的整体性逻辑，即是通过对中华文化与外在维度的中华现代国家、中华民族以及内在维度的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结构的系统阐释，进一步理顺文化、民族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新疆地区建立起更加深厚的“地的一体性（国家）”、“人的一体性（民族）”与“文化一体性（文化）”，切实将新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实践持续向更深层次推进。
三、“文化润疆”的内容要求与实践路径：制度引领、意识锻造与“故事”讲述
在对“文化润疆”的逻辑缘由与关系结构展开系统论述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文化润疆”在现实语境下的内容要求与实践路径进行精准的把握和归纳，概括来说：一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二是要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关研究；三是要持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四是要用心讲好新疆故事，积极记录新疆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日新月异变化与美好幸福生活。
（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制度的确立在本质上是一个将秩序赋予人类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基于自己的生活实践持续地对其反馈和“扬弃”，并将其中真正的精华内容，内化为自身价值与道德信仰的重要来源和深层依托。而制度与日常生活的良性互动，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治理的完整逻辑。由此观之，“文化润疆”作为新时代新疆各族人民全员参与的一项系统性事业，必然需要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贯通之上并发生于制度与生活的互动过程之中。因此，新时代推进“文化润疆”，首先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长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统辖性要求之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国家战略发展的其他任务做好有效的配合与衔接，从而使之在一个大循环结构中不断延伸拓展和落地践行。
具体来说，在今后的新疆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再次，要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此同时，要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此外，还要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最后，要坚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
无论是何种文化，从根本上讲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文化的内容生产直接来源于人的活动，文化的意义空间与维持机制也附着于特定的人群之上。在古典时代，文化以地域、群落为边界，而在民族国家时代，文化一般以“民族”为基本单元。中华文化作为“文化润疆”的底层逻辑与基础之维，它不能脱离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现实的社会依托而孤立存在。因此，新时代推进“文化润疆”事业，还需要稳固中华文化的底盘，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利益维度上看，这需要维系主体间性平衡感和互惠感，推进中华各民族的经济互惠、文化互惠与社会生活互惠；从观念维度上看，则需要强化共同体的安全、公平、认同及归属感，使共同体成员对稳定、安全的集体归属充满渴望；从情感维度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实现中华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和情感信任，积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推进新时代“文化润疆”事业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重视和加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相关研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建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体系，通过对中华国家内部多层结构以及不同结构层次之间张力化解机制的描摹与揭示，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具体各民族的差异性如何有序相安的问题。但这一解释框架更多还是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所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仍是围绕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究竟如何聚多为一并维持不坠的这类古典命题而展开，而对于中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与“国家”相互之间应当如何“摆放”和自洽以及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与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如何加以界定并建立内在关联性等问题，却没有过多地涉及。
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当下实践与中华现代国家建构凝聚的历史事实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国家层面体现为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在民族层面体现为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人民层面体现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细腻情感和共创美好生活、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与梦想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仅表现为一种居住意义上的多元一体格局，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时更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只有将自然、文化与政治等多重内容融汇为一体，才能准确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完整意涵。因此，在“文化润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广泛汲取既有研究成果和知识性内容，从新时代的基本任务与现实国情出发，进一步延伸、拓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要义，不断丰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关研究。
（三）持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以中华文化润养新疆大地和各族人民，还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文化载体才能实现，而在这些载体中，通用性的国家语言与文字则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正是基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穿针引线与“约定成俗”，丰富多彩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才得以进一步凝聚成为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因此，在推进新时代“文化润疆”事业的过程中，作为一种配套措施和基础性支撑，需要持续巩固和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学习好、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责任，推广好、普及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在具体要求上，一是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推进；二是要结合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合的教育类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三是要充分尊重学习者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遵循语言文字学习的客观规律。
此外，作为一种长周期的习得性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最终成效，也与学习者的心理认知与学习意愿密切相关。为此，在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促使学习者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学习目的与使命，这就需要深化学习者对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祖国的了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文化润疆”事业的全过程。要从“文化润疆”的大局出发，从三个面向上稳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一是文以载道，讲清爱国之理；二是文以铸魂，涵养爱国之德；三是文以化育，引领爱国之尚。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向心力。
（四）用心讲好新疆故事和记录新疆社会美好幸福生活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某种意义上看，人是一种叙事性动物，“叙事是一种图式，人类通过这种图式赋予他们的时间经验和个人行动以意义”。而故事是叙事的具体呈现与折射，讲故事则是一种最为简单有效的叙事实践，故事讲述的本质，即是通过“审美经验的力量”和人类心理的接受结构，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提供价值和宣泄感情，并使之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故事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源于生活实践和对历史场景的记录，越是波澜壮阔和大开大合的历史，越是以人民为中心、亲民爱民的实践，越是能产生大气磅礴和打动人心的故事。
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疆各族人民不畏艰险、披荆斩棘的斗争历程与创业历史来看，还是就微观层面的各民族日常生活交往交流与团结实践而言，在新疆这片大地上都有丰富而值得挖掘和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及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涵，不仅能够引发新疆各族人民广泛而深切的情感共鸣，而且可以为现实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一种真实可感知的价值示范与榜样激励。因此，在新时代“文化润疆”的实践中，需要对这一工作予以格外重视，要用心讲好新疆故事，积极记录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开拓进取和团结奋斗的动人事迹，并忠实呈现新疆社会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安居乐业的祥和图景与美好幸福生活。为此，一方面要拓展故事内容的选材范畴，推进故事讲述的系统化，从家国历史到社区生活，从政治经济到科技人文，都可以是故事讲述的题材和资源，要注意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的有机结合，既要讲好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故事，也要讲好新疆各民族群众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日常生活小故事。另一方面要创新故事讲述的内容形式，增加故事讲述的生动性，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要坚持从基层群众的立场、取向和风格出发，注意采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既要切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审美志趣与偏好，又要贴近其日常生活与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讲人情、接地气、有趣味，从而使新时代的故事讲述，不仅能够吸引人和打动人，同时也能够富含影响力、感染力和生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新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对“文化润疆”的责任使命与完整意涵，加以精准把握和系统梳理。首先，“文化润疆”是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它将影响、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各项变量，统一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内进行分析和考察，并将之锚定为考察中央与边疆、民族与国家以及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复杂关系的一种规范性蓝本，从而在确保新疆社会稳定有序和主权国家内部关系和谐融洽的前提下，使之能够持续“滋生”共性和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其次，“文化润疆”也是一种话语，它建构了一种新疆社会与国家主体之间经由文化经络而生发联系的知识谱系，并使得主权国家对于新疆地区的主动统拢与治理行动，具备了一种可经推敲的学理性解释与道义基础。最后，“文化润疆”还是一种实践逻辑，无论是对新疆辽阔区域的有效管辖与现实治理，还是对新疆多民族关系的维持巩固与团结聚合，都难以跳脱文化、民族与国家的三方互动，“文化润疆”不仅对这种复杂关系结构下的内部机制与运行逻辑进行了初步阐释，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一条基本性的路径线索和实践方案。
注释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