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 不过，正如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那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的确，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纠缠不清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尤其如此。以往对1956年初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讨论，重点在于说明中共，特别是周恩来，表现出来的纠"左"倾向，这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本文加入这一讨论，主要是围绕这次会议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着重分析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知识分子反应的双重性。
提出问题：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知识分子会议前夕，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合作化到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同时，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 中共掌权后的第一次经济"跃进"，由此发韧。毛泽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然而，与广大农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热情相比，作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知识分子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够振奋。
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国的历代君王通过确立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规范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又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纳入官僚体制，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影响了中国社会，加上科学的发展，其结果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游离于政府或统治者外围。共产党执掌政权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俯首听命，为新社会服务。经过1950-1955年几番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大部分表示了归顺的意愿。但是，他们的情绪受到压抑，内心并不满意。
在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数不多，且后来大都脱离知识界走上仕途。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 据统计，在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建国后增加的人数约占35％， 其中不少是海外归来者。 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中共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进城之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来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书，原来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中共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如参加作家协会者，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 台湾学者陈永发院士认为，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
不过，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及旧的社会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我。 的确，1951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请周恩来到校讲演。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的谦虚谨慎、谆谆善诱，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使听者莫不感动。 正如陈永发所说："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可以迫使大多数人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立场和观念。显然，毛泽东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名声扫地"，事实上也就要先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最严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宣部长陆定一向苏联通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划定的范围内，工人、职员、现役军人、科学工作者、大学生，一直到乡一级的所有干部，都属于肃反审查之列，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到9月中旬时，已经"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 这里，最受"关注"的是"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 这在运动中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各地区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而实际人数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据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汇报的数字，在参加肃反运动人员中被斗争的人，在山西为5.5%，河北6.4%，贵州7.5%，云南9.6%，广西14.1%，有的专区（福建龙溪）内定的斗争对象高达30.9%。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斗争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师，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这个比例，在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中竟高达58%。 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也不能幸免，按照陆定一的通报，在对学术机关进行清查的过程中，拟定受审的著名学者就有250名。不过，"对这些人的审查将通过特殊方法进行"，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大会。他们还有用，"对他们应该容忍"。 尽管如此，知识分子是情绪还是由不满转化为恐惧，许多人"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过了近30年，作家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
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他们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种孙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象一盘散沙，没有粘性"。 北师大教授董渭川也谈到："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 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批判"单纯业务观点"，强调"突出政治"，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 文艺批评家们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表现出"可惊的慎重"。 总之，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
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来就有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但这个想法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主党派开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李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 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还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 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
但是，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尽管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中共党内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 实际上，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 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值得怀疑。毛泽东在感情上确与知识分子有相当隔膜，但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其说来源于他早年受到伤害的心理阴影，不如说来源于中国革命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而强化的党内民粹主义思想。毛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著名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转变，实现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而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依附于旧政权的一群人，让这些具有独立意识和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实现这种转变谈何容易。 因此，新政权建立以后，毛泽东首先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共产党整合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和对象，就不难理解了。
毛的看法在中共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国档案记载说："同陈云对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专家不满一样，郭沫若也对国民党留下的专家表示忧虑。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苏联大使讲过：'这里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还对罗申说：'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 但是，中国缺少的就是知识分子，尽管在政治上对他们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使用。 于是就要强迫皮毛相附，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1955年1月8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意图。毛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 他确实这样做了。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在毛泽东看来，到1955年底，他的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经过改造，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改造也带来了一个不良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沉。这对实现毛泽东的宏伟设想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毛泽东认为，现在农业取得了主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主动，"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 显然，现在轮到知识分子"主动"了。
调查研究：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 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指定专人研究这个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各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 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12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10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过问，知识分子问题自然引起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视，在全党上下形成了检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氛围。12月1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谈了"大知识分子问题"。他提出，"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一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顺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对资改造座谈会期间，也专门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李维汉指出，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李维汉还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 这些都表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
12月16日，中央十人小组拟就《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并下发征求意见。《指示（草案）》明确写道："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草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至于思想改造，则相应放宽了政策：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此处加了一段话："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由此看出，毛泽东此时对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和耐心。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组一鼓作气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周恩来将在大会所作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也准备好了。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准备提交大会的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组，于1955年底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研究报告。虽然目前研究者还很难看到这些报告，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从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陆续刊登了新华社驻各地分社发出的电讯，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苏、湖南、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哈尔滨等地区和城市知识分子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 1956年1月21日第10期刊登了"各地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的综合报道。笔者还在上海市、吉林省档案馆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和总结发言。这些报道或报告都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后写出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没有超出中央的口径，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六个方面。尽管如此，仍然为研究者了解当时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各地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即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1955年12月25日在省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全省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大体上要占40%左右，中间分子大约占35%左右，落后分子大约占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 来自重庆市的报告说，重庆246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重庆大学讲师以上人员114人，其中进步分子54人，占47.4%；中间分子43人，占37.7%；落后分子12人，占10.5%；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4.4%。 云南省的估计比较悲观,认为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的仅占20-30%；中间的占30-40%；落后的仍占20-30%；反革命分子约占5%。 江苏省的估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约占50%，中间的约占35%，落后的（包括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内）约占15%。 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排队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中共在整体上还是把高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不过，有一点与以往不同：各地的分析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为减少。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各级党委的关注点，从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转向检查自己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
各地反映出来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信任问题，即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出，尽管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普遍的反映是，干部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思想一成不变地看待知识分子。 上海的材料反映，对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常常不加分析地与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对"落后表现与反革命表现常常区别不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可以不伤感情的人也伤了感情"。"三反"时，华东纺织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斗争过"。 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不信任，对中、小知识分子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为严重。如1955年12月江苏省第三次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上反映，"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分子是地主、富裕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邳县有200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有些地方谈到知识分子时"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则"罪加一等"。
这种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对知识分子总体估计的影响外，也来自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是轻视，二是害怕。江苏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国家留过学的老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样子，官僚主义的架子"，工程师是"签签到，批批号，到期拿钞票"的人；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难领导、难相处"，"不敢对知识分子做报告，不敢和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南通县宣传部长说："到中学去有顾虑，感到没话讲。" 陕西流传的一个说法十分典型：许多党员负责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东纺织管理局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的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话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 重庆市反映，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组织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是帮党的忙似的"。 广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作家、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153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 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16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8所大专学校的259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 南京市9个高等学校没有吸收一名教授入党。 湖南也是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 河南省也只发展了一名教授。 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 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难怪哈尔滨市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捧着猪头进不了庙"。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即所谓"安排不妥、使用不当"。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据薄一波讲，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写出了许多有关的专题报告。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所在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去写书签，到陶瓷科去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安派他去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却被分配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有些科学家、教授的社会活动过多，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有3005人。 这种现象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业或用非所学的情况如：广东大埔县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得不到工作安置；佛山市重修"祖庙"时，本来应负责雕塑墙画的雕塑家布柏生，却在建筑工会里当一名杂工；海丰县有9个大学生当了售货员；佛山市共有24名大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4人失业。海南地区有的部门分配大学生做记账、收发或挂号工作。 马祖铭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中文教授，江苏徐州地委却分配他在工农干部学校教初小的语文，结果学员们在上课时听不懂，就批评他："大学教授连初小都教不好"。苏州市把做过大学教授的沈维钧，分配在园林管理处做办事员。 兼职或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如：江南水泥厂的工程师张阳谷，一个星期参加了29个大小会议；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身兼11职，经常在外面跑；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身兼16职，一个学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校工作；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过去身兼18职，现在兼13职，别人都说他是"会议校长"。 而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兼职竟达24个，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面开会。 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心情十分苦闷。天津棉纺二厂的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20-30%，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 如此等等。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甚至失业的状况，是对奇缺的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隐形浪费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虽在其位，却不能谋其事。武汉市反映，"在工厂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圈，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厂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里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 哈尔滨市反映，"在学校中，有些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员干部说'没接到党的通知'就不执行"。有的工厂"高等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往往不研究，不采纳，一律认为是不愿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山西省的材料说，太原矿山机器厂科研人员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对技术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三是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省市认为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如重庆市反映，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天津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生活待遇"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但这很有可能是不真实或不全面的反映，因为在同一篇报道中还谈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 有些省市则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提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正常的晋级制度，一是待遇差别不合理。江苏省有些人对6年来不晋级"很不高兴"。 太原钢铁厂32个工程师中只有两人升了级，20多个一级技术员没有一人升级。 安徽、河南等省都反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标准和妥善的晋级制度，很多人长期得不到晋级。 此外，武汉的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工资待遇地区差别和工程之间差别很大，东北、上海同一级别的工程师、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 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苏江都县湾头区58个小学教师，只有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拿月薪36.3元（比国家机关24级干部待遇还低），其余有3人拿32元（相当于25级干部待遇）；22人拿26元（相当于26级勤杂人员待遇）；还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靠借贷度日。他们自嘲："光荣愉快伟大的嘴，悲观失望痉挛的心。"
仔细翻阅和对比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尽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但都回避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痛，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珍重的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笔者所见，只有江苏省的两份材料谨慎地提到了知识分子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承受打击及其后果的问题。如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祸从口出"，不敢讲话，不敢与人往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在肃反中对教师采取"普遍地大胆怀疑的态度"，结果是"不讲不斗，愈讲愈斗"，打击面扩大到14.8%。 "很多县初步排队，中、小学教师中有问题的达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过去自觉交代的材料都当做罪行，认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 其他省市的材料则一概回避了这个问题，有的报道甚至以赞同的口气谈到，在肃反运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 对于批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造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压抑和恐惧状况，在1955年底中共各级组织所作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究其原因，中共干部的认识局限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被调查者不敢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共干部的理念中，承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进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为前提的，而把这种进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积极成果。况且，即便是经历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党委的估算，在知识分子中仍然有20%左右的落后分子，5%左右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区（如云南）的估计，这两种知识分子竟达到25-35%！ 如果按照一般的比例来计算，那么在全国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有2万个落后分子，5000个敌对分子。这个结果是否符合实际状况暂且不论，就凭这种思维模式，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值得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尽管意 识到知识分子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共并没有放松对"反动"知识分子的警惕。就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夕，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仍然对尤金大谈阶级斗争问题："自然，必须战胜阶级敌人的反抗行动。整个1955年和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将镇压大约200万名敌对分子。" 显然，虽然需要重用知识分子，但中共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12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干部会议的情况很说明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在谈到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指出，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不是就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上都没有问题了呢？就可以忽视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呢？不是的"。因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草案中的说法，"必须看到，不但中间分子，就是进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还必须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斗争，以便继续帮助他们改造自己，逐步地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省委强调，"我们要反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右倾保守主义，但也不能否认过去'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因为过去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就否定一切。……肃反中，许多单位检查，斗争面过宽，重点对象大大超过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数字。各单位应立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覆查，重新排队，端正政策；但同时在具体单位，又要根据中央指示草案中规定的界限，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工矿企业的专案小组，按中央规定，应吸收党员工程师参加，不应吸收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工厂矿山、基建单位必须按中央指示，认真领导肃反斗争，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这种态度和立场，预定了即将开始调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时也决定了已经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的内容。总之，以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由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启口的。至于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问题，更是人们绝口不谈的--大概高级知识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计中共干部也不会给予理解。无论如何，这次大规模调查反映了不少情况，但与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没有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政策调整：从使用出发的功利主义色彩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16日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主要是大会发言，发言者前后达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 召开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大会，建国以后是不多见的。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 足见中共动员之广泛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心之坚定。
中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周恩来自己先草拟了一份《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后约胡乔木谈报告起草问题。1月上旬胡写出报告初稿后，周恩来召集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最后，周恩来又亲自修改并增写了一些内容。 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个报告稿，或者有什么具体意见。毛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两封来信，都是关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 按常规，周的报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提交大会，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为此提供证明。查《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发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文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显然，报告贯穿了周恩来本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想法，但它毕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其中必然会协调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
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坦言，国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1/4的篇幅讲科学工作。在报告中，周恩来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学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而且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约占40%，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当然，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主要倾向是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特别批评说，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宣部负责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首先谈的还是在经济建设中反对右倾保守的问题，说到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上外国时，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着一种情绪："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毛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文化，文化很低，无知，愚蠢，要革这个命，要技术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很清楚，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毛泽东强调，关于这方面要向党员进行广泛教育。还说，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的知识分子，高级的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强调的只是使用知识分子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和条件而言，周恩来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的现状出发，突出的是问题的合理性，而毛泽东重点是谈使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人的感觉是更具功利性。
尽管中共内部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仍然很大。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贯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央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进行传达贯彻，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中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中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纲要。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2月22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 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 在舆论上，"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
中央和各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当地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一是迅速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积极地解决所缺房屋、所需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地皮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 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上海市的规定更加具体，如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首先改善3000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500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市工联利用已有工人休养所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解决年老体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专家"的交通问题；市合作总社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等等。 各地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都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馆准备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一倍，即110人。复旦大学各系配备了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各种办法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清华大学实行了"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他照顾。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对教师吃饭、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了照顾办法。中国医科大学为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东北药学院在食堂给教授讲师设立了专席，等等。 中国科学院图书经费也由原来80万元增为546万元，增订的书刊中有资本主义国家期刊2000种。正式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搜集、研究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最新成就。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罗隆基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给予了充分评价。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并特别提到："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
第二，解决知识分子失业和使用不当问题。据各地调查，社会上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就业。如北京市5月以前调查，具有大学程度而没有就业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学毕业的1482人，大学肄业的771人，其他68人。就学科划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有375人，社会科学和语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他科系的597人。同时，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确定录用317人，还有1508人准备录用。 8月11日，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务院专家局等五个机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发布联合通告，向社会招聘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和中等学校教学和教育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翻译人员。招聘对象首先是社会上还没有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安排不当的在职专家。8月12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发挥我国知识界的潜在力量》。招聘工作开始后，仅北京市在两周内便有1500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校教员的有700多人。各地进展大体相同，如辽宁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会知识分子报名申请就业，招聘工作委员会发出了1500多份应聘书。此项工作延至195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结束。 与此同时，一些用非所学的专家的工作也作了调整。
第三，大力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视为争取知识分子"进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4月，中共中央批准下达了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提出到1962年，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针对党内的质疑，社论指出，决不能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就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社论甚至认为，在思想作风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也要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计划。上海市规定，全市在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左右，并要求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 "从3月开始，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 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到建党日"七一"前夕，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仅上海、北京两地，几个月内就有3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谢希德，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中医赵锡武等，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级组织共接收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达到125万人，占1700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11.7%。
第四，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充分使用现有知识分子，一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中，希望在12年内至少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 规划提出，"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 同时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 中共中央所以特别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是为国家培养新专家。因此，需要急切地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殷切地提出："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他认为，"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他要求科学院每位导师带研究生从5个增加到10个，这样科学院12年内培养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 除了自己加紧培养，中共还从两个途径扩大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是委托苏联代为培养，一是继续争取仍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主要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完成学业，已有300多名回国，其余的人也将于最近陆续回国。 此后，中国一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一面继续不遗余力地争取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据当时官方摸底，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确实尽了极大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以上涉及政策转变和调整的种种措施，如果是针对当时的工农大众的，自然完美无缺，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诉求。
双重反应：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努力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党外，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去。中央和各地都动员舆论进行了大量宣传，以造成声势。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月30日至2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增加了119位新委员，还邀请了626位各界人士列席，参加会议的共计1290人。 到会委员和列席人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知识界的名流，包括受到批判的梁漱溟、梁思成以及旧派学者陈寅恪等人。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举行如此规模的会议，显然是为了展示统一战线"更加广泛"、"更加强大"和空前未有的"团结"。中共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有关知识分子的新方针广泛传达到党外，并在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讨论，以达到全面动员的目的。
尽管会议安排的报告主要是谈中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以及当前面临的新任务，但在实际进程中着重讨论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从执政者的角度讲述了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立场和决心，郭沫若则在专题报告《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对此做出回应。不过，郭沫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又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言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并营造热烈反应的氛围，在仅一周时间的大会讨论中，安排了235人作"响应性"发言。全部代表发言均由新华社发了通稿，而《人民日报》则从2月3日至13日每天以几个版面，全文刊登了226篇大会发言（含联合发言）。2月6日发表的梁漱溟发言达4000余字，2月9日再发消息，"补加一段"，以显示对其发言的尊重。
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新政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发言中不乏"兴奋"、"激动"、"欣喜"、"愉快"、"光荣"、"荣幸"、"幸福"的用语，显然已经超出了"响应性"发言所必须表现的热度。许多知识分子为自己能成为这次会议的座上宾而感到受宠若惊，也是真实的。不过，应该说他们的这种热情主要还是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在短短几年内的迅速成长，使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季羡林的发言表达了这种心境。他说：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接受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变革，有许多"苦难"，"恐怕比唐僧的81难还要加上一难"。但知识分子没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根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愈来愈高兴，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容光焕发，愈来愈精神抖擞。我们都彷佛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身体里面时时产生着新的力量。" 冯友兰说：眼看祖国几年之间，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都是欢欣鼓舞，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添上一分力量。" 知识分子当然渴望在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一显身手。数学家华罗庚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能够生长在这毛泽东时代是无上的幸福，无上的光荣。因为就在这一代，我们将亲眼看到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地进入世界水平。" 历史学家顾颉刚建议，要组织力量搜集整理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满怀信心地说：史料整理"在12年的规划里必然被列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我们大有工作可做"。
二是对于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诚意，尽管许多人心中疑惧难消，却不得不为之动容。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现在中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和兴奋，从而激发出主人翁感和参与的热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说：看过周恩来的报告后，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感动。" 章伯钧说：中共知识分子会议前，"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 陈垣则为其老友、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入党振奋不已，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
中共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心情不可谓不急切，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不能说不热烈，但在仔细阅读并揣摩政协会议的发言后，笔者感到，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为有机会为国效力，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期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谨言慎行，心中还是疑虑重重。
从1月12日开始，在会议召开之前和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石景山钢铁厂总工程师安朝俊、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羡林、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同济大学副教务长吴之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张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中科院学部常务委员葛廷燧、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然是为配合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舆论宣传，但文章本身也并非完全是应景之作，其中透露出对中共的坦诚批评和期盼。季羡林认为，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他们的政治觉悟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他还批评说，"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这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 茅以升说，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 冯友兰也说，"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 显然，他们最为关注的是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地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估计与中共后来的评价是有很大差距的。在知识分子看来，如同季、冯、茅所说，他们"绝大多数"、"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而中共的估计是，还有40%的中间分子、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和5%左右的反动分子。季、冯、茅等人的文章事实上在为知识分子进行辩护。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茅以升认为，党与非党人士之间有"尊而不亲"的现象。 吴之瀚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在于党员对"群众"的进步"重视不够"，"估计不足"。党员干部对教学"一知半解"，或者"强不知以为知"，处理问题不同党外业务领导商量。他还批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生硬粗暴做法说，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由于领导运动的个别干部对于思想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未能多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流于生硬粗暴，使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造成一定的损失。" 吴英恺则含蓄地提出，政治运动造成了对业务和技术工作的消极影响。 茅以升还批评了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以及把苏联专家的结论"当做金科玉律"，而把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的现象。 这些文章无疑表现出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调整政策的期盼所在。
相比之下，中共宣布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以后，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就少得多了。何思源以他在四川考察看到的情况，批评某些地区、单位和干部"以一种关门主义倾向对待知识分子"。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因历史比较复杂，"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使这些人抬不起头来"，"甚至在业务上也对知识分子加以怀疑"。 罗隆基提到，6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安排和使用遇到了困难，极少数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闲散在社会，因而，有比较多的苦闷，有人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他还说，"现在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 不过，即使像这种从局部和基层角度提出的批评，在200多篇发言中也是凤毛麟角。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中共政策的调整力度是有保留意见的，至少在发言中是有顾虑的。由于中共没有对过去的政治运动作出检讨性总结，知识分子即使心存疑问和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更不可能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总体性评价。例如批胡风和肃反运动，这在当时是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心灵的政治斗争，执政者本应对此有所检讨。但就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有关肃反的专题报告中，却对这场运动给予全面肯定，甚至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深入地进行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结果，在会上听到的是一片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声。梁漱溟自责"抗拒批评……真是不堪造就！""深深抱恨自己过去是太辜负主席爱厚之意了！" 梁思成批判自己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错误理论"，"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种种。 这些明显地自我上纲的做法，很难说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许多发言都集中于反躬自省，检讨自己头脑中还存在着"虚伪的个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因为正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所说："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失望心情。
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
第一，没有反思和总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过火现象，更没有触及知识分子关心的肃反问题。客观地看，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感情压抑，情绪低落，主要并不是什么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的挫伤。因此，中共要真正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对执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切实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肯定几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正确性。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周恩来的报告虽然主要倾向是承认"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并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应通过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以及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条道路"来实现，但不得不紧接着指出，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思想上"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报告仅仅指出了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这一现象，而对产生"宗派情绪"的根源却未作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知识分子同党之间存在的"某种隔膜"的原因，虽然指出来自"我们的同志"与知识分子两方面，但对前者，只以"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一笔带过，而着重指出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且列举其表现达9条之多。
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更是不加区别地对发生在1955年的一系列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艺方面批判胡风、陈企霞、丁玲、俞平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批判胡适、杜威、梁漱溟；在卫生工作中批判贺诚、王斌；在自然科学方面批判"反动的生物学家胡先骕"；在建筑学方面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度形式主义"，以及肃反运动等。陆定一认为，"这些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过斗争，文艺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团结是增强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成长了而不是被压制了"，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从前所谓'创作枯萎'的悲观论调已经破产"了。 中央政治局最后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除了批评党内存在宗派主义倾向以外，同时也批评了"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的迁就麻痹倾向。在提出要在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作适当的安排"的同时，还强调要"继续改造他们"，继续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 而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在政协会议作报告的郭沫若，也强调知识分子与领导的关系"不够密切"，问题的"另一面依然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在轻描淡写地谈到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震憾后，郭沫若说："无论怎样的微风细雨，总不免要吹动头发，打湿衣裳。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连微风细雨的批评都不能接受，那就证明他还没有进行自我批评的决心。" 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这种对中共意识形态工作丝毫不作反思的态度，使得这次会议没有真正把握知识分子的思想脉搏，"没有触及知识分子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
第二，没有触及思想和学术自由问题。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识分子更把对社会的发言权视为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毁坏。对于这种现象，周恩来的报告基本上没有触及，倒是陆定一的发言谈到了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作为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三者的界限。他在发言中指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都不能放过，但两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对于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坚决进行思想斗争，但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包括等待）"。至于"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问题、技术性质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认为，"我们这样做，就不会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上成为'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成为'盖子'。" 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划分清楚，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都是一个应该解决而从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也没想进行讨论。周恩来1月20日的总结发言，以及2月24日最后修订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或许正式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周恩来的报告以及整个会议似乎主要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则较少提及。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中共对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的认识，而对这一点，党内并没有达成共识。从过去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到现在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评党内存在着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反映了执政党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提高。周恩来在报告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一点。然而，毛泽东的看法更具影响力，在党内也更有代表性。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毛泽东本人是否赞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则是当事人的明确感受。 此外，还有文字材料可以佐证。当时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钟书的各种"反动言论"。 这份材料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大会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报告中"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虽然两种提法精神大体一致，但这显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要全党接受周恩来的提法是有困难和阻力的。
简短的结论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中共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的说法，"就有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危险。 其实，这里不只是可能性，而是必然的结果。试想，知识分子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这种资源（或曰知识产权）却不像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那样可以剥夺。那么，从理念上讲，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公有化，就必然把"异己"的知识分子本身作为革命对象。执政党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甚至还要作为革命对象，其结果无异于在"自毁长城"。周恩来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的报告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时，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但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状况时，报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更何况还有与先进分子数量相等的中间分子。这与"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总体判断明显地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来这样讲是考虑到了党内多数人的估计。陆定一在发言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 从整体上看，1956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着眼于如何争取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知识分子本来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场的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却偏偏要把他们看成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毛"，非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甚至"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知识，这种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决定了中共这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当1957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钟摆立即就回到了1955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横扫一切"臭老九"的种种举动，则是把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和敌视的"左"倾错误发挥到了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