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不久前刘爱玉老师告诉我，今年是湖北大学九十华诞，相关方面正在征集老湖大人撰写印象湖大稿件以为纪念，并鼓励我也写一篇。我199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到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1999年离开湖北大学到广西大学工作，共有七年时间。这七年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简言先生，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宽容我的少年轻狂，又对我寄予厚望，真正是难得的厚道的蔼然长者。所以当刘爱玉老师说可以写写自己心中的湖大人和事时，我马上就想起了自己曾写过一篇关于刘简言先生的小文章。现在将这篇小文章找出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时间如流水，竟过去了十年之久。从来没有想到离开了湖北大学二十年之后，还有机会回来。现在重返湖北大学，已是物是人非，而刘老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十多年了。我多么希望刘老师还健在呀！还在湖北大学校园里呀！这一年多我在校园里走的时候，刘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会在眼前自觉不自觉之间浮现出来，多么蔼然的长者呀！但稍一定神，刘老师复又从眼前消失了，心中陡然升起一种大孤寂来。虽则如此，我还是相信刘老师还在校园里，他依然和我在一起，给我鼓励，给我关怀，一如当年。感谢刘爱玉老师，让我重新找到十年前的这篇小文章，今天略作修改并作此前记，以此小文纪念湖北大学九十华诞！纪念刘简言先生！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2021-3-14
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爱，乃在于他是过渡和没落。
——尼采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想起刘简言先生来。因为出差，在百色西部地区的山谷中行走，有时候会猛然之间发现眼前的一座大山仿佛就是刘简言先生那慈祥、平易、和蔼的老者形象。
刘简言先生去世已有一段时间了，而我却最近才知道。上个月到北京开会，同时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三十年院庆，恰好跟师兄、现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戴茂堂教授住在一起。茂堂兄已有好几年没有见了。见到茂堂兄很高兴，但我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刘老师现在怎样了。没想到茂堂兄告诉我说，不久前在武汉接到刘老师的女儿从深圳打来的电话，刘老师的女儿告诉他说刘老师已经去世了，但大家都很忙，就不要来人了，问要不要以哲学所的名义送个花圈。茂堂兄告诉我说实在来不及去深圳，太突然了，只好以哲学所的名义送一个花圈表示我们的哀思了。听到这个话，我一时无语。茂堂兄也没有话。我们俩个在房间里相对沉默了好久。
刘简言先生是十多年前我在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我一九九二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毕业之后到这个所工作的时候，那时刘先生实际上已经退休了，但由于他应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的要求，继续负责《德国哲学》的编务工作，任《德国哲学》副主编，所以我们经常能在一起。刘老师德高望重，和蔼可亲，对我们年青人极好，也能与我们打成一片，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刘老师。我在这里工作了七年之后，因为厌倦了武汉，就离开了湖北大学，后来刘老师也退休了，但我们经常有电话联系。再后来刘老师因为儿女们在深圳工作就到了深圳。刘老师和他的夫人小刘老师对我最好，有一段时间他们很希望我能重返湖北大学或者到深圳工作，可惜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最后一次见刘老师是几年前我到深圳大学参加一个政治学的会议，在离开深圳的时候，突然想到刘老师，好容易见上一面，但刘老师早已卧病在床，而且大多数时间处于昏睡状态，知道我来了，他大概清醒不到半分钟吧，只问了我一句“小魏，你还好吧？”，就又睡着了，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跟刘老师说上一句话。因此刘老师留给我的最后形象是一个熟睡者的形象。当时我非常痛苦，但小刘老师很乐观，对我说，小魏，你不用担心！老刘一时半会死不了的！我想象刘老师有小刘老师的悉心照顾，或许还可以活上十年，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小刘老师的话言犹在耳，而刘老师到底还是离我们远去了。
我到湖北大学哲学所的时候，这个所正处在解体的边缘。这里曾经有三个台柱子，分别是张志扬、陈家琪和朱正琳，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风头很健，应该属于哲学的少壮派。我之所以愿意从北京到这个所工作，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三位在这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来到这个所工作不久就听说他们要走人。果然不到一年，张、陈两位南下海南大学，而朱正琳北上北京了。后来江畅教授从政治与行政学院过来主持所务，茂堂兄从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离开原先工作的学报编辑部加盟哲学所，哲学所复见气象。那个时候学校每周都有政治学习，就是读报纸，讲政策，人人都不喜欢。江畅兄把这个学习会变成了一个学术讲座会，每人轮流作庄，依次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我讲过一次现象学。我记得有一次刘老师突然对我们说，自己虽然不做学术研究，但是也想做一讲座。我们听了之后极诧异，但十分高兴。等到刘老师讲时，我们才知道他讲的题目是“立场问题”。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刘老师讲的大致内容。刘老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立场支配着我们每个人的观念与做事的方式，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人们的立场不同。一个小的团体，或者一个大的单位，要想和谐发展，必须要将每个人的立场加以协调，否则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立场，无视别人的立场，这样会出乱子的。刘老师讲的十分平易，没有象我们这些哲学学子那样用什么“前理解结构”或者“先见”之类的解释学名词，但我们听后十分赞同刘老师的观点。然而，刘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个立场问题，我却是过了好久才体会到。原来，哲学所有当时的局面十分不易，刘老师是希望我们这几个年青人要相互理解，不要因为观点不同就互不买帐，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刘老师关于立场问题的讲座虽然不够哲学，不够知识化，但是很多年来却使我难以忘怀，是我自己常常用来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一面镜子。我从刘老师的讲座中深深体会到自己比较偏激，却常常无法控制住自己，于是只好事后自己责备自己了。比如我不想在武汉工作了，想换一个地方。报告打到了校长那里，心想校长应该尽快讨论通过吧。可是过了几个月却毫无音讯。我沉不住气了，找到校长办公室，责问校长何以不给我答复。校长说，学校事情那么多，我没法答复你。听了校长这话，我血气上涌，拍了桌子，指着校长说，你是校长，学校的每一件事你都要认真处理，我的事就是学校的事，学校的事就是由象我这样的事构成的，如果没有我的事，也没有其他老师的事，那么学校岂不是没有事了吗？我自以为说的有理，说完后扬长而去。不过我下楼后就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对，校长至少是年长者，应该尊敬他，何况，校长有校长的立场啊。觉悟到这一层，又不好意思向校长道歉，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找到刘老师，对刘老师说刚才跟校长干了一架，现在后悔了，觉得对不起校长。刘老师看出了我的意思，马上对我说，不要紧，我现在就去跟校长说。刘老师去了校长办公室，半个小时后回来对我说，校长说了，没关系，怎么能跟小年青人计较呢。刘老师虽然没有批评我，但对我说以后行为做事要注意些。十多年来，刘老师的话一直谨记在心，不过错误还是照犯，只是没有刘老师耳提面命了。有时我觉得自己象一个火球一样，一旦燃烧起来，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我多么怀念从前和刘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那个时候竟没有意识到有些日子只要过去了就将永不复返！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那么，回到十年前，我绝对不会从哲学到法学，绝对不会离开湖北大学，绝对不会离开刘老师。
我现在意识到，有一位深谙世事的耄耋老者能倾听你内心的苦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对我来说，刘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老者。然而，刘老师去世了，从今以后，我的那份心事再无人可说，更无人能解了。
魏敦友
匆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2010-1-15
修改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21-3-14
