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
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涛声依旧》
无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何抽象，经济学的生命力看来越来越倾向于致用之学。作为解释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学，不仅分工越来越细的宏观、微观、金融、区域、产业经济学等等及其进一步细分对于各现实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危机解释力难以差强人意，而且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分析现实问题的迫切必要性。
比如，最近波士顿学院教授兼Econometric Theory主编Arthur Lewbel指出，经济学对于人类社会处于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时期，但是经济学的学习必须结合坚实的阅读写作知识和机制运行、历史学、心理学、数学、优化理论、统计方法、机器学习、网络空间模型等等方面的知识。
尽管出于历史和学术积累传统的原因，中国的人文社科界更加侧重于所谓的诗性思维而欧美传统更加侧重于逻辑思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所做出的最有影响力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一系列智库的研究报告或者称智库论文上。
智库论文无论是采取慈善机构投资或政府、公司购买或资助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相关方面的最高决策者。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两三千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人文社科学者，他们除了以诗性特征积累各自的专业知识以外，影响当时社会变迁的最重要活动是向最高决策者“进谏”，即写作谏言论文。
这样，我们权且提出一个假说，即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循环：包括经济学者在内的人文社科的研究者，从数千年前写作谏言论文以影响社会统治者开始，经过长时间或强或弱的独立研究，又以智库论文的形式回到影响社会最高决策者的行动中来。
当然，从谏言论文比较典型的三段式论述形式看，谏言论文离“科学的”论文要求还是距离很远的。
所谓的谏言论文“三段式论述”，其一，开宗明义表达自己对于某件事的立场，通常是对某事的反对态度；其二，说明理由为什么自己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说明的方式可以是说理、用典、比喻、论辩；其三，最后是政策建议，劝诫最高决策者采取与自己相同的立场，通常是放弃或停止某项被认为不当的行为或政策。
其实，第一段和第三段相当于现代论文的引言和结论，关键是第二段的内容在古代与现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兴盛于春秋成形于两汉的“奏疏”、“奏章”或“奏议”，虽然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思维优点，也留下了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佚名《邵公谏厉王弭谤》）、“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谏逐客书》）、“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等等在华夏影响深远的谏言论文名句，但是，谏言主题的论证仍然没有采取严谨的逻辑证明方式，其结论也没有建立在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之上。
作为一个理想的严格科学体系的建立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研究者并客观存在的，不带有主观因素；第二，自然界被几个关键性普适规律所支配；第三，自然世界相关的命题与判断可以由几个基本公理的组合、应用推理出来；第四，客观世界的研究必须尽可能排除这些干扰因素：意志、情感、非理性、主观、偶然性。
只有这样，现代科学才可能建立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科学体系。那么，以人类社会或以主观性为基本特征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有可能建立起科学的体系吗？经济学的回答是，可以的。
那就是，以“一致性分析”作为基本方法，尽可能借鉴和参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逻辑分析及其既有成果，以一套严格界定的概念为基础，合理设定相关知识的联系和结构。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一步步把一个比较合理或接近于科学的知识体系建立起来。
如果我们把“谏言论文”归纳为古代和现代社会的“建言献策”论文（作为其通用名称），那么很显然，这类论文还是有生命力的，不仅各级政府部门决策者需要，而且各个大型公司或企业集团的最高决策者也需要。但是，目标在于建立各个学科体系的理论论文，在如下这些方面是完全不同于谏言论文的。
其一，谏言论文强调所论及问题的突出性和鲜明性，但是理论论文强调在此基础上的问题导向性，重点不是突出问题，而是分析问题，注重分析问题的视角，在不同学科的视角上是否有创新。
例如，过去人们对于婚姻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存在难以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的人们结婚率大幅度下降的现象，而经济学对于现代家庭的成本过大、收益偏小原因的分析所采取的新视角则揭示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在问题分析上有新的贡献，而该理论也成为许多国家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思想基础。
其二，不同于谏言论文提出问题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强调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方案；理论论文首先强调的是如何来说明和解释该问题，重点在解释我们面临的该问题所具有的深刻原因和复杂背景。
例如，关于失业问题的谏言论文可能强调当前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办法。而理论论文则强调当前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还存在什么不足，应该补足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向社会揭示失业现象中人们尚未意识到的背景。
其三，谏言论文遵循就事论事和强调论述对象的清晰化原则，即所谓的“一是一、二是二，一码是一码”，要求论述事实的边界清楚。理论论文则强调去发现任何一个现象或事实的潜在联系，“经济学就是为了发现已经存在但是人们普遍尚未意识到的事物之间的潜在联系”（琼-罗宾逊语）。理论论文的分析边界是开放的，它的使命之一是力求找到事物之间新的联系。
例如，对于提出解决外贸逆差的谏言论文，必须是“就外贸谈外贸”，不能谈得太远；而理论论文则必须找出形成外贸逆差的新的潜在原因。
其四，理论论文通常是明显的或潜在的设立假定，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分析。设立假定的目的不是为了远离现实，而是为了明确此篇论文只能分析现实世界的一个局部。
当然，有些不恰当的假定让人们觉得不真实或者荒诞离奇，但是现实的荒诞性有时让一部分读者认为分析有道理。不过，太荒唐的假定（如经营者个子的高低会导致企业的成功率不同）是没有读者的。
当然，开宗明义说明自己的假定，对于理论论文而言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相反，谏言论文则没有任何假定，只要能够解决问题，什么可能的对策都可以提出来的。如同中国古人经常强调的，有效的对策应该上察天时、下用地利、中间借人和。
其五，谏言论文非常强调可行性分析，虽然古代没有可行性术语，但在观念上无论是关于出兵或征税等都要论证其眼下是否可行，即是否具备可行性。所谓的可行性，就是通过人为的操作实现的内容，以所拥有的资源、环境条件及管理、运作、掌控的能力为基础。
但是，理论论文即使是涉及到具体的政策，其政策涵义也是在所分析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个引申，从不会全面分析该政策的实施可行性。理论论文分析通常关注的，往往是最高决策者所不愿意听到的，即认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具有利弊两面性。任何潜在政策的实行，既有可能产生正面的效应，也有可能产生负面的效应。理论论文不能为了让决策者高兴而忽视另一方面的政策效应。
其六，谏言论文写作的目的，是为决策者改变可能是错误的行为或政策，并且为决策者找到那些达成新行为或新政策目标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即我们在现代谏言论文中经常看到的“抓手”。
是否找到政策抓手，通常是谏言论文写作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有人统计，中国古代的大部分谏言论文都没有成功，不但没有被最高决策者采纳反而给写作者带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可能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新政策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当然被杀头的根本原因是体制）。
相反，理论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客观规律，或者至少是近似于客观规律的经验性规律。理论论文的成功与否在于是否扩展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是找到所谓的“抓手”。
其七，理论论文不同于谏言论文，还在于对待行为动机的态度上。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为了建立初期阶段分析体系的需要，假定人在经济事务的处理上是采取理性动机，即利用尽可能多的信息为自己的尽可能大的利益服务。
但是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后期许多理论，发现即使在经济行为的动机上人们也是非理性的考虑居多，即支配人们工作消费投资等日常经济活动的第一位动机，可能不是理性的计算或算计，而是本能、情感、从众、习惯、嗜好等等非理性的动机。
与此相反，谏言论文是不能分析动机的，强调现代管理学所谓的人本管理原则，既不能评价分析对象的智力水平，更不能讨论其动机的问题。即使偶尔涉及决策者的动机也只是简单的表扬其善良辛苦、为民造福等等。
其八，两类论文的主要产生部门不同。谏言论文主要产生于非最高决策者的各级官员、群众代表、界别代表、其他公共管理熟悉者以及企业中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其他企业人员或企业研究人员等等。
谏言论文的最高研究和写作机构，应该是类似于工程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类的机构。相反，理论论文主要产生于职业理论工作者，包括大部分博士学位获得者、高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人员及少数业余理论工作爱好者等。理论论文的最高研究和写作机构，则应该是类似于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一类的机构。
智库论文则不一样，其产生于各种各样的专业智库机构，虽然在研究领域、方向和选题等方面各有侧重，但是智库论文在形式和内容是不同于谏言论文和理论论文的。这一点是由智库论文特定的使命和要求所决定的。
相比理论论文而言，智库论文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预测和解决，因而十分强调预警分析和可行性分析；相比谏言论文而言，智库论文更加注重分析问题的各种工具的运用，因而强调分析问题的全方位的认识论和理论基础。在这一前提下，智库论文至少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第一，从空间上看，智库论文必须着眼于解决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重大问题；
第二， 从时间上看，智库论文需要分析符合比较长远目标的相关问题。
第三，从可行性看，智库论文需要归纳可以运用的经济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
第四，从稳健性看，智库论文需要把分析建立在各种相关并且已知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性规律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智库论文的写作过程具有与其他两类论文不同的特点，包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和判断，尽可能排除决策者主观性意愿的主导；能够把握所研究问题的趋势性规律；熟悉所涉及问题的相关政策和政策出台的路径；具有最为广阔的包括所涉及的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全方位视野。
因此，智库论文应该是超越于理论论文和谏言论文之上，同时又具备二者优点的第三类论文。智库论文的写作可能难度更大也更为复杂。
正因如此，在世界各地的智库研究机构中，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是，智库机构本身主要作为一种研究平台而存在，不需要常设许多的职务人员和专职研究人员。
一旦确定了智库论文的某项选题，机构的负责人就需要召集各种相关专业领域的顶级专家来进行兼职性的研究，待到智库论文完成，各路专家又回到各自的日常工作单位中去。
在资金来源方面，智库机构需要向政府、慈善组织和其他非政府机构或财团申请资助，同时也可以向一些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然后以智库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出售收入归还贷款。
随着时间的积累以及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完成和高质量智库论文的影响，智库机构通常凭借其较高的信誉得以在社会上生存。当然，无论是贷款提供机构还是无偿资助机构，都不能干预智库机构的研究过程和智库论文的最终写作过程。
智库论文的最终结论不是来源于需要论文的决策者的预设结论，也不是为了符合某个既定的政策方案（在此方面倒是相似于中国古代的谏言论文），而是来源于研究过程产生的最终结果。
总之，在智库机构运行和智库论文发表制度中，智库论文通常能够提供独立研究意见，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其结论不受任何追究。相比其古代形态的谏言论文而言，智库论文通常是幸运的，大部分能够获得最高决策者的接纳和参考，更不会有性命之虞。
智库论文其实也不是完全独立于理论论文和谏言论文的，它是在两类论文的基石上形成的，它需要架起理论论文研究方法与谏言论文写作传统之间的桥梁，需要比较各种政策方案的利弊，最终寻找到面对困境的最佳方案。
王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原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4期（总第8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